八、最后岁月:思想越来越独立的王若水
二十世纪九十年代中旬,王若水把“清污”运动的前后内幕,把他这场惨烈悲壮的抗争的过程,写成一部二十五万字的纪实文学。这部著作1995年5月脱稿,1996年1月修改,1997年9月由香港明镜出版社出版(此书第一次修改稿曾有一个英文节译本,书名为:THE ANTI-SPIRITUAL POLLUTION DRIVE—A FORMER PEOPLE’S DAILY EDITOR REMEMBERS——《反对精神污染运动:人民日报前编辑的回忆》,作为CHINESE STUDIES IN PHILOSOPHY——《中国哲学研究》1996年夏季号专辑出版)。王若水原来给这本书取的名字是:《人道主义在中国的命运——一个当事人对“清污”前后的回忆》,明镜出版社出版时经王同意改成《胡耀邦下台的背景》,虽然在内容方面相应作了一些补充,但准确地说,这不是关于胡耀邦下台的全面的历史而还是王若水个人的回忆录。在书中,王若水以铁的历史事实,铁的逻辑(当然是王所认可的马克思主义的逻辑)说明了真相,而真相自然把某些人钉在耻辱柱上。

1997年5月7日,王若水在此书后记中还作了如下声明:
这本书中的有些观点是我当时的观点,并不和我现在的观点完全一样;如当时我还认为坚持四项基本原则和改革开放是一致的,现在我已不这样想了。
的确,如人们注意到,也为许多论者指出,作为一个马克思主义理论家,虽然王若水免不了有局限,但很明显,他的思想越来越独立,也越来越全面,越来越深刻,越来越切合实际。
有一个很有意思的例子——上世纪末几年,王若水卷入一场在中国大陆之外的关于马克思主义的论战。
缘起1995年底,王若水写出〈我的马克思主义观〉,发表于纽约的《北京之春》1996年1月号。“马克思主义批判”是该期封面主题,同期刊载有郑义的〈最后的图腾——原教旨马克思主义清算〉。其后,此刊同年9月号登载了高寒的〈马克思主义辩——兼与王若水、郑义先生商榷〉,很快,郑义在同年十月号发表了〈原教旨马克思主义再清算——答高寒〉,王若水也在此刊2000年2月号发表了〈回到马克思,超越马克思——答高寒先生〉。王若水写〈我的马克思主义观〉的目的是“想初步用共产主义的实践来检验马克思主义的理论,又用马克思主义的理论来批判共产主义的实践”。人们习惯都说俄国革命和中国革命的胜利是马克思主义的胜利,以此刚好相反,他认为那两场革命都是违背了马克思主义的结果。他觉得,共产主义理想实际是乌托邦,达不到的;马克思的经济学说基本上过时了;马克思主义中最有价值的是它的哲学,但是这个哲学跟列宁所讲的不一样,不是所谓辩证唯物主义。王若水觉得最好把马克思的哲学叫作“实践的唯人主义”。他说:
实践的唯人主义为我们提供了一种价值标准和方法论。这种思想也使我们在一个充满权力异化和金钱异化的社会中,保持独立的人格,不致失去自我,不致看不到人的价值。
他指出,正统的马克思主义正在走向灭亡,这是历史的进步,但马克思主义中的精华——即实践的唯人主义—仍会被许多人继承和发展。
王若水在〈我的马克思主义观〉结尾处写道:“(中国)官方认为我是马克思主义的异端而加以批判;海外又有人因为我仍然讲马克思主义而觉得奇怪;这些我都不在乎。”这样,他通过独立思考,对马克思的理论作了批判的分析,指出有一些确实是错了,但同时也指出世人对马克思主义有六个误解。论者认为,该文是一篇极有见地的文章,无论是赞成或反对马克思主义的人,都可以从中得到不少启发。有些论者还认为,王若水似乎越来越转向自由主义。
王若水〈回到马克思,超越马克思——答高寒先生〉一文也表达了一些闪亮的观点。例如,王说,无产阶级要解放自己,就要解放全人类,这就是“无产阶级专政”的合法性的理论根据,但这样一来,马克思在否定了“救世主”之后,又确立了一个“救世阶级”。列宁继承了这个思想,提出共产党是“无产阶级先锋队”(实际上是“救世党”),这个先锋队又由几个最有威信,最有能力的领袖来领导——这就是列宁关于“群众、阶级、政党、领袖”的观点。中苏论战中,中共就是用这一套理论来为个人崇拜辩护的。从救世阶级到救世党,从救世党到新的救世主,绕了一个大圈子,又回到了原来的地方。
拙文开头提到〈整风压倒启蒙:“五四精神”和“党文化”的碰撞〉,这是王若水于2000年年底前完稿的,几乎可谓是他的“绝笔”了。在此文中,王若水推翻了他的老领导周扬说过的1942年的延安整风运动是“三大思想解放运动”之一的定论,鞭辟入里地论证了那是毛泽东为排除异己,在党内确立个人绝对权威的一场运动,而且是全国解放后历次政治运动的祖本和样板。它开创了依靠群众运动来进行思想斗争和“肃反”的先例,从“反右派”、“大跃进”、“反右倾”一直到“文革”,所有这些运动都和延安整风一脉相承。文章的结尾说:
我们今天需要一个新的觉悟、新的启蒙运动。这是因五四运动的任务还没有完成,而我们今天又需要启“党文化”之蒙……
如论者所言,王若水这篇文章因其高屋建瓴的深刻分析,使之成为反思延安整风运动的经典之作。
在生命最后的几年,王若水除了全身心地研究他认为马克思主义中最有价值的东西外,便是要透彻研究毛泽东。他即使在1996年被发现患有肺癌并作了切除手术之后,还是力战恶疾,加紧研究和写作。直到他生命将尽之际——在2002年元旦上午,医生边给他治疗,他还边口授文稿,由他的夫人冯媛在电脑上记录了2600字。那文稿思路清晰,语言干净,不需要什么编辑。终于,在王若水去世后的同年,香港明报出版社出版了他的遗著《新发现的毛泽东》。冯媛在〈编后记〉中说:“王若水以一己之力,垂老之年,病弱之躯,尽量克服这些困难,先后完成和发表了若干论文,并使本书大致成型。”这部分上、下两册、厚达756页的巨著,是极少见的研究毛泽东的严肃的科学著作,可惜王若水本人已经不可能看到他的心血凝聚的结晶了。

文革以后,中国人民痛定思痛,把毛泽东这位“伟大的领袖、伟大的导师、伟大的统帅、伟大的舵手”撵下神坛,要求评毛。早在1979年理论工作务虚会上,王若水作了〈文化大革命的重要教训是必须反对个人迷信〉的发言,开公开评毛之先河,得到了普遍的响应。但是很可惜,评毛的进程被阻挡了。后来这些年,大陆有不少关于毛泽东的书,其中大部份是毛身边的人所写的回忆录。对这么多的“仆人”的回忆录,王若水套用黑格尔在《历史哲学》中关于“仆人眼中无英雄”的谚语,说“仆人眼中也无奸雄”。他一针见血地评论道:
毛泽东把千千万万的老百姓整得家破人亡,把无数知识分子加以摧残,把他的许多出生入死的战友打倒,对这一切,他什么时候表示过丝毫的忏悔?那么,他在仆人面前表现出来的那一点人情味,又算什么呢?
因此,王若水以他非凡的学养和历练,第一次最为全面最为深入地论述毛泽东和他的思想,并特别选择毛的个人性格和心理因素这个侧面作深层次的剖析。论者认为,他呈献给读者的研究成果,他“新发现的毛泽东”才是“真正”的毛泽东。

(未完待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