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毛泽东让他大起大落：文革前与文革中的王若水
二十世纪五十、六十年代，王若水也曾有过一些风光的时候。这是另一种“风光”——以李慎之的话说，他是极少数有幸姓氏上达天听，又蒙天语嘉奖，然后声名播于天下的人。（李慎之，〈呜呼王若水魂兮归来〉，网站文章）
五十年代初，毛泽东就发现了王若水。
1954年11月某天，《人民日报》总编辑邓拓给王若水布置一个紧急任务，要他写一篇批判胡适的文章。王用一天的时间赶了出来，题为〈清除胡适的反动哲学遗毒〉，很快发表了。后来王若水得知，批判胡适是毛泽东的指示，毛看了他的文章，说他也是“新生力量”。王若水在文章里写道，批判胡适，是批判俞平伯《红楼梦研究》的必然结果。毛泽东说自己也受到启发。王若水又接连写了第二第三两篇，毛也看了，并对第三篇特别表示欣赏。后来这篇文章被推荐为干部学习参考资料之一。
1957年4月，王若水以《人民日报》理论组的编辑身份，撰写了一篇社论，讲“百花齐放，百家争鸣”方针（题目为〈大胆放手，贯彻“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方针〉）。这是《人民日报》有关社论的第一篇，胡乔木修改后，发表在当月十日《人民日报》上。显然，胡是前一天受毛责备后，才立即布置撰写并发表上述社论的。（王若水，《新发现的毛泽东》，明报出版社，2002年，页267）十日当天，毛泽东就把《人民日报》的编委叫去了，问：这篇社论是谁写的？邓拓回答说：是王若水写的。毛泽东就说：让王若水也来。毛对此文显然颇为赏识，还对王若水说：“我要请你吃饭。”（朱正，《反右派斗争始末》，明报出版社，2004年，页77）毛两年多前看过王若水批判胡适的文章，对其名字有印象。
这是王第一次也是唯一一次见到毛泽东。他们到毛的住处后，毛把写社论的功劳归于王若水，大加表扬，同时狠狠地批评了邓拓，说邓拓没有很好地宣传“双百方针”。那一次毛泽东发了很大的脾气，甚至令人大惑不解地说邓拓像汉文帝。据说毛决定撤掉邓拓《人民日报》总编辑一职时，曾想过由王若水取代。
又过了几年，1963年，王若水受马克思《哲学手稿》的影响，写了〈桌子的哲学〉那篇文章，毛泽东看了以后也表扬了一番。
如前文所说，这年王若水还有一个出色的表现。当时中共中央有计划地批判苏联的所谓现代修正主义，拟出了一些题目，其中有一个题目是批判人道主义，负责这一个课题的是周扬。周扬就找了一些人，其中包括王若水。在写作分工时，王被分配写“人性”和“异化”这两章。周扬这篇文章，特别内中所谈的“异化”问题，为毛泽东高度赞赏。
由于这个背景，王若水在“文革”前期可谓春风得意。当时，《人民日报》的人员分成两派，王若水成了其中一派的骨干分子。究竟是受过毛表扬的人，因此他可以贴大字报而不用担心打击报复，多年来的那种压抑感没有了，甚至自以为在参与什么伟大的事业。许多年之后，在1992年12月，王若水这样反思那时的自己：
我觉得自己解放了，我完全没有认识到我正在经历一种新的形式的“异化”。代替压抑感的是一种类似宗教的感情。我对毛是“无限崇拜，无限敬仰”。我确信毛是在领导我们进行一场惊天动地，震古铄今的伟大事业，要涤荡旧世界的一切污泥浊水，建立一个红彤彤的崭新世界。（王若水，〈没有结束的求索〉）
但是，天意从来高难测。王若水不久就栽了一个大跟头，就是栽在毛的手上。
1971年“九一三”事件发生，毛泽东委托周恩来管《人民日报》。1972年8月1日，周指示《人民日报》应该批极左思潮，批林彪的“左”。当时已经被起用为“看大样组”（共六个人，几乎相当报社领导班子）成员的王若水，完全赞成周的指示。可是，张春桥、姚文元跑来又讲了一通，意思是批左不要批过了头，让报社许多人都想不通——刚刚要开始批左，为什么就强调“不要过头”？王若水更觉得不能听张、姚的，乘这两个人去了上海的机会，于1972年10月14日在理论版以整版篇幅编发了三篇批无政府主义和极左思潮的文章。张、姚为此大为恼火。在这种情况下，王若水于12月5日索性直接写信给毛泽东，告了张、姚一状。信上说：
总理在一次谈话中指出：人民日报等单位，极左思潮没有批透；“左”的不批透，右的东西也会抬头。我很同意总理这个提法。总理讲的是机关内部的运动，但我觉得对报纸宣传也是适用的。
没想到这封信（李慎之纪念文章中讲的“若水居然干了一件荒唐事”）惹来一场大祸——实际上，张春桥他们讲的正是毛的意见。
这年12月17日，周恩来和张春桥、姚文元等到毛泽东处开会，毛对他们说：“批极左，还是批右？有人写信给我，此人叫王若水。我认识此人，〈桌子的哲学〉的作者，并不高明。也读过一点马克思，参加过合二而一、一分为二。”毛进一步说：“王若水那封信我看不对。（林彪）是极左？是极右。修正主义，分裂，阴谋诡计，叛党叛国。”
过后第三天，周恩来、江青、张春桥、姚文元在人民大会堂召集人民日报社等单位负责人会议，传达了毛泽东讲话精神。周恩来处境尴尬，讲话语调是温和的。轮到张、江、姚讲话就放炮了。江青指责王若水这封信“客观上对中央起着挑拨作用”，“分裂中央”；张春桥斥责王“极右”；姚文元质问：“在阶级斗争这个时刻，你站到哪里去了？”气氛变得很紧张。
接着就开始批斗王若水，从1973年到1974年，是《人民日报》内部声势最大的一次运动。王若水被批斗得头发也脱了，背也驼了，后来又被定为敌我矛盾，送往大兴县红星人民公社劳改。对许多人来说，那打击简直就是千钧压顶，沉重得难以承担。报社都担心王若水会自杀。但他却仍然能够故意示威似地在大字报巷子里走过，一派蔑视的气概。王若水对朋友说：“宁做痛苦的清醒者，不做没有痛苦的糊涂人。”他感到有一种力量支持着他，是他所认为的马克思主义中正确的东西在支持着他。他百分之百相信自己没有错。这种感觉甚至是他过去从来没有的。
几年之后，王若水拒绝投降终于得到回报。
1976年文革一结束，王若水从干校回到报社，第二年被任命为《人民日报》副总编辑，主要分管理论、文艺、社论这些意识形态方面的东西。那几年，《人民日报》的社长是胡绩伟，在胡、王等一些开明党人的领导下，《人民日报》经历它有史以来的最好的时期，销量空前高，破历史记录。报纸配合拨乱反正，发表了一系列文章，都是纠正文革错误的，在社会生活中作用很大。当时中国大陆有一个流行说法：“人民上天，红旗落地”（“人民”指《人民日报》；“红旗”指中共中央理论刊物《红旗》杂志）。作为《人民日报》副总编辑，王若水大谈特谈人道主义和异化问题，自然不同凡响。
（未完待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