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赤色帝国覆亡之谜（91）
关于苏共党建存在的第三个问题党风问题，上文讲了党的体制建设重集中、轻民主的问题，接着再讲第二点: 在党的思想、组织和作风建设上，重形式，轻内容，使形式主义、教条主义泛滥成灾，成为苏共不可救药的痼疾。
从勃列日涅夫时期的苏共党纲、党章、党代会的决议、党的文献、领导人的言论和理论界、舆论界的宣传来看，这一时期的苏共是非常注重党的思想、组织、作风建设的。但实际上这一时期苏共党的问题却恰恰暴露出党在思想、组织、作风建设中的低效和无效。原因何在呢？
首先，在苏共的思想建设工作中，存在严重的形式主义、教条主义。(这是世界上所有执政的CP的通病)从形式上看，勃列日涅夫时期，苏共有一套完备的马列主义教育体系，有统一的政治学习制度，还有庞大的舆论宣传工具。1981年3月苏共二十六大文件中宣称: “38000万份报刊是每天进行宣传的可靠渠道。我国有7500万台电视机的屏幕每天在放映节目。也就是说，每天使几千万个家庭既有可能接受必要的有关党的政策的宣传，也有可能获得各方面新的知识，丰富自己的思想和精神”。苏共舆论宣传的力度虽然强大，但是，由于思想宣传中的空洞无物、表面文章和政治空谈，特别是理论脱离实际和言行不一，使苏共的思想教育工作收效甚微。党员的党性观念淡薄是一个很普遍的问题，党内的思想统一也是徒有其名。所谓人民的积极拥护，党的团结统一都是表面现象。
其次，在苏共的组织建设工作中，自上而下党的组织体系很健全，党的基层组织遍布全国，而且数目直线上升。1971年3月苏共二十四大报告中说: “我党现有基层组经37万多个，这比二十三大前增加了45000个。” 到二十五大时，基层组织又增加了两万多；到了二十六大时，基层组织已发展到41.4万多个。几乎在所有的企事业、机关和乡村里都有苏共的基层组织。但是，苏共自己也认为“党的组织生活在很多地方已名存实亡，不过是走走形式而已”；加上以委任制为主要形式的干部制度，下级只对上级负责，上级不对下级负责，结果在“苏共党内形成了上级作决定，下级服从的局面”，广大党员的主动精神和首创精神无从谈起。
再次，在苏共的作风建设上，除了空泛的说教外，几乎没有采取什么有力的措施。例如，在与党风建设密不可分的监督机制的建设问题上，赫鲁晓夫时期，曾经把国家监察委员会改组为苏共中央和苏联部长会议的党和国家监察委员会。1965年苏共中央12月全会决定将其改组为苏联人民监察机关。勃列日涅夫在《关于改组党和国家监察机关的讲话》中解释说: “我们的苏维埃监察制度是最民主的、真正人民的制度。在我们社会主义国家里，一切权力，其中也包括监察权力，都属于自己国家的惟一主人。” 但是，在限定人民监察机关的权力和义务范围时又说: “人民监察机关并不监督党的机关的工作，党的机关的工作由党内监察系统根据党章进行监督。” 由此看来，人民的监察机关与对执政党行使权力的监督仍是毫不相关，党的监督机制仍是在自身封闭的机制中发挥着有限的作用。
总之，即使是在苏联鼎盛的勃列日涅夫时期，由于苏共思想建设和组织建设上的低效，导致官僚主义盛行，民主机制缺乏，不受监督的权力膨胀，党的特权、党的领导干部的特权滋生出种种腐败现象和消极现象，使得苏共的声誉和威信日益下降，给苏共的垮台埋下了伏笔。
接着上文再看比亚勒在《苏联的稳定和变迁》一书中就苏联的政治稳定和合法性问题的论述:
有人指出: 各类(苏联)骨干所共同同意的最重要的合法化原则和对苏联政权的偏爱之点包括:
反对自由民主的社会政治组织；
赞成一党制国家和党在国家中的领导作用；
从内心深处担心和怀疑政治和社会活动的自发性，由此产生一种主张干预的心理，并强调必须有强大的中央政府、组织、机关系统和秩序；
崇尚民族团结并谴责那些威胁要破坏这种团结的个人和集团；
根深蒂固的民族主义和大国主义倾向为骨干之间以及骨干和民众之间的团结提供了极为有效的持久纽带；
从根本上失去进行社会改造的劲头，并赞成苏联社会已经建立起来的基本结构；
乌托邦主义已日益消失，并赞成这种制度的合理性；
相信和支持沿着他们了解的道路是在高度发展的物质和技术方面，并结合技术和科学作用取得进步。
正如我们前面所强调过的，其他权力中心的响应，对掌权者的要求的合法性非常重要。我们现在要讨论的问题是: 通过什么“机制”来维持这种合法化进程？换句话说，到底是用什么准则和价值标准上的一体化方式在各种不同的职能和组织部门的骨干之间，在他们的各种机关之间保持其要求的合法化呢？我建议进行两个基本方面的分析: 一是分析各部门机构，如设有决策中心的政治、经济、军事和文化机构；二是分析具体的组织，如党的机构和经济管理机构等。
汉斯•格斯和C•米尔斯，在他们的《特性与社会机构》中，对这类一体化方式进行了非常有益的透视。用涉及到权力问题的手段目的论的话来说，各单位之间的关系是通过这类方式建立起来的。他们提出四种主要的一体化方式:
联系——在若干部门中，制订一种可在各个部门同时执行的共同的组织原则，用这种方法实现其合法化价值标准的一体化；
巧合——在各部门中，不同的价值标准、不同的组织原则或发展情况碰到一起，以它们联合起来的影响，形成一种往往预见不到的团结整个社会的相同结果；
集合——两个或两个以上的部门，或各个不同部门的价值标准恰巧同时达到接合点，它们就合成一套组织整体；
协调——一个或几个部门凌驾于其他部门之上并且对它们进行指导，结果其他部门就要受到这个或这些部门的调节和管理，用这种办法实现一体化。
我们主张把这四种一体化的方式应用于苏联。在合法化价值标准方面，苏联社会各种不同的部门中最明显的联系的方式，是以机关系统和组织观念为代表的。在这些部门中，每一个系统所实行的做法的基本合法化方式是非常相同的——独立的个人要求理性和道义上自决的自由倡议，要服从于正式组织之间和正式组织内部的机关系统所表示的集体要求。这样，各种不同系统的信条领域，就能以平行或者联系的方式发挥作用了。
各种不同的部门的联系，即使设想它们都有相当的自主权，也是所有这些重大部门沿着一种有计划的、下级服从上级和组织的统一原则的方向发展的结果。(在这些部门中，每一个机构所实行的导致联系的一体化原则的另一个基本合法化做法，则以“动员”观念为代表，这就是，不惜花费最大限度的力量来调动资源。)
布热津斯基在他的一篇文章中指出:
“布尔什维克革命,不仅不是同过去政治传统的决裂，而且从历史的观点来看，倒是一项新生的复辟行动。罗曼诺夫后期，是一个腐朽、逐渐无力掌握凌驾于社会之上的国家……那个执政的权贵集团的被推翻，使一个新的更富生命力、更刚愎自用和怀着新的历史使命感集团登台执政。所以，布尔什维克革命的政治结果，就是长期占支配地位的格局重新复辟。”
布热津斯基列举了革命前的传统的八个主要因素，他认为在革命后的俄国继续保持下来了。值得注意的是，还有一个因素我认为他没有提到，这个因素与大俄罗斯民族主义有关。
苏联社会的“一体化方式”就是苏共对社会的全面控制。而苏共党建模式的弊端，在斯大林时期与赫鲁晓夫时期就已经暴露。但是，由于历史因素和个人因素，那时苏共党建模式的危机还没有完全爆发出来。到了勃列日涅夫时期，僵化的思想和固化的体制，使这一模式的积弊进一步暴露，结果导致苏共党建模式呈现危机四伏的局面。具体表现如下:
自食其果的干部任命制和干部职务终身制
首先，领导职务终身制，使勃列日涅夫本人在党的最高领导职位上，无所作为地寿终正寝。
勃列日涅夫就任苏共中央总书记之后，虽然没有锐意改革、探索创新的精神，但是，因为他抛弃了前任赫鲁晓夫的许多没有成效或不得人心的政策，所以最初几年在发展经济、提高人民生活水平方面还是取得了一定的进展的。但是，随着他年事已高，苏联出现了领导人“病夫治国”和“老人政治”无所作为的局面。前苏共中央书记处书记博尔金在《戈尔巴乔夫沉浮录》一书中，生动地描绘了勃列日涅夫后期统治的情景: “很多人都非常清楚，勃列日涅夫已不能继续领导党和国家，中央政治局会议越开越短。勃列日涅夫茫然地坐在那儿，并不十分清楚自己身在何处，会议室里都有谁，应该做些什么。经常出现这种局面，他坐在那儿，读着助手们用特制大号字母打字机打出的简短讲稿，有时读错行，前言不搭后语。他大概自己也意识到这一点，用忧伤的目光望着在场的人。为了尽快作出结论和提出提案，结束这种折磨人的场面，契尔年科出面结束会议，大家急忙通过各种议案，怀着不安的心情离开政治局会议室。” 而当时苏联“国内形势极其严峻，必须采取果断和慎重的措施来扭转局势，振兴经济”，“但是，当权的领导人无所作为。”尽管如此，因为有领导职务终身制的保证，勃列日涅夫不需要也并没有离开中央总书记的位子。所以，在勃列日涅夫有意维护的体制下，没有人能够在他活着的时候接替他。而且在勃列日涅夫之后，这种情况又延续了两届。
其次，由于废除了干部定期更新制和任职限期制，从而使领导班子的变动越来越少，年龄越来越老化，结果，使这个时期的领导班子缺乏活力，不求进取；保守僵化、墨守陈规成为这个时期的一种思维定势。上层尤其如此。
从这个时期的中央委员会、政治局和书记处的更新比例和年龄结构看，二十三大选出的中央委员会，其委员连选连任的占79.4%，大大高于二十二大的49.6%。二十五大时，如果去掉去世的中央委员，连选连任的高达90%。到二十六大时选出的中央政治局和书记处，竟然是二十五大的原班人马。这就导致了领导干部的严重老化。勃列日涅夫后期的领导核心成员平均年龄达到75岁。难怪“大家看到，勃列日涅夫及其一班人萎靡不振，一事无成”。
再次，由于干部职务事实上的终身制和干部任命制，致使用人上的不正之风盛行。
对于苏共高层领导人的退休问题，前苏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利加乔夫是这样叙述的: “在勃列日涅夫时期，党的领导干部是否退休，主要取决于与某些政治局委员和勃列日涅夫本人的关系。这种程序(确切地说是无程序)必然要加重地方领导人对中央领导机关的依赖性。就问题的实质来说，一切都取决于个人的好恶程度”。在干部任用问题上，任人唯亲，搞裙带关系在苏共已成了惯性，这使许多干部为捞到官职，唯上是从，竭力讨好巴结上司；或者弄虚作假，粉饰是非，或者明哲保身，不求有功，但求无过；一些有靠山的人滋长了官气、霸气，更有甚者有恃无恐，利用保护伞以权谋私，贪污腐化。
所以，表面上看，勃列日涅夫时期苏共干部的思想比较平稳，没有再出现赫鲁晓夫时期那种不满情绪，更不会有斯大林时期的那种恐惧感。但是，这个时期由于党员干部的人身生命和政治生命都有了一定的保证，他们比斯大林和赫鲁晓夫时期有了更多的安全感和稳定感，从而使官僚主义盛行，不正之风、腐败现象开始泛滥，领导干部腐化堕落的案件屡屡发生，一些大案要案涉及到了相当高的领导干部，甚至牵涉到勃列日涅夫的子女和亲属。从1964年到1977年，仅在阿塞拜疆、格鲁吉亚、吉尔吉斯、乌兹别克和亚美尼亚五个加盟共和国，就有加盟共和国一级的党政领导人和若干名正副部长，因为参与或领导犯罪集团而被追究。随后，又有一批高级领导干部因贪污受贿、私建豪华别墅、挥霍公款和走私案件而东窗事发。
由此可见，勃列日涅夫时期，特别是在他执政的后期，一方面是党的领导人在解决国内经济社会问题上的无所作为，另一方面，则是党风的江河日下。这种局面迅速地蚕食着苏共的肌体，败坏着苏共的声誉，使苏共的威信一落千丈。
在论述以四种一体化方式衡量合法化价值标准之一的联系方式后，比亚勒以第二种一体化方式“巧合”来论述苏联的民族主义问题:
一方面是民族主义合法化的思想，另一方面则是苏联一党制国家所宣传的现代化的价值标准，正是这两者之间的相互影响，产生了通过巧合而来的合法化价值标准的一体化。这种合法化在沙皇俄国是不存在的。在沙皇俄国，现代政治中心的形成，卷入了当时传统国家和现代化民族主义之间的矛盾之中。
在西方，民族主义的发展已经超过了模糊的情绪和理论抽象的阶段，它已经对社会秩序表示实质的赞同，它不仅承认而且肯定国家，而俄国却没有经历过西方的这种发展阶段。
从我们研究各种价值标准通过巧合一体化来合法化的观点看来，革命前俄国之所以缺乏这种合法化，是由于政治(和宗教)界合法化价值标准的防范、静止和非动员特性的结果，也是文化界流行的价值标准的夸夸其谈的空想、幻想的特性的结果。一位研究历史的俄国哲学家弗•索洛维也夫十分透彻地阐明了这个问题的实质。他说: “在俄国，民族问题现在已经不再是民族生存或民族存在的问题，现在涉及的是它存在的目的及在道义上证明它的合理性的问题了。”
在苏联，政治界和经济界合法化价值标准所具有的生气勃勃、积极动员、集体主义和受未来目标指引的性质，同文化界继承下来、并由共产党学说所鼓吹的新的历史使命感所加强和融合的民族认同的价值标准，正好巧合并且一体化了。建立苏维埃制度的阶段，同建立一个现代化民族的阶段正好巧合；管理苏维埃制度的“成熟”阶段，正好同苏联要当世界大国的欲望巧合。
通过集合实现的合法化价值标准的一体化，往往是在没有计划的情况下，即在各部门的价值标准和各个组织或职能部门的骨干的价值标准同时达到接合点时发生的。我认为，在苏联可能出现的这种集合的例子，可以以“国防重工业综合体”为代表。最重要的是，这种综合体形成了一种横越各个组织和职能部门的骨干的价值标准、信念和政策指导。
苏联的传统，加上它今天在国际舞台上的地位和野心，使得这种国防综合体的势力很大。过去那种缠绵不去的不安全感和今天新出现的不安全感，不惜任何代价要维持一个具有潜在爆炸性的东欧帝国的义务，以及在国防重工业方面所取得的伟大的成就的自豪感(这是苏联政权真正取得成就的唯一最重要的领域)，保证了这种国防部门的优势地位。国防部门是最现代化的社会部门，它所集中的科学、技术和经营管理方面的人才，比所有其他企业的总和还要多，这也加强了它的重要地位。在普通教育机构里，面向国防的教育得到了惊人的高度重视。在动员群众支持方面，谈论爱国的民族主义比起谈论传统的意识形态更为有效。它宣扬国防综合体的过去和现在的光荣。许多过去在这种国防综合体工作过的人或称之为该综合体的“毕业生”，今天还与它保持着联系，他们目前大都成了各部门的领导和骨干力量。这些人目前在多面手式的政治家和行政人员中，在理论家和科学机构领导人员中，以及在著名的作家和主要的工厂经理中，到处可见。所有这些因素加在一起，使得这种国防综合体的势力，远远超过了领导机关和决策机构中的军事重工业骨干。更重要的是，他们还可以设法在各个不同的部门、机关和骨干队伍中灌输这个“综合体”的价值标准和信念。其结果，就会造成一种政策倾向。目前，这种倾向就置根于几乎自动地最优先关心国防重工业的需要的政治教育之中。
社会一体化中论及民族问题，该问题在本系列文章中已有阐述，暂且不论。这里就社会一体化中的“集合”问题说到的“国防综合体”，略作论述。
应该指出，勃列日涅夫时期推行的霸权主义对外政策逐渐拖垮了苏联的国民经济。
首先是军费支出不断增加。苏联1963一1973年军费总额为6740亿美元，年平均增长率为3%。此后，增长率逐年提高。1971年军费支出为740亿美元，1973年为860亿美元，1975年增至1023亿美元，1980年为1750亿美元。在七十年代，苏联每年的军费开支约占全部国民收入的20%一25%。八十年代初，苏联大约有五百至八百万人在军工企业中工作，而美国只有220万人左右。
其次是国民经济的畸形结构进一步加重。军工生产的发展使工业内部的比例更加不合理，使得苏联的产业结构成为名符其实的“超重型结构”，从而严重影响了轻工业和农业的发展。
由此可见，勃列日涅夫时期的霸权主义对外政策在表面上看，似乎是提高了苏联的国际地位，而实际上却使苏联的国民经济受到了严重的破坏。这给以后的苏联解体留下了隐患。
(未完待续)
荀路 2024年2月17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