小记
春节期间，无意间发微信时提及了吃忆苦思甜饭，我的微信就被封禁了，后来发现这则帖子，在国外注册微信号的朋友可以看到，而国内注册的微信号就根本看不到了，这可能是另一种的“内外有别”吧？对微信的这种宵小行为很是不屑！老话说“肚里没冷病，不怕吃西瓜”。当局眼下这是病入膏肓的架势，就那个孱弱的腹腔，不要说是吃西瓜了，看一眼凉水怕是都要窜稀拉肚、一命呜呼了？
而像“吃忆苦思甜饭”和“过一个革命化的春节”这些看似荒诞古怪的活报剧，却是实实在在地在我们生活中存在过，甚或仍在上演着。而这都源于“不破不立”——从共产党的斗争哲学中演化出来的施政伦理。纵观二十世纪共产国际的国家以此伦理建设的结果：往往是旧的破了，新的又没建设起来，或者统一建成从东德到越南丑陋的赫鲁晓夫楼，直到现在，只要走出了布拉格或者布达佩斯的老城区，那些刺目的建筑垃圾仍大剌剌地戳在你的眼里，因为没有钱重建。
而在德国、日本甚或所有发达国家，公共建设秉承的是“新旧并存”，如此的石板路面排水迅速不积水，而有轨电车则节能环保。
哪像我们凡事“不破不立”，结果是旧的破了，新的又没有立起来，整一堆土洋土洋的建筑垃圾。在能源紧缺的今天，中国的各大城市，可能像长春那几节用作游览景观的有轨电车外，基本上都拆的干干净净了，还有多少人记得北京街头拖着长长辫子的有轨电车……
北京当局这些笨蛋把有轨无轨都拆了，欧洲都保留着使用，现在的结果是这两种车辆最为环保节能，也留下了一道道风景和岁月的痕迹——想想109路……
这都源于不破不立或破而后立的混蛋逻辑，结局往往都是——新的没立起来，旧的又破坏掉了，就弄一堆四不像来充数糊弄百姓。
而像“忆苦思甜饭”这些新的名词，应该整理出版，否则很快人们就会忘记的，而这背后除了荒诞无稽外，藏匿着一代人的血泪与苦难。
是为记。
过着大年，莫名就想吃烤土豆了。就把几个紫皮土豆洗干净放在碗里，用食用保鲜膜封住碗口，放入微波炉转上8分钟，再调上一碟蘸水料，软糯适口，有着土豆特有的浓浓香味就满腔满腹了。
兀自又想起来了儿时过春节或在学校吃过的忆苦思甜饭来，当时叫作“忆旧社会苦、赞新社会甜的‘忆苦思甜’运动”，把强迫全国民众在延续千年的传统年节一起吃难以下咽的年饭的恶状，幻化成‘越忆越恨旧社会，越谈越爱共产党’”的荒诞剧——真TMD！吃个如猪狗食般的饭都能搞成个全民运动。
而对所谓的“吃忆苦思甜饭”，我有两次颇为深刻的记忆——
其一是儿时的大年初一，生产队的大墙和旁边集体猪圈的大墙上，都用粗暴的毛笔写着“移风易俗过春节，大年三十脚不歇”、“干到腊月二十九，初一起来再动手”和“三十不停战，初一坚持干”等大标语。从大田里苦挣了一天的大人们收工回来，拿着农具冷冷簌簌地站在生产队部门口的空场上，我们这些孩童因为家长没有回家不能吃饭，也都零零落落围在四周看热闹。说了些什么记不得了，只记得架在树杈上的大喇叭里放着凄凄惨惨戚戚凄凄的革命歌曲“天上布满星，月牙亮晶晶。生产队里开大会，诉苦把冤伸。万恶的旧社会，穷人的血泪恨。千头万绪，千头万绪，涌上了我的心”……
也不知过了多久，突然一阵叫骂声让我们这些孩子们都来了精神。原本是要接着批斗我叫大伯的富农楼高伯，让我外婆的邻居雇农兴旺舅舅给骂散了批斗会。多年后我曾问他当时的经过，记得他仍愤愤的有此一说：
“这事我记得真真的，大过年的干了一天活还不让人吃饭，我泼烦的很，就骂出了口——你们糟蹋人也不挑个好日子？大过年的你们教我给楼高叔撒(sá，头)上垒疙瘩（无中生有），真的是亏了先人了！我在楼高叔家熬长活，人家没亏待过我。大忙三夏收麦子，给我吃的是大白蒸馍，给自己的婆娘和娃吃的是两搅面的馍，年底了还给我几袋子磨好的麦面抵工钱。我吃人家稠的，拿人家干的，咋能昧着良心给人家捏弄是非？”
其实这个舅舅并没有什么血缘关系，用乡间俗语来讲就是——“乡党的班辈，胡毬的安顿”或“一家的姑娘，一个村的舅舅”。不过他为人耿直，干活不惜力气脾气又大，谁家有事都会舍力帮忙。乡性好，成分更好，生产队干部和工作队都拿他没办法。
而其二则是我所亲历的，说来颇有点黑色幽默：
记得那是我上小学低年级时的一个六一儿童节上午，学生老师都集中在大操场主席台的土台子前面，主席台两边插着一溜血红血红的大红旗，土墙上好像还写有“不忘阶级苦，牢记血泪仇”之类的大字标语，吃忆苦思甜饭时，大喇叭上播放着《大海航行靠舵手》的曲子，校长和主持人讲了什么，相信在那个年月经常开此类大会的同学们都没有心思去听。
而会议其中当《白毛女》的插曲“北风那个吹，雪花那个飘……”再次响起，大家都纷纷往主席台上看，倒不是因为乐曲，而是主席台上出现了新面孔——今天请来做忆苦思甜报告的主角、平常时日里按班辈我叫八爷的老贫农。只记得他坐在高高主席台的椅子上，像是身上爬满痒痒虫似地搓手、抓大腿、挠脸，活像老戏台上一会儿都不会安生的孙猴子，而他那张老的只剩下沟壑的脸上，横竖纹路里的汗水在太阳的反射下一闪一闪亮晶晶的。他原本就不善言辞，在千人百众面前的拘谨与慌乱就显而易见了，而开口说起话来也就更加前言不搭后语了：
“歪狗日的旧社会，把人就给给扎（压榨）了，老人娃娃都有饿百毁（饿死）的。咱务弄庄家的，给家里弄不下一点像样的吃喝，熬到后场子，就连野菜、榆树皮、草根都吃光了。那可真的不是人过的日子呐”……
讲着讲着八爷在台上真的就是鼻涕一把泪的了，主持人眼看控诉快到了高潮时，为了加强控诉“万恶的旧社会”的效果，不失时机地问上一句：八叔，这么苦的日子，你记得是哪一年?八爷肯定地回答：就是1960和1961那两年。全场顿时就尴尬冷场了。
主持人立即播放《东方红》等歌曲，籍以盖过控诉者的声音，随机在用文革运动中特有的高亢变态的声音对着话筒喊：忆苦思甜大会现在开始！吃饭。
然后大家就像模像样地争抢着吃起难以下咽的“猪狗食”来，就是少不更事的儿童，也没有人敢表现出哪怕是一丝的不快来，因为这是政治态度问题。
而用老娘日长说我的话来讲“打小吃饭就奸馋（挑剔）”的我，怎么也咽不下去每人发到手的那个铁疙瘩似的窝窝头，也不知里面掺杂了什么，吃进嘴里直剌嗓子，就偷偷把剩下的藏在裤子口袋里准备会后扔掉，事后却被同学告了密。
这次告密好像没有什么太坏的后果，而另一次被告密，则是毁了我的“政治生命”——
记得那是刚上小学一年级，我无意间gen小朋友说:红领巾那么红，男孩子戴在脖子上很是难看。逐被同学向老师告密，老师当众怒斥我糟蹋“革命先烈用鲜血染成的红旗一角”，同学虽小，大都会察言观色，从此我就成了告密的对象——记得有一次我把从家里带的馒头放在课桌的抽斗里给忘了，馒头发了霉，同学就告老师，老师说我浪费粮食；又一次，刮大风把教室的窗户玻璃刮碎了，老师说是我搞的破坏，我否认，老师拿出同学写的揭发纸条，我认识了平生第一个笔画最多的字——撬——“我看见下午放学后周用小刀撬坏了班级的玻璃”，用老家话讲就是“狗拉的都赖你拉的”，故我小学五年就没有入“红小兵”，中学“红卫兵”、“共青团”之类的组织自然就与我绝缘，在我这个年纪，倒落了个“政治清白”——因为从没参加过任何政治团体。
至今想起告密文化仍有余悸:告发我的同学同是一年级，才七岁左右吶，真的是“告密要从娃娃抓起”吶。
而我们与中共最大的分野，可能就是所谓的“审美或情趣”——在族群、国与国和个体的人与人之间，差距最大的既不是宗教，也不是肤色或者语言，而是审美情趣——人们最终的聚合，这也是基点。也区分着什么叫恶俗与情趣、粗鄙和细致、甚或是活着与生活。
附：忆苦思甜饭是中国大陆五六十年代及文化大革命期间“忆苦思甜”群众运动中的一种，而“忆苦饭&被号称代表了“旧社会”的饮食标准。其“苦”是相对于白面大米等正常主食而言的，是对旧社会饥荒时期非正常食物的还原或夸张，对当下则是越难吃、忆苦思甜的效果就越好，通过反差会让人更对新社会感恩戴德。
“忆苦饭”常用材料是所谓“粗粮”，包括玉米面、高粱米/面，山芋干/粉、麦皮和玉米面的“混合面”、芋头花、南瓜花、萝卜，野菜，米糠，榆钱等等。材料并没有定式，因地制宜，唯一目的均是以让食物尽量难以下咽。部分地区和单位制作忆苦饭存在故意不放盐，或使用腐烂物，稀泥，沙子，煤炭之类通常不可食用，乃至危害健康的物质作为原材料，来增加“忆苦”效果。
吃“忆苦饭”往往带有较强的仪式性。活动一般在重大节日、家人生日或学生农忙劳动时举行。有些人会亲手调理“忆苦饭”给家人食用，亦有人在学校或单位烹制，又或把队伍带到农村请农民烹制。开饭以前，往往还要先听忆苦报告，既可以是贫下中农现身说法，也可以是听录音。报告结束后，往往还有喊口号，唱忆苦歌等环节。
吃的时候，政治积极分子通常要起带头示范作用。无论多苦涩难吃，都必须强撑着往下咽。参与者如果表现出抗拒或者迟疑，就可能被视为政治上不积极或者“态度有问题”，从而受到批判或者惩罚。
忆苦饭也存在流于形式的情况，即很多时候食物只是粗淡而并不刻意往折磨人的方向烹调。当然这种情况如果被好事者揭发，有可能被“上纲上线”招致政治上的麻烦。
（文革旧照皆取自网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