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苏共第19次全国代表会议上的论争清楚地表明，苏共上层对改革持有三种路线: 第一种是叶利钦的“激进改革”路线；第二种是戈尔巴乔夫的“加速改革”路线；第三种是利加乔夫的“慎重改革”路线。
戈氏在这次会议结束后不断地向全党发出警告，保守主义和冒进主义都会给改革事业带来消极影响。他说: “社会上的保守情绪、怀旧思想、散布怀疑、把改革说成几乎是破坏社会稳定而不是历史性的创造等现象还远远没有得到克服。如果我们想要在政治上仍然是个现实主义者的话，那就不能不考虑到这一点。” 戈氏强调，任何极端举动都是错误的和不负责任的。1988年9月23日，戈氏在接见新闻媒介、意识形态部门领导人时表示了他对责难改革的人的不满，他呼吁不要将所有的错误和困难都归结到改革身上，不要将与过去相关的灾难与改革联系起来。他强调正是过去的压力才迫使苏联进行改革。改革还刚刚开始。
在对苏共进行改革的同时，戈氏对国家机构的民主化改革也开始同步进行。《来自上层的革命》对此这样论述：
1987年1月，苏共中央全会发动了苏联政府机构民主化的运动。在这次会议上，戈尔巴乔夫呼吁在苏联进行选举方式的改革。在实践中，苏联公民都可以不受限制地竞选公职，选民都可以在“赞成”或“反对”之间作出抉择。戈尔巴乔夫提出了在代表会议上由多个候选人进行差额选举的新体制。1987年6月，试点工作开始实施。在一些地方代表大会的竞选中，在二百多万候选人中选出了94184名代表，占总人数的4%。一些以前名不见经传的人当选了，而一些很有名望的人反而落选了，他们不得不忍受这种受到侮辱的痛苦。
不断增长的民主化的热情，甚至感染了以前很是温驯听话的最高苏维埃。过去，不管党的领导颁布什么样的法令，苏联的最高立法机关(最高苏维埃)总是很快就通过了。但是，在1987年夏天，最高立法机关的代表却对一项法令提出了批评和修改，这在苏联的历史上是绝无仅有的。
不管怎样，传统的最高苏维埃已经到了梦醒时分。1988年6月党的第19次代表会议同意深化对苏联政府的改革；1988年12月最高苏维埃通过了对宪法的修改案和新的选举法。最高苏维埃被议会制所代替。苏联人选出了一个拥有2250人的人民代表大会，人民代表大会代表再选举最高苏维埃，这是一个由五百多人组成的立法机构。人民代表大会中的750人是从“社会团体”包括苏共所列出的名单中选举出来的，而其他的1500人是由公众从潜在的竞选者中选举出来。人民代表大会选出一名最高苏维埃主席作为国家领导人。
在谈到即将通过选举产生的代表人民的人民代表大会时，苏共中央指出它“将不同于以往的任何机构”。这确实是事实。1989年3月，89.8%的苏联选民到投票站参加了投票。在代表竞选中，往往都是两个或两个以上的候选人争夺一个名额。
由于只有一个合法的政党，所以这种选举和西方的选举有很大的不同。然而，尽管80%以上的候选人是苏共党员，但是许多席位竞争都是非常激烈的。1989年3月，叶利钦在苏联人民代表大会代表的竞选中，出乎国家领导人的意料，在莫斯科选区获得了89%的选票而当选。其他许多拥护激进改革的人也在竞选中击败了苏共所确立的候选人而获胜。在波罗的海三共和国中，那些非官方民族运动所支持的候选人，都在竞选中获胜而进入了人民代表大会。
在选举过程中，对民主还有许多的制约因素，这包括在击败苏共所确立的候选人之后当选人的任命程序。但是，人民对民主的热情，至少在苏联几个欧洲加盟共和国中，迫使地方官员不得不同意任命他们所不喜欢的候选人。与一般民主最大的不同是，苏联的人民代表大会为社会团体保留了750个席位，这些席位被人们视为苏共的国会议员。但是，即使这一做法也在公众的压力下产生了一些意想不到的结果。当科学院的领导宣布社会团体的候选人是一些早已确定了的人时，在科学家中立即引起了骚动。领导人不得不修改候选人名单，最后，科学院一些拥护激进改革的人也被选进了人民代表大会，这其中包括持不同政见的科学家萨哈罗夫。作家协会也选了几个自由派的代表进了人民代表大会。
这是最富有讽刺意味的。在人民代表大会这样的组织中为社会团体留出750个席位，这可以被理解为对民主的异乎寻常的破坏。1989年底，人民代表大会决定在未来的选举中取消这一做法。然而，许多很有影响的、赞成民主的代表都是通过这种方式产生的。如果按照一般的地理区域来进行选举，不知道他们能有多少人能当选。
许多想维护原有社会体制的人都在竞选中失败了。几个军队高级将领也落选了。许多苏共官员也落选了，包括一些没有竞争对手而大多数选民投反对票的人。列宁格勒地区党的领导人、政治局候补委员索洛维耶夫就遭遇到了这样的命运。苏共地方领导人的命远以莫斯科、列宁格勒和基辅等地最为凄惨。
但也不要夸大苏共领导在这种选举中的困难。80%的共和国和省级的党委书记还是在选举中取得了胜利。党的领导尤其是在中亚，没有一个省委第一书记在竞选中失败。在新的人民代表大会中，共产党员的比例(87%)也大大超过原来的最高苏维埃(71.5%)。但是，由于这场在苏联各地展开的争论和选举已经进入到苏共党内，因此，共产党员的含义和以前相比已经有了很大的不同。
在苏联最大的共和国俄罗斯联邦，有232人参与竞选，结果有78%的高层领导在选举中落选，有47%的中层领导落选。相反，72%的知识分子却在这场选举中获胜。
这场选举没有任何政党参与，人们都是作为个体平等地参与竞选。知识分子因为能说会道而且学识渊博，因而在这样的选举中往往处于一个有利的地位。1989年，大多数的媒体都被赞成激进改革的、具有相对独立性的编辑记者占领。党和政府的官员都受到媒体的怀疑，而那些赞成激进改革的知识分子却在这场选举中赢得了媒体的好感并被媒体所接受。
知识分子在这次人民代表大会选举中占到了相当大的比例。俄罗斯645名选举代表中，知识分子占了28%，党政官员占21%，工人占16%，企业管理人员占14%，农业领导占13%，农民占8%。而在城市地区，知识分子占选举代表的37%。
苏联人民代表大会在1989年5月举行会议。正如人们所预料的，选举戈尔巴乔夫为最高苏维埃主席(得票率超过了95%)。选出了542名代表作为新的最高苏维埃成员。人民代表大会第一次会议产生了巨大的影响，电视直播了13天，吸引了近两亿苏联观众。一名政府官员说，电视所覆盖的地区的工业产值下降了20%——收视率大大提高所致。人们看到了发生在苏联社会知名人物之间的争论。争论中没有哪一个议题是被禁止的。苏联对阿富汗的干涉、斯大林的罪行、军工企业对经济发展资源的巨大浪费、经济改革的失败、贪污腐败问题——诸如此类的问题都是代表们畅所欲言和激烈争论的话题。还有波罗的海三国要求独立，一些代表指责苏共在社会中所扮演的角色等。主持会议的戈尔巴乔夫时不时地发表讲话和作出劝告，但还是允许在争论中有较大的自由。
覆盖范围很大的电视直播，人代会的争论，在苏联社会引起了一场巨大的政治震荡。几乎是在突然之间，政治公开化了，人们可以就自己所关心的问题广泛展开讨论，其中无疑会反映出社会中存在的各种不同观点。当时或许还不是很明显，这次人代会只不过是权力转移的开始，它不再是CP的工具。
新的最高苏维埃开始严肃认真地行使自己的权力了。1989年6月，当雷日科夫经最高苏维埃同意出任总理时，他发现自己所面对的再也不是一枚橡皮图章了。他所提名的70位部长，有11位不是被否决，就是被新的提名所取代。雷日科夫自己也不得不接受一些猛烈的抨击。
1990年，苏联在全国举行了一些民主化程度更高的选举。接着在1991年，苏联又通过直接的全民选举产生新的行政长官，包括新的共和国总统和主要城市的市长。
1989年是苏联按照1988年政治改革总体方案实施变革的一年。政治转型是这一年最重要的任务。选举及因选举而产生的冲击是这一年的重要特点。选举就是以新的方式产生各级领导人。选举的过程就是权力的转换过程。1989年的权力重新配置主要表现在中央层面。这不是简单的选举过程，而是苏联最高决策机制发生变化的过程。就权力的控制程序而言，戈尔巴乔夫没有受到强有力的挑战，权力转换和重新配置都是按照他的基本思路进行的。叶利钦这时在联盟中央层面上与戈尔巴乔夫较量显得力不从心，对戈氏构不成威胁。但对于戈氏来说，最危险的信号来自一些加盟共和国的动荡和要求独立的趋势，但戈氏这时还没有觉察到来自这方面的巨大威胁。
进入1989年，苏联政治局势开始发生变化。1月6日，戈尔巴乔夫在会见苏联科学和文化活动家时表示，他“欢迎辩论”，“应该继续开展辩论”，这是“必要的”。戈氏认为，尽管苏联人还没有掌握辩论的素养，但是，“我们欢迎辩论，赞成辩论。辩论可以使人更充分地了解和考虑公众的意见和各社会阶层的利益，支持一切随着改革而进入我们生活的新的和先进的东西。同时，及时发现各种各样的消极现象和错误，避免它们的扩大。”同时，戈氏又对辩论中出现的一些动向表示不安，尤其对有人“怀念过去的美好时光”，认为国家需要“铁腕”的议论表示不安。他特别批判了抛弃社会主义的思想观念。戈氏说: “在某些辩论中提出了这样的问题，即对于搞改革来说，社会主义的框框似乎太狭隘了，逐渐地抛出了政治多元化、多党制乃至私有制的思想。还说什么通过改革挖掘社会主义潜力似乎是不可能的。无论是这种或那种情况，都是对我国的制度、对我国人民、对党、对我们的社会主主体制的不信任。”同时，戈氏又批判了激进改革论调，他说，“同时还出现一种言论，总想把改革说成是某种旨在摧毁一切的破坏性行为。如果说这是感情用事和思想紊乱的结果，倒可以理解。可是，如果背后隐藏着政治立场，那我们则不能接受，必须予以驳斥。” 戈氏又说，“另一个极端，即从′左倾’立场出发评价改革进程和方针，同样也是不能接受的。我们反对人为地加快改革步伐，反对呼吁加快改革速度的种种口号和超越阶段的做法。我们认为，冒险主义和不负责任的口号尤为危险，因为它号召激化斗争，人为地制造紧张情绪，利用我们通过改革和我国社会主义民主化力求避免的一些方法折腾干部。” 接着，戈氏对社会主义多元化做了阐述: “我们决不反对社会主义的多元化，也就是社会主义的、以我们的价值观念为基础的、能为反映代表各种利益和理解某些问题的特殊性的立场创造广泛可能性的多元化。这种多元化能为探索真理、为在我国发展的这个责任重大的阶段上不犯错误创造良好条件。”戈氏还表示: “意见多元化决不意味着强加一种观点。我想确切地说，这是各种意见的综合，在这种综合的基础上我们逐渐接近真理。如果要说目前的讨论情况，我们经常看到的恰恰不是共同从事智力工作，不是交换意见，不是试图促使思考共同的探索，而往往像集体拳斗中双方以密集的队形对垒。结果，大家都好像在为民主而战，但自己却呼吁使用拳斗方法惩治反对者。”
1989年3月30日，戈尔巴乔夫在会见新闻界领导人时表示，不应该在多党制问题上进行政治投机。由此可见，戈氏这时的政治转型步伐还不想也不敢迈得过大。
对于苏共在政治转型中角色的转换，《来自上层的革命》写道：
在戈尔巴乔夫改革之前，共产党和国家管理部门之间的关系是非常复杂的。在这种体制中，党的领导人的权力是最大的。党的领导人及其在政治局中的同伴主宰着国家的大政方针，最高苏维埃只是党的政策的赞成和执门部门。这种关系在下面各共和国、省以及地方党委与同级政府之间也是一样的。党中央领导给下级党的领导下达指示，党以直接干预的方式、以自己的凝聚力来管理国家事务。
在一个庞大的组织中，管理部门不可避免地拥有一些自治权力。一项政策规定不可能对实施这一政策的每一个细节都规定出来，这就给下面的行政管理部门留有一定的余地。任何监督也不可能是毫无漏洞的，执行政策的人有些行为是注意不到的。党作为公共机构，把人民称为国家的主体，它在国家中的作用应当是一种杠杆作用，然而，这种作用并不必然就是决定性的。一旦一个政府官员在一个具有自己特殊使命的巨大的组织中担任了很高的职务，那么，这个政府官员很可能就会成为自己这个组织的利益的维护者，从而损害党的利益。
正因为存在上述问题，那么，那么，为了使党真正拥有权力，它就不得不卷入政策的实施过程，而不仅仅只是制定政策。而要做到这一点，在机制上就必须把政治局成员作为国家的最高领导。例如，在1980年代，苏共政治局成员往往包括最高苏维埃主席、部长会议主席、俄罗斯共和国主席、克格勃主席、国防部长和外交部长等。
党暗中扮演着政府的角色，也具有经济管理的职能。中央委员会的委员很多，他们把持了国家的主要职能部门，包括政治、经济和文化领域。中央书记处监督一个庞大的、保证党的政策能够得以贯彻执行的管理机构。书记处成员定期开会，采取措施，以保证党的政策能够在实际中按照预定的计划实行。党的地方书记在地方同级领导中拥有绝对的权威，能够解决争端，统筹安排，从上级领导那里寻求额外的资源。
民主化运动，使得党和国家之间的关系这一难题摆到了人们面前。真正的民主化，就意味着党对社会的直接控制的减少。戈尔巴乔夫的工作应该是要求党集中精力解决政治和意识形态的问题，而不是要党在社会中从事管理工作。“控制管理权力”这一术语是针对过去的实践的，因为过去在苏联发出最高命令和指示的是党，而不是政府。
在党的第19次全国代表会议提出召开新的人民代表大会的设想以后不久，戈尔巴乔夫就对苏共中央作了很大的调整、重组。1988年9月，苏共中央的部级单位由原来的20个减少到9个，所有与经济有关的部门都被取消了，但农业部除外。而像意识形态、组织、经济和国际事务这样的部门，都委托给一名政治局委员去领导。同时，中央书记处也不再总是举行会议。
中央委员会的重组，对苏共本身在苏联社会生活中的地位、对中央和地方党组织的关系产生了极大的影响。在很大程度上，它使党脱离了对苏联社会生活的管理。一位意大利学者在描述这一变化时指出，这是“一场实实在在的地震，这一步意味着苏共彻底放弃了列宁主义和斯大林主义政党的历史使命，放弃了对国家命运的操纵”。苏共政治局委员利加乔夫在他的回忆录中认为，这种中央委员会的重组“自动埋葬了中央书记处……党已经剥夺了它的领导人的权杖”。在这之后的一年里，书记处没有召开一次会议，只是到1990年6月党的第28次代表大会重新设置书记处以后，才又零星召开过几次会议。
党的地方领导发现中央再也不给他们下达指示了。按照利加乔夫的说法，地方党组织只能自作主张，因为中央不给他们任何明确的政策了。他指出: “中央似乎已经消失了。”即使像1989年3月怎样参加全国人民代表大会这样的大事上，党的地方组织也只能自行决定。而从党的第19次代表会议传出的消息——党不应该再干预社会的行政事务——让地方党的领导也不知道他们到底该怎么办。
在苏联的社会制度中，党曾经是统筹一切的核心力量。严厉的中央计划出台以后所出现的重大问题，都是由地方党的领导来解决的。如今戈尔巴乔夫为了推进社会制度的民主化，突然放弃了党在社会日常生活中的领导权。但是在这一过程中，他也改变了党这一重要的统筹力量的作用。而这一步骤是在莫斯科的部长们减少了在苏联管理和统筹个体企业的范围以后采取的。
新的苏联体制要求政府立即担当起过去70年党所担当的角色。但是，在短时间内，政府能否有效地担当起这一职责，还不是很明确。新当选的苏联领导人之间充满了激烈的斗争，在社会生活中要发挥统筹作用还有很大的困难。最高苏维埃主席团主席卢基扬诺夫在1990年党的第28次代表大会上作出了如下评论：
在我看来，过去两年造成我们不幸的原因，主要是由于党委放弃了对社会生活的管理而苏联政府又没有能力担当起管理的职能……同志们，这里出现了权力真空。
苏共一旦实行真正的党政分开，就会出现“权力真空”状况，这就说明过去的苏联议会和行政机构只是党的传声筒，纯属傀儡！世界上绝大多数国家都不采取“党的领导”模式，所以它们的议会和政府都是实权机构。知道了这一点，就会明白那些坚持“党的领导”之流的真实用意：维护自己的利益，保障自身特权不旁落。
(未完待续)
荀路 2024年5月1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