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澳华留学生文学作品中的性爱情欲，其中一些作品见诸于上世纪的1998年悉尼文坛出现一本小说集，书名甚为悲催：“她们没有爱情”，这是悉尼九位女作家（千波、毕熙燕、小雨、凌之、施国英、王世彦、西贝、林达、莫梦）的作品。之前三年，还有另一本书，为悉尼墨盈创作室于1995年12月出版，是杂文集，书名也很抢人眼球：“悉尼八怪”，出于八位男作家之手。于是，就有“九妖八怪”之说，当然这不过是戏谑而已。所谓“悉尼八怪”是悉尼的大陆、阿忠、袁玮、楚雷、钓鳌客（沈欣）、超一（赵川）、莲花一咏，以及墨尔本的高宁，一共八位作家。《悉尼八怪：杂文合集》选收了他们撰写的七十二篇杂文。
《悉尼八怪》一书中，七十二篇杂文篇篇几乎都是痛快的宣泄。
例如，楚雷记叙“中国制造”的困扰。他也许在做小店买卖，说咱这开店的，最怕碰上两种人，一种是老爱问你是从哪来的，你告诉他是中国的，他马上一耸鼻子，“你的货肯定是Made in China”，扭扭屁股走了，还会把旁边的客一齐带走。走，怎么不走？你想想，人家千山万水，一辈子可能也就这么一回，打老远来了，买个Made in China的回家去，亲戚们蹙着眉：“喂，你到底是去中国还是澳洲？”……
被“中国制造”困扰的楚雷，有时不知怎么地竟想到老毛，想到老毛制造的是“精神原子弹”。在另一篇杂文，他说：
有一点史者是冤屈老毛的，老毛很早就意识到自己的错误，人太多了，这世界摆不平。所以他英明论断：死几千万没所谓，放原子弹没所谓。原子弹老不过来，只好不断地制造精神原子弹，进行效果彰著的各种运动，用最原始最直接的办法控制增殖，所以在他的年代的人都说：“能活下来真不容易。”而死去的就死去了。
超一立足于讨论在不同的生活境况之中究竟应该笑还是不笑。按照现在的时尚，他开始攻击中国人。中国人就是活得很辛苦，明显缺乏幽默感，明显压抑自己和别人的笑神经。超一这样写下来：中国有过一部电影，内容忘了，但记得名字——《笑比哭好》。以前住在墨尔本的利其门区，同住的有位姓冷的先生，整日在阳台上守望邮差等待老婆儿子的来信。我家的阳台几乎成了他的“望信崖”，生活、心情十分戚苦。我劝他说：“冷先生，笑比哭好。”“笑什么？”他问。半年后他卷铺盖回家了。按照我们以前学的历史唯物主义，分析结果应该是：冷先生的笑神经是被当时艰辛的现实残酷地拔掉了。这事情超二不会明白，他太年轻。但是不是生活环境改变了，人就会多些笑容呢？是的，但不包括缺乏幽默感的人，当然也不包括史泰龙。
超一继续写道：有些人不可救药地缺乏幽默感，丧失面笑筋，比如超二老婆。电台里的人说：人活着的时候要在红色交通灯前等去许多时间，很不高兴。人死了，送葬的时候则可以不必担心交通规则，可以穿红灯而过，因为大家都觉得这时应该让死者快乐，不再浪费他的时间。超二听了笑得前仰后合，“真逗，死都死了，还快乐个屁。”超二老婆则象个拙劣的文学评论家一样，一本正经地说：“不行，电台上不能乱说，要负社会责任。”我说：“二，你老婆很严肃。”超二说：“她是怕死人高兴了笑出声来，吓坏别人。”
莲花一咏则依然记得他的佛教大师的教诲，并尝试以此大智面对1989年后在澳洲生活的种种挑战。他说他“身无长物”。有朋友到他家来玩，夸奖他客应布置得雅致，他说这里的一切都是房东的，他一无所有。他说：
面对空空的四壁，面对空荡蒻的房间，我有一种奇特喜愉清心的感觉，我喜欢这一切，对于我来说空就是拥有，空是一切。他们问我从哪里读来的那么多知识，是否可以透露一点秘密，我指指蓝天，说：“每天我看云彩从头顶飘过，觉得这是人间最大的学间，那里面有无穷无尽的知识，你可以回忆过去，思考将来的生活，观空是最充实的学习，如果你们能每天看上十五分钟，你们会得到意想不到的启示。”
莲花一咏引东坡诗句自许：两袖清风无牵挂，一蓑烟雨任平生。自觉无牵无挂，身无长物，大彻大悟……
高宁站在哲学的高度发泄对世间不公的愤愤不平。他指出：世界之精彩，就在于芸芸众生在这硕大的赌盘上纷繁、嘈杂、声嘶力竭地呐喊、争执、搏命、厮杀，此时生命的哲学浓缩于生存、攫取、满足欲望的谋略之中。君不见这个世间，视杀人十个八个者为凶犯、刽子手，而杀十万百万，却是遭受普罗大众顶礼膜拜的征服者、星宿、神圣么？想活命，要吃饭，就得去杀，去抢，去奸，男的盗，女的娼。只是在科学昌明的时代，是用文明、雅致掩饰蛮荒和残暴，用鲜花遮盖血迹罢了。
高宁责难宗教：不知何时，教人施善的宗教也成了有罪人灵魂的避难所。无良者在瞒天过海获取不义之财后，掷出一笔小数额钱财，用作修善教堂庙宇或捐赠慈善机构之用，也会被上帝的仆人视为虔诚的信徒，而将其名字刻上圣殿的神壁，留芳百世。为死后进入天堂，行善图个好的报应，混入教徒行列之辈，他们的原始动机竟从未受到过丝毫的怀疑。
高宁叹息，说：我们哲学地活着，而生活并不需要哲学，于是我们只能负起莫名其妙的历史重荷。倒是借感觉生活，无所顾忌地奢用生命资源者，正彻底地享受着浅薄但不沉重的快感。在并不健全的社会形态里，追求所谓道德的崇高和人格的完善，无异于让精神走上火炉承受煎烤，把灵魂搁置于神龛祭奠。人类或许就是在这种堕落里经历涅槃，或许就是在这种堕落里走向毁灭。但这无疑是鲜活的人类。于是高宁对他的同胞作出“鼓励”：
人呵，不要羞涩，不要腼腆，不必顾忌灵魂和肉体是上天堂还是下地默。生时不须歌，死时不须哭。无论男人或女人，都去做你自己。生命就是这么度过，岁月总是蹉跎的。
钓鳌客用古文思辩的方式来描写今天的现状——从“兼爱”到“同居”到“苟合”，讲得头头是道。他发现，墨子的形象，比造锯子的鲁班高大全。可惜这样的好人，他的学问失传，是很让人痛苦的，他寡人钓鳌客就常为之阁楼短叹，市井长吁。而来到澳洲后，眼前一亮，惊叹：寡人何等的鼠辈，目光短浅一至如此！原来：
四、五万同胞之中，墨子的信徒滔滔皆是，云何失传？远离故土，只身居此；天高皇帝远，大人安在哉？无父无君，是自然的；无夫无妻，无儿无女，何以解忧？惟有“兼爱”。爱一个，是独爱；爱两个、三个，有大爱心者，更可以多多益善，一发不可收。加之与寡人同类者甚众，曾经“黑过”，或者接近“黑”的人们，焉可以不“近墨”。于是乎墨子之说兴矣，兼爱之风大矣。
钓鳌客说他寡人有癖，常好寻根问底。读《礼记·檀弓上》：“泰山其颓，则吾将安仰？梁木其坏，哲人其萎，则吾将安放？”常疑心“梁木其坏”之下，脱了一句。后来，终于找到了，是“则吾将安仗？”如此，寡人才安寝。对《墨子》，亦然。因此，钓鳌客进而说，散逸的十八篇，不把它找出来，岂不愧对列祖列宗？俗语云：爱的坟墓是结婚；以澳洲吾辈情形推之，兼爱的结局必是同居。且考之以目前留学生之派系，简直就是战国的再现，正与墨子所处之时代相类。据此，他钓鳌客寡人可以断然结论：《墨子》“兼爱”上、中、下三篇之后，必是“同居篇”上、中、下无疑耳。而后呢？当初那些“肩扛着黑暗的闸门，让所爱的人到光明的地方去”的人们，也陆续地走进了战国。忽然发现，所爱的人，已经钻进了别人的裘被。怎么办呢？除了与“兼爱”同流，就只有“苟合”一途了。所以，“同居篇”下，恐怕还有“苟合篇”上、中、下吧。大胆假设，小心求证——以胡博士的名言度之，寡人只能审慎地说——待考。
钓鳌客此文把当年澳华留学生如何“性”，说得如此有理有据，实为一绝。
性，自然是男性荷尔蒙高涨的这些“八怪”们热衷于“宣泄”的对象或装模作样给予“探讨”的大学问。楚雷论述他心目中的“淑女”。超一着眼于“鸟”。高宁正儿八经地论女人，作了有关“断语”，发表“性爱唯物论”之我见，杂谈吃喝嫖赌，指出男人爱娼妇，以及雪梨留学生印象中很有性的特色。大陆写一个妓女，写第一次去那种地方，回忆他的初恋，又作了东西方叫床文化之探讨。袁玮因情人节有感而发，又获得同性恋游行的启示，他侃一澳式女人味，侃赞上海女人之后又侃赞广东女孩，更参与调侃吃喝嫖赌。钓鳌客则研究了政治与手淫，革命与避孕，为“二八论”之事，还爱护地要打阿忠，打袁玮，打大陆，打李克威。
且看看大陆如何写第一次去那种地方，真是写得活形活现：
我记得第一次去看脱衣舞是坐大明的车去的。关于脱衣舞，说实话我这人是比较胆小的。我记得有位朋友到澳洲一下飞机就直奔Kings Cross，我第一次去的只是唐人俱乐部，是星期四晚，不要钱的那种。
进去的时候，我很不好意思。守门大汉对别人叫一声，我都吓了一跳。大家知道，我们这些人是没见过什么大世面的。在大陆要是见过这种大世面是要吃枪毙的。让我们张开想象的诗一样的翅膀，大方地想象一下脱衣舞。但那也很难想象一个女同志怎么敢在大庭广众下把衣裤脱光给看个痛快？而且问题还不在于她敢不敢，在于像我这种没见过世面的人会不会一旦见了，控制不住，一个箭步上台，引起两国外交纠纷？
袁玮调侃吃喝嫖赌，关于“嫖”，他这样教唆般地调侃——幸好是调侃。不过，也许也是当年一些留学生偶尔尝试过的回味或欲试未试又不敢贸然尝试只是在心里的操练：
嫖是男人最佳的体育活动形式。据有关方面资料显示，一个四十岁男人同太太做爱心跳是80-90，同情人做爱心跳是90-100。同陌生人开“朝天银行”的女人做爱就是100-120，那才叫真活儿。
男人不嫖，如同女人不涂口红那样苍白。
嫖，不能仓促，半小时一小时什么的，那是小儿科的游戏。得慢慢来。开始聊聊天，喝点什么，得同消防队员们进行一番必要的生物场的融恰，然后欲到浓妙，就自然而然地玩到心跳。
如果你每周工资是500澳元，那么用300澳元去练一回絶对不算划不来。
悉尼八怪，个个均是杂文高手，他们文字犀利泼辣，有对自我狡猾与独创的自鸣得意，有对政治或行政错误的冷嘲热讽。他们的幽默，常常是对无可奈何之境况的机智嘲讽，令人别有一番滋味在心头。例如那位失踪多年很让人怀念的广东人阿忠的文字。他有一篇《牛奶箱》，可谓经典。
他称牛奶箱是澳华留学生的“摇篮”，没有那个年代那群人等的经历的人，从中真可以感受一番。文章开篇就说：
这是留学生的摇篮。
大约没谁不曾以各种方式亲近过她。椅凳桌子床架、书柜杂厨鞋箱，我们把牛奶箱单一的功能天才地发挥得淋漓尽致。甚至宏扬国粹的马杀鸡（massage），甚至慷慨激昂的民运集会，少了这宝贝就黯然失色。据此某郑重提议：给予牛奶箱设计者和牛奶公司老板终生免费马杀鸡服务，以表达四十千崇高的革命敬礼。
接着，阿忠进而道出此物的多种巨大用途：
说真的，这宝贝完美得令人不可思议。轻巧坚固且疏风散热，不锈不腐，尺寸相宜又方方正正，不管横放竖摆，不管是个案审查还是叠起来作“特殊类别”使用，都绝对不会令阁下失望，绝对是颗革命的锣丝钉，比两政府的诺言可靠多了。三年前某为两个女同学搬家，那散发女性荷尔蒙芬芳的闺房，温馨得能让最羞怯的小男孩生机勃发，一搬，好家伙五十八个牛奶箱。如此多功能的家具还能找出第二个的话，人类的困苦必一扫而空。因此极有必要由联合国大力推广这种完善无瑕的组合家具，不是吹，牛奶箱能拯救这个邪恶淫荡的世界。至于专利，当然非留学生莫属了，而第一个在牛奶箱上面琢磨出这许多用途的人，应该为他塑像造庙，以供万世景仰，这毫无疑问。
阿忠说了这么多，还意犹未尽，再进一步畅谈牛奶箱的好处：
一是像搬家那样便于打点行李；二是带回去向十一亿同胞推广这种万能组合家具，于是两餐无忧；三是方便以后搞什么回顾展之类起见；四呢，睹物忆当年，我们的晚年必因身边有个风雨同路的牛奶箱而充实而生动而无比幸福。
一个牛奶箱就使我们变得多么富有，就使我们的生命拥有多么坚实的倚托！这是上帝眷顾我们的诺亚方舟，难道不足以托付终生吗？……
噢我的甜心噢我的打令噢我蔚蓝色的梦，随那群“忘恩负义”的傻瓜去罢，我只要你。
显然，牛奶箱其实是当年澳华留学生尴尬生活的写照，是他们无奈人生的叹息。阿忠的盛赞底下，满满是溢出的辛酸和血泪！
大陆的一篇《草纸》短文，也是幽默中含泪的微笑。
他说，来澳时他的皮箱中藏了十八卷草纸，那是上了一个先来澳洲的朋友的当。这位朋友说，澳洲水果便宜，但纸很贵。结果入关时，海关人员对着这十八卷草纸百思不得其解，他把它们整整齐齐排成一排，然后去叫来可能是小组长，两人瞟了一眼，就“嘀嘀咕咕用力捏草纸，对着天空照草纸，反反覆覆闻草纸，又嘀嘀咕咕一阵，才很不甘心地放我入关”。
后来，大陆完全明白了：
我第一天找工，进厕所时傻了：澳洲草纸free，不仅城里free，乡下厕所也free。这事怎么任何回国人员都没提起过？我恍然大悟，海关一定怀疑我这个人是贩毒的，或精神上有毛病。怎么可能拎一皮箱草纸入关？这在澳洲入关史上史无前例。
大陆此文，其实并不止于幽默。它通过好像微不足道却具有典型意义的草纸，道出当年两国国情，包括经济发展与文化素养，的巨大差别。很引起我感触的，更是这两段：
对草纸的研究再深化，就涉及政治了。请让我们思考一下，如果中国的厕所里也放一圈草纸，能维持多久？会不会第一个人用完就顺手放进皮包，带回家去全家享用了？
再进一步思考：全中国城乡到哪年哪月才能像澳洲草纸放在厕所，永远free？
大陆显然对他的同胞没有信心，说“由此想到中国离世界文明还有一段距离”。我现在也没有信心，尽管已经过去了三十年，尽管现在中国已经成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那里有灯红酒绿下路有冻死骨的巨大得可怕的贫富悬殊；有中共统治者为永保自身政权坚若磐石而刻意对国民施行斗争教育、愚民教育，造成一些民众不但贫穷而且愚昧而且极端损人利己甚至并不一定出于贫穷却整天琢磨非常低下的千方百计的互害手段。他们到了西方国家，居然还是恶习不改。比如什么地方为有需要的穷人免费分发食物时，常有一帮华裔男女成群结队在不停地重复领取，还会把不合口味的食材转卖别人或直接扔进垃圾箱，有的甚至准备了很多套行头来让人难辨模样。他们并不穷困，如此不知羞耻的践踏公德的行为让人目瞪口呆。
在《悉尼八怪》书中，赫然有一篇，超一写的，写未来，标题是：“2024年11月1日”。说当年写过一篇《……及我们三十多岁》的作家大陆先生依旧健在，虽然已是七十多岁的高龄，比起前几年里过世的几位当年风流一时的专栏作家，倒一直是神清目爽，身体硬朗。几年前大陆先生已很少出门了，经常走动的老朋友们因年事日高，也越来越少走动。偶尔通过手提屏幕电话联络一下，也实在因老眼昏花而看不真切。孩子们各有各的事要忙，外面车水马龙变化很大，少出门也少了许多的麻烦。这一天大陆先生出门，是为了去参加一个纪念馆的落成。这个纪念馆的全称叫“中国留学生纪念馆”。据说是位极有钱，但很少出来露面的老人出资搞的。小辈人已很少知道“留学生”这三个中文音节的确切意思了，似乎近似于上海人、广东人和福建人等，但也好象是和移民、难民有些瓜葛。老人们还一直沿用这个称呼，看来既有一份自豪，也时常带出点滴的悲戚。但现在即便是他们，也越来越少提起和用到这一称呼了。
文中说，大陆先生穿戴整齐，有一种异样的心情，好象当年参加宴请移民部长鲍格斯的晚会一般。几年前当大陆从《新华联日报》的一角里，看到前移民部长鲍格斯去世的消息时，他感到当年自己的手掌握到鲍格斯部长那厚实的手掌时的那份激动，似乎就在眼前。当时听到消息，大家都心里一惊，老朋友们还聚了聚，钓兄抚掌叹道：“岁月不饶人啊！”接下去的几年里，不少人也都陆续跟着鲍部长走了……
关于这个大陆留学生纪念馆，陈设是这样的：
纪念馆中实物不少，牛仔衣、裤、包，加上耐克球鞋，据说当年好些人都是穿着这一套来的，几乎跟制服差不多。还有电饭煲、切菜刀等也都是随身随机带来。有一件较为珍贵的收藏品是一张1989年墨尔本的公交周票。该票实际日期为5月10日，后经伪造，成为5月18日，延长了使用寿命，创造价值不下于六元五角。说明上介绍涂改的工具为烧焦的火柴头，手法做工极为精致，维妙维肖。说明上并注明目前存世的仅有两枚。
大陆先生沉浸在往昔里，研究每项说明是否正确。突然间他看见一件爱滋时代的象征品——性爱安全套。噢，现在已是2024年了，原来这么容易，我们都老了。
我比较详细引述此文，我想当年的澳华留学生今天看到三十年前对今天的描写，一定百感交集，思绪万千。
《悉尼八怪》作为一个样品，很有价值。那个年月，杂文随笔是澳华文坛上作者队伍最众、作品数量最多、读者面最广、影响力最大的一种文学类别，是当时澳华留学生文学的一个显著特色。杂文随笔特别火红，既有作者的原因也有读者的原因，而作者或读者，都是澳华留学生。
当年，澳华留学生刚到澳洲，他们就像飞出笼子的小鸟，有了飞翔的自由，眼界大开，却又面临着异域现状的严峻考验，经受不同的社会制度不同的文化价值的碰撞，身份地位处在巨大落差中。《悉尼八怪》的作者就是处于这种境况。正如为本书作序的原澳洲驻华大使馆文化参赞周思（Nicholas Jose）先生所指出，他们大多数来自中国的大城市，受过良好教育，富有进取精神，怀着极大的期望来到澳洲，希望所受的专业教育与知识可以有用武之地。但是，几乎一落地澳洲，他们便发现这并不容易，不像原先预期的那样轻而易举。难以适应的体力劳动、金钱的窘迫、感情的失落、文化的差异、时刻面临被赶回中国的居留难题，让他们心身备受折磨。排遣压力宣泄苦难的方式多种多样，包括当时中国留澳学生中出现的沉迷赌博现象和男女同居甚或嫖娼现象，但对喜欢弄文舞墨者，最痛快的宣泄还是把心头千思万绪公诸于文字。而把各种困境和斑斓见闻，把要解决的又繁杂又严重又迫切的问题，把极不稳定的生活中的复杂感受思想情绪，最方便宣泄并及时反映出来就是通过杂文随笔了。那时大家在快节奏的生活中奔波忙碌，没有足够时间撰写或阅读大篇幅的东西，杂文随笔短小精悍，文学要素也不像小说、诗歌那么不好掌握，于是生活中那怕点滴的感受便立竿见影地通过杂文随笔抒发出来。
我把这本文集称之为澳华留学生文学一朵奇葩。奇葩者，当然是褒义。正如周思先生所作的评价，“悉尼八怪”很个人化的杂文，向世界展示了一个独特的难以捉摸的微笑——一个中国人在困境中所能展示的微笑，其中隐藏着更为深刻的情感：顺从、苦楚、怀旧、玩世不恭与愤世嫉俗。《悉尼八怪》他们这部杂文集忠实记录了一段特殊岁月，就像一系列跨越文化的实际活动的快照，泼辣，讽刺，尖锐，令人拍案惊奇。
这八位杂文高手为我们留下一份文学珍品。
（2023年7月3日于悉尼。）
来源：《嬗变：“四十千”纸上足迹三十年》第二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