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个超级大国为什么崩溃(144)
赤色帝国覆亡之谜(97)
接着上文所说的问题，人们不禁要问，究竟什么是苏共垮台苏联解体的决定性因素呢？对此，世界政要、东西方政治学家和历史学家都进行过深入的探讨。
美国前总统尼克松去世后，他的遗著《超越和平》出版了。他在这本书中指出: “美国的军事集结和强硬外交促成了苏联的崩溃。但苏联崩溃的主要原因在莫斯科。” “俄罗斯并未在冷战中失败，失败的是共产主义。美国及其盟国反对苏联向欧洲扩张寸步不让，斩断苏联向第三世界伸出的触角，这是值得赞许的。但是，给苏联共产主义以致命一击的是莫斯科的民主力量，是它们挫败了保守派1991年的八月政变，接着又在12月埋葬了苏联。”
美国前总统卡特的国家安全事务助理布热津斯基认为，共产主义、社会主义在苏联的失败，主要是因为对人的本性作出了错误的判断，无法驾驭人的潜能，摧毁了人的精神。他在《大失败与大混乱》一书中写道: “共产主义的教条式的自以为是把理想主义变为野蛮的残酷无情的行为和司空见惯的伪善。它把它宣称的理性推到了无理性的教条式的程度，甚至在大相反的证据面前还声称乌托邦确已实现。这两个因素加在一起——扭曲了的理想主义和以理性作伪装的教条主义——促成了具有破坏性的逃避现实。无力应付现代技术时代现实的后果是，最终敲响了共产主义的历史性丧钟。”
美国中央情报局官员施魏策尔在他的《里根政府是怎样搞垮苏联的》开篇就针对诸如“美国在80年代的政策成为苏联解体的催化剂”，里根政府的政策“是苏联体制消亡的主要因素”，“战略防御倡仪(星球大战计划)”之类的计划，加速了苏联的衰落等观点指出: “苏联从世界地图上被抹掉，并不是因为其改革过程或一系列的外交协议。它的消亡并不是谈判造成的，而是自身无法维持下去了。导致苏联解体的最主要的因素到底是哪些呢？是国家意识形态的破产吗？是由于共产主义违反人性而命中注定要失败吗？是苏联经济的钙化与生锈最终使其不堪重负而发生内部爆炸，就如同一个不结实的屋顶因不堪负重而轰然倒塌一样吗？历史学家可能对这一问题争论几十年，甚至几个世纪。”在该书的最后他写道: “使克里姆林宫陷入深渊的并不是哪一个事件或者哪一项政策。里根政府的总体战略之所以有这么大的威力，是各种政策的综合效应。这些政策就像一阵阵强烈的飓风吹进虚弱的苏联体制之中。苏联共产主义体制的死亡消灭了冷战。具有讽刺意味的是，目前的历史学家给了戈尔巴乔夫最高的荣誉，认为正是他才使人们看到了冷战后时代的曙光。战败者获得了比胜利者更高的荣誉，这是人类发展过程中最为奇特的一幕。”
曾任苏共中央书记处书记、戈尔巴乔夫办公室主任的博尔金认为: “无论是世界大战、革命，还是两大阵营的军事、经济对抗，都没能摧毁和肢解这个伟大的国家。苏联是被人从内部攻破的，是被一小撮有影响的党和国家领导人葬送的。”
综合以上论述人们可以认为，苏共垮台、苏联解体的决定性因素不在于西方的和平演变。尽管美国前总统里根声称，在他任期内最大的成就是“赢得了冷战的胜利”，但功劳并不能算在他一人身上。前苏共中央委员、俄罗斯历史学家瓦季姆.麦德维杰夫在《苏联的最后一年》一书中指出: “毫无疑问，冷战和西方施压是苏联解体的原因之一，但是我们没有任何理由将其称为是主要原因。在施加了更大压力、中央情报局的专业人员制订了更周密的计划情况下，为什么美国直到现在都无法摧毁其近邻古巴的卡斯特罗制度呢？弱风能将百年老树吹倒，如果这棵树的树干已经从内部腐烂了，我们能将这阵风称为老树死亡的主要原因吗？”
仔细考虑还可以认为，苏共垮台、苏联解体的决定性因素也不在于经济。如果是经济原因，那为什么苏联经济总量只占美国经济总量20%的时候，国家建设能冲破重重阻挠和困难突飞猛进；只占40%的时候，能够打败法西斯德国而取得卫国战争的胜利；而经济总量占到美国80%的时候反而会崩溃呢？
苏共垮台、苏联解体的决定性因素似乎也不是民族问题。从沙俄到苏联都是多民族国家，虽然民族矛盾一直存在，但并没有因为这个因素而产生国家分裂。
苏共垮台、苏联解体的决定性因素也不在于东欧国家的制约。美国前国务卿基辛格指出: “苏联的国际政策在某些方面并不很成功，目前苏联是世界上唯一一个被充满敌意的共产主义国家完全包围的国度。人们这样说并非是戏言，这些附庸国不但没有促进苏联经济的发展，反而使其经济陷入崩溃的边缘。” 但是，东欧社会主义国家与苏联之间更多的则是反比关系: 正是由于苏联国内危机的加剧、对东欧社会主义国家统治的削弱，才使得这些国家接连发生剧变。
比亚勒在《苏联的稳定和变迁》一书结尾对苏联未来的趋势作出如下预测：
七十年代的苏联制度有着高度的稳定性、连续性而且变动很小。我的看法是，这种稳定性、连续性和变动小，今后十年可能严重减弱。应当明白指出，预料苏联在八十年代可能发生的变化，十之八九不会构成一种制度危机，也不会导致苏联政体的改变。尽管这样，这种变化仍可能使苏联同七十年代的苏联有着很大的差异。当然，我一点也不相信会发生重大的变化。我真正预测的是要求变革的各种压力会大大增加。
根据我们从莫斯得到的材料，1979年，苏共中央正在积极讨论一项新的关于苏联经济计划和管理的重大改革。1979年7月发表了一项有关这一方面的重要声明。我们同苏联的经济学家和政治学专家谈话时，发现他们承认有必要实行重大改革，并且希望实行重大改革，其程度是惊人的。这样一个改革的重点应该是什么，这显然是一个有争议、有重大分歧的问题。人们所能判断的是，这个正在积极讨论或酝酿的改革，将试图调和在改革的具体做法上有冲突的两种基本倾向。
一种倾向是主要靠加强集中和纪律，辅以改善微观和宏观级别之间情报的流通和加工整理，来对付新的困难和要求。第二种倾向是要把日常的经济决策工作的重心转到直接生产者和生产者与宏观一级之间的中间环节上，这就需要对数量和质量计划指标的分量、刺激和报酬的制度以及计划、供应和生产单位之间的联系的类型，作彻底的改变。看来，莫斯科目前正在讨论的改革类型对这两种倾向两头都照顾，从而确定最糟糕的结果，并且证明跟以前的改革一样，它对经济实质的质量指标(这些指标现在是决定性的)是无能为力的。
但是，我清楚地感觉到，改革所遇到的困难的症结同其他两个问题有关: 那就是，改革实施的机制和可能的政治一经济代价。
改革的初期代价是巨大的，难免像开工生产前对工厂进行的投资那样。秩序打乱是不可避免的，生产率暂时的下降也是极可能的。需要有后备力量来使经济渡过这一困难的初级阶段，但与此同时，恰恰由于是经济状况不佳和计划扣得很紧，造成几乎没有什么后备力量，这才促使领导人把实行改革放在第一位。
只有意义深远的改革才有长期见效的机会和值得一试，同时，这种改革中期困难最大、代价最大。它需要改变根深蒂固的习惯，改变世代相传的经营方式。如果不是普遍认识到彻底改革的必要性，就必须有一个强有力的坚定不移的领导来强行实施。
有效地实行深远的改革，必须毫不犹豫地全面铺开而不是零敲碎打。但是在这样一个改革的效果得到检验和承认以前，犹豫不决是不可避免的，决心和坚韧不拔的精神是缺乏的。
我们从苏联过去的经历就可以知道，领导人从各种各样的改革方案中挑选一个引起动乱最小、需要付出的代价和努力最小的方案，那就是说，挑一个折衷方案。领导人不是全面而坚决地实行，而是在试验的基础上，以有限的规模进行试验。结果，改革的结果远不能得出结论，甚至还会令人失望。这种结果反过来增加了反对者要使它得不到进一步实施的理由。领导人只好回到传统的办事方法，进一步半心半意地对制度进行修修补补。这就是说明苏联传统的经济制度有着固有的稳定性而改革的努力则有着固有的不稳定性的政治机制。于是，零敲碎打和故意不完全的改革，不是改变了传统的经济制度，而是被这个制度所同化和走形变样。
人们不应该错误地设想，支持或反对改革的两派势力就在那些受到微观管理人员要求支持改革的压力的宏观领导人之间有。在政治管理机关里，分界线更加模糊和扭曲，垂直而曲折地贯穿整个机关。要说有什么不同，那就是在基层和中层各级的惰性可能甚至比上层更大。正如一位作家所说的，“在由政府机构管理的社会主义经济有了60年经验之后，……几乎每一个人似乎都已经找到了利用其缺陷为个人谋利的办法。”在这种情况下，宏观一级的领导人如果希望改革取得成功的话，他们不仅要同意实行改革来使之成为现实，而且还必须努力克服习惯势力和既得利益的抵抗。
要像一批分析家所做的那样得出如下结论还为时太早：
“重大的经济改革将打乱已经确立的政治和经济权力的平衡。改革会受到国家官员的强烈反对，因为他们的工作、个人事业以及政治影响都有丧失的危险；同样，改革也会受到党的官员的反对，因为他们对经济决策和资源分配的控制权将受到威胁。由于长远来说的好处难以肯定、短期的代价大概又会很高而且还会遭到强烈的反对，面对这种情况，在任何可以预见的人组成的苏联领导班子大概都会反对这种风险。”
对苏联制度来说，时间没有耗尽。这个政权的稳定仍然还有巨大的潜力，但是，如果现行体制要保持有效的话，就必须进行调整。如果苏联在八十年代面临的各种经济紧急状况再加上即将到来的领导和骨干的换班所提供的机会，还不会导致采取认真的努力来改革传统的经济制度，那么，我就不知道将来可能会怎么样了。如果苏联八十年代的实际增长和能源不足是在最悲观的预测的范围之内，又不进行改革或改革不成功，那么苏联就注定不只是“凑合混过去”，而且是“越混越糟”了。
比亚勒的预测总体上说是对的，苏联确实是“越混越糟”，以至于混不下去而散伙了。问题是这个散伙让人感觉太突然，根本原因也太复杂而让人难以归纳。本系列文章赞同俄罗斯学者梅杜含夫斯基提出的苏联解体的根本原因: 专制权力体制下的多民族大国。并已在前文中做了充分阐述。我认为最重要最根本的原因应该是专制权力体制，没有这一点，其他因素掀不起大风大浪。当今世界，只要一个国家实行专制权力体制，出乱子是迟早的事情；如果恰巧又是个多民族的大国，那就只会是雪上加霜、火上添油。
在人类历史上，大国的衰落和瓦解并非罕见。仅20世纪第一次世界大战后，就有俄罗斯帝国、德意志帝国、奥斯曼(土耳其)帝国和奥匈帝国相继瓦解。第二次世界大战后，又有德意志、意大利、日本，包括英国、法国也相继衰落。不过，这些国家的衰败，无一不是战争或外力的结果。而苏共垮台和苏联解体则是非同以往的。这里最大的不同在于自毁江山，上演了一出没有流血，没有战争，过于平静，过于迅速，既令人困惑，又令人惊奇的世纪戏剧。
人类社会政治自20世纪初步入政党政治时代以来，世界上所有的执政党，虽然执政的纲领可能有所不同，执政的目的、策略方式也可能区别很大，但有一条却是共同的，那就是千方百计地巩固和延长自己的执政地位。可以说，这也是所有政党产生、存在、发展的最高追求。但苏共(还有东欧国家的CP)却有悖于此——是党的领导人、党的中央“苏联解体之前，国内并没有发生任何激烈的革命进程，也没有产生强大的意识形态和民族解放运动，国家的瓦解似乎是在众多微弱的冲击共同作用下而形成的，许多人当时认为即便将所有这些冲击力汇合起来也不至于摧毁整个国家。诚然，苏联和苏共的危机和病态由来已久，它们已经渗透到国家和社会的最核心之处，因而，不仅是国外的观察家，而且连苏联的政治学家和普通老百姓，都没有意识到事态的危险。人们没有预想到会发生这样的事情。即使是在今天，许多分析家依然感到困惑。究竟是哪些经济、社会、政治方面的客观因素导致了如此强大的国家迅速地灭亡了。这难道是自杀？如果工人没有罢工，农民在土地上安心劳动，老师教书育人，学者在实验室从事研究，那么又如何解释这样的国家会崩溃呢？如果国家的军队绝对服从指挥，秘密警察系统强大而有效，那么又如何理解这样的国家会灭亡呢？”
对此，麦德维杰夫从苏共自身的角度进行了分析。他说: “共产党是苏联唯一的政党，按照苏联宪法，苏共是苏联社会的领导者。苏共不仅是普通的执政党，它还是苏联的缔造者，这个国家正是依靠苏共创始人和理论家的思想方针建立和巩固起来的。这个国家能联合在一起并不是依靠民族命运和传统的共性，而是依靠意识形态的统一。在此情况下，共产党的机构就不可避免地成为了统治国家的国家机构，CP的削弱将不可避免地导致国家的削弱。在几十年的发展中，苏共尽管在队伍人数上不断扩大，但是正统思想的影响力却日趋减弱，党的威信不断下降。苏共虽然是国家的承重结构，但是缺少强大而权威们思想后盾，它难以承受原有的和不断增加的新负荷。裂痕逐渐加深，于是在瞬间整个承重结构便突然倒塌。对于苏共来说，意识形态就是它的心脏，当对这个意识形态的信任度减弱之后，那么苏联大厦中的党政骨干结构必然要倒塌。”
从事态的发展看来，这位苏共中央委员的观点、结论是符合实际的。苏共亡党苏联亡国是自己打垮了自己，自己毁灭了自己，自己自动地扮演了悲剧的主角。
上面说了内因，那么外因呢？关于美国政府的作为对苏共垮台、苏联解体的作用问题，美国中央情报局官员彼得.施魏策尔在《里根政府是怎样搞垮苏联的》绪论中做了以下简要的概括：
……显而易见，克里姆林宫在其生存的最后十年中所面临的一个核心和长期的问题，便是资源危机。在七十年代之前，苏联体制就只能一瘸一拐地跛行了。当然，无休止的食品短缺与工厂缺乏效率的问题自始至终都存在着。但是，到了八十年代，这些经济困难变得更加棘手了。正是由于戈尔巴乔夫为了试图解决这一根本问题，才引发了改革与公开性。如果没有这场体制危机，那么戈尔巴乔夫也决不会沿着这条改革之路走下去。
苏联领导层在八十年代所面临的“资源危机”，并不是美国的政策造成的，而是这种体制的一种内禀特征。但是，现在仅仅披露出来的事实是，美国具有一项加剧这种危机的政策。这项政策有许多形式: 隐蔽外交、秘密行动、科技潮流与持续不断地增强防御力量，以及一系列向苏联经济的转动装置上撒沙子的行动。同时，华盛顿卷入了许多高赌注的计划，旨在侵蚀苏联的外围地带，不仅要在第三世界，而且要在苏联帝国的心脏地带努力击退共产主义。
罗纳德.里根（明显地表现出）对马列主义和苏联“经验”的强烈厌恶。他认为共产主义政体不是乔治.凯南（美国外交官）所说的“只是另外一种形式的政府”，而是一种荒谬的畸变行为。“里根总统简直有一种天生的感觉，认为苏联不应该或者不能够幸存，”乔治.舒尔茨(美国前国务卿)回忆道，“那种感觉不是基于有关苏联的详细知识，而仅仅是出于一种本能。”
对于大多数美国知识分子来说，罗纳德•里根是一个先天性的白痴，但他却令人惊讶地对苏联政体的弊端作出了正确的估价。“今后几年对于我们国家，自由的理想和文明的传播将是非常重要的。”他于1981年5月在圣母大学对学生们说，“西方将不会容忍共产主义，我们将战胜共产主义。我们将把它作为人类历史上的一个悲哀的和奇异的篇章而予以删除，即使现在还在书写这个篇章的最后一页。” 1982年6月，他在英国议会发表演说时指出: “具有讽刺意味的是，卡尔.马克思是正确的。我们今天正在目睹着一场重大的革命危机——一场对于经济秩序的需求正在与政治秩序的需求发生直接冲突的危机。但是，这场危机不是发生在自由的、非马克思主义的西方，而是发生在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故乡——苏联……我们在这里所看到的是一种不再与其经济基础相适应的政治结构，一个生产力被政治所牵制的社会。” 他说，马列主义将被扔进“历史的垃圾堆”，并且预测东欧和苏联自身将因“反抗镇压而反复爆炸”。
罗纳德•里根坚信苏联体制具有一种根本性的弱点，这不仅表现在他的演说中，而是更多地转化为美国的政策。里根政府试图利用苏联的弱点，以确立美国的战略优势。共产主义被致命的矛盾所撕破了，它虽然在全球事务和军事方面野心勃勃，但也面临着国内经济与资源方面的难题。如果施加足够大的压力，那么克里姆林宫将在维持其全球帝国和解决其国内难题这二者之间面临着抉择。
里根总统是红色帝国的克星。没有他的运筹帷幄、纵横捭阖，苏联的解体不会来得那么快。
(未完待续)
2024年4月10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