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4年02月28日
深埋大地近一千年的大秦景教流行中国碑的出土，披露了被遗忘的一段中外文化交流史。这一遗忘是岁月流逝的无情结果。但很多遗忘则是人类出于偏见、仇恨故意为之。这类例子在近代中国历史是屡见不鲜，甚至层出不穷。这里举一个我曾探究过的典型例子。这宗遗忘不仅涉及仇外偏见，而且还有马列意识形态的颠倒黑白。
这宗被遗忘的故事主角是两百多年前生活和工作在中国的一位天文学家。他任职中国皇家天文台（钦天监）35年，任监正（台长）28年。他对中国天象观察、历法计算贡献极大。现中国北京古天文台清代八大古天文仪器之一的玑衡抚辰仪即是他与其前任监正先后共同主持设计制造。他在北京发现的一个彗星以他命名。他甚至还是第一个精确统计中国人口数字的数学家。他也是一位地理学者，曾为中国皇帝绘制猎场地图，首次确定中国帝都北京的精确地理位置，计算出北京与俄国圣彼得堡经度差为5小时44分16秒或30秒。
这样一位对中国科学贡献甚钜的杰出科学家，最后竟然被中国人忘得干干净净，两百年来连名字都没人提起过？
很简单，因为他不是中国人，而是一位西方耶稣会传教士。1703年8月27日出生于奥地利帝国在巴尔干的城市莱巴哈（今天斯洛文尼亚的首都卢布尔雅那，当时属于奥地利）一个日耳曼贵族家庭。他1738年抵达中国传教，1774年长眠北京，葬于西洋教士墓地，现北京车公庄大街北京市党校。他把一生献给了中国的天文事业，但他的名字和功绩却被淹没在中国历史的尘土中。
雍正皇帝在1723年开始执行禁教政策，中断了明末清初的西学东渐。其后约120年，虽然一直有西方传教士供职于清宫廷和钦天监，但却受到诸多限制打压，除了郎世宁这样的宫廷画家尚为外界所知，凡雍正禁教后来华的传教士，不论其工作成就有多大，在中国都成了无名氏。很遗憾，这位对中国天文学地理学贡献甚钜的传教士不幸也是在禁教时代来到中国，所以就被中国人有意地隐其姓埋其名了。
这位西方传教士在上世纪80年代再见天日，却不是因为中国人良心发现要还他公道，而是他在欧洲留下了大量的历史文献。他在清廷乾隆朝任职钦天监时候，在欧洲已是知名汉学家和科学家，除罗马教廷、欧洲的一些政要和皇室，他还与欧洲科学界一直保持书信联系，与维也纳皇家天文台、英国皇家学会、巴黎和圣彼得堡的科学学会有书信来往，将他的科学研究发现及对中国的观察传到欧洲。西方称他为“耶稣会在中国最后一位伟大的天文学家”。
他在中国的重新发现，另外两个原因，一是他的祖国，即斯洛文尼亚的家乡人对他在中国经历锲而不舍的追寻，二是中国与南斯拉夫关系解冻，这位传教士在中国的经历成为中国改革开放后开展外交的资本。若非上述原因，刘松龄在中国的一生恐怕很有可能灰飞烟灭，随风而去。
中国改革开放后的1980年，中国一个学术访问团到前南斯拉夫考察，接待的斯洛文尼亚档案馆的官员问他们是否知道曾在中国做过官的斯洛文尼亚人哈勒斯坦（Hallerstein），这些中国学者一无所知。回国后，根据斯洛文尼亚档案馆提供的哈勒斯坦来华资料，他们委托清史档案学者鞠德源帮忙调查。作为专家的鞠德源也不知，不过他知道日本人一定知道，于是他做的第一件事，就是查阅日本学者矢泽利彦早在70年代就已翻译出版的《耶稣会教士中国书简集》，发现该书乾隆篇收有这位哈勒斯坦寄回欧洲的书信，并附有矢泽利彦撰写的哈勒斯坦简历，指出他的中国名字叫刘松龄。自此“耶稣会在中国的最后一位伟大天文学家”才开始回到中国人的视野。不过鉴于目前中国的狂热民族主义情绪，也只是低调正视其存在而已，并没有像对待自家人那样歌功颂德。
刘松龄在中国其实是留下了很深的足迹，有关资料相当丰富，清政府的内阁、宫中、军机处、内务府等都有刘松龄的档案，但这些档案在清朝时候不对外公开可以理解，但清亡后，中共上台，也是保密状态，直到两百年后才陆续公布。所以在此之前，有心研究者是无法触及的。研究西方对华影响，比如传教士来华的历史是毛泽东文化专制时代的学术禁区，无人敢去尝试。
其实在民国时代已有中国学者知道刘松龄这位传教士，并在自己著作中提到过刘松龄其名。他的遭遇与刘松龄有相似处，在刘松龄在中国被遗忘之时，这位中国学者及其著作也被国人遗忘了。
这位中国学者就是西方史学者阎宗临。他上世纪20年代赴法国留学，后在瑞士弗里堡大学任教，专门研究欧洲中古史和欧洲传教士历史，精通拉丁文和多种欧洲语言。他在民国时代的历史学界很有名，抗战后归国曾在广东中山大学任历史系主任和历史研究所所长。但到了红朝时代，因他一生所学不合中共意识形态，被迫放弃其专业，改为研究中国西部历史，后来还被迫放弃教学和研究，只能在山西大学做行政工作。最讽刺的是，四清运动时候，工作组竟然下令这位学贯中西，曾发表过《欧洲文化史论》、《中西交通史》、《世界古代中世纪史》等重要学术著作的大学者去访问贫下中农，编写贫下中农家史，在政治高压下，写了《模范饲养员银富元家史》这样不入流的东西。现在看来相当可笑，也为受辱的阎宗临感到痛惜，但当年这位大学者还觉得能得到革命领导信任而受宠若惊，不以为忤，反为可以偷生而庆幸。
精通拉丁文的阎宗临在欧洲时候曾常亲自到梵蒂冈查看档案，因为次数多，给当时的教宗都留下深刻印象。阎宗临在教廷传信部档案馆查到乾隆18年葡萄牙国王派遣使节来华的记录，其中一位重要参与者就是担任葡使翻译和接待工作的钦天监监正刘松龄，阎宗龄将他的研究写在他的史学著作《乾隆十八年葡使来华纪实》一书中，提到在葡使来华时，担任翻译和接待的是“钦天监正堂刘老爷——圣名奥思定，官名松龄，热尔玛尼亚人。”热尔玛尼亚人即当时日耳曼人的中文翻译。可惜阎宗龄生前很多著作被束之高阁，与尘埃为伴。到政治气候改变，他的一些著作能重见天日时，已是几十年之后，他早已在1978年离世。
大陆学者丁东曾将阎宗临与香港文化大师饶宗颐一生的遭遇做过对比。民国时代阎宗临曾与饶宗颐共事，彼此认识，那时的阎宗临已是民国学术权威，交往的都是大学者，而饶这时还是一个没有名气的普通学者。但1949年后，因为一个留在红朝，一个移居思想自由、学术自由的香港，两人命运大逆转。一个成为名满天下的文化大师，备受社会尊重，而留在大陆的这位大师则被迫放弃终身所学，抑郁半生，无籍籍名。据阎宗临儿子所说，中共上台后，政治运动一场接一场，知识成为原罪，研究中西交通史，精通拉丁文的阎宗临连《圣经》都读不到。还被迫接受思想改造，文革时候甚至被红卫兵批斗毒打，差点丧命。
黑暗野蛮的毛泽东专制时代过去，随着刘松龄的再发现，这位因为所学不合中共意识形态而被遗忘的西学研究者也重新回到中国人的视野。很不幸，如今种种迹象显示，毛时代似乎并未完全过去，甚至还有卷土重来的的可能。
来源：大纪元时报（香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