前言

1983年秋天,很出乎许多人的意外,中国大陆突然来势汹汹地开展了一场“清污”即清除所谓“精神污染”的政治运动。当时,我正在新西兰奥克兰大学英语系英美文学硕士班进修。新西兰地靠南极,远离世界的喧嚣,平静而又美丽,可称之为世外桃源。可是,我这个来自赤县神州的海外学人,心头却难以平静。许多夜晚,万籁俱寂,月白风清,我却思绪不宁,举目遥望,好像看到万里之外的祖国。文革结束不过几年,十年惨烈的灾难,不是还历历在目吗?这还不够吗?还一定要搞什么政治运动不成?!就在那个时候,我决定报读博士学位,而且,几经考虑之后,完全改变了研究方向——当代中国文学与政治的关系成了我的博士论文课题。理所当然,人道主义与异化问题,是要涉及的重要方面;而几年前我已开始关注的王若水等人,便变成我要评论的重要角色。

但是我见到王若水本人已经是几乎二十年之后。只有一次接触,而且只是短短的两天开会期间。那是2000年12月中旬在香港大学举行的一个研讨会上。在这之前,1996年9月上旬,我在云南昆明见到当时任中国社会科学院副院长的刘吉先生,在闲谈时我问起有关1983年“清污”运动和王若水的异化观点,他淡淡地说,王若水没有什么错,只是讲得太早了。“讲得太早”!这便厄运临头?!应该说事情并没有这么简单吧?真是似乎命中注定,王若水又是一个悲剧人物。在那次香港大学的研讨会上,有一个几分钟的小小的插曲,不知为什么我总记得清清楚楚。王若水的论文是〈整风压倒启蒙:“五四精神”和“党文化”的碰撞〉。宣讲之后,一个来自北京大学、被认为“新左派”的年轻教授立时盛气凌人地问难,训斥王的论文缺乏学术规范,不过是些 “sentimental”而且“outdated”的言说(研讨会的语言是英语)。王若水没有怎样回答。我不安地注视着他。我知道他不久前因为肺癌开过刀,虽然他对我说过手术效果还好,但一看就感到他身体并不好。他面容清癯,经常带着几分内向甚至懮郁的微笑,尊敬他的人如我者,会看到其中有掩隐不住的哲思,但此刻看到的分明更是一股悲戚与苦涩。他脸上明显地刻画着悲剧。

2000年12月中旬,本文作者与王若水摄于香港大学一个研讨会上。

事后我隐约感到,这好像是象征性的一幕:王若水不属于这个时代;他领导潮流已经是很久很久以前的事了。

只不过一年之后,2002年1月9日凌晨三点十分,王若水的心脏在睡梦中停止了跳动。这位宁做“痛苦的清醒者”的智者,一位马克思主义人道主义理论家、前中共中央《人民日报》副总编辑,终于因肺癌在美国波士顿与世长辞,终年七十五岁。

王若水先生生前是中国为数不多专注“异化”问题的理论家,虽然有局限,有争议,但其贡献有目共睹。几十年前让他和周扬惨遭厄运的那场所谓“清除精神污染”政治运动,现在回想起来,恍若隔世。对照今天中国社会严重的异化现象,人们实在不能不惊叹:王若水、周扬他们当年提出“社会主义异化论”,真是具有天才的预见性!当年胡耀邦连同赵紫阳以及万里、习仲勋等中共领导人抵制和终止“清污”运动,其了不起的历史功绩,也是我们所不能忘记的。还有一点必须说明的,本文成稿于2007年12月,修改于2008年1月初,而今天中国的问题,如果套用“异化论”,那么,其“思想领域的异化”、“经济领域的异化”,特别“政治领域的异化”或者“权力的异化”,到了何等严重的程度!人们不能不警觉中国的国运。

一、领导潮流:二十世纪七十年代末八十年代初“人道主义热”和“社会主义异化热”中的王若水

王若水最得心应手也最光辉的岁月可能就是上个世纪七十年代末八十年代初那几年了。文革结束之后,人们痛定思痛,整个中国大陆掀起了“人道主义热”,反映在文学上,就是流行一时的“伤痕文学”、“反思文学”;而在思想界,关于人道主义和异化问题,王若水谈得最多,名气也最大。

这个热潮从一开始,人道主义的讨论就和异化问题联系了起来,甚至当时事实上异化问题还要比人道主义问题提得早一些。虽然异化问题是人道主义讨论应有之义,但这多少还是有点令人惊奇——毕竟,对当时中国大陆的公众包括党政领导来说,“异化”是个新鲜概念。也许事出偶然。1978年,中国社会科学院哲学研究所研究员汝信办《外国哲学史研究集刊》,向王若水索稿。他记得王若水在1963年参加起草周扬牵头的批判人道主义的小册子时写过“异化”这一章,建议王把这篇旧稿拿出来发表。王若水从柜子里翻出这篇稿子,看了一遍,觉得还可以,只删去文末一段,就交给汝信,在1979年第一期的集刊登了出来,题目为〈关于“异化”的概念〉。这个杂志专业性很强,读者不多,然而这篇文章还是受到了较大的注意。《新华文摘》予以转载;有的报纸作了报道。

王若水在很长时间里就想向中国公众介绍“异化”这个概念,希望这个概念普及起来,但又担心它不够通俗,不容易被公众接受。一九八零年六月,王若水又得到一个偶然的逐愿机会。他应邀到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生院新闻系讲演有关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几个问题,听众中有人递条子说,美国教授给他们讲课,讲到了异化,他们听不懂,希望王若水解释一下。

王若水回答时,从现实生活中举例说明,社会主义社会也有异化:意识形态的,如个人迷信;政治的,如人民的公仆变成了人民的主人;经济的,如盲目建设、片面追求高速度和发展重工业,结果成了包袱,还有环境污染等等。批判个人迷信有费尔巴哈批判宗教的现成方法。王若水指出,所谓“个人迷信”,就是把人民群众和领袖的关系颠倒了,人们把领袖神化,到头来领袖成为一种不能控制的力量,反过来使人民受苦。王若水还警醒地而且相当超前地说:社会主义国家的主要危险并不是什么“修正主义”,而是党的异化。

王若水曾经这样解释异化:“主体在发展的过程中,由于自己的活动而产生出自己的对立面,然后这个对立面又作为一种外在的、异己的力量而转过来反对主体本身。”周扬在1963年那个曾经受到毛泽东欣赏的报告中,就是采用王若水这个学术性的解释。王若水也把这个解释写进一年半前发表的〈关于“异化”的概念〉一文中。这次讲话,他换了一个通俗的比喻:母亲生下并养育了孩子,这个孩子长大后却变成了逆子,反过来虐待母亲。这就是异化。

事后,这一段录音被整理,以〈谈谈异化问题〉为题,在《新闻战线》1980年第八期上发表,继而被不少报刊转载,产生很大的影响。有人把录音带借给胡耀邦的儿子胡德平,后来王若水得知,胡德平说,他们全家都听了,很感兴趣(所谓“全家”,自然包括胡耀邦)。王若水几天后又在《人民日报》编辑部讲了一次,同样收到很好的效果。王若水发现,人们对“异化”概念产生了浓厚的兴趣,显然,这是因为它能够对现实中的许多问题给以比较深刻的解释。

1980年,王若水又发表了〈文艺与人的异化问题〉,提出文艺应当描写社会主义制度下的人的异化并对此提出抗议,为随后出现的“异化文学”鸣锣开道。同年十月,在天津召开的马列主义文艺理论学术讨论会上,王若水被邀请做了发言。王在发言中对人道主义和唯物主义以及辩证法的关系做了说明。

那一年人民出版社准备编一本关于人道主义的论文集,向王若水约稿,王应约写了〈人是马克思主义的出发点〉一文(这本文集在1981年初出版,书名就采用王文的标题)。王若水写作此文显然企图切中“要害”。多少年来,毛泽东等共产党人实际上是把阶级作为马克思主义的出发点,因而“以阶级斗争为纲”,迷信“阶级斗争一抓就灵”。他们把人纳入了阶级的框架,以人的特殊性(阶级性)来否定人的一般性。因而,用王若水的话来说,在中国出现了一种藐视人的“冷冰冰的马克思主义”。1982年春,王若水应《中国青年》杂志之约写了一篇〈马克思主义并不冷冰冰〉,其中也是强调人的问题在马克思主义中占有重要地位。

1983年1月17日,《文汇报》在“争鸣”版上发表了王若水早在1982年夏天就着手写的〈为人道主义辩护〉。文章各部分的小标题是:“人道主义只能是资产阶级的意识形态吗?”“从费尔巴哈到马克思”、“从青年马克思到老年马克思”、“社会主义需要人道主义”。文章认为社会主义的人道主义对中国的现实意义包括:它意味着坚决抛弃十年内乱期间的“全面专政”和残酷斗争;抛弃把一个领袖神化而把民众贬低的个人崇拜;坚持在真理和法律面前人人平等,公民的人身自由和人格尊严不受侵犯。它意味着反对封建的等级和特权观念,反对资本主义的拜金思想,反对把人当作商品和单纯的工具,它要求真正把人当人看,并且从一个人的本身而不是从他的出身、职位或财产去衡量他的价值……文章的开头和结尾模仿了〈共产党宣言〉,把“共产主义的怪影”换成“人道主义的怪影”。结尾这样描述了中国的“人的发现”:

一个怪影在中国大地徘徊……
“你是谁?”
“我是人。”

王若水这篇文章发表后,反应异常强烈,对那时已有一些冷却下来的人道主义讨论起了重新升温的作用。朱光潜也给王若水写来一封信,表示很赞成文中观点。当时适逢《人民日报》报社召开记者年会,从各地来的与会者要求人手一份。王若水让印刷厂打印了一百份,除了给记者部分发之外,又把六十份送给了正在进行的“文学作品中的人性、人道主义讨论会”,作为向这个会议提交的论文。有趣的是,这个中宣部文艺局授意召开的会,其目的本来是想批评一下人道主义,但批不起来;而这篇论文在会上散发后,气氛更加变了。的确,王若水这篇长文,“俨然是一篇人道主义的宣言和挑战书”。

周扬和他的三位助手王元化(前右)、顾骧(后左一)和王若水(后左二)。他们参与起草周扬题为“关于马克思主义的几个理论问题的探讨”的讲话。

从1980到1982年的三年间,有关“人”的问题的讨论文章在中国大陆各地发表了四百多篇,包括探讨马克思主义人道主义、异化、人性等等。文艺界和教育界也召开了人道主义的讨论会。人民出版社在此期间出版了两本论文集《认识马克思主义的出发点》和《关于人的学说的探讨》。顺便指出,在中国最早提出“社会主义异化”这个最要害、并逼使最高领袖邓小平后来亲自封杀的观点的人还不是王若水而是当时一位马克思主义美学家高尔泰。他早在1979年写了一系列的文章:〈异化辨义〉、〈异化现象近观〉和〈异化及其历史考察〉,详尽地考查了异化概念并深刻地分析了社会主义社会的异化现象。高尔泰曾经长期受到政治迫害,在集中营里备受折磨,幸免于死。他对异化的批判更加激愤。不过,由于党内职务和资历因素,王若水影响更大。正是在王若水等人的推动下,一股“人道主义热”和“社会主义异化热”掀起来了;而周扬在1983年3月7日马克思诞辰一百周年纪念会上作的、王若水也参与起草的〈关于马克思主义的几个理论问题的探讨〉的讲话,标志这股热潮达到最高峰。

(未完待续)

作者 editor

发表回复

您的电子邮箱地址不会被公开。 必填项已用 * 标注

此站点使用Akismet来减少垃圾评论。了解我们如何处理您的评论数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