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毛泽东让他大起大落:文革前与文革中的王若水

二十世纪五十、六十年代,王若水也曾有过一些风光的时候。这是另一种“风光”——以李慎之的话说,他是极少数有幸姓氏上达天听,又蒙天语嘉奖,然后声名播于天下的人。(李慎之,〈呜呼王若水魂兮归来〉,网站文章)

五十年代初,毛泽东就发现了王若水。

1954年11月某天,《人民日报》总编辑邓拓给王若水布置一个紧急任务,要他写一篇批判胡适的文章。王用一天的时间赶了出来,题为〈清除胡适的反动哲学遗毒〉,很快发表了。后来王若水得知,批判胡适是毛泽东的指示,毛看了他的文章,说他也是“新生力量”。王若水在文章里写道,批判胡适,是批判俞平伯《红楼梦研究》的必然结果。毛泽东说自己也受到启发。王若水又接连写了第二第三两篇,毛也看了,并对第三篇特别表示欣赏。后来这篇文章被推荐为干部学习参考资料之一。

1957年4月,王若水以《人民日报》理论组的编辑身份,撰写了一篇社论,讲“百花齐放,百家争鸣”方针(题目为〈大胆放手,贯彻“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方针〉)。这是《人民日报》有关社论的第一篇,胡乔木修改后,发表在当月十日《人民日报》上。显然,胡是前一天受毛责备后,才立即布置撰写并发表上述社论的。(王若水,《新发现的毛泽东》,明报出版社,2002年,页267)十日当天,毛泽东就把《人民日报》的编委叫去了,问:这篇社论是谁写的?邓拓回答说:是王若水写的。毛泽东就说:让王若水也来。毛对此文显然颇为赏识,还对王若水说:“我要请你吃饭。”(朱正,《反右派斗争始末》,明报出版社,2004年,页77)毛两年多前看过王若水批判胡适的文章,对其名字有印象。

这是王第一次也是唯一一次见到毛泽东。他们到毛的住处后,毛把写社论的功劳归于王若水,大加表扬,同时狠狠地批评了邓拓,说邓拓没有很好地宣传“双百方针”。那一次毛泽东发了很大的脾气,甚至令人大惑不解地说邓拓像汉文帝。据说毛决定撤掉邓拓《人民日报》总编辑一职时,曾想过由王若水取代。

又过了几年,1963年,王若水受马克思《哲学手稿》的影响,写了〈桌子的哲学〉那篇文章,毛泽东看了以后也表扬了一番。

如前文所说,这年王若水还有一个出色的表现。当时中共中央有计划地批判苏联的所谓现代修正主义,拟出了一些题目,其中有一个题目是批判人道主义,负责这一个课题的是周扬。周扬就找了一些人,其中包括王若水。在写作分工时,王被分配写“人性”和“异化”这两章。周扬这篇文章,特别内中所谈的“异化”问题,为毛泽东高度赞赏。

由于这个背景,王若水在“文革”前期可谓春风得意。当时,《人民日报》的人员分成两派,王若水成了其中一派的骨干分子。究竟是受过毛表扬的人,因此他可以贴大字报而不用担心打击报复,多年来的那种压抑感没有了,甚至自以为在参与什么伟大的事业。许多年之后,在1992年12月,王若水这样反思那时的自己:

我觉得自己解放了,我完全没有认识到我正在经历一种新的形式的“异化”。代替压抑感的是一种类似宗教的感情。我对毛是“无限崇拜,无限敬仰”。我确信毛是在领导我们进行一场惊天动地,震古铄今的伟大事业,要涤荡旧世界的一切污泥浊水,建立一个红彤彤的崭新世界。(王若水,〈没有结束的求索〉)

但是,天意从来高难测。王若水不久就栽了一个大跟头,就是栽在毛的手上。

1971年“九一三”事件发生,毛泽东委托周恩来管《人民日报》。1972年8月1日,周指示《人民日报》应该批极左思潮,批林彪的“左”。当时已经被起用为“看大样组”(共六个人,几乎相当报社领导班子)成员的王若水,完全赞成周的指示。可是,张春桥、姚文元跑来又讲了一通,意思是批左不要批过了头,让报社许多人都想不通——刚刚要开始批左,为什么就强调“不要过头”?王若水更觉得不能听张、姚的,乘这两个人去了上海的机会,于1972年10月14日在理论版以整版篇幅编发了三篇批无政府主义和极左思潮的文章。张、姚为此大为恼火。在这种情况下,王若水于12月5日索性直接写信给毛泽东,告了张、姚一状。信上说:

总理在一次谈话中指出:人民日报等单位,极左思潮没有批透;“左”的不批透,右的东西也会抬头。我很同意总理这个提法。总理讲的是机关内部的运动,但我觉得对报纸宣传也是适用的。

没想到这封信(李慎之纪念文章中讲的“若水居然干了一件荒唐事”)惹来一场大祸——实际上,张春桥他们讲的正是毛的意见。

这年12月17日,周恩来和张春桥、姚文元等到毛泽东处开会,毛对他们说:“批极左,还是批右?有人写信给我,此人叫王若水。我认识此人,〈桌子的哲学〉的作者,并不高明。也读过一点马克思,参加过合二而一、一分为二。”毛进一步说:“王若水那封信我看不对。(林彪)是极左?是极右。修正主义,分裂,阴谋诡计,叛党叛国。”

过后第三天,周恩来、江青、张春桥、姚文元在人民大会堂召集人民日报社等单位负责人会议,传达了毛泽东讲话精神。周恩来处境尴尬,讲话语调是温和的。轮到张、江、姚讲话就放炮了。江青指责王若水这封信“客观上对中央起着挑拨作用”,“分裂中央”;张春桥斥责王“极右”;姚文元质问:“在阶级斗争这个时刻,你站到哪里去了?”气氛变得很紧张。

接着就开始批斗王若水,从1973年到1974年,是《人民日报》内部声势最大的一次运动。王若水被批斗得头发也脱了,背也驼了,后来又被定为敌我矛盾,送往大兴县红星人民公社劳改。对许多人来说,那打击简直就是千钧压顶,沉重得难以承担。报社都担心王若水会自杀。但他却仍然能够故意示威似地在大字报巷子里走过,一派蔑视的气概。王若水对朋友说:“宁做痛苦的清醒者,不做没有痛苦的糊涂人。”他感到有一种力量支持着他,是他所认为的马克思主义中正确的东西在支持着他。他百分之百相信自己没有错。这种感觉甚至是他过去从来没有的。

几年之后,王若水拒绝投降终于得到回报。

1976年文革一结束,王若水从干校回到报社,第二年被任命为《人民日报》副总编辑,主要分管理论、文艺、社论这些意识形态方面的东西。那几年,《人民日报》的社长是胡绩伟,在胡、王等一些开明党人的领导下,《人民日报》经历它有史以来的最好的时期,销量空前高,破历史记录。报纸配合拨乱反正,发表了一系列文章,都是纠正文革错误的,在社会生活中作用很大。当时中国大陆有一个流行说法:“人民上天,红旗落地”(“人民”指《人民日报》;“红旗”指中共中央理论刊物《红旗》杂志)。作为《人民日报》副总编辑,王若水大谈特谈人道主义和异化问题,自然不同凡响。

(未完待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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