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是我把王伯恭这个人又重新找了回来
廖：你去采访过王伯恭家里的什么人？
周：我先找到他的女儿王瑜，他女儿对我说：我爸什么东西都没有，连一张照片都没有。
我觉得王伯恭老师是我给找回来的。
我说：人死了连一张照片都没有，这很残忍。我就开始给她做工作——我们聊天时你不是说过，给你父亲开追悼会时有一张照片吗？给你父亲平反的时候经是1970年年代末或1980年代初了，从平反之后到现在那张照片呢？
她仍说：就是没有。
我说这不可能。我就反复在问她这个照片的下落，她就是说没有，记不得了。
在我结束访问后，有一天我给她打电话的时候，她才在电话里说道：为我爸平反那时候，我丈夫和我妈还因为我爸爸的历史问题关在“牛棚里”，我不敢留这个照片，我觉得他是一个是国民党，迟早还会给家里招灾惹祸的。我就把我父亲的所有东西、包括那张照片都烧了。
我又问她，你有个女儿在那里？
她说：我女儿在西安外国语学院工作，她那会儿才几岁，什么也不知道。
我说：没事，你把她的联络方式给我一下，我随便找她聊聊。
然后我就找到了王伯恭老师的孙女说了来历，她说：我奶奶临终留下了一包东西。她当着我的面打开了，她奶奶真的很棒！这包东西里有当年王老师火葬的火葬证明书、医院的尸检报告、还有他的照片……几乎所有资料都找了，等于我把王伯恭老师又重新找回来了。
因为他孙女说：几十年了，我从没有打开过这包东西，也不知道里面到底放了些什么材料，只知道奶奶说是和爷爷有关的。
我当时也非常开心——终于把这个人又重新找了回来。再怎么说他都是一个人嘛，他是一条活生生的生命。你想，他当年能千里迢迢到广州投考黄埔军校、参加北伐等，就证明他是一个绝对有热血、有激情的人，最后那样躲到一个大山里去教书快20年，最终都没躲避过迫害。这样一个人，若没有这次在他孙女处寻找，作为一个人、一个个体的生命，都没办法证明他在这个世界上存在过。
五、打人凶手的漫不经心，是对两位老师的第二次杀戮！而文革之所以在中国没有得到反思，就是这个政权一直还在延续，而现在几乎所有在权力中心的人，或多或少都是文革的既得利益者和间接的受益者。
廖：你就是这样反反复复的回中国去，好几次去采访这些人，除采访过被打死人的家属和他们的后代外，你是不是也采访了其他的人？
周：我也采访了其他不少的当事人。我觉得可怕的就是那些曾经打死人的人——我找到了一个凶手，他叫白解放。他一直在拒绝我的采访，他一开始还答应了，最后就以各种各样的理由躲避。没办法了，我就跟他通话，而我觉得这个过程比较难得，我跟他通上话以后，他没想到我会偷偷录音，因为我没有办法，我找不到他的人，电话也不知下次能不能打通，所以我跟他一接通就开始录音。
他在电话上说：都说我一砖头把王冷老师给拍死了，那么现在让我试试看，让我拿块砖头在谁的头上拍一下，看看能不能把谁拍死？其实这没有什么，当年我就是年轻，想参加红卫兵，大家都想带红袖章，大家批斗（老师），我也跟着批斗。打死人就是那样的，全国人都是受害者嘛，我现在没问题，我没有罪，我的孙子今年也高考了，考得还不错……
电话里他还不断的在“哈哈”地笑，我觉得这比打死人更可怕，这是他面对生命的一个态度。而且他已经快70岁、也是一个快死的人了，没有一丝一毫的忏悔。其实这比打死人更让我感觉到恐怖——他打电话的语气非常的漫不经心，我当时觉得他的语气其实是对两位老师的第二次杀戮！大夏天的让我觉得后脊梁骨直发冷。
我觉得我在做这个过程中很有感触，因为我做的不单是文革，其他政治运动也做了很多，我觉得为什么文革在中国没有得到反思？就是这个政权一直还在延续，而现在几乎所有的人，只要是在权力中心的人，或者靠近权力的人，或多或少都是文革的既得利益者和间接的受益者。
你想想看——江泽民在文革也是个处长是吧？胡锦涛是个中层干部，习近平在当时的出路也是最好的——被推荐工农兵学员上大学。所以说历任当权者，他们都不是文革的直接受害者。而真正的受害者，就是那些死掉了的人。
如果文革前身处权力中心的人，他们即就是暂时沦为文革的受害者，后来也都变成了受益者，对不对？邓小平的儿子在文革中变成残废了，但后来他有多跋扈？而邓小平文革中三起三落时，她的女儿还能被招到部队，当上在当时非常时髦的女兵……
相关文革，我在网上发了一张照片，还有点意思——因为我发现就在西安城区附近，就有几十家“人民公社大食堂”，就是那种文革色彩非常浓厚的餐馆，年轻的服务穿着老式军装，带着红卫兵的红袖章等，这些镜头我的片子里面都有，这个现象是很让人恶心的，也是可怕的。
我把一张“人民公社大食堂”的照片放到网上，并加了一句话 ：如果在柏林街头，出现一个“纳粹党大食堂”会怎么样？
有一个年轻人留言：共产党没倒台呀，而纳粹党倒台了。
这就是关键，而文革能不能反思，这也是关键。
六、文革真的结束过吗？文革在中国随时随地都可能发生——文革在中国一直都是正在进行时！
廖：真是的，我有时真不知道，因为人事实上是人同此心，心同此理，人总该有一点良心，有一点良知的吧。为什么？中国经历了从共产党夺取了政权以后，一而再，再而三，几十年一直作恶，一直加害于普通的人，或者不管是什么人，弄死了这么多的人，怎么好像什么都没有发生一样。
你现在问问年纪稍微大一点的，他们也都不记得了，什么土改、什么三反五反、什么反右、什么大饥荒和文革的，现在好像什都没有发生？怎么会是这个样子？你想想看，在德国你我已经住了这么久了，如果希特勒的事情大家都不说，好像没有发生过，这是完全不可能的事情。而即使政府不让你做，每个人都是有良心的，就算面对自己的良心吧，你也该做点什么？这跟宗教有没有关系？为什么中国人就这么没有良心？
周：我觉得跟宗教关系不大。跟恐惧有直接的关系。就是说如果所有人都不敢公开的讲过去发生的事，那原因当然是恐惧、渗透到骨头里的恐惧了。比如好多人一讲到文革，张口就说文革10年如何如何的，我就会疑惑：文革真的结束过吗？文革真的是10年吗？
现在官场和民间所说的那种语言和行为方式，和文革真的有多大的差别？民间普通人动不动几万人上街“抗日”和抗任何“外敌”，看个日本产的车，就砸车打人；而官方动不动就把一个自己不喜欢的人，先从道德上先抹黑，再把你拉到电视上让你当众认罪。而这些行径，完全就是文革的思维方式和行动模式。
在眼下的中国，文革随时随地都可能发生，这就是我做这个片子最重要的原因——提醒人们——文革在中国一直都是正在进行的时！任何一个人，特别是官场，你在台上，你就是领导人，你人五人六的。只要一下台，你就是乱搞女人，贪污腐化什么的。而这些熟悉的词汇，随时都会按在每个官员的头上，都是有可能或正在发生的。
而对和当局意见不一致的人，手段和文革几乎是一模一样的，动不动就搞一个“批倒批臭”式的电视揪斗，比如有一阵子，拉一个叫薛蛮子的到电视上去认罪，讲他自己如何嫖娼、嫖了几次、细节等等的不堪，全部向着全中国无论男女老少的电视观众公开。而他仅仅是一个不太能与当局合拍的企业家而已。
可这一场景，就是把人的尊严和隐私全部给你当众剥开，和当年挂着大牌子游街批斗“破鞋、坏分子某某”又有多大的差别？
七、在拍摄过程中比较有意思的事儿，就是发现了一些和佛教讲的“因果”或“现世报”相关的玄幻故事。
廖：你在拍摄过程中有什么有意思的事儿？
周：再讲一些拍摄过程中比较有意思的事儿，就是说37中文革发生的这个事件，除了让我对人性、对机制和制度的绝望以外，其实还发现了一些和佛教讲的“因果”或“现世报”的故事，这也是我拍这个片子有意思的一面。
我第一个访问的是王冷老师的女儿叫张晔，那一天我一连换了4个地方都不能拍摄：到了一个平时人很少的茶馆，那天却人很多，也很吵；又找了一个朋友的咖啡馆且是非营业时间，又来了一群年轻人临时聚会；借了朋友的空房子，刚支好架子试镜，隔壁又开始装修，这又是一个问题，反正一直就是找不到合适的拍摄地方。
突然我问一个朋友，朋友说他在大雁塔那里有一个佛堂，可以到他那去拍摄。结果到了朋友的佛堂，拍摄进行的出奇的顺利，而这第一次和张晔见面，谈的也非常深入，建立了互信 。
拍摄完回来以后见到了芦苇，他问：今天在那儿拍的张晔？我答：在大雁塔的某某地段。芦苇听罢非常吃惊，当即对我说：当时我们学校的学生造反派头头，一个叫罗建立，一个叫罗建新，就是亲兄弟俩，哥哥是当年三十七中革委会的主任，打死两位老师时他们是主谋。
可后来到了1970年代中期，哥哥把弟弟就拉到大雁塔，因为家庭问题，他俩都是军队干部子弟容易搞到枪，哥哥就用手枪一枪把弟弟打死了，就是行刑枪杀的那种近距离射杀，你就能知道他有多么残忍。然后给哥哥判了刑，最后他在服刑中死在了监狱里。
事后一个朋友陪我去当年罗建立枪杀罗建新的那个地方实际看了看，而这里距离我第一次采访王冷老师女儿的佛堂仅几百米！我当时就觉得可能这冥冥之中会有一点因果关系。
（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