历史的玩笑：王若水等人当年天才的预见与异化现象严重的今天中国
历史不时开一些令人仰天长叹的玩笑。
二十年以后的今天，中国大陆大批大批的学者或非学者，甚至政府官员，包括当初批判人道主义、反对社会主义有异化的人，都在把“人”的问题作为一个中心问题进行研究，都在谈异化，都在谈人的发展、人的价值……等等。事实上，“异化”这个高度专业性的哲学术语，今天已经进人寻常社会生活之中。打开任何报章杂志或电视电台，都可以看到或听到这些说法：权力异化与腐败现象；女性意识的异化；艺术的异化；中国足球已经异化了；知识时代作弊是知识的普遍的异化；招生指标异化为敛财的工具；爱情被金钱异化了；“富人”政治权利的异化；公权异化；公务员身份被异化；手机的异化；贵族化月饼异化成礼品、政治生态环境的异化、发展的异化、道德异化、权力寻租行为的公然异化……诸如此类，五花八门，多不胜数。
其中很有一些严肃的讨论。例如，从政观的“异化”被总结出五个方面：一是“极端个人化”，某些人从政是私欲膨胀，一味地为自己谋权夺位，把人民赋予的权力私有化、垄断化，作为个人谋取私利的工具；二是“市场交易化”，某些人视从政为投资，以职权为资本，大搞“权权交易”、“权钱交易”、“权色交易”，极力为个人谋求非法利益；三是“特殊化”，某些人俨然以“官老爷”自居，高高在上，处处炫耀，盲目追求各种特权，猎取各种便利，“只许州官放火，不许百姓点灯”；四是“庸俗化”，有些人一心只想当“太平官”、做“和事佬”，曲意迎合，一团和气，四平八稳，以牺牲原则来调和关系，随波逐流，固步自封，不思进取；五是“虚荣化”，“不求有为，但求有位”，以外在的职位粉饰自己的形象，摆架子、讲排场、耍威风，沐猴而冠，招摇过市，飞扬跋扈，得意洋洋，咄咄逼人，实则内心空虚而贪恋禄位。
一般共识是，公共权力过滥和异化，是当今中国社会最大的毒瘤，而且其毒素已经渗透到整个社会肌体的基层细胞和神经末梢了。众多中箭落马的党委书记副书记们，之所以能财源广进，就在其拥有无上的权力。这一柄任命的尚方宝剑，足可以在当地横扫一切。而更为隐敝的公共权力异化现象，是众多的权力部门以立法的形式规范、稳固本部门的特权，又没有有效的制约形式和机制。以国家机器作后盾的权力异化和泛滥，后果是令人震悚的。
贫富悬殊，两极分化，是今天中国令人触目惊心的社会现象。论者指出，由于公共权力异化的行政垄断，而由行政垄断造成的行业垄断使公有制的全民产权异化成垄断既得利益集团的私有产权，基层公民大众的全民生产资料所有权及农民的土地所有权被垄断既得利益集团剥夺了，这就是两极分化的根本原因。事实表明，在众多公权泛滥和异化的现象中，公共权力与垄断经济的狼狈为奸，后患无穷，弊端极大。但是，在中国这个政经合一的国家，这个现象太普遍了，也正因为普遍，人们已熟视无睹。
论者指出，像“权力私有化”、“权力商品化”、“权力特殊化”、“权力家长化”，这些并不是单个出现的，而是你中有我、我中有你，相互促进、相互影响。公共权力的泛滥，是公共权力失控的前提，也是公共权力异化的基础。大量的公共权力异化得不到有效扼制，将使整个社会呈现畸形发展。因此，有人提出，要根治腐败，就必须认真研究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条件下的公共权力的异化，尤其是要解决“一把手”的权力异化。
中国当前出现道德信仰危机，有一个名词形容：“道德滑坡”，或更为甚之：“零度道德”。以下现象是人所公认的：社会许多领域许多地方道德失范；是非、善恶、美丑界限混淆；拜金主义、享乐主义、极端个人主义滋长；见利忘义、损公肥私行为经常发生；不讲信用、欺骗欺诈成为公害；以权谋私、腐化堕落现象严重存在……令人极之忧心的是，这些现象竟然随着共产党“突出经济”的宗旨的确立、随着经济的发展而变得严重。论者指出，这些问题如果得不到及时有效的解决，必然损害正常的经济和社会秩序，损害改革发展稳定的大局，影响社会主义社会的和谐发展。首先，道德信仰危机损害了社会公平和正义。道德所调节的是伦理关系，伦理关系实质是人们之间的利益关系。因此，中国当代马克思主义应该提出解决“道德异化”问题，用以重建中国现代人的生命观、道德观、底线观、审美观、人格观，等等。
今天的中国，人们大谈特谈“发展的异化”问题，进而提出“可持续发展”的“科学发展观”——这是吃了苦果痛感前非不得不认真思考的重大课题。1992年初，邓小平南巡时，鲜明地提出了“发展才是硬道理”的著名论断。邓小平的决策让中国经济一直高速发展，其历史功绩是不容抹煞的。但是，单方面追求经济高速发展就成了中国式的“指标崇拜”，发展就开始了异化。今日中国，伴随高增长，是更多的“不可承受之高”：高通胀、高失业、高负债、高腐败、高消耗、高污染、高分化、高风险，高动荡。各地政府大搞形象工程、政绩工程、“短、平、快”工程，于是，相应出现腐败工程、“豆腐渣工程”、重叠工程。根据权威资料，在环境污染问题上，中国是世界上最严重的国家之一。全球十大环境污染最严重的城市中，中国占了八个；中国城市河段百分之七十受到污染；三分之二城市居民生活在噪音超标的环境中；很多过去从不缺水的城市普遍缺水，不得不开始使用无法恢复的、且只能供八至十年使用的深层岩水；中国的国土荒漠化以每年二千六百多平方公里的速度自西向东推进……中国人过去二三十年的发展就是这样以大量能源的消耗、以环境的恶化为代价的。人们根本没有考虑环境成本，没有想到牺牲了环境成本换取的经济发展，透支了中国的环境成本。
……如此等等，难以一一叙述。
现在，对照今天中国社会严重的异化现象，人们实在不能不惊叹：当年王若水、周扬他们提出“社会主义异化论”，真是具有天才的预见性！他们把马克思批判资本主义社会而提出的“异化”概念扩展为：各种异化现象，都是束缚人、奴役人、贬低人的价值的。马克思和恩格斯理想中的人类解放，不仅是从剥削制度（剥削是异化的重要形式，但不是唯一形式）下解放，而且是从一切异化形式的束缚下的解放，即全面的解放。从这种理解出发，他们认为：社会主义仍然存在“异化”现象，存在着“经济领域的异化”、“政治领域的异化”或者“权力的异化”，以至于“思想领域的异化”。早在1980年（几乎三十年前！），王若水就一针见血地指出：社会主义国家的主要危险，并不是什么“修正主义”，而是党的异化！他们将人道主义纳入马克思主义或者把马克思主义人本主义化的努力，像他们义无反顾地公开宣称那样，始终有明确的现实针对性。他们在改革开放方始之时，把人道主义和异化问题一并提出来，目的就是要从理论上为改革开放鸣锣开道，为改革开放提供价值论指导——把人道主义的价值目标补充到社会主义的本质规定中去，把价值、功能和结构三重规定一体化，从而希望使传统的社会主义事业起死回生，值得向往。这是多么大义凛然！在马克思主义学术范畴，这是了不起的真知灼见！即使对中共来说，这也应该算是巨大的功绩。只可惜，他们迎来的，却是自己的党炮制的一场规模巨大的政治迫害。
这不单是他们个人的悲剧；这是中国悲剧。真是令人痛心疾首，仰天长叹！
异化现象如此严重的今天的中国，号称是信奉马克思主义的社会主义国家；因此，又回到当年王若水他们苦苦思考的问题：什么是马克思主义？什么是社会主义？
可能令王若水他们安慰的是，他们的思考，后继有人，虽然思考的深度、广度、侧重点、出发点、影响力，以及所处地位，各不相同。
老子云：“上善若水。”王若水就是这样上善之人，在各个方面都足以为中国知识分子的楷模。世界上最柔弱的东西莫过于水，然而，滴水穿石。正是若水精神，鼓舞着许多志士仁人，各尽绵薄。
（本文成稿于2007年12月，修改于2008年1月初，为纪念王若水先生辞世六周年而作。写作时参考和引用王若水各个时期的著作以及各家对王的评论，力图符合历史真实，如有误差——想必难以避免——当由笔者负责，敬请读者方家批评指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