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4-04-26
一九八九年六月四号凌晨，北京城的天安门广场，还没有看到一丝曙光。广场边的大喇叭，传来一遍又一遍声嘶力竭的喊叫：“同学们，戒严部队指挥部决定，现在清场。”
当时我坐在人民英雄纪念碑西侧的汉白玉台阶上，和最后几百位留守在广场上的同学一起，眼看着那黑压压的一个方阵接着一个方阵的野战军部队，荷枪实弹，头顶钢盔，从人民大会堂的东门涌将出来。如潮水一般，不一会儿的功夫，就将我们里三层外三层地给包围了。
在那个时刻，我想到了生命的可贵，想到了死亡的恐惧，想到了许许多多还没有来得及尝试的事儿，也想到了自己的父母。当时我唯一没有想到的，是我的后代，这并不奇怪，毕竟那一年我还不到二十岁，我自己的人生，才刚刚开始。
岁月如梭，三十多年就这样过去了。对于那一段往事，我有过反思，也写过回忆文章。在其中的一篇反思中我写过这样的话：“年轻的时候如果能有幸去参加一下游行，示威，抗议什么的，对世界的看法一定会丰富很多，对一个人的成长也会大有益处。”
我在写那篇文章的时候，其实并没有想到，在几年之后的美国，竟真的发生了这样的事情。我的女儿，在同样不到二十岁的年龄，她也要面临自己的选择了。
事情的起因大家想必都很清楚了。去年十月份哈马斯针对以色列平民的恐怖袭击，直接引发了以色列对加沙地带的狂轰滥炸。这几个月以来，以色列的反击和轰炸，在有效打击哈马斯武装分子的同时，也造成了成千上万巴勒斯坦平民的伤亡。这里面有很多是无辜的妇女和儿童。
随着巴勒斯坦平民伤亡人数的不断攀升，越来越多的人站了出来，抗议以色列政府的战争行为。在美国的众多高校里面，校园的示威抗议活动也是愈演愈烈。女儿所在的学校，也没有置身事外。学生们在学校的主校园草地上，支起帐篷，打出横幅，挥舞旗帜，支持巴勒斯坦人的生存权利，呼吁以色列政府立即停止对加沙的攻击。
这消息马上在网络上传开了，我和太太在第一时间从家长群里看到了。因为示威者的帐篷正好就搭在女儿的宿舍楼附近，我的第一反应是，孩子可千万不要受到什么伤害。记得前两天看到耶鲁大学支持和反对以色列的两派学生发生了冲突，其中有一个孩子的眼睛被另一方的学生给打伤。我当时就在想，那个受伤孩子的父母，该是多么的揪心呀。我紧接着而来的第二个反应是，不知道女儿有没有参加这个示威活动；如果她参加了，希望她不要惹上麻烦，不管是和校方，还是和警察，最好不要起冲突。
太太比我还要着急，除了牵挂女儿的安全，她还担心会不会因此影响孩子的学业和将来的就业。现在这个时候正是学校的期末考试期间，先不说孩子是否会因为参加抗议活动而分心，就算她没去参加示威活动，这些抗议者的帐篷就在宿舍楼旁边，晚上会不会影响孩子的休息呢？
太太当即给女儿发短信询问，她简单地回了一句，一切都好，就了没下文。我们不想太多影响她的生活，只好夫妻俩默默祈祷，相互打气。又过了两天，到了家里每周一次的视屏通话时间，总算可以听一听女儿的想法了。
大家聊了一会儿彼此最近的工作学习和生活情况，很自然地就谈到了校园抗议的问题。我耍了个心眼，问她有没有朋友住在这些帐篷里面。
她想了一会儿，眼珠一转，笑了，“爸爸，就算有，我也不会告诉你呀。”
小伎俩被戳穿了，我也没当回事儿。毕竟这两年和她斗智斗勇，输得次数太多了，脸皮也厚了。我接着问：“这些抗议者里面，到底有多少是学生呢？”
女儿告诉我，自从发生了哥伦比亚大学的示威活动和警察的抓捕事件之后，学校已经把主校园关闭了。现在只有本校的学生可以凭学生证进出，校园里所有的抗议者全都是她们本校的学生。
我问女儿：“你们学校除了支持巴勒斯坦的示威者，有没有支持以色列政府的呢？”
女儿想了想，很明确地说：“我现在看到的我们学校所有的抗议者，都是支持巴勒斯坦一方的。学校里是有不少犹太学生，不过他们中间有一部分也不赞同以色列的现行政策。另外的犹太学生可能会有支持以色列的，但是到现在为止，他们并没有组织任何的抗议活动。”
听到没有抗议者之间的直接冲突和对抗，太太舒了一口气，明显放松了许多。
“这么复杂的一件大事，如果只有单方面的抗议者，你觉得是不是会有些片面呢？”我想引申一下话题，接着问。
“爸爸，你当年在天安门参加反政府抗议的时候，有没有见到支持政府的那一方呢？” 女儿得意地笑了。
女儿的这个反诘，还真是够犀利。这个问题说大可大，说小可小，并不容易回答。这其实也算是一个辩论中的小技巧，我和女儿交流过多少次了，对此也有些应对的方法。我顺着她的逻辑，谈到了民心的向背，以及民主和专制政体的不同。聊着聊着，我了解了更多，也知道了她们学校的示威抗议，走的是一条非暴力和平抗议的路。
听到这里，我算是彻底放心啦。其实我最关心的，说到底还是孩子的安全。至于说示威和抗议，不管参与还是不参与，那都是个人的选择，也是受到法律保护的公民的权利。虽然这并不代表示威者所选择就一定是正确的观点，可是话说回来，有谁能保证自己的观点一定是正确的呢？比如说现在的我，走过了不少的路，吃过了不少的苦，从生活中吸取了不少的经验和教训，可是哪怕再多活三十年，我还是不能保证我的观点和想法就一定是正确的。
接下来女儿开始问我对巴以关系的看法。我说：“你不是看过了我写的那篇文章吗？你应该知道我的观点呀。”
我这里说的文章，是指前一段时间写的那篇《犹太人和巴勒斯坦人，究竟是谁的原罪？》。她很严肃地说：
你那篇文章写得太含糊了。现在每天都有巴勒斯坦人在流血，在失去生命，难道我们不应该站出来支持他们，为他们的生存权呐喊吗？”
我定了定神，理了一下自己的思路，很认真地和她探讨了巴以冲突的复杂性，巴勒斯坦平民和哈马斯恐怖分子之间的错综复杂的关系，以及以色列政府这次彻底铲除哈马斯组织的决心和为此所做的努力，包括了开放人道主义走廊，尽最大可能定点打击恐怖分子。
当然我的这些观点也只是基于自己的立场和对历史的解读，本就是见仁见智的事儿，我并不指望女儿会同意我的看法。可是我相信她的判断力，作为一个辩论国手，她一定会认真揣摩一下我所阐述的道理。聊了一会儿，我问了女儿现在校园里大多数学生的看法。女儿告诉我，她们学校绝大多数的学生都是同情巴勒斯坦人的，可是真正参与示威抗议的同学并不多，这也是为什么主校园草地上只搭了二十几个小帐篷。至于她自己是否直接参与了示威活动，女儿的警惕性实在是太高了，我还是没有套出一点点信息。
我接着问了一个问题：“我看到在哥伦比亚大学，有示威者喊口号支持哈马斯，甚至叫嚣要消灭所有以色列的犹太人。你们学校的示威者对哈马斯和犹太人的态度是怎么样的呢？”
女儿一点都不含糊，回答道：“在我们学校，我没有看到有任何人支持哈马斯。我们都很清楚巴勒斯坦人和哈马斯组织的区别。我的很多好朋友是犹太人，同学们也很清楚我们反对的是以色列的战争行为，而不是针对犹太人这个种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