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俄罗斯历史学家皮霍亚在其《苏联政权史（1945~1991）》第八章中，以“莫斯科郊外收获土豆的军队”为题向我们披露了这么一段至今扑朔迷离的内容：
对抗的气氛日渐浓厚。(1990年)8月底，戈尔巴乔夫提前结束休假，他一回到莫斯科，就立刻陷入了关于即将实行的改革的连续不断的激烈争吵之中。(总理)雷日科夫公开反对执行戈尔巴乔夫的指示，以自己的辞职和政府的辞职相威胁，十分肯定地说国家正面临着最严重的经济与政治危机。总统委员会成员和联邦委员会的参加者则发言反对雷日科夫，实质上赞同沙塔林一亚夫林斯基纲领。联邦委员会提出: 如果雷日科夫不同意执行这个纲领，那么他可以辞职。叶利钦在得到其他加盟共和国的同事支持后也表达了这一观点。
逐渐摆脱前任戈尔巴乔夫的政治阴影的苏联最高苏维埃主席卢基扬诺夫，向戈尔巴乔夫及其周围的人声称: “如果你们如此行事，9月份最高苏维埃将抛弃政府，10月份人民代表大会和最高苏维埃将被解散。决定进行新的选举，不迟于12月就会抛弃总统，撇开你们！”
1990年9月初，《消息报》公布了沙塔林一亚夫林斯基纲领——“500天”纲领。俄罗斯联邦最高苏维埃开始讨论这个纲领。几乎在同时，俄共在其代表大会上宣布这个纲领是反苏的，是对资本主义的投降。每天有千百份电报摆在戈尔巴乔夫的办公桌上，报告全国日益严重的犯罪情况与抢夺“面包”和“香烟”的骚乱情况。
1990年9月事件中有许多未被彻底查清的情况。可以肯定地说，关于这些情况的许多文件在9月份已经被销毁了。这里所说的是空降兵司令阿恰洛夫上将于9月8日向一些空降师的师长下令，在收到“按照南方方案进入一级战斗准备”的指示时向莫斯科推进。亚•列别德(图拉空降师师长)一再强调说，命令是口头下达的。当时担任空降兵参谋长的波德科尔津将军，后来在接受记者采访时说，他不得不亲手销毁了有关往莫斯科调动部队的文件。苏共中央书记处和政治局的档案里同样没有发现有关9月事件的文件。这一事件以狂潮巨浪之势于9月席卷而来，摧毁了本来就很脆弱的戈尔巴乔夫和叶利钦联盟。莫斯科市内“按照南方方案”全副武装的空降兵应该执行什么任务，至今未见这方面的资料。莫斯科也没有打枪放炮。列别德在他的回忆录中提到的那12辆装载弹药的卡车究竟是干什么用的？用来对付什么人的呢？对此，他在回忆录用了一句笑话敷衍过去。其实，只有苏联总统戈尔巴乔夫才能够往莫斯科调动空降兵，正是戈尔巴乔夫在那些日子里公开声明，愿意加强同俄罗斯领导人的正常关系，强调自己希望以“500天”纲领为基础改革苏联经济。可以断定，存在着能够直接证明决定在苏联政治生活中使用军队的重要文件，只不过目前尚未被发现罢了。只要这些文件尚未被披露，那就不可能知晓当初军人们所面临的具体目标和任务，不可能知晓采取这一措施的政治根据。由干这种原因，使我们难以搞清1991年的许多不寻常的进程，正是这些进程最终导致1991年的八月叛乱和苏联解体。目前留存下来的主要是一些间接的证据。
让我们来分析一下这些证据。
1990年9月6日，梁赞州州委举行常委会议，讨论一个问题。据国家安全委员会提供的情报，俄罗斯民主派计划夺取电视台、广播电台、火车站、飞机场等等。9月9日夜间，梁赞空降师全副武装，携带充足的战斗用品开赴莫斯科。9月10日开始调动普斯科夫空降师。这些部队都是从吉尔吉斯的奥什调来的，原是参与解决因为有土地与河流争执而造成的吉尔吉斯人同塔吉克人之间残酷的流血冲突的部队。
这些天作者正好待在俄罗斯饭店，俄罗斯联邦一些外地的代表和俄罗斯联邦最高苏维埃主席主席叶利钦的机关工作人员住在这里。那天，饭店的清洁女工和客房服务员突然都不见了，代替她们的是一些身穿军装、体格健壮的年轻尉官，个个腰间挎着手枪。
还是在那两天，即9月10日一11日，俄罗斯联邦最高苏维埃讨论了沙塔林一亚夫林斯基纲领，并以多数票通过了该纲领。
然而，9月11日，叶利钦在俄罗斯联邦最高苏维埃会议上发表讲话时说，空降兵部队正向莫斯科推进。他说: “有人试图向我们保证，这是与准备阅兵式有关的和平措施，但是这里面有许多值得怀疑的地方。”
空降兵司令员阿恰洛夫上将在《消息报》上对此给予强烈的反驳，他声称，军队抵达莫斯科是为了准备阅兵式，而其他的部队——空降兵则是派来收获土豆的。
这一奇怪而可怕的军事行动是在围绕苏联经济与政治改革的前途展开的斗争已经公开化的背景下实施的，人们当然也是这样来看待这次军事行动的。
9月13日，苏共中央政治局召开会议，本来要讨论苏共中央机关的新结构，却以争论关于国家在管理经济和掌握苏联命运的作用结束。阿塞拜疆共产党中央第一书记穆塔利波夫说: “如果我现在就不管这些问题(即党的机关直接干预经济)，那么就不会有棉花，不会有葡萄，任何东西都不会有了。”
戈尔巴乔夫试图证明，党应当学会在有反对派的条件下开展工作。但是，穆塔利波夫不但不同意总书记的观点，而且反驳道，现在反对派比自称为执政党的那个党更加强大。于是戈尔巴乔夫大发雷霆: “如果我们想在新的条件下成为积极的政治力量，那就请你们注意，运用陈旧的强迫命令方式，我们将一无所获，只会使自己完全威信扫地……我不止一次讲过这一点，然而在吸取经验教训上，我们大家都是慢腾腾的。大家大概都在怀念过去……应该变革经济。还应该变革政治程序，摆脱无用的经济军事化，实行非常强大的结构政策。我们不能只考虑自己的舒适方便，自己的利益好处。”
然而，反对派利用别的证据打击戈尔巴乔夫。还是那位穆塔利波夫证实道: 苏联在一步步瓦解，面临即将发生的联盟灾难，在全国范围内整顿秩序的政治任务比经济改革更加重要。莫斯科市委第一书记普罗科菲耶夫说: “我们没有打击违法行为。看，遗憾得很，古连抖(乌共中央第一书记)同志今天就宣读了‘90年行动纲领’。我非常认真地研究了它。这是公然号召推翻现存政权，公然号召实施违反法律、违反宪法的行为。”
戈尔巴乔夫被一些政治决议搞得精疲力尽，逼得万般无奈。他的政治局战友们吓唬他说，“民主派”有推翻政权的危险，叶利钦表面上提出就统一行动进行谈判，实际上准备推翻他。戈尔巴乔夫本人也不相信自己的伙伴，他在法国外交部长R.仲马面前抱怨叶利钦唆使一帮人反对他，说叶利钦实际上撕毁了原先达成的共同实施沙塔林一亚夫林斯基纲领的协议。苏联最高苏维埃通过了一项表面上中立的决议: 委托雷日科夫将自己的纲领与沙塔林一亚夫林斯基纲领合而为一，从而排除了由联盟领导人讨论“500天”纲领的可能性。一个基本上反对这一纲领的人，却受托“加工”这一纲领。
9月21日上午8时25分，在莫斯科高尔基大街与亚历山大•涅夫斯基胡同交叉路口上，一辆日古利轿车撞上了一辆伏尔加轿车，伏尔加轿车里坐的是叶利钦。日古利轿车撞到伏尔加车前部右车门，门后正是叶利钦的座位。两个车门都被卡住了，叶利钦得了脑震荡，他的太阳穴和胯骨受到撞击，脊柱受伤。这一事故有许多莫名其妙之处，美国政论家瓦伦塔说，撞车事件发生在叶利钦与美国代表团会晤后的第二天。美国总统老布什的竞选运动总部成员福约是该代表团的团员。9月20日会晤时，叶利钦请福约安排他同美国总统的会晤事宜。第二天叶利钦就遭遇车祸了。瓦伦塔认为这次车祸的责任应由苏联国家安全委员会承担。叶利钦则认为所发生的事件是普通的交通事故。然而就当时的政治心理状态而言，毫无疑问，有人想谋杀叶利钦。
戈尔巴乔夫和叶利钦的联盟开始破裂了。
1990年10月9日，苏共中央召开全会，议题是《向市场经济过渡条件下的国内形势和苏共的任务》。这次全会的决议以其明显不接受经济改革的思想而令人大吃一惊。这份文件的开头和结尾都把“市场关系”作为全会议程的名称。然而其内容却是“经济关系瓦解的链式反应正在发生，生产规模与数量、国民收入日益缩减……在反苏和破坏文物的浪潮中，一座座列宁纪念碑倒塌……对共产党员的侮辱与陷害愈演愈烈。全会坚决主张断然制止类似的行为，通过相关的国家法令。”整个文件所表达的就是这样的内容和精神。苏共中央的立场一清二楚: 需要的不是经济改革，而是政治决议，目的就是“加强同反共产主义、极端主义势力的破坏行为作斗争”。
1990年10月20日，“民主俄罗斯”运动在莫斯科召开成立大会，宣布成为苏共的政治反对派。这是一个值得注意的政治现象。“民主俄罗斯”运动的成员有俄罗斯民主党、俄罗斯联邦社会民主党、苏共民主纲领派、立宪民主党、自由劳动党、俄罗斯农民党、俄罗斯基督教民主运动、劳动同盟、“四月”社会文学组织、“纪念碑”(为政治迫害的罹难者恢复名誉，调查不久以前侵犯人权罪行的组织)、“盾牌”军人工会、“新俄罗斯”联盟等。在成立大会上，与会者尖锐地批评了戈尔巴乔夫、最高苏维埃主席卢基扬诺夫、克格勃主席克留奇科夫、国防部长亚佐夫。
左翼政治阵线也加强活动，这表现于苏共各级党组织发出大量电报，不但对叶利钦及其拥护者，而且对戈尔巴乔夫进行激烈的批评。左翼政治中心为实际上监督苏联最高苏维埃活动的“联盟”议员团，其领导人是苏联最高苏维埃主席团主席卢基扬诺夫。
尽管戈尔巴乔夫非常关注政治问题，但经济问题不能不去解决，而制定切实可行的反经济危机纲领早已迫在眉睫。关于这些方案的取舍争执，前文已有阐述，这里不再论述。
在围绕向市场经济过渡方案的激烈争吵后，1990年11月11日，戈尔巴乔夫同叶利钦又走到一起，共同商讨制订新联盟条约问题。而俄罗斯共产党则对联盟中央的政策越来越表示不满。11月16日，俄共中央召开全会，俄共中央第一书记波洛兹科夫认为，苏联的改革已变成非社会主义性质的改革。这次全会的一个重要特点是，对戈尔巴乔夫的现行改革路线表示不满，明确指出现行改革具有反社会主义性质。这同不久前召开的苏共中央全会的调子完全不同。
面对国内几乎是瘫痪了的政权体系，戈尔巴乔夫又一次提出了政治改革的主张，准备加强权力，以期增强总统控制全局的能力，克服全面的社会危机。11月17日，戈氏在最高苏维埃会议上提出紧急改组和加强国家政权结构的八点建议：
一、赋予联邦委员会新的权力，使其从协商机构转为协调中央和共和国行动的有效能的机构，成立跨共和国委员会作为联邦委员会的工作机构；
二、撤销总统委员会，成立属于总统管辖的安全委员会，同时立即改组执行机构，进行人员整顿，设立副总统职务，保证地方执行机构的有效工作；
三、加强法制；
四、整顿食品供应系统；
五、保证铁路运输和能源供应；
六、革新和保存联盟，坚决反对使国家四分五裂，反对划分疆域和破坏人民之间的联系；
七、全力促进各级苏维埃的协作，反对对抗；
八、保障军人及其家属的社会福利。
戈氏认为，提出这八点建议，“目的在于完成我们的各项战略任务，继续进行国家的民主改造。”他还说，原准备在通过新联盟条约之后改组机构，但“时局迫使我们刻不容缓地采取行动”。最高苏维埃在经过激烈争吵后，将八点建议付诸表决，结果以316票赞成、19票反对和31票弃议通过。
但戈尔巴乔夫的“改组”建议遭到叶利钦的反对。雷日科夫也表示“突然”，他宣布如果戈氏的“改组”建议被批准，他将辞去苏联部长会议主席职务。后来他进一步批评戈氏提出的权力新结构的建议，认为这一建议“未必有生命力”。“我认为新结构有许多缺点。作为工程师，我可以告诉你们: 在一个系统内传感器越多，发生故障的可能性越大。”
12月2日，戈尔巴乔夫解除了巴卡京苏联内务部长职务，由普戈接任。这是戈氏采取的重要步骤。
在国内形势处于危机之时，戈尔巴乔夫准备采取强硬措施，以控制局势。为此，戈氏又一次进行苏联权力机构大改组。他的八点建议只是一个大框，随后建议具体化了。这就是，强化苏联联邦委员会的作用，使其从总统议事咨询机构变成国家最高权力机构和管理机关系统中的最重要环节，并赋予广泛的权力。同时他强调，今后联盟的执行权力将集中掌握在总统手中。现有的部长会议将变成隶属于总统的内阁。内阁的日常领导将由总理实施。总理将根据总统的提名由最高苏维埃批准任命。各部部长由总统和最高苏维埃协商后任命，同时也考虑联邦委员会的意见。而设立副总统职务是为了使其成为总统的助手，执行总统的各种委托，建立国家督察院，由副总统领导。
此时，戈尔巴乔夫承认苏联国家处于“政权瘫痪”状态。局势的恶化首先是联盟中央、苏共中央工作的失误，其中包括总统、总书记在实施所通过的各项决定时的失误。戈氏还承认: “我们好像把总统制建在了现有的结构内，并没有触及政权其他环节，造成了平行重叠、混乱不堪的现象。所以，出路在于改组政权体制。”
经常可见的是，一个信心不足的统治者，总是担心自己的权力太小。于是，他自觉或不自觉地总是将注意力放在加强自己的权力上。在他看来，只要将所有的大权都集于一身，就可以应付危机局面。这实际上是一种病态的反映。戈尔巴乔夫已经拥有最高权力了，可他仍然致力于新的权力体系改组。从赫鲁晓夫多次盲动改组的后果中，可以确认，戈氏频繁改组党和国家的组织结构，最终只会使苏联的政治局势发生全面紊乱。对一个国家领导人来说，重要的不在于将权力都集中于一身，而在于如何最大限度地有效运用手中的权力。
1990年12月17日，苏联第四次人民代表大会在莫斯科开幕。戈尔巴乔夫在报告中坦陈，“当前的国内局势是困难的”，“我们确实处于危机关头”，“改革进行得十分艰难”。他认为: “在改革过程中，国家领导人犯了严重的错误和失误。我们对社会危机的深度估计不足。在进行经济和政治改革时有过一些考虑不周的和匆忙的决定。并非总能正确、及时地估计面临的危险，旨在防止这种危险变为消极的行动不够坚决。”但他表示，改革创造了大好机会，应该加以利用。“对于克服危机来说，现在最需要的是恢复国内秩序。这涉及权力机关的问题。将出现坚强的权力机关、纪律和对决议执行情况的监督，那是我们将能够安排正常的食品供应，抓住犯罪分子，制止民族之间的敌对态度。” “如果我们做不到这一点，就不可避免地加剧意见分歧，黑势力就会嚣张起来，国家就会崩溃。在业已形成的紧急情况下需要采取非常果断的行动，毫不迟疑。这里不是说要重新使用那些已经受到我们谴责和批判的极端专制和专横的方法。我指的是: 以法律为依据行事的政权应在法制范围内保证稳定和人民的安宁，消除危机局势。”他强调说: “生活本身使我们采取了总统治理形式，要求我们必须建立符合社会中发生的进程的政治结构和国家结构。我认为，总统制政权的任务是维护公民的权利，维护每个人的名誉和尊严，让宪法制度和国家制度正常地发挥作用。正是为了这些目的才需要从国家元首到城市和农村的执行委员会的各级强有力的行政权，才需要善于做到遵守法律和执行决定、能够维持应有的秩序和纪律的政权。”戈氏提出，按照新的政治结构，作为国家元首的总统将直接领导内阁，统一和协调联盟所有最高政权机关和管理机关的工作。这样一来，分散力量的情况和目前存在的平行重复现象就将被克服，监督将更加严格，领导人对交给自己的工作所负的个人责任将得到加强。他还提出要设立副总统职务，以总理为首的内阁将成为总统制政权的执行机构。联邦委员会在总统制政权体制中将具有新的作用。他在报告中呼吁采取强硬措施“制止分立主义势力和民族主义势力的破坏活动”，加强总统权力。戈氏认为，苏联选举产生的机构与执行委员会之间的权力产生了混乱。出现了破坏执行权力从上到下的相互联系的现象，“我们实际上遇到了地方上、共和国和中央三级执行权力的一种瘫痪状态。” 戈氏最后提出: 就是否保留苏联问题举行全民公决。
但是，在这次人代会上，许多代表把矛头直指总统。来自车臣一印古什的苏共代表乌马拉托娃指责戈尔巴乔夫瓦解苏联，坚决要求把对戈氏进行进行不信任表决作为第一个问题列入大会议程。结果，将近四百名代表投票赞成总统辞职。但是多数代表投票反对戈尔巴乔夫辞职。这次人代会是一次残缺不全的大会: 立陶宛和亚美尼亚未派代表参加；而爱沙尼亚和拉脱尼亚则将此次人代会看成是“外国人人代会”，爱沙尼亚最高苏维埃主席吕特尔甚至彬彬有礼地向这次人代会表示“祝贺”；摩尔多瓦的部分代表在其建议没有得到满足后示威性地退场。
(未完待续)
荀路 20224年7月5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