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一根粗大的导火线：王若水遭遇他生命中最严重的打击
但是，好景不长。
1983年，正是由于人道主义和异化问题，导致一场全国性的“清污”运动，而王若水则遭遇他生命中最严重的打击。这似乎突然但实属必然——在中共某些领导人看来，王若水虽然“风光”一时，但绝非正统，不过是贩卖一些异端邪说，也绝难得逞。
这年3月16日，周扬九天之前在纪念马克思逝世一百周年学术报告会上所做的题为《关于马克思主义的几个理论问题的探讨》的演讲稿在《人民日报》上发表，接着发生一场举世皆知的轩然大波。
《人民日报》发表周文的当天上午，中宣部长邓力群先打电话给秦川总编辑，接着找王若水。他对王说：乔木同志已明白表示周扬讲话不能在《人民日报》上发表，你们为何不听？这是一个严重的错误！你要负主要责任，因为你当面听了乔木同志3月10日的谈话，对这一点应当知道得很清楚。
邓力群所指的是中共意识形态主管胡乔木3月10日从所住的医院来到周扬家中当面对周扬的谈话。王若水被叫去参加，一同参加的还有夏衍、贺敬之、郁文等。王若水对邓力群承认，在发表前未请示胡乔木是错误的，但根据自己对这次谈话作的笔记，对所谓“不能发表”这一点却毫无所知。
王记得，胡乔木整个谈话，时间很长，也很杂乱无章，但听来比预料还要温和。王若水最担心胡乔木批评异化概念，但是他只字未提。胡乔木对周扬还很客气（在大门口告别时，胡乔木对周扬行九十度鞠躬），对王若水也有些客气，没有把他的不满完全说出来，还在批评之后又讲了两句过奖的话，大概是希望王若水改了就好（这是他讲话的风格，不了解这一点就会产生误解）。秦川原先曾打电话给邓力群，说《人民日报》打算发表周扬文章，征求他的意见。邓说，他没有把握，要秦川请示胡乔木。经过胡的3月10日的谈话后，王若水他们自认为知道胡乔木的意见了。
后来王若水才知道，胡乔木回到医院后，在当天下午曾打电话给郁文，补充了他对异化问题的看法。郁文的记录是：
关于异化的问题我忘记谈了。我想马克思早期说的异化和晚期说的不一定一样。不管一样不一样，社会主义社会将它应用过来，不加区别，不对。用这个名词要加以区别。如果因为(社会主义)社会中有非人道现象，同资本主义社会中的非人道现象混在一起，就把问题谈乱了。一个是非基本的现象，甚至是非法的；一个是基本的现象。我这个意见将另外写信告诉他们。如有关同志谈到这个问题时，可把这个意见补充上。
那么，在3月10日，当谈话中周扬问胡乔木意见时，他为什么不回答呢？王若水认为，胡乔木说“忘记谈了”其实是托词。他大概是回医院后又找了一些书来看，这才发表了上面的意见。当然这是临时抱佛脚提出的，但他既然是领导，别人就必须奉为指示了。
但事情更严重的是，按邓力群的说法，胡乔木早在3月8日就打电话给中宣部，明白表示了这一点。随后，邓叫中宣部送了一份电话记录给《人民日报》，那是9日胡乔木打给郁文的电话。其中包括如下几个要点：
*周扬同志的讲话，难以处理，问题不少，不是加几句话、删几句话能解决的。这是目前思想界的重要讨论对象。总的意见，异化也好，人道主义也好，这种宣传本身是抽象的。……如离开具体现象去讲，去讨论，会给人以暗示说，我们社会主义社会没有人道。
*任何一个时期讲人道主义，都是为了拥护什么，反对什么，是有目的的。这篇讲话目的何在？
*……周扬的文章发表了可能成大的问题。
这个电话的调子口气很严峻。王若水他们如果事先知道这个电话，肯定不会发表周扬的讲话。而胡乔木三月十日那次谈话，在王若水听来，是说了让周扬修改一下讲稿，但说得很委婉，并没有说不能发表。但从这个电话看来，王若水推测，胡乔木那天专程来和周扬谈话，是想让周扬知难而退，主动撤销发表。胡乔木在心底里连周扬讲人道主义的动机都怀疑，这使王若水非常惊讶。
不过，王若水发觉这一点已经为时太晚了。
3月26日，中宣部开会，由胡乔木主持，通知周扬、秦川和王若水参加。胡乔木说，关于《人民日报》犯错误的问题，中宣部写了一个报告给中央，提出处理意见。这个报告已经得到中央同意，但还要征求三位同志的意见。
接着，就由邓力群宣读这个〈报告〉。〈报告〉说：
在这件事情上，秦川同志负有重要责任。但是，从全过程来看，主要责任在王若水同志。这次他帮助周扬同志起草报告稿，实际上把他近年来一直宣扬的基本观点都写进稿子里了。人民日报编委会开会讨论时，当面听了乔木同志批评和要求修改后再发表的王若水同志，不仅没有提醒此事应请示乔木同志，要慎重处理，而且“欣然同意”全文发表。他实际上是想通过这种形式，使他一直宣扬的观点成为权威性的观点，扩大它的影响。我们认为，事情发展到这种地步，王若水同志的错误是严重的。
很明显，〈报告〉重点是指责王若水，说王企图利用周扬的威信，把自己的观点变成权威的观点，以便扩大影响。这个〈报告〉最后提出：把王若水调出《人民日报》，另行处理。
这个会上，最令人印象深刻的，是周扬和胡乔木之间发生了一场火爆的争吵。秦川这样回忆：
……周扬听着听着，突然把〈报告〉往桌子上一摔，大声斥责：“这样做法不正派！不正派! 这样做法不正派！”
坐在周扬对面的胡乔木被这突如其来的声音震惊了，用更大的声音反问周扬：“你说什么？说中央不正派？”
周扬更加愤怒：“你们这样不正派！”
“你这不是说我，是说中央政治局不正派！”胡乔木的语调十分严厉。
“你不要扣帽子，我是说你这个具体的中央政治局委员！”周扬没有退让。
……
十六年之后，也是曾经在《人民日报》工作的凌志军和马立诚合作出了一本书，对这一事件作了一个评论。他们问道：胡乔木是否有权利禁止周扬发表他的文章？就算胡乔木说过“不要发表”的话乃是属实，难道就能作为周扬犯了错误的凭证？这两位在党中央的喉舌工作过的作者显然是故意发问。他们当然知道，正如他们自己在书里也说，
在八十年代中国的政治生活中，胡乔木的行为仍然有着某些必然的根据，这依据还需在我们国家既成的制度和观念中去寻找。”
正是由于这些“必然的根据”，周扬被迫退让了。
1983年11月6日，中国大陆各报发表了新华社前一日报道的周扬谈话。在这个特意安排的谈话中，周扬承认他在纪念马克思逝世百周年期间“轻率地、不慎重地发表了那样一篇有缺点、错误的文章。这是一个深刻的教训。”
不久，周扬病倒住院。他念念不忘的是他受批判的事。他更想着继续做研究。他对去看他的王若水说：“若水，什么时候我们再搞一搞异化问题吧。”
1985年元旦，王若水又去北京医院看望周扬。现在他几乎不能说话。他紧紧握住王的手不放，要掉眼泪的样子。这是诀别的表示。看来他想到上次对王提到的希望无法实现了。王若水安慰地说：“周扬同志，你放心吧！还有我呢。”
1989年7月31日，周扬游丝般的气息停止了。
第二天早晨中央电台新闻联播，最后一条消息，仅有一句话：
文艺理论家周扬昨天在北京因病逝世。”
至于王若水，他于1983年10月28日上午，和《人民日报》其它领导人员一起，被中共中央书记处召集到中南海勤政殿开会。书记处的成员除胡耀邦以外都在场，加上中纪委书记王鹤寿和组织部长陈野萍。
胡启立向王若水他们宣布书记处10月20日的决定：同意胡绩伟辞去社长的请求；免去王若水的副总编辑职务；他们两人都调离人民日报，但目前要留在人民日报参加整党接受批评；任命原总编辑秦川任社长，原副总编辑李庄为总编辑。
这是王若水意料中的事，而且事先已有风闻，并不吃惊。
王若水早就预料迟早有一天他将被迫摊牌，和他所在的党组织正面冲突；王若水只是希望这一天晚一点到来。现在来得早一些，这是王若水不愿看到的，但没有办法。
（未完待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