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年“四十千”中许多人都找到一个“共识”：海外留学生最大的问题既非语言障碍也非文化冲击，而是心灵的空虚，特别是在那时他们那种男无分女无归艰难困惑前途未卜的环境里。那些年月，性爱情欲对于他们便成为一种难以摆脱的诱惑，一种扑朔迷离的梦。是对苦难的一种宣泄？是对空虚的一种解脱？是苦中作乐抑或破罐子破摔？也许都是。在这“四十千”中国大陆留学生及其家人、朋友中间，各种各样的家庭、婚姻、性、爱、情、仇故事层出不穷，自然也是当时留学生文学的重要素材，写性爱情欲的作品可谓铺天盖地。留学生作者喜欢写，主要也是留学生的读者喜欢读。
原来也是澳华留学生一员的庄伟杰博士后来在他的评论《乡愁•性爱•死亡——澳华新移民作家文本世界里三大母题探析》 中说：
在澳华文坛，写性爱情欲的作品可谓铺天盖地，由是可见这一母题在人的生命中所占的份量和比例。如要列出关注此题材的作家，信手一拈便有一长串，如专编性爱故事的“快枪手”田地、偶尔煽香（情）调味的“厨师”李明晏、画外之余露展一手的吴棣、默然体验偶露峥嵘的沈志敏；这方面，女性作家似乎占了优势：“二八风波”的始作俑者施国英、开垦情感乐园的“园主”千波、“婚恋主题变奏曲”的“女主角”莫梦、优美地死去活来的“女猫王”王世彦、发现“错爱”的新秀苏玲、“风流人生”的画廊女主人苏珊娜……至于那本名叫《她们没有爱情》的九位女作家小说集，内中表现性爱母题的描述更是俯拾皆是。
来澳前已是辽宁作家协会会员的田地（原名田志辉）被称为性爱主题小说写作专业户。他于1995年11月在悉尼《满江红》杂志发表《关于性生活的一个秘密》，揭示“两个男人的一个不眠之夜”与“一个普通女人的一生”的秘密。然后一路大开绿灯，就像他那时开“的士”一样，畅通无阻专注于此。他炮制了“新十日谈”，诸如1996年在《唐人商报》副刊上连载的《悉尼小姐——浪子风流手记》，直至后来引起读者注意的所谓“的士系列”小说——一个华人出租车司机在日常工作生活里和各个阶层、各个种族人士一连串的艳遇。这个系列成了某种跨文化性爱历险记，充满男女性爱的淋漓展示。
田地是个快枪手，创作量大，不少作品富有文化反思的深度，但最令读者印象深刻的是他把男女间的性感觉揣摩得细腻纤微，俨如一个性心理专家。一般而言，他的小说的最大的魅力不在于故事的过程或结局，而在于注重感觉的细节。他的小说也与一般青春类小说不同。一来他早已进入中年，二来他个人的私生活平淡无奇。他没有那种激昂的调子，而是喜欢风趣自然，心气平和，娓娓道来，如数家珍，如配良方，是一种中年人细说青春往事的欲说还休的调子。在异域激越蔚蓝的都市生活中，他的小说恰似一道道男中音和弦，提醒或提供了生活的某种“秘密”。按照他的自白，写作就是作家生活的一种平衡，一种阴阳互补。他自己的私生活平平淡淡，并不特别精彩，故此他笔下多是谈性沾艳，色彩斑驳。
澳华留学生文学中，有若干作品描写嫖妓的经验，让人回想起郁达夫当年关于留日生活的作品。
原为北京中央美术学院研究生、中国人民美术出版社编辑的吴棣，是画家，也擅长小说写作。他的《英王十字街的夜晚》 描写英王十字街这个悉尼著名红灯区的众生相，特别是一个华人画家在那里和一个吸毒妓女的令人叹息的情爱故事。吴棣另一篇叫做《嫖妓》的短篇小说，则又是另一番景象，从头到尾非常集中就是写一个穷留学生章广在妻子从国内来澳团聚前夕唯一一次找洋妓女“开荤”的短暂经过。他想了却一个多年的心愿，不幸却令他完全垂头丧气。《嫖妓》于2011年重新放置在《澳华文学网》上，引起大家的好评。田地说，他记得那时他看了后，写了篇他最满意的小说之一《黑猫穿过街角》。澳华女作家安红留言道，吴棣是写嫖妓，实际上他描摹的是人性的潜意识在活生生的现实规则和伪面具下变得就像章广的小弟弟——屡屡抬头，屡屡被无情镇压，最后不了了之。这，是真正的悲哀！
黄惟群原为上海铁锅厂工人，来澳后几乎专事文学写作。他于1999年6月3日、10日在《东华时报》连载的中篇小说《寻》，其嫖妓感觉和吴棣的刚好相反。作品主角人过中年，在悠长的寂寞难耐的日子里从来没有真爱，而只有在嫖妓的时候，才体验到性爱的快乐。他觉得：“只有这地方，女人永远年轻永远漂亮。任何人都会衰老，可是这地方不会。这地方的女人永远年轻永远漂亮。这地方生命之树常青。” 人落到这种地步，人性中压抑了几十年的东西只有在嫖妓那一刻才得到彻底的渲泄，也可以说这是真正的悲哀﹗《寻》对生命，对婚姻爱情，对性，以及整个人生进行了思考。如刘放所指出，这场思考是真实的、真诚的，也是灰色的。
来自上海的沈志敏当年写了不少小说。他的短篇《红坊夜雨》 不是上述的两种体验。故事中的“我”在妓院挑中的妓女是同住一座楼的邻居，在谈天中发现大家还是四川同乡。故事结束于“我”在雨巷中的等待，带着无限的惆怅。“红坊区仿佛迷失在夜雨之中……”让人很有戴望舒的雨巷的感觉。
移民家庭中的情感冲突、甚至婚姻破裂是当年澳华小说常要处理的主题。
其中一篇是毕业于南开大学数学系、移居悉尼后从事计算机软件设计工作的西贝写的短篇《愤怒的蜥蜴》 。这篇于1995年10月获得台湾《中央日报》世界华人小说佳作奖的故事，描写一对夫妻，叫林英的妻子已经适应了澳洲的生活方式，但比妻子晚了几年来澳定居的丈夫卢平却无法改变自己，只好退缩到自己的幻想世界，有如神智失常。小说一开头就让人感到什么不祥之兆：
从梦中醒来，发现自己还是人类，卢平不由长舒了一口气，但是想起梦里的蜥蜴，又不免感到似乎若有所失。”
故事这样结尾──一个悲剧的暗示：
林英回来得越来越晚，每天刻意地换着时装，用起浓烈的香水。卢平早晚还是一个人蹲在后院，用那把生锈的斧子，一下接一下地砍着地上的树桩。丽丽（家里的小猫——引者注）睁着一只碧绿的独眼远远地盯着他。”
西贝小说数量不多，但都出手不凡，读来感觉很有灵性，那种细腻而又丰富的感情色彩与冷静而又深沉的理性品格常能恰到好处地融合一起。她与众不同的地方特别在于她有意突破传统的现代意识。萧虹为《她们没有爱情》作的序中谈到西贝，这样说：“她的《愤怒的蜥蜴》令人想起卡夫卡《蜕变》。”甚至还发出她是否是学西方文学的疑问。
原上海《解放日报》记者小雨（原名张沅）看来是个好心的作家。她在《离婚的女人们》 中讲了那么多辛酸无奈的故事，但最后还是安排了一个为了平等为了诺言也为了考验而这考验肯定能带来幸福的离婚。在《心堕》 这个短篇里，她更安排了一个“happy ending”。但在《吃梦》 里，一个严峻的现实呈现出来了。两个过去的上下级兼情人在悉尼巧遇，此时女的在悉尼辛苦经营一间小奶吧，而男的在国内已高升为市长。八年来女主人公无数梦里重复的除了自己过去曾经辉煌的记者生涯外就是她所崇拜的这位情人。但是今天，渡过了八小时的邂逅激情和温馨陶醉之后，她清醒了：国内那里已经没有自己的位置；那时的那个情人也不是眼前的这位官人──他那个下意识的左拥右抱的姿态、做爱的技巧、纯熟的舞步、名牌香水味，还有说到赚大钱时眼里的光都是不熟悉的。
毕业于中山大学经济系、任职于悉尼AAPT公司的广东韶关人莫梦（原名莫海燕）所写的《风高月黑的夜晚》 ，是一个奇特的故事。故事中的丈夫比妻子早几年赴澳，妻子到来的时候，发现丈夫变了，而且有了外遇。在一个丈夫外出的晚上，妻子被一个入屋行刼者强奸，在羞愧和痛苦中竟然渐渐地体会到“一种从未有过的充实感与温暖”，情不自禁地做出热烈的回应。她觉得自己“好象从挃梏中解脱出来，长期浮游着的身体突然触到了真实的土地” 。按萧虹的说法，这是“留学生婚恋主题的狂想变奏曲”，以这一个近乎“小电影”的故事，莫梦对男女在婚姻关系的盈亏表上，作了一笔庞大的调整。作者是否想制造一个现世报应？抑或是呼吁中国女人从自己加于自己的那种“从一而终”的性观念中解放出来，不再做单方面的贞妇烈女？ 也有论者认为，虽然莫梦弹奏的“曲调”能深入到人的潜在内心世界的心理损伤或心理记忆，揭开了传统道德笼罩的“原欲”头上沉重的面纱，但人终究是社会性和生物性乃至文化性的复合体，性本能的释放不可能总是毫无遮拦的，它还受到社会、经济、政治、法律等诸多因素的制约，也受到个体内部的异己力量的“自我”制衡。由于人性的扭曲和人格的分裂，所以，在那个风高月黑的夜晚，女主人似乎在性本能上导致了二重人格。 此外，关于这个奇特的故事，更有当年也是澳华留学生的钱超英博士的很不一般的解读，我在这部书另一篇文章《身份焦虑：澳华留学生文学的痛苦主题》中讨论。
在当年澳华留学生中，毕业于福建师范大学中文系的王世彦，是一个很具风格魅力的女作家。她像一只“站在热铁皮屋顶上的猫”，坚定地思考着艺术与人生 。颓废美、幻灭感是她的特色；她以一种“独特的绝望的优雅”而引人注目。短篇小说《哭泣的歌》 就透出一种“末路狂奔”的幻灭感，一种在绝望中玉石俱焚的“复仇意识”。在《为什么是玫瑰》” 这个短篇中，王世彦以“我”收到五次玫瑰总结了一个女人没有爱情的一生。
王世彦的代表作《优美的，活着，死去》 获得1995年澳洲中文创作短篇小说佳作奖。在这个短篇中，两个女人互相扶持，相濡以沫。这里有一种相当精致的女同性恋心理描写。这部作品还暗示男女两性互相之间一种莫名其妙的关系。在一个漂泊的世界上，活得艰难的女人互相依赖以抵御男人作为一种异己力量的进侵。但这抵御又是无力的，正如这个感叹之不可能：“如果这个世界上没有男人，只有女人，该多好啊！” 这当然是不存在的乌托邦。但的确，正如庄伟杰所指出，王世彦具有自觉的性别意识，通过叙写“自己”的故事，表现性别心理体验，追问女性自我的设定，揭示男性中心文化显在和潜在的压抑，这无疑是女性充满自我意识痛楚的生命体验，也揭示了女性生存与文化困境的严酷，更意味着女性主体意识的清醒与建立，意味着女性探索并改变世界的可能。它是人对自由，对自身本质力量，对它的无限多样的可能性的刹那间的欣悦体验。
王世彦喜欢张爱玲式的感伤与颓废。她小说的着力处并非仅仅作为一种现象或事实的人的外部经历，而喜欢把触角伸进作为精神实体的人生内在经验。她透露要写一部长篇小说，这将是一部半自传体的作品。我猜想里面一定有女人在男人世界里打了无数滚，滚得遍体鳞伤，碰撞得头破血流的内容。这是她爱好的题材，也有她深刻的体验感受。她曾在一个简单的自我介绍这样自嘲：“半生已过，一事无成。碰撞得头破血流后，仍不肯放弃最后的一丝幻想，无他，靠这个活下去。” 很可惜，二三十年过去，王世彦至今没有把这部长篇小说写出来。
若说写情爱性欲，毕业于上海师范大学中文系、来澳前曾任上海《文汇报》“笔会”编辑的施国英，恐怕属开路“先锋”。这位非常成熟的女作家，在性、爱、情、欲、家庭、婚姻这些问题上，最具独立见解，并旗帜鲜明，甚至身体力行，自我实现。她写了诸如《一夜情》 之类的篇什。她的代表作《错爱》 是一部带有明显自传色彩的中篇小说。女主人公李琳──一个来自中国大陆的留学生──是性爱之乐的追求者，她和一个又一个的男人（主要是西人）的聚散离合构成了故事主体的“链式线索”。关于这部作品的主题预设，施国英是这样说的：
《错爱》着力描写的是两性纠葛中女性的定位问题。人类社会长期以男性为主宰，在男女关系上也大多如此。我对这种被颠倒的世界一直不愿苟同。至少在《错爱》这部小说里，女主人公在她的个人的情感生活中，把颠倒的世界又颠倒过来。或者这是另一种矫枉过正，然而生活中许多事情都是没有逻辑的。”
的确，《错爱》的不同凡响之处，正在于作者以性爱至上的观念，瓦解和颠覆了传统男权文化所制造出来的情感至上的乌托邦幻觉，并以游戏人生的态度改写了以往文学作品中女性温良、驯服、优柔的淑女形象，拓展出女性以性爱拯救自身的无限可能性。 也有论者这样解读：《错爱》试图通过强化女性的独立力量，颠覆与解构男性中心文化的尝试以及性爱至上的策略运用，去炮制一个女性梦幻、从而实现欲望时代女性主体的自我拯救，却缺乏面对现场的人格力量。 张奥列指出，《错爱》处处闪动着作者的影子。那种远离故国，漂泊异邦，那种男女性爱，与东西方人相处，无不揉合着作者的生活经历，人生体验，尤其是寓意着作者对性文化的思辨。可以说，这是一个虚构的故事，真实的灵魂。
1994年，施国英发表“二八论”，引起勃然大波。所谓“二八论”是：
做爱精彩的西方男人到处都是，十个中起码有八个精彩，二个马马虎虎。中国男人是十个中二个马马虎虎，八个很糟糕。”
2001年，施国英发表另一篇文章《与中国男人谈心──“二八论”修正案》，提出“二六六论”或“六六二论”。不管“二八论”、“二六六论”或“六六二论”，也许她有实际体验，但我们最好把这些都看作不过是调侃。主要的是，在很大程度上，施国英不是为了妇女解放问题需要借用“文化”策略，而是为了“文化”问题需要借用妇解旗帜。 在澳华文坛的众多作家中，施国英是一个明确的世界主义者。
毕业于北京大学中文系、曾任职天津电视台编辑兼记者的千波（原名辛千波，生于天津）和田地、吴棣三驾马车合作写了好些小说，例如小说合集《留学词典》，大多是关于男女问题的。她自己创作的中篇小说《结婚记》 ，是她重要的一部作品。这是四个当年一起租房共住的中国大陆留学生王老五，在1989到1999的十年跨度间，如何在澳洲扎根、成家立室的故事。小说写出居澳华人从留学生到新移民的历史性转变，以及他们生活、爱情、婚姻的种种遭遇和变迁，塑造了一系列生动有趣的人物形象，贯穿着一段令人荡气回肠的罗曼史。
千波较早前写出的《绿蜥蜴咖啡室》，编进小说合集《她们没有爱情》，而且作为第一篇 ，可见她对其很重视。故事中的“我”是咖啡室女招待，在中国的时候，和同学谈情说爱，可惜最后劳燕分飞；在澳洲，“我”和其名叫韦恩的顾客、一个此地一家小电视台的编辑、自命怀才不遇的艺术家，搭上关系。一般他们见面就吵架，吵完架就上床。“我说，操你。他就自动脱裤子。”有一段这么描写：
我不记得我怎么搭上韦恩，或者，是韦恩搭上了我。我卖咖啡，他喝。就这么简单。韦恩有时很敏感，患有中枢神经脆弱症。一犯病，就问我，咱们结婚吧。我说，那你先求婚呀。他果然双腿跪地，祷告，作揖，表演莎士比亚悲剧。病好了，就不提结婚不结婚的事了。日子照样过，我周末去他家，他的房子比我的大。
《绿蜥蜴咖啡室》故事不完整，尽是些碎片，让人感觉惘然，若有所失。萧虹博士在她的序中说，千波风格比较接近现代派，也略带后现代的嬉笑怒骂。在所有女作家中她也许是最重技巧的；她不是旨在说故事，而是利用意象表达某种现实。千波的意象令人难忘。她的荒诞意识使她的故事带有浓重的黑色，尽管它们是抑郁的，却绝不流于伤感。她只是用她老练的笔调，轻描淡写地勾勒出那些绝望的情景。她很懂得控制自己的笔，不滥用笔墨。 另有论者也说，千波的语言很畅快，像一把形状秀美的果刀，自如地挖出不少人心深处纠缠着的枝叶根茎。千波追求雅，是一种少数的聪明人。就像她的一篇小说中的人物“梅”所想的那样，她是从大学里走出来，脑门儿上写着“骄傲”的聪明女孩儿的感受。傲气而颓废心理描写，加上那种“玩世不恭”的语言，形成千波鲜明的风格。
千波很有些横流溢出的警句。譬如她说：“上床不一定产生爱情，但不上床则一定没有爱情。”写小说于她是一种游戏。她说：
写小说是一件很有意思的事，如果你不把责任、使命、留名青史这类沉重而吓人的东西抡到自己肩上的话。就像做爱，它是另外一件很有意思的事，可是如果你老想着一定要坚持三个小时以上，一定要完成七十二种花式，还老担心自己够不够尺寸，那么终有一天，你得阳萎。所以我不太能理解‘创作痛苦说’。”
在澳华文坛，写性爱情欲的还有其他作家不少作品。总之，关于性，如钱超英博士指出：
它为澳华留学生文学作家探讨不同文化交往中的价值观念变化，认识自我和他者，以及宣泄心理上的压力提供了较其在原居地更大的自由写作空间。”
进一步说，在人类审美与艺术创造领域，死亡与性爱往往被并列为两大永恒主题。假如说死亡作为生命的临界线而返照出生之意义，那么性爱则为人类生命点缀了光彩陆离的斑斑点点；如果死之于生的意味是间接的，爱之于生的意味则是直接的。这个论述具有普遍意义。但如果针对当年澳华留学生文学给予评论，其性爱情欲折射出的多是痛苦而不是享受的体验。就像为本文开头所说，性爱情欲对于当时中国留澳学生那个群体，既是一种难以摆脱的诱惑，又是一场扑朔迷离的梦。作为一种探讨的对象，我们可以从中看到那个群体的挣扎与进取，并看到澳华作家在这个内容上如何表达他们的认同关切。
（2001年8月初稿于悉尼，2023年6月11日改写。）
来源：《嬗变：“四十千”纸上足迹三十年》第二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