政治笑话是衡量一个社会政治文明的重要标准。美学家告诉我们,崇高距滑稽只差一步。自我神化的独裁者其实是自己竖起了被恶搞的靶子。神圣伪装与真实面目的反差越大,喜剧效果就越强。政治笑话是专制社会的特有现象。随着时代的演进,独裁专制者的自我神化也与时俱进,在粉饰其伪崇高的同时,也利用时尚元素大搞亲民秀,以类似卖萌的身段掩盖其利爪。好在网络时代,为人们恶搞专制者、群起攻之提供了难以遏制的空间。只要独裁专制者存在一天,他们就不断用丑行向大众提供恶搞自身的素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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电影《采访》剧照:朝鲜士兵看到金正恩放屁之后的反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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电影《革命小子》剧照:斯大林与琼•弗拉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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电影《拜见希特勒》剧照:希特勒学狗叫

2014年圣诞节,美国索尼公司的电影《采访》(原拟名《刺杀金正恩》)正式上映。在此前后,该片引发不大不小的风波,朝鲜又是抗议又是发起网络攻击。中国大陆的民众马上通过网络和盗版影碟,与全球分享了恶搞金正恩的快感。

非写实的艺术,表达的却是人们真实的愿望。索尼公司选择在圣诞节推出《采访》,就是要借虚拟的影像,刺破尘世的伪神。近些年,在金正恩之前,《拜见希特勒》(德国,2007年)、《革命小子》(澳大利亚,1996年)等影片,恶搞过希特勒、斯大林等。这些自我神化的独裁者,其实是自己竖起了被恶搞的靶子。神圣伪装与真实面目的反差越大,喜剧效果就越强。

如果说真神上帝“道成肉身”(《圣经》曰),降卑自己,以耶稣的样式进入凡尘,用他的死与复活,担当人的罪与罚,拯救人类,那么尘世的伪神则与之恰恰相反。所以,把偶像从神坛上拉下来,首先要进入其私人空间,从还原其肉身开始。古人云:“食色,性也。”在《拜见希特勒》中,希特勒与情妇在一起,成了性无能者,与其过去的狂妄自大鲜明对比,又暗合其当下的精神沮丧。而在《革命小子》中,道貌岸然的斯大林私下却是个色情狂,他爱看美国的色情杂志《花花公子》,与盲目崇拜他的澳洲左派女子琼·弗拉瑟刚一见面,就拉她上了床,云雨之中斯大林猝死,成了风流鬼。在《采访》中,美国电视主持人戴夫·斯盖拉克下飞机前往驻地途中,问陪同的朝鲜女军官金正恩是否有“菊花”(喻指“肛门”)和大小便,“他没有‘菊花’,因为他不需要。”女军官严肃地答道,毫不迟疑。这与“文革”时许多中国人对伟大领袖的想象惊人地一致。戴夫与金正恩玩篮球时,借开心的气氛直接问金正恩:“你会大小便吗?”金正恩一听就笑了,他显然知道子民们对他这位“神”的想象,此时他表现得很真实,毫不隐瞒地回答:“是的,我会大小便。”戴夫紧跟一句:“这么说你有‘菊花’了?”“我有‘菊花’。”金正恩虚伪地向戴夫表示,在这种神化中自己很无辜:“你说,当有2400万人将我视为他们的领导人、他们的神明的时候,我该怎么办?”最后,在全球直播的电视采访中,因戴夫诱导而哭泣的金正恩屁股下发一声响,他脱口说了声“对不起”,戴夫立刻抓住:“刚刚放屁了?”“不,没有。”金正恩自觉失言,马上改口一指,“是那个摄影师,不是我。”戴夫面向全球观众郑重宣布:“女士们先生们,金正恩刚才拉屎在裤子上。”这一幕完全暴露在世人面前,正在板门店观看电视直播的一位朝鲜士兵惊愕道:“他不是神!他有屁眼!”戴夫对金正恩紧追不舍:“……你是个有缺陷的人,还有个很大的屁眼,你和我们一样,拉屎拉尿。”就这样,一座神像被一个屁崩塌了!

为了摧毁独裁者偶像,电影还挖掘他们的内心世界,试图从他们的情感、心理和潜意识中,寻找其思想和行为的根源,通过揭露弱点和缺陷,还原其凡人的一面。在《拜见希特勒》中,希特勒面对纳粹的颓势,灰心丧气,猜忌下属,疑神疑鬼,还做恶梦尿床,只能靠毒品支撑精神,逃避现实。宣传部部长戈培尔企图使希特勒振作起来,不得不从集中营里找来希特勒最厌恶的犹太人,一位曾经模仿过希特勒的表演艺术大师——阿道夫·格林鲍姆,对希特勒进行身心训练,准备新年演讲。一个屠杀犹太人的法西斯头子的精神,如今却要靠一个犹太人来拯救——故事妙在如此荒谬。与其说阿道夫是在恢复一个刽子手的信心,不如说是一步步撕下其伪装,暴露其真实的自我。希特勒在阿道夫的心理疏导下,打开封闭的内心,袒露了自己的心理创伤,通过他讲述的童年故事,观众看到希特勒儿时总是被父亲贬损,挨父亲的打,造成他既自卑多疑又固执狂躁的分裂人格。渐渐地,希特勒和阿道夫的关系发生了微妙变化,孤独的希特勒习惯了阿道夫一定程度的直言不讳,喜欢上阿道夫的真实,甚至信任他,离不开他,把他当做可以倾诉隐私的对象。所以,当阿道夫以训练为名,一边让他在地上爬着学狗叫,一边让狗趴上他的背,他都听从。在《采访》中,虽然与出身贫寒的希特勒不同,但作为金家王朝第三世,金正恩也有自己的苦衷。私下与戴夫交谈时,金正恩说自己像风中飘荡的垃圾袋。最后在电视采访直播中,戴夫巧妙地勾起金正恩的感触,让他在镜头前心理防线崩溃,禁不住像孩子般咧嘴哭起来,口中却还硬:“我不要爸爸,我够坚强!”……

当独裁者的隐私被暴露给观众,使其更具人性的真实,也唤起观众对人类弱点和缺陷的悲悯与反省,因为独裁者或多或少地在每个人身上潜伏着。

无论貌似多么崇高、强大,自我神化的独裁者有一个共同的恐惧——真实,犹如冰雪恐惧阳光,可私下里内心又渴望真实。所以,他们生活在虚伪之中,不但自己戴上面具,还强迫民众戴上面具,他们一方面对公众拼命掩盖历史和现实的真相,另一方面暗中监控民众,自己私下另辟一条了解真相的渠道。这种双重人格的分裂世界,既荒谬又可笑。《拜见希特勒》中,戈培尔和施佩尔等为了振作希特勒,不惜制作巨大的街景道具,摆在希特勒演讲途经的地方,掩盖败局中的柏林废墟,被夜晚独自溜出帝国大厦散步的希特勒发现,可他回来后却佯作不知,双方共同维护假象。戈培尔表面十分效忠希特勒,私底下却与希姆莱密谋抛弃绝望的元首,并嫁祸于犹太人。再看阿道夫,似乎患上了“斯德哥尔摩综合症”,被希特勒软弱的表象所动摇,心生怜悯而几次放弃杀死他的机会。《革命小子》中的斯大林及其下属,他们嘴脸可以根据需要瞬间转换。当琼·弗拉瑟正为斯大林的猝死而恐惧时,贝利亚、赫鲁晓夫和马林科夫故作严肃地闯到她面前,转瞬又满脸笑容地从背后拿出鲜花献给她。《采访》中刚到朝鲜的戴夫坐在车里,被平壤路旁看上去琳琅满目的超市(货架是画的,摆的水果是彩色模型)和一个小胖墩所迷惑,加上金正恩装作很有人情味,用佳肴美女的招待他,戴夫差点上当而放弃行动。

对自我神化的独裁者来说,真相被揭露是致命的,如同安徒生笔下穿着“新装”的国王遇到小男孩。所以,当阿道夫在为希特勒演讲配音时突然改词,从“希特勒嘴里”出来这样的话,效果是爆炸性的:“……我尿床,我吸毒,我阳痿,我老挨父亲打,有了心理阴影,现在我开始折磨其他手无寸铁的人了,就像以前父亲折磨我一样。因此,我要报复全欧洲的犹太人、同性恋及其弱者,为了我童年所受的折磨与痛苦。无名小卒能统治世界,只要他自强!”顿时,希特勒手足所措,广场上的德国人也仿佛遭了电击……《革命小子》更多的是表现琼·弗拉瑟和她与斯大林一夜风流所带来的私生子,在斯大林阴影中的遭遇。同样,在《采访》中,戴夫突然抛开朝方安排的问题,单刀直入地问金正恩,为何穷兵黩武,让人民挨饿;并指出他发现的假超市、假水果……金正恩顿时慌乱,张口结舌。阿道夫和戴夫的声音威力如此巨大,独裁者只得用枪弹让他们封口。只不过最后结果前者是悲剧,后者是喜剧。

美学家告诉我们,崇高距滑稽只差一步,更合何况伪崇高。与严肃的批判相比,恶搞自我神化的独裁者,具有四两拨千斤的作用。从超越的角度鄙视他们,在塑造其形象时,把愚蠢与狡诈、可怜与可恨集于其一身。对此,独裁者的反应可想而知。1940年,纳粹德国就曾通过外交途径和恐吓手段,企图阻止卓别林主演的电影《大独裁者》上映;纳粹时期,包括电影明星罗伯特多尔塞在内的许多人,因为嘲讽希特勒和纳粹而丧命(参看《希特勒万岁,猪死了!——政治笑话与第三帝国兴亡史》及同名纪录片,[德]鲁道夫·赫尔佐克,花城出版社,2008年1月);同样的悲剧也发生在苏联,但这并不能阻止——尤其是斯大林死后——政治笑话满天飞……政治笑话是专制社会的特有现象。“如果国家的掌权者高高在上,政治笑话就会大显身手。”“对于统治者来说,既然他们是理想的化身,当然必须允许人们按照他们的标准去衡量他们。……如果理想与现实之间的距离过大,说明统治者把标杆抬得太高了,也为幽默大开方便之门。”(《希特勒万岁,猪死了!——政治笑话与第三帝国兴亡史》14页)

政治笑话是衡量一个社会政治文明的重要标准。纳粹宣传部长戈培尔说:“开政治笑话是一种自由的残余物。”他主张:“政治笑话要彻底铲除,连根拔掉。”因此,面对类似昆德拉的小说《玩笑》及其同名捷克电影(1968年“布拉格之春”后被禁)这样的艺术作品,有着相同境遇的人们——即使是网络时代——都会对一个政治玩笑所不应承受的后果之重,感同身受。

随着时代的演进,独裁专制者的自我神化也与时俱进,在粉饰其伪崇高的同时,也利用时尚元素大搞亲民秀,以类似卖萌的身段掩盖其利爪。好在网络时代,为人们恶搞专制者、群起攻之提供了难以遏制的空间。只要独裁专制者存在一天,他们就不断用丑行向大众提供恶搞自身的素材。

2015年1月27日于石家庄望云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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来源:民主中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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