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家的墙上挂着一幅字，“笑对悲欢生死，静观风雨沧桑”。是锡纯的书法，酣畅浑厚，饱蘸激情。这是我们的共识，也是我们的约定。可是面对锡纯先走一步的事实，我却无论如何也很难“笑对”。
异样的是，我总觉得这些天锡纯并没有一时离开过我。似乎和往日一样，我们俩随性地坐着，一杯又一杯地喝着酽茶，回味和反思着六十多年来，我们共同的快乐，共同的勤奋，共同的忧思，共同的冲动，共同的受骗，共同的苦难，共同的悟……感慨万端。
一，“极左”
第一次结缘是由于一项偶然的“革命任务”。
那是一九五五年初夏的一天，我在大二的宿舍。有人敲门，进来一个年龄与我相仿的小伙子，个子高高的，英俊，十分的和气，头发很美，有些自来弯儿。他穿着不大讲究，衣服似乎多天没洗了，但并不在意，和不拘小节的我也有点儿像。谁知从这第一眼的好感开始，我们竟成了几十年跌宕生涯中的至友。
锡纯当时是学生会宣传部的笔杆子，虽然才是个中文系一年级的学生。他奉命写了一篇广播稿，准备向全校宣布一个刚刚被抓走的同学的罪状。那人叫罗昱，是中文系四年级的，当过系学生会主席，现在据说是暗藏的特务。大概打听到我适合播这种有激情有力度的稿件，就找我来了。于是，次日中午，全校广播喇叭里响起了充满革命感情义愤填膺的声音。这声音高呼，敌人就睡在身边，大家要擦亮眼睛，提高警惕！至于罗昱是否真的特务，这不是我们需要追问的，我们是党的宣传工具。
此前，虽然大陆上有过土改、镇反、三反五反等等运动，而在校园里至少在大学生中大体还是宁静的。这次罗昱的被捕撕破了空气的宁静，预示着阶级斗争的风暴就要到了。
果然，随后，反胡风和肃反运动跟着就来了。校园笼罩在恐怖之中，朝夕相处的同学瞬间变成了“敌人”，每间教室都成了批斗的战场，一个个窗口不时传出批斗的吼声和口号声。上级布置的5%的肃反指标很快超额完成。肃反对象自杀、跳楼的消息也不断传来。
但我们俩并没有丝毫感到压抑，在不同的班级我们都是天之骄子，全身心投入斗争。我们是积极分子中的积极分子，骨干中的骨干。立场坚定的我们经受了阶级斗争的考验，都成了党的发展对象。
锡纯本来是学生会宣传部副部长，运动来了他是班级肃反三人领导小组的成员。我则是团支部委员，班级肃反大组的领导人之一，又是专案组成员。那时我们谁也没有换位想想，在被整同学的眼中，平时温文尔雅的我们竟然一变成为冷酷无情的家伙，什么同窗情谊、真诚、正义都到哪儿去了？只因为我们理直气壮地选择了革命，选择了听话。
锡纯后来回忆说，我们当时不但是左，而且是极左，这话一点儿不差。
二，初醒
肃反运动，日以继夜地整人，把自己累垮了，类风湿严重复发 ，剧痛难忍，寸步难行。实在上不了课，只得休学，回天津疗养。一年期满，身体并没有好利索，我坚持复学。谁知偏巧把我安排到中文系三年级乙班，和锡纯同班。而且，也许是因为我俩个子都比较高，也许是他想照顾我这个病号，我们成了同桌，从此几乎形影不离。和我相爱的世樵也成了锡纯的好朋友。
在锡纯身边，他的不同寻常的才智时时让我暗自惊叹。那时正值启功先生讲唐诗宋词，每天课后回宿舍的路上，他可以把先生刚刚讲过的每一首诗词从头到尾背给我听。陆宗达先生、俞敏先生等等名家课堂上的精彩，他会倒背如流，而且绘声绘色。这个人不但过目不忘，而且“过耳不忘”，简直类似今天的扫描仪和录音机！在欣赏他非凡记忆的时刻，常常让我无奈地感到自己的平庸。
一次，纪念鲁迅，学校请周建人和许广平作报告。锡纯似乎是几笔就画出鲁迅的一幅大大的头像，有形有神，不一时就悬挂在主席台上，很多人都为之惊叹。
锡纯在中学时就显露了艺术天赋，并且培养了扎实的基本功，但他毕业后却听从号召报考了师范中文专业，让他的美术导师失望。我和他相像，本来可以考中戏，或上北大中文系。听了一席报告，认为教师是国家第一急需，决定献身教育，报了北师大。
我们对得起自己的选择，在专业学习上我们都相当认真，所有科目都是五分。我们一心一意希望将来做个德才兼备的中学教师，可是，谁让你关心政治呢？谁让你要思考呢？谁让你讲良心呢？岂不知这是当今的大忌啊！于是，我们的人生发生了诡异的走向。我们这两个人在肃反后的一年当中，发生了心灵的颠覆。
首先，我们曾全心投入的肃反运动被事实证明了它的荒唐。按照校党委下达的指标轰轰烈烈批斗追查的肃反对象竟全是冤案！我们的良心受到严厉的拷问。锡纯愧对的是他参与伤害的同学，尤其是两位从朝鲜前线回来的同学。我批斗的更多了，那位跳楼受伤的老大哥的呻吟声时时在耳边响着，肃反对象恐惧又无助的眼神也常在眼前出现。从个人角度应该接受的教训是再也不能盲目听话，要尊重事实，独立思考。我们不约而同地意识到，当乖孩子，作驯服工具，害人害己，彻底错误。
这虽然是一种觉醒，但滋味并不好受，负罪感压得心里沉甸甸地。彭浩荡那时曾和他住上下铺，看见他的被头有一圈油污，提醒他说：“你的被头太脏了，洗洗吧！”他答道：“被子脏，灵魂更脏！”足见他良心的自责多么沉重。
这期间苏共开了二十大，这又是一声惊雷。尽管官方从来遮遮掩掩，不愿公开赫鲁晓夫的秘密报告，但毕竟在报道中和中央发表的《关于无产阶级专政的历史经验》里都透露出一些斯大林犯了错误的事实。他多年来独断专行杀害了许多革命领导人和无辜群众，肃反扩大化成了苏联的一大灾难，这都是在个人迷信的条件下进行的。
这让我们意识到，领袖再伟大也会有错误的时候，真的革命者对领导人不能盲从，如有错误不能推波助澜，更不能无原则地维护。这时，我们不能不想到中共。锡纯曾半开玩笑地说：“毛主席说人人都会犯错误，要是不承认毛主席会有错误，那么这句话至少就是错误的。”我则公开宣称，就是毛主席的话也要想想对不对再决定是否拥护。这时的我们对领袖的认识虽然还很幼稚，但在心里他们至少失去了神圣。
我们以为独立思考未必都会正确，但这是通向真理的必由之路。独立思考可能会有错误，但那也比迷信强一万倍，因为每个误差的纠正都能使自己更接近真理，而迷信，从起点上就是错的，而且有了问题谁也不能纠正。
在这个期间，文艺界也开始松动，刮来了阵阵清风。刘宾雁、王蒙的作品，苏联的《拖拉机站站长和总农艺师》等等都掀动着干预生活的思潮。干预生活，使我们那社会责任感具体化了。
独立思考、反对迷信、干预生活，把我们这两个有着共同的体验和心路历程的 年轻人唤醒了，头脑再也闲不住。我们议论，我们反思，我们想把迷失的自我改变过来。这时候党中央提出的双百方针也解除了我们的顾虑。过去不敢想的，敢想了；不敢怀疑的，敢怀疑了；不敢说的，敢说了。我们俩有一个合用的记事本，名为“随想录”，你一篇，我一篇，把不轨的思想随时写在上边，墙报上也不断刊出我们的带刺的小文章，像《重新想想》《小人物的话》《作人难》《致党员同志》等等。可惜《随感录》早已作为右派档案销毁了，墙报也没留下。锡纯在后来的杂文里还提到当年他写过的《必要的废话》。文中讽刺的是在阶级斗争环境里那种顾虑重重谨小慎微的病态。
于是，在同学里原本最听党的话的我们俩逐渐有点不乖了，而且渐渐成了另类。
然而，锡纯和我给同学的印象还是有些不同的。锡纯一向平和谦逊，我则是插班生，而且一到班上就与众不同，老想干预生活，显得桀骜不驯，刺儿头。
但在关键时刻，锡纯也和我一样亮出了不逊的一面。那是在我的入党评审会上。
我返校不久，年级党支部委员会通过了我的入党申请，下一步就是开支部大会。这是个扩大会，在一个大阶梯教室，坐了一百多人。会上，入党介绍人和一些发言人对我的政治表现、学习和工作都相当肯定，认为已经符合条件，但有的人也补充了些意见，特别是提出近来我公然反对当乖孩子，主张独立思考，认为过于偏激，应该改正。我天真地以为真话比虚心更重要，就站起来反批评，锡纯立刻带头站了出来。
会场炸了锅，立马分成两派。我说当乖孩子作驯服工具对党的事业没有好处。对立一方则说，“我们就是要做党的乖孩子”“我们要当的是党的奋发有为的驯服工具”。锡纯不客气地反驳：驯服而且是工具，不是人，怎么能奋发有为？ 辩论几乎把所有与会的人都卷了进去，两派争得不可开交，入党支部大会成了辩论会，主持人只好宣布休会。
我们在下边还探讨三害（教条主义、官僚主义、宗派主义）的根源是不是制度？党员如果待遇比非党低些是不是能避免投机和腐败？胡风是不是反革命？等等。这就更出格了。
三，中计
一九五七年是现代中国历史的转折点。
先是“不平常的春天”。共产党号召鸣放，请全民起来帮助党“除三害”。毛在最高国务会议上的动员诚恳之极，虚心之至，谁都不可能不动心、不感动。
学校里轰轰烈烈的鸣放开始了，校园里贴满了大字报，活跃着大大小小的社团。中文系学生党支部书记找了锡纯、我等几个人组成了群众论坛社，让大家在论坛上充分发表意见帮助党整风。我们首先选定全校师生关心的何穆事件作为论坛的题目。这次的论坛揭发了党委书记何锡麟的作风问题和压制批评的行为。然后以肃反为题组织了几次论坛，论坛上很多肃反受害者讲述了他们蒙冤的经历，肃反中的错误做法是三害的集中表现几乎是与会者的共识。这些论坛把大鸣大放推向了高潮。后来我和锡纯还帮助同班的前志愿军严景煦组织了“反对政治第一”的论坛。
直到二十二年之后，我们才知道群众论坛社其实是由党委书记方铭直接指挥的，除了每天向方铭请示汇报的“坛主”，所有成员都蒙在鼓里。这位方书记是不是按照毛的阳谋部署进行指挥的，直到今天我们也不知道。
经我们组织在论坛上作过主讲的杨开荣是重庆人，很早就参加过反蒋活动，送过《挺进报》，因为讲了肃反被整的经历，打成了右派。严景煦则被定为反革命，劳改了二十二年。他们都早早去世了。
四，“节日”
锡纯和我最大的罪过应该是批评《人民日报》6.8社论这个大案了。
这篇社论非比寻常，它以《这是为什么？》为题，1957年6月8日在《人民日报》上发表。这是毛的重大部署，它是大规模清洗知识分子的反右运动开始的信号。
锡纯和我当天中午写出了批评它的大字报，题为《这会造成什么？》（收入北京出版社出版的《北京市大学生右派言论集》）
因为我们担心发动反右运动会把思想问题当成政治问题，任何与领导有不同看法的人，有独立见解的人都可以定为右派，这就可能制造大量的冤案。国人会望而生畏，从此不敢讲话，甚至不敢再有自己的思想。“防民之口甚于防川”，这是国家的大忌。
锡纯和李授珊(后划为右派)两个书法能手分工抄写，由七个人署名（多划为右派）。十几张纸的大字报在鸣放活动的中心贴出，立即掀起轩然大波，观者围了一圈又一圈，赞成和反对的都不少。到了晚上还有人打着手电在抄。据说《人民日报》的记者也来拍过照。气氛严峻。
果然，第二天，数以百计的大字报贴满了上上下下的墙面，声讨的浪涛惊天动地。在习惯于正统思维同学的眼里，质疑党中央社论是太“大逆不道”了。接着，《人民日报》一连几天发表了《工人说话了》等几篇社论，风向陡转。
这种阵势一个傻子也会害怕，可是我们比傻子还傻，一点怕的意思都没有。因为自信是出以公心，完全是在追求真理，维护人民的利益。根子里的愚忠朦胧中也起着作用。锡纯书写了《离骚》里的两句诗送给我：“岂余身之惮殃兮，恐皇舆之败绩。”这里的“皇舆”当然是指人民的事业，也是党的事业。
正是带着这样的心情，6月12日我们顶着压力在官方组织的全校论坛上继续坦然阐述了我们的观点。但随后几个上台的都是声色俱厉的批判，他们禁止我们据理辩驳。其中鼓动喊口号的人就是我的一个入党介绍人，大概是为了表明他的态度将功补过吧？
最后，主办方以我二人的被封口，匆匆宣布了他们的胜利。
论坛之后走出会场时，有几个不相识的同学故意走近我们说：“我们同意你们的意见，可是不能说了。…”
后来，校园里贴出过一张大幅漫画“螳臂当车”。锡纯和我这两只“螳螂”举着“这会造成什么”的牌子，打算拦住“反右”这疾驶的列车。这两只螳螂当然是落得粉身碎骨的下场。但是列车后来怎么样了？
在那张大字报的结尾我们说：“真希望我们是错的，因为我们不过是几个人，而假如党中央机关报的社论错了，它的坏影响就太大了。”这是真心话。
真不愿看到的是因为精英蒙冤、全民封口，酿成多么严重的民族大灾难：
—因反右错打了五十五万（一说三百一十七万）右派，无数国民家破人亡；
—因大跃进导致之后的三年饿死三四千万人；
—因文化革命十年浩劫，一亿人遭到迫害，千万人丧命，民族文化遭扫荡之灾至今难以恢复。……
灾祸远远超过了我们的想象。“不幸而言中”，正是我们最最不想看到的结果。
锡纯在一篇杂文中曾写道，改正后的一次学术会议上遇到母校中文系党总支书记刘谟。他握着锡纯的手说：“看了你的全部材料，你说的都对，只是说得太早了。咱们系一共打了108个右派，今天看来是108条好汉。”
我在回校改正复查时也曾负气地对办事的人说：“请你们对这张大字报重新审查。不对了还可以批判。”那位同志苦笑了一下，也是讲“说得太早了”。
然而，明知国难将临，为了自保而一言不发，这就是当今中国人应有的品格吗？良心呢？正义感呢？难道我们中国不需要？
多年来，每到6月8日我们俩总会在电话里互相祝贺“节日”。在民族大难到来的时刻，我们站了出来，以独立的人，说出了自己的话，这勇气，值得自豪。但，它也是“劫日”。为此我们和所有难友的牺牲是明摆着的，它被当做“学费”交了，可是换来你们的明白吗？天知道！
五，服罪
接下来，当然就是写交代写检查了。
交代那些我们做过的，说过的，想过的一切，这不难。我们的心坦坦荡荡，正大光明，可谓“无事不可对人言”。锡纯是不能找我来了，避免“串供”。于是，你写你的，我写我的，彻底，详细。学校供销社的片艳纸一摞一百张，我一次买两摞，买了有七八次。锡纯当更多，他记性太好，写的肯定比我多。
但写检查比较难，要你“认罪”。
既然我们从来不是别有用心，为什么最后还是认罪了？
要知道当年信息渠道绝对单一，舆论一律。运动当中我们看到的都是右派如何四处放毒，如何向党进攻的罪恶，听到的都是全国一致讨伐的声音。按今天的说法，是形成了一个铺天盖地的大气场，让你不能不信。右派干了那么多坏事，我们却办论坛帮他们放毒，反右了，我们又出来保护他们，当了他们的帮凶，而不是保卫党，我们惭愧，我们后悔，我们有罪，应当承认。这个承认是真诚的。
最难转的弯子是让你招认主观上就是反党的。被裹到右派潮流里，戴了右派的帽子，我们认了，可是主观上谁想推翻共产党反对社会主义呀？怎么也想不通。
愚忠和恐惧起了作用。既然党认定你反党，这个命题作文就只能做下去，不转弯子更说明你顽固。而且，如果不承认就要开除劳教，一辈子没有工作，没有出路。就这么，记不清多少次的批判会，轮番轰炸，威逼利诱，我们终于体会到“屈打成招”的滋味儿。既然脑子里从没想过“反党”这两个字，“帮助”总是想过吧？修正主义不就是这样反党的吗?锡纯和我与党素无阶级仇恨，又曾十分积极过，看来只能这么分析了。
近年，看到他在杂文里回顾这段经历 ：“当初我们都有过‘荃不察余之中情’式的哀怨，但经过反复批判、灌输、诱导，竟然也能心悦诚服地认罪，就像赵本山的小品‘卖拐’中那个本来没有毛病经过再三诱导也觉得自己真有病的人一样。”可见虽然没有串供我们还是“所见略同”的吧。
锡纯过关比我早，他交代检查比我痛快，态度诚恳，所以尽管没有逃过“极右”，但处理比较轻，留校考查，按时毕业分配。我态度恶劣，被判发往农场监督劳动。幸亏此前稍有转变，若有朝一日“回到人民队伍”，我还有工作，有碗饭吃。
在学校，最后一次见到锡纯是1957年除夕的团支部大会上。锡纯始终低着头坐在旁边。会的主题是处分团员中的右派。我、锡纯、浩荡，依次开除。宣布了范亦豪的罪行材料，然后表决是否同意开除团籍。我自己在团里最后一次行使了民主权利，举起手来开除自己。跟着就被赶出会场。走下楼梯，心情十分复杂，忍不住痛哭失声，觉得空前的委屈，无助，踉跄了没多远，终于脸朝下扑倒在教学楼之间冰冷的土地里。
下一个该表决的一定是锡纯，估计他也会被赶出会场。我没有亲见。
就这样，两个极左成了两个极右。
而且，按当年惯例，比照着“章罗联盟”，给了我俩以“范林联盟”的桂冠。
六，重逢
我们二人分别开始了“赎罪”的漫长日子。
我发到西郊农场，正赶上“大跃进”，有时每天要劳动十五个小时。那类风湿脊椎炎也在折磨着我。用受罪是否就能赎罪，真弄不清二者的关系，但我咬牙坚持着，并且努力压住不服罪的恶念。
锡纯的日子我当时并不清楚，但不见得比我好受。
首先是特孤独。这个班一共40人，反右超额完成，打了7个右派。其中两个前志愿军，一个跳了昆明湖，一个逮捕法办，劳改22年。4个监督劳动的送到农场，班里只留下他一个。尽管他一向人缘不错，可是已成了敌人，谁敢不划清界限！我在农场，40个难友，到底可以平起平坐，并不寂寞。
还有一件让他只能暗自伤心的是，他青梅竹马的女友，得知他划右派后在家庭的压力下与他分手。她在天津当小学教师，我在天津养病时去看过我，这是个清纯的姑娘。据说，过不久天津小学系统反右时她也打成了右派。但破镜已难再园。
留在学校，大跃进时劳动也不轻。那时赶上修十三陵水库，各单位都要参加，真是撸起袖子拼命干，你追我赶，那叫热火朝天。锡纯在班里是唯一的一个要赎罪的分子，肯定比其他人更玩儿命。具体情况我虽没见，但在1977年我惊讶地看见了他肩膀上留下的一个大肉包，右肩显然比左肩高。老舍在《四世同堂》里就说过早年北京有一种专门给人搬家的行业，干这行的标志就是肩膀儿上有个很大的肉包，人们管这行的人叫“窝脖儿”。可是后来这个标志早就没有了，而且，老一代的大肉包是长年累月压出来的，锡纯在短时间就有了这么大的成果，可见干活时他是怎么抢着超负荷的！这情景想起来都心疼。在他的《茶余诗话》里他曾经自嘲:“明陵奋战忆当年,铁茧犹存护我肩。……小憩加餐须努力，登程回首是丘山。”剩下的只能是苦笑了。
到了58年夏，他分配到青海，这我很能理解。按说凭他的天资和勤奋，若能留在大学很可能在学术上有不得了的成就，谁让他是极右呢！到了青海也不会分到高校，于是到了一中。自然，“天生我材必有用”，到中学他也会出其类拔其萃的。但被埋没的例子也是有的，只能看吧。
也许真的有命里注定的这种事，过了两年我从农场回到学校，竟然也分配到了青海，只是和锡纯隔着一座达板山。我分在了门源的祁连山中学，先放牦牛，后教书。在西宁等待分配时我没有去找他，头上都戴着帽子呢，“群众的眼睛是雪亮的”，别没事找事了！
直到62年我摘了帽子之后才第一次去看他，从此他的宿舍就成了我在西宁的家。后来世樵从沈阳辽宁大学调到门源。两年一次我们回京津探亲，这是令人难以想象的艰难路程，汽车一天，火车两天两夜，我们又穷。锡纯的家就成了我们的中转站，住宿、买火车票、接站都是他的事。火车常常晚点，有时深夜才能回到西宁。但是我们从来不用发慌，锡纯多晚也会在站台等我们。想到这儿，西宁在心里顿时温暖起来。他的厚道，他的友情，让世樵和我深深感动，但这感动是不需要说出的。
他是极忙的人，极累的人。他要教语文，还教俄语，音乐，除了教学，学校的事，无论写什么稿子，办展览，画宣传画，写各种标语等等都是他的任务。所有的事都在用他，可是政治上把关特别苛刻，很长时间还不给他摘帽子。他却一直默默地干着，一身土，一身墨渍，一身颜料，一身的疲倦，听话之至，驯顺之至，毫无怨言。
62年我去找他时，北师大60届的李元洛还没调走。他近日忆及锡纯时还深感内疚。他说当年他调走时，只有锡纯一个人用板车拉着行李把他送到火车站，一路上竟没跟锡纯说一句推心置腹的话。其实这个坚持“走白专道路”而今成为学术界名家的李元洛对锡纯是同情和理解的，只因为锡纯还没摘帽子。元洛对锡纯当时的处境和生活状态十分感慨。他说，天天吃的是青稞面糊糊，晚自习之后，饿了一天的老师们赶紧去睡觉，可是锡纯还在干那些永远干不完的活儿，常常到夜里一两点，他那小屋的灯还在亮着。元洛推测，他的“赎罪”，他多年超负荷劳动是不是已经埋下了身体的隐患？
七，苦恋
后来，锡纯的帽子总算摘了，但“回到人民队伍”的右派只能算是“摘帽右派”，手铐脚镣解下来了，脸上的金印一辈子都在。
1968年，那是在文革的第三年，我当时在农村下放劳动，只有世樵在家。忽一日，从西宁来了两个活泼漂亮的姑娘，她们是省师范学校的毕业生，分到海北工作，住在自治州招待所等待分配到下边去。锡纯介绍她们来看我们。世樵说她们太惹眼了，每天晚上她们一来就招来一帮年轻的男老师，一屋子人聊天说笑十分热闹。
收到锡纯的信，才知道其中格外出众的那个郑美霞是他的女朋友。几天后两人分配走了，美霞分到海晏。
此后，连续多日，几乎每天世樵都会收到锡纯的信，连邮递员都感到惊奇。锡纯陷在矛盾的痛苦当中。锡纯爱上了美霞，美霞更主动，更热烈。锡纯担心这又是一场不可能有结果的爱。这是很现实的考虑。
头一条，政治上的距离。美霞是工人家庭出身，锡纯是摘帽右派。二，年龄相差十二岁。锡纯曾经有过两次恋爱，都因为家庭的和社会的巨大阻力，只能以分手告终。这次还能有好结果吗？明摆着的是美霞的父亲正在西宁一中的门口天天堵截着呢。
最令锡纯担忧的是他的“历史问题”会成为美霞的累赘，会给她带来无尽的痛苦而不是幸福。
世樵太懂得锡纯的矛盾心情和美霞的情感了。她多次回信给锡纯，并让他向美霞转述。世樵从锡纯的犹豫和美霞的倔强中深感二人爱的真诚，她既担忧着他们的恶劣处境，又在内心深处希望这样美好的一对儿终成正果。她以自己的亲身体验向美霞讲明利害，告诉她爱的选择是每个人的神圣权利，坚持无私的爱是正义的，但跨出这一步你要准备太多的舍弃，迎接并且藐视许许多多的歧视和不公，此时必须极其慎重、庄重、勇敢。
我一直感到世樵在锡纯和美霞心中的位置是远在我之上的。对世樵的信赖和敬重会给他俩选择上很大的精神力量。世樵的人生观和爱情观的境界，远远超越了凡俗和正统。她拒绝来自各方的威压和诱惑，坚持自己的选择和等待，婚后又毅然放弃大城市和高校的优越条件，万里跋涉，翻越大山，和我团聚，共同迎接未来莫测的风雪。锡纯找世樵相助，找对了人。
终于，爱的坚定战胜了一切歧视和阻挠。美霞父亲，老爷子还是犟不过女儿，而且知道这女婿的人品真是不错。他妥协了。
可是美霞分配的单位是在海晏县。那里的221厂，是制造核武器的基地，超级保密的单位。尽管美霞并没有在那个厂里工作，只是在县属的有线广播站当播音员，但海晏对于一个摘帽右派是当然的禁区。他俩只能无限期夫妻分居，等待。
1969年夏，我们到天津探亲，新婚的锡纯美霞也到了天津去见锡纯的老母及亲友。我们四人在水上公园泛舟，碧波涟涟，他俩脸上洋溢的幸福让人永远难忘。
果然立竿见影，美霞婚后马上被调到乡下去教书，住在农村，工资微薄，为了取暖要和社员争抢珍贵的牛粪。放假时，锡纯来探望她，一个重要的活儿就是一块儿去山沟里捡粪。运动一来，美霞多次被揪出来批斗，只因为是“右派的老婆”。
一切灾难都会过去。在艰难险恶的人生路上，他俩携手相伴，抬着高贵的头，走过了长长的五十年，幸福的五十年，令人艳羡的五十年。
前些日子，在微信上美霞向世樵诉说：“某种意义上讲，您二老的爱情坚定了我对锡纯的爱，谢谢你们了。”世樵答复她：“我们俩的命运轨迹生活道路有许多相似之处。我亲眼目睹你在那样恶劣的环境下义无反顾地追求，献出满腔纯真的感情。我们是最大的成功者。当我们选择伴侣，追求幸福时，遵循的是真善美的原则，摒弃一切世俗的诱惑。我们已经站在了道德的制高点。命运没有亏待我们。”
八，复苏
达板山没有隔断我们。不仅路过西宁，我多次到西宁住院、开会、调演等等都是相聚的机会。
这些年，我们出奇地老实，不仅没有“乱说乱动”，甚至很少“乱想”。我一直听话，锡纯比我还听话。虽然对饥荒、破四旧、忠字化、大串连、二·二三、样板戏、领导层内斗等等心里都冒出很多问号，但都学会了自我保护。我们不约而同以“摘帽右派”作挡箭牌，拒绝参加任何“革命组织”，尤其是不敢“妄议”敏感的国家大事。锡纯和民院的难友程祥徽一起研究语言学、简化字的学问。官方早已认可语言是没有阶级性的，语言研究应该是安全地带。我在教学之外常常被抓差给州文工队编写节目，譬如按三突出的原则“日鬼”（青海方言，大致是胡整的意思）些个剧本（有时在这类会上还能与王宁、祥徽、士廉见见），那时美其名为“放卫星”。我隐隐地常有荒唐之感，却又努力去完成任务，因为可以在这些无聊的差事中避开单位的是非，找到安全。
一架飞机把思想的冰层砸开个大大的缺口—“永远健康”的副统帅摔死了！
锡纯曾经回忆道：“36岁可以说是我一生的转折点，促成这一转折的直接因素是林彪摔死在温都尔汗。此前我一直用别人的大脑思考，此后才开始用自己的大脑思考。……‘阳谋高中’之后彻底投降主流意识，尽管被视作异己，仍百般向‘绝对权威’靠拢，激情在偶像崇拜中不断燃烧，唯恐不旺。直到那个把‘伟大红旗’举得最高的人从天上掉下来，我才知自己受了多年的愚弄。”
我当时正因类风湿在省医院住院，得知这个重大消息，不顾有病去找锡纯。
从这个“不伟大”，联想到一串串的“不伟大”，那个骗人的光环摔碎了。这个觉醒和很多国人的觉醒大体是同时的。我们努力找回自己，虽然眼前还是刚刚睡醒的朦胧。
怎么这么巧，又是在西宁？这次是不久后我和祁连山中学的文艺宣传队到省上参加会演。会演刚开始就叫停了。几天后，开全体会，省宣传部长在空前的肃穆中以一种哭腔宣布了“伟大领袖”的讣告。
当晚，锡纯、祥徽和我三个人在锡纯的小屋，关上门，“冒天下之大不韪”举起了酒杯。虽然谁也猜不出未来还会有什么事，但估计文革大概到此为止了。难过，期望，茫然，担忧，心情复杂。
粉碎四人帮的狂喜之后，不久就是右派的“改正”。那是1979年春天的事。我和祥徽马上就回北京到原校提出申诉，锡纯对此似乎比较冷淡，不但不去而且迟迟没提出申诉。他的想法是:荣辱毁誉早已看透，20年前原本“极左”，被硬给打成“极右”，此后逐渐“右”了起来，现在又要“改正”，不过是出于某种需要。当然，后来很快收到了“改正”通知书。“灰帽子”（邵燕祥语）也摘了，换成“改正右派”。
锡纯看得比较透，他以为当局对整个反右运动不否定，不平反，只逐个“改正”，此中大有原因。后来许多难友多次要求平反、赔偿，我俩都不参加。我赞成锡纯的看法：在现有体制下，彻底平反是不可能的。因为这等于承认民主和自由要求的合法，而同时就会逻辑地否定“专政”的合法。这不是会“乱套”了吗？
对于当年为什么被打成右派，锡纯在杂文里就公开表示：“我们越来越感到不是人家整错了，不是‘荃不察余之中情’，而是‘余不解荃之本意’。”我的近似表达是：不是我们犯了错误，而是犯了正确；不是他们误解了我们，而是我们“误解”了他们。
锡纯说，人民早就给我们平反了，在他们眼里右派是真正的好人，正直，有才，替民众说话，这个评价大体正确。锡纯告诉我，他的《茶余诗话》在西宁播出，有一天坐出租车，司机高兴地赞扬这个节目，说每天必听，太棒了！当他发现乘车的正是作者时兴奋极了，坚持不收车钱。车钱当然付了，但由此可见民心之向背。锡纯认为当年打右派本来就是非法的，今天平反不平反只是检验他们反省的诚意吧。
锡纯调到《西宁晚报》当总编后，杂文一发不可收，达到挥洒自如的状态。它诚恳，风趣，奇警，含蓄，它知识渊博却毫无卖弄之意，它思维机智常出人意料又自自然然。这些精品完全可以与牧惠、聂绀弩、邵燕祥等名家的作品相辉映。《当代杂文选粹·惜醇之卷》就是由牧惠主编而成书的。
锡纯已经历练得聪明了许多，在作为“喉舌”的报刊上，他常常能用委婉的曲笔论及很多敏感而有深度的问题。但就这样也有不顺的时候。有一篇题为《进退之间》，谈了一些艺术家如梆子演员八百黑和山口百惠对待急流勇退反与正两方面的例子，认为这就要看他自知自明到了什么程度。可是在省内报刊上即将面世前夕被紧急撤下。理由好笑，说是有影射之嫌。锡纯立刻寄《新观察》，很快在1987年第24期上发表。我暗想，如果影射了大人物，如果该大人物真懂得急流勇退，也许就可以免了一年多之后那个让他遗臭万年的悲剧发生，中国可能比现在好得多。
锡纯这期间的复苏不是二十多年前复苏的简单重复，这是经过审视历史，同时阅尽了二十多年实践验证得来的彻底觉醒。
识得庐山真面目，只缘跳出此山中。一旦跳出多年被设定的思维框架，从纷乱的历史和现实中看透那个本质，就会从各种或浅或深的谎言中解脱出来，眼前顿觉豁然开朗，大彻大悟。
这些年锡纯的日子过得不错。他已经成为一流杂文家，一流书法家，这方面的成就会有专家评述。我最赞赏的是他仍时时在心忧天下，而且在判断大是非时不以个人的得失和处境为依据，他依据的是民众、民族、历史。（能如此并不容易。）所以他总在忧虑之中，然而对宏观的大趋势他是乐观的，并不管自己是不是能亲见那光明的结局。
那天，惊闻锡纯突然辞世，悲痛中无法入睡，我为锡纯拟了一幅有点儿欠工的挽联：
遭逢盛世 满腹才情 可惜没用了一半
隐忍重负 半生羁锁 还是改不掉初衷
至于“初衷”，可以讲的还多，有的仍不宜说得太明白，不如留作引子。大家也写得不少了。本文只是想记下我们的友情，特别是怎么从极左变成极右的。所以还是到此打住吧。
2018年2月9日
作者：范亦豪（1938–）先生，1957年是北京师范大学中文系57届学生，因为与几个同学一起写长篇大字报批评《人民日报》6.8社论《这是为什么？》，被打成极右派分子。母亲（柯葆真，天津市房地产管理局干部）和哥哥范大杰（新疆石油单位干部），也被打成右派分子。1958年，被送北京郊区监督劳动。1960年，回校重读后，于是年分配到青海门源县祁连山中学，苦恋8年的女朋友王世樵主动放弃辽宁大学的教职来到青海，开始二人相濡以沫的一生。1978年，调西宁市体校。1979—1987年，在青海师范大学，先后当过讲师、副教授，并主持中文系工作。1987年，离开青海到天津南开大学当文学教授，是中国老舍研究会副会长、也是研究鲁迅的专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