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两个死于劳改队的、出身颇为不同的犯人，其实其经历和入狱，却是缘起同一件事–“上山下乡”运动。即文革初期的暴风骤雨后，数百万计的城市男女青年，被半强制半诱骗的动员前往农村，在那“广阔的田野上”去“大有作为”。
这场运动，催生了无数悲剧。知青虽然干了一些农活，但知识基本无用武之地，反而要和农民争抢本就不多的食物和生活必需品。而且，知青和农民，并不平等。知青打伤农民，轻者几天禁闭，打死人判几年刑；农民要打伤知青，就直接判刑；农民打死知青，无论起因都要偿命。当然，农村的干部，是又一等级。而知青中没有背景和依靠的女知青，现实里也又是一个特殊的“等级”和“待遇”。
许多男知青痛恨于从城市到乡村的落差、学业的荒废、前途的无望，整日打架、鬼混、在农村女孩身上“留情”。而女知青，往往被男知青、村干部“欺负”，一些女知青被强奸甚至生子。严歌苓女士另一篇佳作《天浴》，就是专门讲述女知青受难史实的小说。
到了后来文革结束，有门路的知青迅速返城，没门路的要苦熬，或者想办法获得批准。男知青往往靠自残，女知青靠献身。即便如此，还有一些一辈子都离不开农村了。一些女知青和农民生了孩子，也就让她一生钉在农村（虽然母亲是有权离开的，也确实有些放弃照顾孩子离开了。但母爱让许多女性放弃回城、放弃大好前程）；还有一些不是不想离开，而是早已长眠，即便“离开”，也是他/她的家人捧着骨灰离开。
而这一切，几百万人的青春和生命，本来并不必要如此损耗，不必逝去，不必发生。仅仅一小撮人的权力斗争、一个人或者最多几个人的临时起意，就让几百万人的命运从悬崖上坠落。
而“上山下乡”这个决定几百万青年命运的大运动，又只是“文化大革命”这个“运动”了全国八亿人（除了尚在襁褓的幼儿和已垂死的老人）、致死数百万的更大政治运动的一个小支流。疯狂的十年里，多少人卷入并毁灭？许多被害者，尸骨都没有留下，永远失踪了。
不止这两个劳改犯，不止文革进来的劳改犯。前面那几位劳改犯，哪个不是在“新中国”历史上的重大历史事件中遭难的呢？
“徐大亨”经历的，是没收资本家财产的“社会主义改造运动”（也称“三大改造”，改变农业、手工业、资本主义工商业的所有制、经营模式、控制权、分配方式）。由一开始还有遮掩的“公私合营”，到一点不留、罚没全部财产，多少资本家在1950年代初破产、入狱、自杀、家破人亡？而那些被“充公”的财产，也并没有真正“公有”，只是被管理和使用财产的干部和“工人贵族”们私享了。而名义“公有制”也导致生产效率低下，国家落后、国民贫困。1978年改革开放时，包括上海在内中国各地经济，普遍还不如“三大改造”前、经历战乱破坏的民国时期。
“刘胡子”则是在更加知名的、集中在1950-1952年的“镇压反革命运动（镇反）”中被捕的。他被捕前抓的人也是镇反的一部分。那些在1949年解放军南下时顽固对抗的、有所抗拒的、放弃抵抗的、“起义”的、袖手旁观的，无论国民党官兵、国民政府公务员、军警、知识分子、社会贤达、地主资本家、“会道门”成员、三教九流，凡是有些“旧账”的，或者没什么账但为国民政府服务过的，抄家、判刑、处决，仅处死的就超过百万。包括参与辛亥革命的元老、在抗战中浴血杀敌的国军官兵，也被毫不留情的处死。
前面“徐大亨”的悲剧，是在赶上“三大改造”没收资本家财产后，又紧接着赶上“镇反”，自己不知情情况下雇佣了特务做业务员，所以不仅破产失财，也差点被枪毙，最终死于监狱。很多人躲过一轮运动，却又来了另一轮运动。能够都躲过去，才是幸运。不幸而家破人亡的，才是大多数。而统治者也正是通过“切香肠”和“分而治之”的方式，拉一批、哄一批、害一批，逐渐的将所有人、包括“新中国”的国家主席在内，都置于迫害炙烤中，相继的受辱与死去。
而并不是犯人、而是在劳改队看守犯人的谭队长，参与过淮海战役和“抗美援朝”的战斗英雄，也稀里糊涂的被发配到大西北。在血腥的内战里同胞相残，又去外国协助别国同胞相残，又来到大西北，一边忍受寒冷饥饿，一边继续残虐同胞。谭队长如果愿意认真思考，估计能悟出一些东西，例如自己和许多战友、同胞，为什么被这样摆布，为什么总是在杀人虐人中生活？
但谭队长似乎并没有仔细思考这些，也想不到这么多。他更愿意支使犯人们，体验作指挥官的快感，即便他鼓动冲过哨卡会让犯人被解放军打死，也是不在意的。常年在战场上摸爬滚打，让他不再在乎人命，更何况是劳改犯们的命。相反，驱使人们送死，恰符合战争的规则，符合他的生活规律。
而在国共内战、朝鲜战争中，上百万生命在血肉磨坊里化为齑粉。不像抗日战争那样的伟大、壮烈、必要，国共兄弟阋于墙，同胞之间为了后来证明出的根本是虚假的主义，杀的血肉模糊。志愿军在朝鲜护住三八线半壁江山，却给那里的朝鲜人民带来迄今都无法摆脱的牢笼地狱。
而死刑犯梁葫芦，是“人民公社化”运动导致的大饥荒的产物，是“新中国“礼崩乐坏”的恶果。大约三千万人饿死、病死、逃亡中被打死，是现代文明史上的惊天浩劫。但历史书上仅仅以“三年困难时期”、“三年自然灾害”轻轻带过、巧妙掩饰。那是人祸、人祸！
而梁葫芦父亲“留情”后就失踪，母亲不仅与许多情夫厮混，还冒领孩子的粮食。这不仅是饥荒的后果，也是廉耻的败坏。中国的传统非常重视家庭责任，父亲、母亲、丈夫、妻子、儿女，各自有权利与义务，互相扶持。蒋介石时代发起“新生活运动”、提倡“礼义廉耻”，既是为复兴民族，也为和谐家庭宗族。
但“新中国”下，一切旧的道德与秩序，无论良莠皆成了“革命对象”、“牛鬼蛇神”，破除一切。破了旧道德，却没有立新道德。战争、屠杀、饥荒，本就摧残了文化道德。“革命”一起，更是礼仪尽没。妇女似乎解放了，但只是在更大的利维坦下。也没有宗族照管孩子，自组织消失了。
这样的环境下，梁葫芦们只能自己挣扎求生。丧失德性，杀人抢劫，成了情理之中。既然父亲从出生起就“主动”失踪，母亲不尽养育责，还夺子女口粮，那儿子弑母，某种程度反合了儒家“父父（母亲也一样）子子”权力义务对应的伦理。
而那位可以对其他犯人颐指气使的犯人–“加工队”谢队长，一个强奸犯，却混的算很不错。管犯人的犯人，也算一个官或者吏了，虽然没有“编制”，却足以在犯人中耀武扬威。他可以对其他犯人施以酷刑、随意谩骂。
这同样是那个黑白倒错的残酷年代的产物。在正常社会，刑事犯尤其强奸犯是被鄙夷的，知识分子是被敬重的，有良知的公民是受保护的。但以“革命”为名行恶的年代，那些杀人、强奸、抢劫、偷盗的刑事犯，因为不是政权主要敌人乃至可以利用，而地位待遇都位居政治犯之上，享受犯人中的特权。
这一点，不仅中国，苏联也是如此。索尔仁尼琴的《古拉格群岛》中，频繁提到刑事犯/盗窃犯/“律贼（监狱中的犯人团伙）”。这些人是真正的罪犯、社会渣滓，往往身高体壮，暴力能力当然远胜那些孱弱的政治犯。于是刑事犯常常欺负政治犯。而这不仅被管理古拉格的苏联军警特工们纵容，甚至还有意利用，让刑事犯在监狱成为进一步压迫政治犯、避免政治犯串联和反抗的工具。
陆焉识所在的劳改监狱之外，还有无数的劳改监狱、流放地。与陆焉识亦友亦敌的凌博士，1959年被发配新疆–比陆焉识所在的青海更加西去千里的地方，并于1971年死在那里。凌博士在镇反中安然度过，反右中落难了。这也是许多知识分子的命运。
相对于那些和国府国军有牵连而在镇反中即被捕被杀的，与旧政权没有瓜葛乃至早年就积极参与进步运动的那些知识分子，自以为是“新中国”的“自己人”，在1956年“百花齐放百家争鸣”中勇敢发言。等待的却是开除、流放、劳改。
反右运动本身没有杀人，甚至刑事处罚都很少。但对这些“右派”的惩罚，比正式的拘捕监禁都更可怕，也是这些“右派”始料未及的。他们被免除公职、失去私职（也有的名义上并没有被免职，但实际上已丧失相关工作），丧失了地位和报酬，流放到贫困和环境恶劣的地方，被军警和干部监督劳动。
这本身似乎还不那么可怕。但1959年大饥荒的来临，被劳改的知识分子获得的粮食配额最少，他们大批的死亡。虽然是饿死，但和屠杀并没有本质区别。政权控制着粮食配给，不给起码能活命的口粮，乃至完全没有粮，那就是在杀人。而且，统治者是故意以粮食为武器，来虐待、控制、屠杀知识分子的，死亡不是无意的连带的，而是蓄意的主动的恶性的。
多少有骨气的知识分子，就在这饥荒中死去了。许多手无缚鸡之力、从没劳动过的知识分子，刨遍了山岭河滩，也找不到足以捱过饥饿的食物。对于大饥荒，莫言先生的作品描写的更加细致。他在《丰乳肥臀》中描写了桀骜的医学院毕业的女医生乔其莎，为一口吃的甘愿被食堂的老炊事员张麻子诱奸。而《夹边沟记事》更是写实的记录了2000多名真名实姓的知识分子，在短短几个月里死亡80%的过程。
凌博士还比较幸运，没有饿死在1960年前后的大饥荒里。但也没有逃过文革浩劫，没能活到平反。小说没有交代凌博士具体死因，但无论被批斗死、饿死、病死、“自绝于人民”而死，都是死，都不是正常死。
而焉识的老朋友老冤家大卫·韦，在文革时被红卫兵暴打，文革后死于后遗症。（关于大卫·韦，还会在其他章节细说，暂时按下不表。陆焉识及其家人在多次运动中的经历也在此不表，放在其他章节）
《陆犯焉识》中每个略有篇幅的人物，都和那个时代的大浪大潮紧密相关，就是那浪潮的一部分（或者说浪潮裹挟的群体的一部分）。个人的经历，是千千万万人的经历，是时代的缩影，是亲身的见证。
再后来，历史过去，幸存的人，没有多少“直接”的证据，只有记忆的证明。我小时候看过一部揭露日本强征中国劳工罪恶的《记忆的证明》，对内容和剧名都印象颇深。中国被外敌和内贼侵害的历史，证据散佚下都只剩记忆来证明。那些勇敢讲出苦难的受难者，多么单薄和脆弱，又多么坚韧和顽强。
而如今，随着当年的亲历者纷纷逝去，连当事人“记忆的证明”也基本消失，只剩下了一些遗言，以及他人的转述。已经有许多人在怀疑真相、否定历史，乃至美化那个残暴的年代、那些暴横的屠夫。当年就有人预言中外的那些恶徒及其后代，必定会更加猖獗的否认历史和为罪恶翻案、洗白。现在果然是这样。这是那些受难者遭遇伤害后的二次伤害，是悲剧后的二次悲剧，是死亡后的二次死亡。
于是，这个国家民族在遗忘中，继续沉沦。他们被物质繁荣迷惑，却丧失了独立思考与反思能力，放弃了对权利自由的追求，许多人甘愿继续被利维坦宰制。而2020-2022年三年的“新冠清零”导致的巨大悲剧，以及最近几十年零落在全国各地的人民惨剧，都在以血泪书写遗忘的代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