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一根粗大的导火线:王若水遭遇他生命中最严重的打击

但是,好景不长。

1983年,正是由于人道主义和异化问题,导致一场全国性的“清污”运动,而王若水则遭遇他生命中最严重的打击。这似乎突然但实属必然——在中共某些领导人看来,王若水虽然“风光”一时,但绝非正统,不过是贩卖一些异端邪说,也绝难得逞。

这年3月16日,周扬九天之前在纪念马克思逝世一百周年学术报告会上所做的题为《关于马克思主义的几个理论问题的探讨》的演讲稿在《人民日报》上发表,接着发生一场举世皆知的轩然大波。

1983年3月16日《人民日报》全文发表周扬讲话。

《人民日报》发表周文的当天上午,中宣部长邓力群先打电话给秦川总编辑,接着找王若水。他对王说:乔木同志已明白表示周扬讲话不能在《人民日报》上发表,你们为何不听?这是一个严重的错误!你要负主要责任,因为你当面听了乔木同志3月10日的谈话,对这一点应当知道得很清楚。

邓力群所指的是中共意识形态主管胡乔木3月10日从所住的医院来到周扬家中当面对周扬的谈话。王若水被叫去参加,一同参加的还有夏衍、贺敬之、郁文等。王若水对邓力群承认,在发表前未请示胡乔木是错误的,但根据自己对这次谈话作的笔记,对所谓“不能发表”这一点却毫无所知。

王记得,胡乔木整个谈话,时间很长,也很杂乱无章,但听来比预料还要温和。王若水最担心胡乔木批评异化概念,但是他只字未提。胡乔木对周扬还很客气(在大门口告别时,胡乔木对周扬行九十度鞠躬),对王若水也有些客气,没有把他的不满完全说出来,还在批评之后又讲了两句过奖的话,大概是希望王若水改了就好(这是他讲话的风格,不了解这一点就会产生误解)。秦川原先曾打电话给邓力群,说《人民日报》打算发表周扬文章,征求他的意见。邓说,他没有把握,要秦川请示胡乔木。经过胡的3月10日的谈话后,王若水他们自认为知道胡乔木的意见了。

后来王若水才知道,胡乔木回到医院后,在当天下午曾打电话给郁文,补充了他对异化问题的看法。郁文的记录是:

关于异化的问题我忘记谈了。我想马克思早期说的异化和晚期说的不一定一样。不管一样不一样,社会主义社会将它应用过来,不加区别,不对。用这个名词要加以区别。如果因为(社会主义)社会中有非人道现象,同资本主义社会中的非人道现象混在一起,就把问题谈乱了。一个是非基本的现象,甚至是非法的;一个是基本的现象。我这个意见将另外写信告诉他们。如有关同志谈到这个问题时,可把这个意见补充上。

那么,在3月10日,当谈话中周扬问胡乔木意见时,他为什么不回答呢?王若水认为,胡乔木说“忘记谈了”其实是托词。他大概是回医院后又找了一些书来看,这才发表了上面的意见。当然这是临时抱佛脚提出的,但他既然是领导,别人就必须奉为指示了。

但事情更严重的是,按邓力群的说法,胡乔木早在3月8日就打电话给中宣部,明白表示了这一点。随后,邓叫中宣部送了一份电话记录给《人民日报》,那是9日胡乔木打给郁文的电话。其中包括如下几个要点:

*周扬同志的讲话,难以处理,问题不少,不是加几句话、删几句话能解决的。这是目前思想界的重要讨论对象。总的意见,异化也好,人道主义也好,这种宣传本身是抽象的。……如离开具体现象去讲,去讨论,会给人以暗示说,我们社会主义社会没有人道。
*任何一个时期讲人道主义,都是为了拥护什么,反对什么,是有目的的。这篇讲话目的何在?
*……周扬的文章发表了可能成大的问题。

这个电话的调子口气很严峻。王若水他们如果事先知道这个电话,肯定不会发表周扬的讲话。而胡乔木三月十日那次谈话,在王若水听来,是说了让周扬修改一下讲稿,但说得很委婉,并没有说不能发表。但从这个电话看来,王若水推测,胡乔木那天专程来和周扬谈话,是想让周扬知难而退,主动撤销发表。胡乔木在心底里连周扬讲人道主义的动机都怀疑,这使王若水非常惊讶。

不过,王若水发觉这一点已经为时太晚了。

1983年3月8日《人民日报》头版头条发表周扬在首都纪念马克思逝世一百周年大会上讲话的消息,并预告将发表讲话全文。这句预告是王若水特意加上的,以防别的报刊抢发。

3月26日,中宣部开会,由胡乔木主持,通知周扬、秦川和王若水参加。胡乔木说,关于《人民日报》犯错误的问题,中宣部写了一个报告给中央,提出处理意见。这个报告已经得到中央同意,但还要征求三位同志的意见。

接着,就由邓力群宣读这个〈报告〉。〈报告〉说:

在这件事情上,秦川同志负有重要责任。但是,从全过程来看,主要责任在王若水同志。这次他帮助周扬同志起草报告稿,实际上把他近年来一直宣扬的基本观点都写进稿子里了。人民日报编委会开会讨论时,当面听了乔木同志批评和要求修改后再发表的王若水同志,不仅没有提醒此事应请示乔木同志,要慎重处理,而且“欣然同意”全文发表。他实际上是想通过这种形式,使他一直宣扬的观点成为权威性的观点,扩大它的影响。我们认为,事情发展到这种地步,王若水同志的错误是严重的。

很明显,〈报告〉重点是指责王若水,说王企图利用周扬的威信,把自己的观点变成权威的观点,以便扩大影响。这个〈报告〉最后提出:把王若水调出《人民日报》,另行处理。

这个会上,最令人印象深刻的,是周扬和胡乔木之间发生了一场火爆的争吵。秦川这样回忆:

……周扬听着听着,突然把〈报告〉往桌子上一摔,大声斥责:“这样做法不正派!不正派! 这样做法不正派!”

坐在周扬对面的胡乔木被这突如其来的声音震惊了,用更大的声音反问周扬:“你说什么?说中央不正派?”

周扬更加愤怒:“你们这样不正派!”

“你这不是说我,是说中央政治局不正派!”胡乔木的语调十分严厉。

“你不要扣帽子,我是说你这个具体的中央政治局委员!”周扬没有退让。
……

十六年之后,也是曾经在《人民日报》工作的凌志军和马立诚合作出了一本书,对这一事件作了一个评论。他们问道:胡乔木是否有权利禁止周扬发表他的文章?就算胡乔木说过“不要发表”的话乃是属实,难道就能作为周扬犯了错误的凭证?这两位在党中央的喉舌工作过的作者显然是故意发问。他们当然知道,正如他们自己在书里也说,

在八十年代中国的政治生活中,胡乔木的行为仍然有着某些必然的根据,这依据还需在我们国家既成的制度和观念中去寻找。”

正是由于这些“必然的根据”,周扬被迫退让了。

1983年11月6日,中国大陆各报发表了新华社前一日报道的周扬谈话。在这个特意安排的谈话中,周扬承认他在纪念马克思逝世百周年期间“轻率地、不慎重地发表了那样一篇有缺点、错误的文章。这是一个深刻的教训。”

周扬在《人民日报》公开就发表论述“异化”和“人道主义”文章的“错误”做自我批评,预示他熬过文革重新复苏的学术生命和政治生命就此终结。

不久,周扬病倒住院。他念念不忘的是他受批判的事。他更想着继续做研究。他对去看他的王若水说:“若水,什么时候我们再搞一搞异化问题吧。”

1985年元旦,王若水又去北京医院看望周扬。现在他几乎不能说话。他紧紧握住王的手不放,要掉眼泪的样子。这是诀别的表示。看来他想到上次对王提到的希望无法实现了。王若水安慰地说:“周扬同志,你放心吧!还有我呢。”

1989年7月31日,周扬游丝般的气息停止了。

第二天早晨中央电台新闻联播,最后一条消息,仅有一句话:

文艺理论家周扬昨天在北京因病逝世。”

至于王若水,他于1983年10月28日上午,和《人民日报》其它领导人员一起,被中共中央书记处召集到中南海勤政殿开会。书记处的成员除胡耀邦以外都在场,加上中纪委书记王鹤寿和组织部长陈野萍。

胡启立向王若水他们宣布书记处10月20日的决定:同意胡绩伟辞去社长的请求;免去王若水的副总编辑职务;他们两人都调离人民日报,但目前要留在人民日报参加整党接受批评;任命原总编辑秦川任社长,原副总编辑李庄为总编辑。

这是王若水意料中的事,而且事先已有风闻,并不吃惊。

王若水早就预料迟早有一天他将被迫摊牌,和他所在的党组织正面冲突;王若水只是希望这一天晚一点到来。现在来得早一些,这是王若水不愿看到的,但没有办法。

(未完待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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