照片摄于2024年3月，林老师家后院的桔子树前
2024年6月5日
去林培瑞（Perry Link）老师家，让我体验了一把加州夜路。
从湾区到洛杉矶，大概是五百多公里、六个小时的路程。我其实是个挺娇气的人，尤其在开车的时候，很留恋沿途的风景，不喜欢一次开太久，一般超过三小时的车程我就想要订酒店、隔夜再开了。然而我想起上次在斯坦福开会之后，已经年近八十的林老师居然晚上八点钟开车回洛杉矶，半夜两点钟到家，为了第二天给学生上课。如果林老师都做得到，我也一定做得到。就这样，我租了一辆本田Zipcar，音响里放着提前下载好的林老师的美国之音采访及侯宝林的相声，开上了加州的夜路。
一条直路，油门到底。在打了无数次瞌睡之后，终于半夜到了洛杉矶。
林培瑞老师是一位美国学者，普林斯顿大学东亚研究荣休教授，加州大学河滨分校的比较文学讲席教授。他与中国的渊源是从哈佛本科时候就开始了，费正清、傅高义教授都曾经是他的老师。在中国国家乒乓球队访美时，林老师做过“乒乓外交”的翻译，属于美国多年来接触中国最资深的一批人。
林老师的学术生涯主要是围绕汉语文学，但他最出名的事业还是支持中国民主和人权运动。自从80年代开始，林老师的生活就与中国的人权与民主紧密联系，说他是与民主运动关系最紧密的外国人都不为过。在六四前后，他担任美国国家科学院的驻华代表，结交了许多中国知识分子，尤其和80年代的一代民主偶像、中科大副校长、物理学家方励之关系密切，并保护方励之一家逃进美国大使馆。多年来，他一直在参与海外的人权组织，比如亚洲人权观察、中国人权、维权网等等，并且经常翻译海外知识分子的文章。因为他一直旗帜鲜明地支持中国的民主和人权人士，所以从九十年代开始就无法入境中国了。
林老师的个人故事可以说就是半部海外民主运动的历史。2001年，他和哥大的黎安友教授一起出版了《天安门文件》，轰动一时。2008年，他因为《零八宪章》的契机认识了刘晓波，并成为了《零八宪章》的英文翻译，见证了零八宪章发展的经过。2023年，他在哥伦比亚大学出版社出版了《我没有敌人》这本刘晓波的权威传记，记录他的一生。
当然，政治也只是林老师人生故事的一方面。他也有许多有趣的见闻。比如他是侯宝林先生的关门弟子、唯一一个外国徒弟；和张爱玲有书信往来；前国家主席李先念的女儿李小林曾经是林老师在UCLA的学生。
一封寄给邓小平的公开信
我发现，他们不管自身学科，那时候都很关心中国的命运，动不动要谈我们的国家怎么办、文化怎么办。
您之前写过一本《北京夜话》，里面记录了您八十年代在北京的一些对话，比如和戴晴和北岛。您能不能给我们讲讲您八十年代和中国知识分子的故事？
80年代初，我在中国做关于伤痕文学的研究，主要接触的是作家，包括王蒙、谌容、张洁、从维熙，还有北岛。到了88、89年，我在北京工作，担任美国国家科学院交换学者的办公室主任，因为工作需要，我接触的知识分子更广泛，从写诗的到天体物理、社会科学。我发现，他们不管自身学科，那时候都很关心中国的命运，动不动要谈我们的国家怎么办、文化怎么办。以后知识分子讲这些问题没那么多，可是那时候给我留下了深刻印象。这个跟美国很不一样，美国知识分子跟现在的中国知识分子可能有点像，讲买房子、小孩上学或者买股票，不问那些大本大源的问题。当然现在美国政治分裂，也有美国知识分子开始问大本大源的问题，但是不多。80年代末在中国问的很多。
与79、80年接触的作者稍微不同，那时非常令人兴奋，中国知识分子和作家们都说，我们要解放思想、开门走自己创作的路。而且像《人民文学》、《收获》、《广东文学》这些文学杂志销路增加得很快，很多人谈，比如当年在《广东文学》发表的一篇小说《我应该怎么办》，是一对知识分子夫妻俩，57年的时候被分散，女的等丈夫从乡上回来，等着等着，听说他死了，很难过、改嫁了人。过几年那丈夫回来了，他没死，然后最后的punch line是：我应该怎么办。故事很简单、很情绪化，中山大学几乎所有的学生都在讨论这篇小说。那时候感觉就像是雨后春笋一样，非常令人兴奋。经过了整个八十年代，到了88、89年，已经建成了一些东西。
当时哪些人对您留下比较深刻的印象？
王蒙给我留下了相当深的印象。不单是在中国见过面、访问过他，他喜欢相声，有幽默感。我也喜欢他的一些短篇。大概1981、82年，我在UCLA教书时，他到美国来参加Iowa的写作班，中途在洛杉矶停留，在我家住了四天。我们那次谈了很多，他希望我翻译他的小说，我也很有诚意地听，尽量做。
吴祖湘对我的影响也相当大。以前没有太多人知道他，夏志清先生发现他的短篇很精彩，写到了《中国小说史》里，我读了觉得很精彩。我去访问老先生跟后，很喜欢他。他后来到美国来，大概是82、83年，也到我家住过几天。我们关系很好，一直到现在我的《现代中国文学》课里都会让学生读他的短篇，非常好。
谌容的《人到中年》那篇，我当年非常喜欢，后来在美国也让学生读。她指出了一个问题，一个知识分子、女眼科大夫，上午一直动手术，中午跑回家给丈夫孩子烧饭，下午又回来开刀，一直工作到最后垮了，以此来说明当年女知识分子的命运，我很喜欢，因为很说明问题。
您当时好像还认识冰心？
冰心没认识。冰心在89年3月签了知识分子支持方励之写给邓小平的联名信，希望能大赦政治犯，把魏京生和其他人放出来。冰心是33个文艺界知识分子之一，我吃了一大惊，她已经90多岁了。没见过她本人，但读过她一些小说，也教过一些。
这公开信是怎么回事？听起来挺有趣的。
当时总共有三封公开信。
1989年1月6日，方励之寄了一封信给邓小平。他给我打电话说：“你到我这来，我有件事情你会感兴趣。”我骑上自行车去了。他写了一封信给邓小平，抄了三遍，因为当时没有影印机。一个寄到邮筒里，寄给邓小平，“党中央邓主席收”。一个是给一位中国学者，他好像是在合肥认识的。第三封信给我。那时候我跟方不熟，可是他知道我是美国科学院的代表。
那时候1月6号这封信，我一看，写的是现在是建国四十周年、五四运动八十周年、法国大革命二百周年纪念，这个时候很适合大赦，让魏京生和其他政治犯出来。我马上问他：“我能不能翻译给新闻界？”他说可以，他就是这个意思。
最初，我是通过我的朋友Orville（夏伟）认识的方励之。我88年刚到北京，乔冠华的妻子、洪晃的母亲章含之在胡同四合院家里办中秋节晚餐，Orville带方励之、李淑贤和我一起去，那是我第一次认识方励之。我对方励之的最初印象是他话不多，幽默感很好，说话机灵俏皮。
88年11月，《纽约书评》主编Robert Silvers来北京。当时，《纽约书评》是全球最有声望的知识分子杂志，Silvers去世后有点下坡路，但仍然很好。Silvers是老左派，但对苏联和中共感到失望，希望见方励之。Orville让我带Silvers去见方励之。我们和方励之聊了一个晚上，Silvers印象很好，马上邀请方励之写文章，让我翻译。方的第一篇文章在《纽约书评》上发表，题目是《中国的失望和中国的希望》。Silvers很喜欢，很多读者开始关注方励之。
那时候1月6号这封信，我一看，写的是现在是建国四十周年、五四运动八十周年、法国大革命二百周年纪念，这个时候很适合大赦，让魏京生和其他政治犯出来。我马上问他：“我能不能翻译给新闻界？”他说可以，他就是这个意思。就这样，我翻译给了新闻界，第二天美联社和很多外媒登了报。
消息也在中国知识分子里传开了。传开之后，我记得是33个自然科学家想支持他，许良英是其中一个，许成钢的父亲。他们自己登了封联名信，支持方励之的信。大概两三周之后，北岛和冰心带领文化界也搞了一联名信，我记得可能是42个人，主要是人文学科的。最后总共有三封信。这些发展是八九春天一切事情的序幕。当然，胡耀邦过世的动静很大，可之前预备了土壤。1
在我走之前，刘宾雁叮嘱我要记日记，会有大事发生。他观察社会很有经验，那首诗怎么说，“春江水暖鸭先知”，他就是那个鸭（笑）。
您当时在北京工作的时候，怎么看待当时的这种社会环境？因为有这样的petition，后面又有抗议，肯定当时整个社会也已经有一种氛围，在期待着某种变化。
我本来就指望会这样，因为我离开前，88年的春天，我安排了刘宾雁到UCLA来讲课。我跟他有很多接触。他知道我第二年秋天要回中国。在我走之前，刘宾雁叮嘱我要记日记，会有大事发生。他观察社会很有经验，那首诗怎么说，“春江水暖鸭先知”，他就是那个鸭（笑）。他有感觉，我没问他具体为什么觉得，但他的预感不是凭空的。刘宾雁不管在哪，在美国、在国内，都非常关注社会发展，尤其是一般老百姓或者知识分子的去向。我88年8月到北京，那三个联名信出来的时候，我第一次感觉到一种蓬勃发展。
- 编者注：此处细节与事实有出入。三封联名信中，以北岛冰心信为最先，之后是科教界联名信。而前者是33人，后者是42人。除这两封之外，还有一封戴晴和苏炜发起的文化界联名信。
（未完待续）
来源：蜉蝣天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