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4年7月5日

林培瑞说,五十多年来,他主要的努力包括三方面:1)中文语言教学,2)现代中国文学与通俗文化,3)人权与 “异议” 政治。

不消说,和我们关系最密切的是他在人权与“异议”政治方面的努力。

林培瑞无疑是和中国的人权与异议政治结缘最早、时间最长、关系最深的西方学者。林培瑞在1979-80年第一次常住中国,亲身感受到当时的思想解放运动和伤痕文学。八九民运前,林培瑞担任美国科学院驻中国办事处主任,结识了很多中国知识分子。林培瑞在北京,耳闻目睹了八九民运和六四屠杀。六四后,他帮助方励之和李淑贤到美国大使馆避难。

其后,林培瑞回到美国,执教于普林斯顿大学。在一位普大的美国校董约翰.埃略特(John Elliott)的慷慨解囊下,林培瑞和余英时教授一道,成立了“普林斯顿中国学社”,接纳了一大批因六四而流亡海外的中国异议学者和作家。此外,林培瑞还担任了很多中国的人权组织和学术机构——例如中国人权、北京之春、维权网、当代中国研究(英文版)、中国民主转型研究所,等等——的理事、顾问或评委。对我们的支持可谓不遗余力。记得那年,我们北京之春经费告急,林培瑞拿出他保管的一位著名中国慈善人士捐款,给了北京之春。

2001年,林培瑞和哥伦比亚大学黎安友教授合作,出版了《天安门文件》。2008年,林培瑞翻译了《零八宪章》,后来又翻译了刘晓波诗文选和方励之自传。去年,哥伦比亚大学出版了他和中国学者吴大智(笔名)合写的刘晓波传《我没有敌人》。林培瑞也和我一道联名发表文章,例如去年发表在华尔街日报上的“The Korean Model for Taiwan”。

林培瑞参与海外中国人的人权与异议活动如此之深,以至于有人说,“林培瑞老师的个人故事可以说就是半部海外民主运动的历史”。未来书写当代中国人权与异议运动的历史,有几位西方学者的贡献是不能不写的,林培瑞就是其中之一。

林培瑞才是真正的西方友好人士,是我们的好朋友、老朋友。我们把他当作自己人,他也把我们当做自己人。林培瑞说,他的中国朋友已经比美国朋友多得多。尤其是,他在感情上乃至归属上都已经深深的中国化了。

林培瑞说:“比如1998年夏天,听到新闻报导说中国人在印度尼西亚受到无理的残杀和强奸,我心里马上感觉到一种难以控制住的气愤。听到卢旺达大屠杀的消息、波斯尼亚的’民族清洗’的消息,心里也有反应,但没有那种’自己人受害’的强烈的、直觉性的感觉。”这种把中国人当作自己人的感觉,非同一般。对他人的尊重是普遍的,一视同仁的,是不分远近亲疏的。而感情的投射则是有差别的次序,是向外辐射的。至爱亲朋死了,我们总会难受好些天,但全世界每时每刻都有很多人死去,却不会牵动我们多少感情。正是在感情投射的问题上,最能表明一个人的认同与归属。林培瑞实在要算是精神中国人。

林培瑞向我们提出了一个问题:我们努力了半个世纪,取得了哪些进展? 今天的世界比起当初,是更好些还是更坏些?我们的不足在哪里?原因何在?怎么办?

这个问题十分严肃,也十分沉重。半个世纪来,林培瑞,还有我们,做出了大量的努力,取得了大量的成就。可以说打过了美好的仗,跑尽了该跑的路,守住了所信的道。但今天的世界,在有些方面比当初更好,在有些方面却比当初更坏。尤其是中国的人权与民主事业,今天的状况比当初更恶劣。我们一定是有失误的,因此我们必须反思,必须改进。我们仍需继续努力。

来源:RFA

作者 editor

发表回复

您的电子邮箱地址不会被公开。 必填项已用 * 标注

此站点使用Akismet来减少垃圾评论。了解我们如何处理您的评论数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