07月02日

自从有了网络,中国的公共空间就不再仅限於被体制完全控制的学术界和媒体界,对於公共思潮的观察研究也不能再局限於传统的出版物。事实上,已经有诸多学者尝试对以网络为平台,对各种思潮演变进行研究,其中较为着名的,如《北大未名版政治立场测试题》,近年来,当局也加大了以“舆情监测”的名义,对网络思潮进行把握分析的力度。作为资深网友,笔者对网络思潮现象一向深有兴趣,且也曾侧身其间,成为某些思潮论争的一方。总的来说,网络思潮已经成为一种“先行指标”,远远领先於传统平台,此外,网络论争常常在一定时间段后,出现某种反覆,则又反映出思潮背后所对应的政治和社会结构的延续,近几天,新浪微博上又一次围绕民粹主义展开争论,就是如此。

民粹主义可能是社会科学语彙中最没有精确定义的名词之一了,其样貌过於丰富、难以捉摸。不过,在当代中国语境之下,针对民粹主义的批评和警惕,大致指向以下几个方面,首先,是指向曾在本土发生的群众运动,如土改、文革等,反民粹主义在很多场合等同於反对文革重来之类的表述;其次,是针对未来转型期可能出现的突发群体暴力,其历史原型是法国大革命中的雅各宾暴政,在当代中国的反民粹主义话语中,又与前一条相结合,形成反对“推倒重来”、“痞子翻身”等表述。最后,相对不重要的,则是一些经济自由主义者对於多数民主的警惕。

当代中国反民粹思潮,如上所述,首先是对本土政治传统和既有历史的反思,有其记忆渊源。但在笔者看来,当代反民粹思潮的重点并不在於对过去的反思,而是对於未来的想像和期待,隐含了某种特定的社会进程和转型图景,而反民粹思潮所试图反对的,也并不仅仅是上述几个方面,而同时甚至更主要针对的是一种以扩大参与和对体制根本质疑的思潮观念,这两者之间的冲突,才是围绕民粹主义的当代论争的真实面相。

当代反民粹思潮诞生的背景、所援引的论证,以及对未来的想像,其实都根植於1989后的特定历史进程之中。民粹主义往往由悬殊的经济地位、与之对应的简单社会结构所引起,在这样的经济、社会格局下,穷与富、大众与精英有着泾渭分明的界线,由此催生出民粹主义的表达.当代反民粹思潮,主要受到市场化改革及其所带来的现代化进程的支持:市场化削弱了极权体制的全面控制,经济发展产生出大批新兴社会阶层,促进了社会集团和利益表达的多元化,由此催生出一种对未来的乐观想像,试图通过促进多元社会,壮大中产,发展公民社会、追求中间路线的方式,以一种渐进改良的方式,实现转型。在这一图景中,与之相对的民粹主义则被看作是一种破坏性的力量,而必须加以警惕和防范。

不过,催生民粹主义的不仅是悬殊的经济地位以及相应的简单社会结构,民粹主义也往往是极端政治对立的产物,如秦晖就多次提醒要防止寡头主义与民粹主义的反馈震荡.中国特有的市场化进程中,始终包含着权力经济的成分,如早期的双轨制,和1990年代国企改革时的“掌勺人私分大锅饭”,这些严重违背民众基本正义观念的举动,势必带来政治上的对立升高,并成为所谓民粹主义的温床,从这个前景出发,当代反民粹思潮也不乏对於权力运行的警醒之意,试图以一种极端前景的描绘,来呼籲统治者避免玉石俱焚,从而逐渐作出政治改变。

也因此,当代反民粹思潮从一开始就带有双重面向,既基於对市场化的乐观期待,又基於对权力经济的忧虑担心。而在理想的期待中,市场化及其社会后果会促进权力作出自我改变,从而带来某种渐进的改良。但问题在於,当代中国的有限市场化进程始终受制於基本未受触动的既有体制,1989年悲剧性事件之后,社会参与更是处於事实上的冻结状态,在此情况下,是否会出现市场化的预期后果,权力的作为是否有所收敛,其实都取决於统治者的自身作为,而不取决於社会的压力。在此情形下,反民粹思潮的努力方向,更多地成为了对统治者的劝谏.

与之相反的是,尽管1989年后社会参与处於冻结状态,潜在的思潮并未彻底屈服,通过扩大参与以制约权力,进而实现制度转型的观念一直顽强地存在。这一观念更多地诉诸於体制对民众的剥夺,具有强调冲突和对立的含义,且对不受约束的权力体制具有更为根本的质疑,在这一观念看来,指望市场化及其后果的自然演进,以及指望统治者的自我改变(包括针对统治者的劝谏),都是靠不住的,而必须将反对以及建立在反对之上的参与扩大作为转变的基础,这一观念也因此被看作是激进和革命性的。基於上述种种分歧,在同样自由化的阵营中,这种观念成为了反民粹思潮的对立面,也因此在网络平台上引发了长期的思潮暗战。

平心而论,在早期,随着市场化进程的展开,反民粹思潮获得了更多的事实支持,也具有更强的话语说服力。而随着体制通过吸收市场化成果,逐步强化对社会的全面控制,市场新极权体制日益完形强固,不受约束的权力不仅依然故我,且强化了对於市场化及其后果的掌控,在此情形下,无论是对市场化及其后果的乐观期待,还是基於统治者自我改变的政改期待,以及试图回避参与扩大的转型思路,都越来越失去说服力,不过,反民粹思潮却并未因此退场,在惯性和言说者自我合理化的驱使之下,总是一再改头换面地卷土重来,也因此构成了网络平台上一而再再而三的争论。

在此,笔者无能也不愿意为争论的结果作出判断,话语现象尽管也可能对於未来起到某种预告作用,但往往只是社会进程的滞后反应,无论如何,有限市场化进程和不受约束的权力体制都同时存在於当下,争论的双方也总是能够寻找到若干足以支持自己的证据,这也预示着类似的争论还将继续下去,笔者所试图澄清的,只是反民粹思潮及其论争对手背后真正的观念冲突,而非仅仅是那些词彙之争所带来的一团迷雾.

东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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