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十一
杨文峰确实没有撒谎，他没有必要撒谎，因为他并不同情父亲的遭遇。
有的孩子记事早，有的孩子记事晚，记事早的孩子四五岁就记得很多事，记事晚的孩子甚至无法记得十岁时发生的事。然而，像杨文峰这样三岁就记事的孩子肯定不是很多。至少，他的父亲杨大昌就绝对想不到坐在台下的三岁的儿子已经开始记事。那双童稚的大眼睛忽闪忽闪好奇地盯住双手反捆、背上插个牌子、头上戴个高帽的父亲，他不知道父亲为什么总是回避自己的眼光，他更不明白父亲犯了什么错，是摔破了花瓶吗？为什么那些哥哥姐姐叔叔阿姨上台使劲抽爸爸耳刮子呢？如果我犯错了，爸爸只是轻轻打几下自己的小屁股……
父亲怎么也不会想到，三岁的孩子已经记住了这一切，当然记事不等于懂事。那么，杨文峰又是什么时候开始懂事的呢？话又说回来，什么叫做懂事？有的事你一辈子都弄不懂，那叫不叫懂事呢？
他坐在第一排看到了一切，也记住了一切，可是他完全搞不懂。他只是静静地坐在那里，直到有一个人宣布会议结束，之后要就是在父亲屁股上踢一脚，要就是朝父亲脸上吐一口口水。然后大家就一哄而散，父亲被人松了绑，等到人走得差不多了，他就开始打扫会场留下的垃圾。杨文峰也会去帮忙，但往往是越帮越忙。等到父亲汗流浃背气喘嘘嘘打扫完毕时，父亲就过来紧紧抓住他的小手，一跛一跛牵着他离开。
杨文峰那时虽然心中有很多不懂，但看到父亲的脸色，他什么也不敢问，事实上他也不知道从哪里问起。后来，再大一点，当父亲已经习惯了被批斗，也不再回避他的眼睛的时候，他开始试着问父亲一些问题。
“爸爸，什么是特务？”
“爸爸，你为什么要当特务？”
“爸爸，我想到妈妈那里去。”
他的问题越来越多，他记得从四岁到五岁，他不停地问问题，但在他的记忆中，父亲几乎从来没有给他答案，或者说，父亲从来没有给他让他值得记住的满意的答案。
六岁的时候，有一天，父亲给他穿上一套新衣服，把一个书包挂在他身上，牵起他的手，把他送到了学校。
“爸爸，我不想上学，我为什么要上学？”
父亲蹲下来，捧着他的小脸，用疲惫的声音说：“你要上学，好好学习，今后到城里去读书，去大城市读大学，还出国留洋，当一个有用的人……”
“爸爸，我不想当一个有用的人，我想和你在一起，我也想当一个特务——”
之后发生的事是他整个童年记忆中父亲唯一一次打了自己一个耳光，父亲的耳刮很重，他被打蒙了，忘记哭，倒是蹲在地上的父亲捂住脸呜呜地哭了，看到父亲哭了，他更哭不出了，他伸手为父亲擦眼泪，连连说：一点都不疼、一点都不疼……
从那以后，他再没有去和父亲一起陪斗，但他却渐渐知道了很多事情，也渐渐明白了很多道理，弄懂了很多以前不懂的事。父亲宁肯让自己陪伴他挨斗也没有把他送到乡下妈妈那里，显然有他的考虑，后来他才知道，和妈妈一起住在乡下的哥哥姐姐并没有逃脱“特务狗崽子”的厄运，都受尽欺负，留下了身体残疾。他还知道了，父亲为了养大自己，不得不按照当时的人民公社革委会主任李新生的意思“坦白从宽”，很多罪行都是李新生从全国各地的间谍特务案件材料上抄写下来，整理成一份滔天罪行后让父亲直接签字认罪的。父亲为了留下一条命，也为了幼年的杨文峰能够长大成人，经受了非人的侮辱和虐待。按说父亲早就挺不住了，但父亲却硬是坚持到十年浩劫结束，坚持到恢复高考，坚持到大学录取通知书送到他的手上……
上个世纪八十年代初他考上大学后，父亲感觉到自己时间不多了，于是想告诉他过去发生的一切，杨文峰这才发现，父亲竟然还记得他五岁时提出的那些问题，父亲竟然想回答他那时提出的问题，杨文峰觉得不可思议。其实父亲大可不必如此，他早在十岁以前就找到了答案。
他没有兴趣听父亲的答案和解释，父亲看到儿子的反映，以为他忘记了，以为他不记得了，以为他忘本了——父亲很伤心，他揉着已经半失明的眼睛，数落起儿子，到最后他想起了那些往事，那些当时他不敢哭不能哭的往事，他哽咽着说，你不能够忘记过去，要记住爸爸受的那些苦，那不是人能够经受得住的，我要走了，你要记住爸爸受的那些苦难……
行将就木的老人擦掉浑浊的眼泪，吃惊地发现儿子那张脸，那是一张他早该注意到却一直不能理解不敢相信的脸——冷若冰霜，嘴角浮出一丝冷笑。
得不到儿子同情的老人目瞪口呆说不出话来，眼睁睁看着面带冷笑的儿子转过身，迈着冷酷的步伐走了出去。
他不是不同情父亲的遭遇，只是父亲的那点遭遇和他受的苦难相比，算得了什么？
（未完待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