政治笑话是衡量一个社会政治文明的重要标准。美学家告诉我们，崇高距滑稽只差一步。自我神化的独裁者其实是自己竖起了被恶搞的靶子。神圣伪装与真实面目的反差越大，喜剧效果就越强。政治笑话是专制社会的特有现象。随着时代的演进，独裁专制者的自我神化也与时俱进，在粉饰其伪崇高的同时，也利用时尚元素大搞亲民秀，以类似卖萌的身段掩盖其利爪。好在网络时代，为人们恶搞专制者、群起攻之提供了难以遏制的空间。只要独裁专制者存在一天，他们就不断用丑行向大众提供恶搞自身的素材。
电影《采访》剧照：朝鲜士兵看到金正恩放屁之后的反应
电影《革命小子》剧照：斯大林与琼•弗拉瑟
电影《拜见希特勒》剧照：希特勒学狗叫
2014年圣诞节，美国索尼公司的电影《采访》（原拟名《刺杀金正恩》）正式上映。在此前后，该片引发不大不小的风波，朝鲜又是抗议又是发起网络攻击。中国大陆的民众马上通过网络和盗版影碟，与全球分享了恶搞金正恩的快感。
非写实的艺术，表达的却是人们真实的愿望。索尼公司选择在圣诞节推出《采访》，就是要借虚拟的影像，刺破尘世的伪神。近些年，在金正恩之前，《拜见希特勒》（德国，2007年）、《革命小子》（澳大利亚，1996年）等影片，恶搞过希特勒、斯大林等。这些自我神化的独裁者，其实是自己竖起了被恶搞的靶子。神圣伪装与真实面目的反差越大，喜剧效果就越强。
如果说真神上帝“道成肉身”（《圣经》曰），降卑自己，以耶稣的样式进入凡尘，用他的死与复活，担当人的罪与罚，拯救人类，那么尘世的伪神则与之恰恰相反。所以，把偶像从神坛上拉下来，首先要进入其私人空间，从还原其肉身开始。古人云：“食色，性也。”在《拜见希特勒》中，希特勒与情妇在一起，成了性无能者，与其过去的狂妄自大鲜明对比，又暗合其当下的精神沮丧。而在《革命小子》中，道貌岸然的斯大林私下却是个色情狂，他爱看美国的色情杂志《花花公子》，与盲目崇拜他的澳洲左派女子琼·弗拉瑟刚一见面，就拉她上了床，云雨之中斯大林猝死，成了风流鬼。在《采访》中，美国电视主持人戴夫·斯盖拉克下飞机前往驻地途中，问陪同的朝鲜女军官金正恩是否有“菊花”（喻指“肛门”）和大小便，“他没有‘菊花’，因为他不需要。”女军官严肃地答道，毫不迟疑。这与“文革”时许多中国人对伟大领袖的想象惊人地一致。戴夫与金正恩玩篮球时，借开心的气氛直接问金正恩：“你会大小便吗？”金正恩一听就笑了，他显然知道子民们对他这位“神”的想象，此时他表现得很真实，毫不隐瞒地回答：“是的，我会大小便。”戴夫紧跟一句：“这么说你有‘菊花’了？”“我有‘菊花’。”金正恩虚伪地向戴夫表示，在这种神化中自己很无辜：“你说，当有2400万人将我视为他们的领导人、他们的神明的时候，我该怎么办？”最后，在全球直播的电视采访中，因戴夫诱导而哭泣的金正恩屁股下发一声响，他脱口说了声“对不起”，戴夫立刻抓住：“刚刚放屁了？”“不，没有。”金正恩自觉失言，马上改口一指，“是那个摄影师，不是我。”戴夫面向全球观众郑重宣布：“女士们先生们，金正恩刚才拉屎在裤子上。”这一幕完全暴露在世人面前，正在板门店观看电视直播的一位朝鲜士兵惊愕道：“他不是神！他有屁眼！”戴夫对金正恩紧追不舍：“……你是个有缺陷的人，还有个很大的屁眼，你和我们一样，拉屎拉尿。”就这样，一座神像被一个屁崩塌了！
为了摧毁独裁者偶像，电影还挖掘他们的内心世界，试图从他们的情感、心理和潜意识中，寻找其思想和行为的根源，通过揭露弱点和缺陷，还原其凡人的一面。在《拜见希特勒》中，希特勒面对纳粹的颓势，灰心丧气，猜忌下属，疑神疑鬼，还做恶梦尿床，只能靠毒品支撑精神，逃避现实。宣传部部长戈培尔企图使希特勒振作起来，不得不从集中营里找来希特勒最厌恶的犹太人，一位曾经模仿过希特勒的表演艺术大师——阿道夫·格林鲍姆，对希特勒进行身心训练，准备新年演讲。一个屠杀犹太人的法西斯头子的精神，如今却要靠一个犹太人来拯救——故事妙在如此荒谬。与其说阿道夫是在恢复一个刽子手的信心，不如说是一步步撕下其伪装，暴露其真实的自我。希特勒在阿道夫的心理疏导下，打开封闭的内心，袒露了自己的心理创伤，通过他讲述的童年故事，观众看到希特勒儿时总是被父亲贬损，挨父亲的打，造成他既自卑多疑又固执狂躁的分裂人格。渐渐地，希特勒和阿道夫的关系发生了微妙变化，孤独的希特勒习惯了阿道夫一定程度的直言不讳，喜欢上阿道夫的真实，甚至信任他，离不开他，把他当做可以倾诉隐私的对象。所以，当阿道夫以训练为名，一边让他在地上爬着学狗叫，一边让狗趴上他的背，他都听从。在《采访》中，虽然与出身贫寒的希特勒不同，但作为金家王朝第三世，金正恩也有自己的苦衷。私下与戴夫交谈时，金正恩说自己像风中飘荡的垃圾袋。最后在电视采访直播中，戴夫巧妙地勾起金正恩的感触，让他在镜头前心理防线崩溃，禁不住像孩子般咧嘴哭起来，口中却还硬：“我不要爸爸，我够坚强！”……
当独裁者的隐私被暴露给观众，使其更具人性的真实，也唤起观众对人类弱点和缺陷的悲悯与反省，因为独裁者或多或少地在每个人身上潜伏着。
无论貌似多么崇高、强大，自我神化的独裁者有一个共同的恐惧——真实，犹如冰雪恐惧阳光，可私下里内心又渴望真实。所以，他们生活在虚伪之中，不但自己戴上面具，还强迫民众戴上面具，他们一方面对公众拼命掩盖历史和现实的真相，另一方面暗中监控民众，自己私下另辟一条了解真相的渠道。这种双重人格的分裂世界，既荒谬又可笑。《拜见希特勒》中，戈培尔和施佩尔等为了振作希特勒，不惜制作巨大的街景道具，摆在希特勒演讲途经的地方，掩盖败局中的柏林废墟，被夜晚独自溜出帝国大厦散步的希特勒发现，可他回来后却佯作不知，双方共同维护假象。戈培尔表面十分效忠希特勒，私底下却与希姆莱密谋抛弃绝望的元首，并嫁祸于犹太人。再看阿道夫，似乎患上了“斯德哥尔摩综合症”，被希特勒软弱的表象所动摇，心生怜悯而几次放弃杀死他的机会。《革命小子》中的斯大林及其下属，他们嘴脸可以根据需要瞬间转换。当琼·弗拉瑟正为斯大林的猝死而恐惧时，贝利亚、赫鲁晓夫和马林科夫故作严肃地闯到她面前，转瞬又满脸笑容地从背后拿出鲜花献给她。《采访》中刚到朝鲜的戴夫坐在车里，被平壤路旁看上去琳琅满目的超市（货架是画的，摆的水果是彩色模型）和一个小胖墩所迷惑，加上金正恩装作很有人情味，用佳肴美女的招待他，戴夫差点上当而放弃行动。
对自我神化的独裁者来说，真相被揭露是致命的，如同安徒生笔下穿着“新装”的国王遇到小男孩。所以，当阿道夫在为希特勒演讲配音时突然改词，从“希特勒嘴里”出来这样的话，效果是爆炸性的：“……我尿床，我吸毒，我阳痿，我老挨父亲打，有了心理阴影，现在我开始折磨其他手无寸铁的人了，就像以前父亲折磨我一样。因此，我要报复全欧洲的犹太人、同性恋及其弱者，为了我童年所受的折磨与痛苦。无名小卒能统治世界，只要他自强！”顿时，希特勒手足所措，广场上的德国人也仿佛遭了电击……《革命小子》更多的是表现琼·弗拉瑟和她与斯大林一夜风流所带来的私生子，在斯大林阴影中的遭遇。同样，在《采访》中，戴夫突然抛开朝方安排的问题，单刀直入地问金正恩，为何穷兵黩武，让人民挨饿；并指出他发现的假超市、假水果……金正恩顿时慌乱，张口结舌。阿道夫和戴夫的声音威力如此巨大，独裁者只得用枪弹让他们封口。只不过最后结果前者是悲剧，后者是喜剧。
美学家告诉我们，崇高距滑稽只差一步，更合何况伪崇高。与严肃的批判相比，恶搞自我神化的独裁者，具有四两拨千斤的作用。从超越的角度鄙视他们，在塑造其形象时，把愚蠢与狡诈、可怜与可恨集于其一身。对此，独裁者的反应可想而知。1940年，纳粹德国就曾通过外交途径和恐吓手段，企图阻止卓别林主演的电影《大独裁者》上映；纳粹时期，包括电影明星罗伯特多尔塞在内的许多人，因为嘲讽希特勒和纳粹而丧命（参看《希特勒万岁，猪死了！——政治笑话与第三帝国兴亡史》及同名纪录片，［德］鲁道夫·赫尔佐克，花城出版社，2008年1月）；同样的悲剧也发生在苏联，但这并不能阻止——尤其是斯大林死后——政治笑话满天飞……政治笑话是专制社会的特有现象。“如果国家的掌权者高高在上，政治笑话就会大显身手。”“对于统治者来说，既然他们是理想的化身，当然必须允许人们按照他们的标准去衡量他们。……如果理想与现实之间的距离过大，说明统治者把标杆抬得太高了，也为幽默大开方便之门。”（《希特勒万岁，猪死了！——政治笑话与第三帝国兴亡史》14页）
政治笑话是衡量一个社会政治文明的重要标准。纳粹宣传部长戈培尔说：“开政治笑话是一种自由的残余物。”他主张：“政治笑话要彻底铲除，连根拔掉。”因此，面对类似昆德拉的小说《玩笑》及其同名捷克电影（1968年“布拉格之春”后被禁）这样的艺术作品，有着相同境遇的人们——即使是网络时代——都会对一个政治玩笑所不应承受的后果之重，感同身受。
随着时代的演进，独裁专制者的自我神化也与时俱进，在粉饰其伪崇高的同时，也利用时尚元素大搞亲民秀，以类似卖萌的身段掩盖其利爪。好在网络时代，为人们恶搞专制者、群起攻之提供了难以遏制的空间。只要独裁专制者存在一天，他们就不断用丑行向大众提供恶搞自身的素材。
2015年1月27日于石家庄望云楼
作者联系邮箱：[email protected]
来源：民主中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