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虽然没有明文规定星期六可以早退，但是一过了三点，大家都心照不宣地收拾起来，四点一到，便陆续走了。耿尔今天也一如常例，准四点就离开ＸＸ研究所，连宿舍也不回，骑了老英国跑车，出科学院大门，就直奔城里来。十一月的北京西郊正是天高气爽，凉而不寒的气候。耿尔踩上了第三档，风驰电掣地，背着夕阳追赶自己的影子，感到痛快淋漓，仿佛把一周来的单调和烦闷都抛到脑后去。
过了西直门，交通比较繁忙，他只好减了车速。但这段路真是熟悉得可以闭了眼过去，因此，没多久也就到了王府井东风市场的北门。在寄存车子时，他看到排队拿涮羊肉号牌的人龙已经延伸到停车场。看样子是拿不到号了，但耿尔仍是照旧跑过去殿后。这前身据说是“东来顺”馆子，每天只卖四十只火锅，一共派四十号：前二十号从五点半吃到七点，七点过后另一半的顾客才进来吃。僧多粥少，那些特别爱好涮羊肉的，从下午三点起，就到楼梯口来站队。
果然，耿尔才站上一分钟，前头的队伍就乱了，原来号牌已经派完。后头排队的人抱怨了两声，也开始散了。耿尔捱到楼梯口，耐心地等待拿后二十号的人走开。
“耿先生！”
听到喊声，他抬头一望，派号的服务员老鲁正在楼梯上端向他招手。他高兴得很，一步跨过两级的飞快上了楼。擦过老鲁身边时，老鲁不着痕迹地塞了一块油腻的小纸牌在他手里。他感激地瞧了老鲁一眼，便走进餐厅，找了个靠窗的座位坐下来。
他把号牌摆在桌上，一看，是十一号。惭愧！他心里暗叫了一声。今天早上政治学习时，结合批林批孔，讨论如何杜绝开后门的歪风邪气，自己最后发言，还慨慷激昂地说了一通，使得当记录的小赵奋笔疾书都来不及呢！惭愧！但是真惭愧吗？他也答不上来，只好无可奈何地耸下肩膀。大家都在大声疾呼要杜绝后门，但是，平日同事们说来说去的却是如何寻找后门。倒是耿尔孤家寡人一个，生活上的需要简单，难得去麻烦人。
当然，吃涮羊肉是例外了。
这个后门倒是开得非常自然。自从东风市场改修，这家馆子开张以来，耿尔就是个常客。逢着星期六或是星期日，他经常来吃一客涮羊肉，就这样与老鲁熟起来。老鲁是老北京的回民，比他大十岁，头发已白了一半了；但一口牙齿仍然雪白齐整，见了顾客，常慷慨地展露一番，显得特别亲切。他们彼此都不知道对方的名字，本来都是老耿老鲁地称呼着。不料，有一次老鲁问起他在那儿工作，他回答说科学院，对方竟肃然起敬，改喊耿先生了。耿尔觉得很遗憾，却也后悔无及；幸好不曾告诉他，自己是留学生，曾在美国住了二十年，否则后果就难以想像了。老鲁知道他是单身汉，似乎颇能体会他老远跑进城来吃一顿饭的心情，逢到周末，常自动替他留个号牌。难得他这样体贴，耿尔就越发来得勤。
一个年轻的服务员送来了一副碗筷，耿尔点了几盘牛羊肉，外带粉丝白菜和烧饼。等服务员算了帐，他就付了钞票和粮票，把收据压在碗下。乘别的座客忙于点菜付钱，他从中山装的口袋里掏出一个小瓶，取出两团酒精棉花，把一双筷子拿到桌下，用棉球揩拭了一番；小碗也如法炮制。
自从有几个同事患了肝炎──据说与爱上馆子有关──他也杯弓蛇影起来。有个同事便介绍他这个消毒碗筷的方法，他就采用了。只是每每感到心里有愧，尤其怕被老鲁看见。
“这桌还有人吗？”
一个穿戴整齐，年已古稀的客人正含笑问耿尔。耿尔摇头作答，同时悄悄把棉球扔在桌下。老人放下了一块号牌，脱了呢帽子，连同手杖一块儿挂在墙上，然后在耿尔对面落了座。
我敢情也老态龙钟了！耿尔想着，往肚里咽了一口叹息。只有七老八十的人想来与我共桌了。
想到老，不禁想到自己的年纪。一刹那间，他竟说不出自己的正确岁数。慢着，他心里默默数起来，一九七四，一九二五──整整四十九。呵，四十九！好像意想不到，他猛地吃了一惊。这“九”字给他一种如临深渊的感觉，也给他一种里程碑的提示。廿九拿博士学位，卅九回中国，现在四十九。十年了！回来时一个人，现在仍是一个人──
“您怎么了？”对面的老人突然佷关切地问。他白发苍苍，神情既斯文又友善。
“没什么……”耿尔知道自己失态，又掩饰不了，很是难为情。
“好天气，正是吃涮羊肉的时候。”老人很识趣地顾左右而言他。
这时，正好老鲁托着一只大圆盘走过来，耿尔如见了救星一般，亲热地喊起来：“老鲁，这一向可好？”
“好！好！”老鲁朗声回答，把盘子放下，取出八九碟的肉片和蔬菜，在耿尔面前罗列开来。
“你家的小六仔有好消息吗？”
“还不是那样！”老鲁说完，立刻长叹了一口气。“这孩子，我早说他没运气，他娘还不信呢。您看，他班上到内蒙古去插队落户的，凡是干部子女，不都上来念大学啦？连去年才到他旗里的一位，现在也在外语学院念英文了。我说，你怎么就不如那张铁生呢？人家缴白卷，写了一封造反信就把自己送进大学来啦！”
老鲁只管对耿尔发泄着心事，也不在乎旁座的人听见──好在是老生常谈，也不耸人听闻。
“反正还年轻，再等等机会吧。”耿尔免不得劝慰他。
“满二十五啦！还得老子给他寄吃寄穿的。他娘想瞧一眼，不汇路费都回不来。”
心事吐完了，老鲁突然弯腰，压低了嗓门问耿尔：“您自己，有好消息吗？”
耿尔摇摇头。老鲁安慰地在他肩上拍了一下，捡起同桌老人的号牌走了。
耿尔和老人拿碗去调配料，调好回来时，老人点的菜刚送到。服务员把找零丢在桌上就走掉。
“喂，同志，我还少一碟粉丝。”
老人转身找送菜的服务员，可是后者像聋子般，并不回头。
“咳，这服务态度！”老人摇头苦笑，莫可奈何地坐下来。
“算了吧，”耿尔劝慰着，同时把自己的粉丝推过去。“我这里多着。”
对方正要推让，老鲁正好端来了一只火锅给耿尔。老鲁顺手揭去锅盖，炭火烧得锅里水沸滚，热气腾腾的。
“劳驾了！”耿尔感激地说。
老人乘机把少了粉丝的事告诉了老服务员。
“得！得！回头给您送来。”老鲁又是朗声答应，一边扯下搭在肩上的白毛巾揩额上的汗珠。接着他又回过头来让耿尔：“趁热吧！要不要来四两竹叶青？”
“不好劳驾，老鲁，我自己来。”
耿尔慌忙起身。买酒不是服务员的义务，何况老鲁已经忙得满头是汗。这时，廿张桌子已经坐满了人，有些人等得不耐烦，都在招手喊叫着要火锅。
“批林批孔该到后期了，耿先生，”老服务员陪他朝卖酒的柜台走，同时在他耳边叨念着。“又是‘落实政策’的时候了。乘着松的时期，快找同事介绍，弄个对象呀！”
耿尔不说什么，只是摇着头笑。老鲁又安慰地拍下他的肩膀，这才朝厨房走去。
多么热心的朋友！耿尔心里感激着。但结婚谈何容易呢？实在是，他找对象的事在研究所里都出了名。领导和同志都表示过关心，但这一大把年纪了，哪儿寻合适的对象？六八年时，曾有个年轻的同事──当时是响当当的造反派──对他说：“你呀，要不是留美这个身份，凭这一表人才，早成家了！”
他说的倒是真话。那一阵子，归国华侨和留学生地位很低；特别是留美的，在造反派眼里，不是准特务，也是无可改造的资产阶级份子。他知道同事在背后早已经把他列为所里的“老大难”之一。
耿尔拿了两杯酒回到座位上，举起筷子邀请同桌的老人。
“不客气，您请先用。”对方点头礼让。
正说着，另一只火锅也送来了。老人去队买了一大杯红葡萄酒来，彬彬有礼地向耿尔举起了酒杯。耿尔也举杯回答，呷了一口竹叶青。他闭上眼睛，细细地品这酒味。真是芳郁甜美，这小晴儿的酒──
“您喜欢竹叶青，”老人放下杯，望着耿尔的酒。“我喝不来，比汾酒后劲大呢。”
“还好，”耿尔说，“它香甜中带着些药味。我从前的一个朋友介绍我吃涮羊肉，喝竹叶青，后来我就养成习惯了。现在，每吃涮羊肉，必定要喝些助兴。”
“噢，是这样。”对方似乎颇为感动地连点着头。“我本来只爱绍兴酒，我的老伴却喜欢葡萄酒。自从她去世后，我也喝上葡萄酒了。”
“是吗？”耿尔也颇为同情。
小晴儿，他心里想着，虽然也住在北京，但对于我，不也同没了一般？
想到小晴，那乌黑滴溜的大眼和垂肩的发辫似乎就在眼前闪烁晃动。蓦地，他觉得这喝下的酒，都凝成了冰珠，一粒粒又冷又硬地敲打在心田上。经过漫长的文化大革命，这失恋的记忆，早蒙上了一层往事已矣的灰色，但这滋味却总是甜美中带着苦辛，一如这杯中的竹叶青。
他还记得第一次尝竹叶青，是在西单商场的楼上。小晴拿到一九六五年的工厂年终奖金，在春节里请他尝涮羊肉。
“你不懂吃涮羊肉，那白住北京了，”她说。“别看烤鸭店人山人海，专哄外地来的，老北京的并不太作兴吃那个。”
他生长在上海，家中从来不吃羊肉；在美国那么多年，也一向厌恶羊肉的味道。可是说也奇怪，小晴一撺掇，他就动心了。再实地一尝，觉得鲜美无比，而吃法也富有情趣，确实比那肥油四溢的烤鸭好得多。
中国人常爱说“缘份”，他现在是一点也不信了。然而，初碰到小晴时，他倒是深信不疑的。偌大一个北京市，竟让他找到她，不是天意吗？六五年初，他如果不是冒着雪霁后的严寒，骑车进城来逛书店，岂不错过了她？还得感谢那新华书店，他们把字典摆得太高了，他才有幸听到那珠圆玉润的声音：“劳驾您拿本‘简明英汉词典’给我行吗？”
他循声一瞧，便发现了她：两条乌黑的辫子搭在肩上，一双又大又亮的眼睛正含着笑意望着自己。这眼睛，掩藏在修长的睫毛下，是如此的清澈明亮，使他立刻回忆起一度在北美洛矶山巅探访到的冰山湖，也是亮得令人目眩，又静得与世隔绝。
“你是学生吗？”他把书递给她后，急着找话说，唯恐再看不到那闪烁的两颗明星。
“不是，我是国棉三厂的工人。”她口气既坦率又自豪。
于是她告诉耿尔，她们工厂里鼓励青年工人学外语，她报名参加了英语班，学得有兴趣，所以来买字典。一知道她是当地人，他立刻向她打听卖旧书的所在。她说最有名的一家店在天桥，看他人地生疏的样子，就决定亲自带他去。她也骑车，两人就一起骑去天桥。
就是这样偶然地认识了薛晴。
“小晴儿。”他忍不住低低喊了声她的小名，寂寞地吞下一口酒。
馆子里的二十只火锅全揭了盖，热气蒸腾，烟雾弥漫；桌桌是杯盘交错，笑语喧哗。耿尔看到老人的酒杯已经见底，他本来苍白得发青的脸这时也浮上了红晕，正用微微发颤的手解开呢外套的扣子，一边张开嘴呼气。
耿尔看着老人微酣的脸，脑海中突然浮现了小晴父亲饮酒的豪迈样子。他第一次拜访她家时，她父亲留他吃饭，叫她弟弟上街去买熟菜，自己从炕边掏出瓶珍藏了半年的竹叶青，与耿尔喝起来。
老人家一仰头便一大口酒下肚，一筷子挟住三片粉肠送进口，爽快极了。他讲“解放”前的北京琐事给耿尔听，还有他当车站红帽子接送客人的往事。酒热上来了，他就把外衣脱掉，拿起报纸当着胸口扇风。酒瓶儿底了，他也醉了，很亲热地拍着耿尔的肩，放怀高歌，唱时兴的革命歌曲，也唱不知名的小调儿。
多么可爱的老人家！小晴的性格也像她父亲。耿尔再不曾遇到比她襟怀更坦白的女子，没有丝毫的矫揉造作，总是那么纯朴，那么自然。除了长眉大眼外，她的模样都不是他一向梦寐以求的佳偶。她皮肤不白，个子不高，也不是大学生，而且小他十九岁之多。然而她身上具有一种气质，它充满了魅力，使得他像一根钢针撞上了磁铁，被牢牢吸住了。
自从遇到了她，自己几十年漂泊异乡所积累的那份落落无归的感觉，便消失无踪了。与她在一起，既欣喜无比，又感到稳如泰山；好像解除了一切压抑，无需矫饰挣扎，一如回到了童年时代。他爱看她笑，她笑得那么爽朗，那么明亮，又那么温暖，好像大地春回，阳光普照。
自从在天桥分手后，他立刻找了一家信托行，买了部八成新的永久牌自行车。一回到宿舍，马上把原来的英国跑车束之高阁──当时，这部崭新发亮的洋车在她那半旧的国产单车面前，忽然变得唐突刺眼。认识不久后，小晴晓得他的留学生身份，也绝无丝毫的歧视──不像很多同事背后喊他“美国佬”，使他感到像只烙了火印的牛犊，终身洗刷不掉。
她是一个好工人，充满了自豪和尊严，却又能对外国的事物保持一种不亢不卑的态度──不像他研究所里的一些年轻同事，一味贬低外来事物，有时却又流露出盲目崇洋。事实上，她对新事物充满了好奇心。他偶尔讲到外国的历史，自然界的奇迹，她准会睁大了眼睛，全神贯注，津津有味地听着；有时还打破砂锅问到底，务求水落石出。她更加勤于学英文。耿尔就亲自教她。那年夏天，两人常跑到颐和园的后山念书去。那里林木苍翠茂盛，游客较少，比起昆明湖这边幽静许多。
他从来不隐瞒自己的感情，虽然也绝不挂在嘴上，怕的是对她压力过重。那时她才二十岁，彼此年纪相差了一代。他明白自己必须克制，只能婉求，不宜强加于人；爱情不能像那火红的午日，光芒四射，只能学那落日晚霞，热而不炙。然而在他内心深处，多少的柔情蜜意，像压在地层里的火山岩浆到处流窜，寻求爆发的机会。起先她曾犹豫了一段时期──他相信，他们彼此间各方面的差异曾使她烦恼过──然而随着夏日的来临，她的神情逐渐爽朗起来。她主动把工厂的周休设法调在星期天，好同他见面。路上碰到熟识的女工，她欢欢喜喜地打招呼，有时还给他介绍──
“耿先生，吃糖，吃糖。”
老鲁打断了他的思路，笑吟吟地在他面前放了三颗软糖。
“什么喜事呀？”耿尔放下筷子问。
“我们的炊事班长今天结婚了，请我们吃糖。”老鲁笑眯眯的，好像是自家的喜事。他还拎了一把开水壶，替他们这桌的两只火锅都注了水。
“记着，你哪天请吃喜糖，要还我三倍才行呀。”说完，他就转到别的台子注水去了。
“一定，一定。”耿尔满口答应后，把糖放进口袋里。
有那一天吗？他问自己。
原以为有这一天的，他想，自己曾经多么渴望它的到来呀！
他不觉又端起酒杯，凝视着它。这酒色绿得多么耀眼，这气味又是多么芬芳，但哪里及得上伊人脸颊的芳郁和醉人呀！
那年秋天的一个假日，他们去香山看红叶。因为时令还早，红叶尚未成林，两人就一路寻上山去。小晴穿了新做的花夹袄，把两根乌油油的辫子收拾得玲珑剔透，还用红丝带扎了辫梢，走动时，丝带在肩上来回跳跃，叫他看得眼花撩乱。到半山腰上，看到了丛红叶，他们便停下来观赏。她摘了一片递给他。他却看她那双唇比红叶还鲜红，忍不住捧起她的脸，轻吻了下那娇艳欲滴的嘴唇。她没有推拒，只是脸胀得紫红，眼睫毛垂得低低的，半晌张不开──
啊，那段日子真是美得叫他不忍思忆。他整天都是轻飘飘的，好像载着云飞翔；心里又充满了情意，恍惚永世也诉说不尽，就像那经冬的小溪，忽然受了透夜的春雨，水满得要溢出岸来。四十岁了，爱情虽然来得迟，但究竟及时开花了。过去几年，他也曾接触过女性，但从不曾像现在这么倾心过。
刚至美国那几年，中国女性特别少。物以稀为贵，那些小姐眼睛都朝天看，把中国男子品头论足，挑剔刁难。他因此下了决心，退出这个角逐的队伍。美国姑娘是热情奔放，也不乏投怀送抱的，他虽然几次心动，却想著有一日要回国，因此不愿意论婚嫁。回想当年的苦守，确是苦尽甘来，哪一个比得上这样纯洁可爱的中华女儿呢？
他不单爱着小晴，也爱上她的家庭。就在游香山后的一个星期日，她请他去家里玩，第一次见到了她的父母。多么慈祥的老人家，一见面就叫人敬爱不已。薛老先生熬了半世的搬运工人，“解放”后北京建了纱厂，才首批进了厂，这一年刚退休。老太太一共生了七个儿女，只养大了后面三个。现在大儿在部队服役，女儿年年是模范工人，小儿子也快中学毕业了，老人家俩心满意足。他们感谢共产党，炕边的墙上贴了好些从报上剪下来的刘少奇、周恩来和毛泽东照片。
那天，她家包饺子。耿尔甚么菜都不会烧，但住在美国多年，学会了赶饺子皮，因此，也卷起了袖子，帮他们赶皮，一片片又快又薄。二老惊异极了，对他赞不绝口。他来时还担心小晴父母会对他苛求，但二老对他佷亲热，当自家儿子般疼爱。薛老还留他喝酒，如果不是碍着小晴，那晚他准让自己也大醉一番。晚饭后，小晴亲自送他出来，携着手走过了两站巴士站，才依依不舍地让他上了车。
那天夜里，他兴奋得彻夜不眠，盘算着将何时向她求婚，又不断想像婚后的幸福生活。刚回国不久，他还充满了理想，相信思想改造的可能性。想到他自己前后读了二十一年的书，又教了十年的书，而父母生前也是教员，真是十足的“小资产阶级”知识份子。他想，如果能和工人血统的小晴结合，不但自己的思想改造有脱胎换骨的可能，就是子女身上也将流着工人阶级的贵族血液──有比这个更有意义的吗？
第二天中下班后，他忍着饥饿，骑车到百货大楼，用了相当于自己三个月工资的价钱，买了只奥米加手表，好送她作订婚纪念。看看柜台上陈列的一些漂亮货品，他多么渴望都买下来送给她，可是想到她的性情，也只好叹一口气作罢。她每月四十二元的工资，要帮着养家，但仍雄心壮志地订下储蓄计划，打算两年后买只上海表。她不喜欢耿尔为她花钱大多，有时还坚持回请他。一向习惯于献花送礼的追求方式，耿尔第一次碰到这样有性格独立、自尊心又强的女子，确是衷心敬爱。这样的女性，热情又含蕴着庄严，温柔又带着刚强，真叫他着迷。
然而就在他们最幸福的日子里，那文化大革命的钟声敲响了。耿尔没有经历过运动，起先倒是充满了热情迎接它，等待着运动结束好同小晴结婚。她在六六年春天向棉纺厂口头提出了申请，领导说等运动过后再处理。可是随着运动的推展，他们见面少了。
夏天里，红卫兵涌上了街头，小晴的弟弟也在里面。小晴第一次提出他们暂时不要见面，因为别人在说“闲话”了。他很困惑，也很痛苦，想不到爱憎分明，坚强独立的小晴会怕人“闲话”。但是最大的打击却是出差回来见到被退还的手表──
突然，餐馆里安静下来，人人的头都转向楼梯口。耿尔放下了空酒杯，也随大家望过去。两个干部模样的男子正陪着两个穿西服的中国人上来，由此转上另一层楼去。
“外宾。”同桌的老人平静地说。
“华侨！”邻桌一个年轻人憎恶地说。
“楼上听说是专供外宾吃涮羊肉的。”老人转过身来告诉耿尔。
“是。”他无所谓地点点头。“还不是一样吃法，只不过座位舒适宽敞些罢了。”
“是吗？”老人似信似疑地凝视他。
耿尔不说什么，把粉丝和白菜都倒进锅里。他不愿说出来他半个月前也曾一度“更上层楼”过。那是沾了芝加哥大学老同学ＸＸ教授的光，跟着鸡犬升天地上去了一次。楼上布置幽雅，确是宽敞舒适，他们共是四个人，就占了一个大房间；三、四个服务员来回穿梭也似地递茶水，送手巾，脸上始终是笑容可掬。
“这是社会主义过渡时期不可避免的阶级划分，”那年轻人容忍地说了，“将来实行了共产主义，这楼上的一层就取消，大家一起排队买票，挤在楼下吃吧！”
耿尔听了，与老人对视了一眼，就低下头吃烧饼。
想起老同学，他心中又是另一番滋味。在美国时，他们政治思想想颇有分歧，常争得不欢而散。这次见面，却亲热异常。一知道耿尔还是单身汉时，老同学不信地狠狠拍了一下他的肩膀说：“怎么，回国这些年了，还是王老五呀？”
他只好笑而不答。
“老耿，年纪不小了，找太太，条件不能太苛呀！”老同学着实劝导起来。
耿尔除了苦笑，只好顾左右而言他了。他不想告诉他，文革以来，知识份子的地位一落千丈；特别是六八年秋毛主席下令由“工农兵给他们再教育”后，大家都是灰溜溜的，他哪敢提什么条件呢？早入了美国籍的老同学肯回国参加“国庆”，已是难能可贵的了，绝不能扫他的兴──何况，他现在以“左”为荣，不能也不愿接受一些事实。
再教育──想到这个字眼，不免感到一阵凄凉。这两年虽然不太提到，但每一触及，心口仍有堵塞的感觉，一如头一次听到薛晴当了“工人毛泽东思想宣传队”的队员一般。那是六八年的年底，他有天又骑车到朝阳门外──尽管爱情已因文革而流产，他常身不由己地回到这边来──碰到了小晴的弟弟。这个一度是趾高气昂的红卫兵头头，当时似乎威风已收敛了不少，那天居然先向耿尔打招呼。耿尔问候了他的父母后，情不自禁地打听起他的姊姊。
“我姊姊是工宣队！”他骄傲地说。“她现在不住家里了。她们这一组被派到北京工业大学去了，我姊还是副队长呢！”
可惜耿尔不信神，竟不知向谁祈祷，祈求不要派薛晴到科学院来。这以后，每次见到院里某些工宣队员那副傲慢的神情，他立刻想起了小晴。那时心口不仅是堵塞，简直是隐隐作疼了。
心有隐痛，是最怕人触及的，可惜常常事与愿违。就像一周前，ＸＸ教授畅游了祖国的名山大川后，在离京前夕又请他到旅馆里吃饭话旧。两人谈到深夜，老同学又扯到他的婚姻问题上来。
“老耿呀，其实，依我说嘛，”教授说得吞吞吐吐，似乎怕他误会，“作太太嘛，也不一定要大学生。听说国内教育已经很普及了，我看北京这些工人──对了，前天我参观第三棉纺厂，嘿，多少年轻漂亮的姑娘！”
也许是第一次尝到茅台酒，喝过多了，也许有意试验自己能否超脱失恋的羁绊，耿尔便一口气把自己恋爱故事和盘托出。老同学听了，不胜惊异，也非常为他惋惜。
“她现在结婚了吧？”
耿尔摇摇头。“我不知道。”
他虽然不曾去打听过，但直觉地感到她尚未结婚。过去两年来，他曾在街上瞥见她两回了，从未有男伴在旁。
“我说，你应该立刻去看她，”教授带着认真的口气说。“她如果还没结婚，那完全有希望！不是在讲落实知识份子政策吗？做了高等知识份子就讨不了老婆，哪有这种事！工人阶级领导一切，那就更应该嫁给知识份子，便于改造嘛！哈哈！”
老同学说完，鼓掌大笑，以为说了最风趣的话了。耿尔也陪着笑，心中却是冷飕飕的。他想起七一年的某一天，他骑车经过天安门广场，曾经看到她一次：她在金水桥边踽踽独行，仍是垂肩的辫子，却是一脸的老成严肃，昂着头，目不斜视。乍一见到，他激动得手都握不稳龙头，好不容易压下叫喊她的欲望，方才无力地踩着车子继续前行。他何尝不想同她携手密谈，看不厌那水汪汪的大眼在修长的睫毛下闪烁，像寒夜两点流星？只是他早已丧失勇气了。
“这一场惊天动地的文化革命，据说改造了很多人，事物也都面貌一新。”老同学说着，凝视着耿尔的脸。“看来你也改变了不少。”
他点头承认。
“好的？坏的？”
“那看你好坏的定义了。”他笑着回答。
“你对于我一向都是太玄了！还是言归正传吧。我明天有机会见到ＸＸ部长，要不要我对他提提你的事？”
“不要，不要！”耿尔忙不迭地大声拒绝。
天呀！他心里喊叫起来，派人去向这个“领导一切”过的工人说：为了响应党的知识份子政策，你嫁给耿尔吧！
他使劲摇着头，果决地说：“我已经习惯了独身的生活，不再作结婚的打算了。”
“怎么，真把全部心思用在事业上了？这几年发表了不少论文吧？”
耿尔笑着，又摇起头来。“我们只重实际研究的工作，不重发表；重视集体创造，不搞个人单干。”
他怎能告诉老同学，自己实际上改行了；研究项目也一换再换──由于“革命的需要”？归根结柢我是中国人，他对自己说，自己怎么感受是个人的事，捍卫国家的尊严却是义不容辞的，这大概便是“一分为二”的辩证使用了。
夜深了，他起身告辞。老同学依依不舍地送到大门口，还用英语说：“老友，你再想想看，还有我能替你办的事没有？”
他真想了想后，笑了。“有的，你们常常回来观光，我好跟你们走走高级馆子，这对我也是莫大的享受。”
莫大的享受！
“嗯？”对座的老人瞪着他。“您说什么来着？”
耿尔知道自己又失态了，反正酒早已烧红了他的脸，他也不在乎。
“我说，吃涮羊肉是莫大的享受。”
“同感，同感。”老人深深点着头。
他们都挟了肉涮起来，津津有味的吃着。
（二）
春节前几天，耿尔的一些单身同事便纷纷离开北京，探亲团圆去了，剩下的都没甚心思工作。除夕那天，大家勉强挨过上午，下午来报个到后相继走人。整个研究所里冷清清的，耿尔觉得没意思，三点不到就回宿舍来。
宿舍里还听得到剁肉馅的声音；一清早，他便是被这声音叫醒的。
到底是几千年的传统，他想，光吃的就准备得比阳历新年还丰盛几倍。
一进门，他摘了帽子和手套后，便习惯地在卧房和客厅里转了一下。家里是更加冷清了。这两间房的公寓，十年前他刚搬进来时，觉得很窄小拥挤，后来却越住越感觉空旷起来。他常暗自庆幸：在北京，一个人能有两个房间可以自由地来回踱方步，真算是得天独厚。
也许因为太冷清，疲倦之感也随之而来。他踱向厨房，想烧一杯咖啡来驱寒。这两年来，他怕失眠，向来不敢在中午以后喝咖啡的，不过，今天是除夕──他给自己找借口──一年难得一回嘛。
耿尔给替他打短工的王大嫂一周的春秋假，自己又觉得没有整理内务的必要──不会有人来看他的──所以，下班回家来时，床铺零乱，一如早上刚起身；厨房的水槽里堆满了杯子和碗筷，喝茶必须现洗茶杯了。因为不耐烦洗衣服，他便不换衬衫，否则脏衣服堆下来，让王大嫂回来洗，便有剥削她劳动力之嫌──虽然她临走前一再告诉他，简直是在求他，务必把衣服留给她回来洗。
“我真是王老五一个！”进厨房，他不禁白言自语着。
看看堆积如山的水槽，他仿佛又回到研究生时代的生活了。找到了烧咖啡的小砂锅，他把它清洗干净，盛了水，坐上了炉子，然后找火柴点上煤气。回过身来，他打开了冰箱，取出一罐上海咖啡。他这魏屋牌冰箱每年只有夏天开动两个月，其他时间全熄了电，用来做储藏柜子。一来电费太贵，他虽然不在乎每月多交十块人民币，却担心人家议论；二来他吃食堂，这冰箱也实在无用武之地。五平方尺不到的厨房，放置了这个庞然大物后，便没有多少回旋的余地。
红卫兵抄家那阵子，如果抄走就好了！关上冰箱时，他脑海里又闪出这个念头。
可惜那次抄家太斯文。可能是对他特别客气，因为那些红卫兵都是科学院里同事的孩子。他们只是好奇地打开冰箱来研究了一番，在他弹簧床上翻了几个觔斗，把箱子里的西装抖开来取笑了一阵，便走了。当时，令他遗憾的是把他二十年中收集起来的太空探险的剪报烧毁了。不过，那些东西留着也无用，干脆烧光省事──中国人实在不忙着到月球去。即使是如此斯文，两年后，国务院还给了他一封道歉的信，盖着深红大印。这倒反而令他不好意思。比起他知道的几家，他这算什么损失呢？事后，一个同事告诉他，这是因为周恩来偶然听到院里一些欧美回来的学者被抄家，下令要赔偿道歉的结果。
水开了，白花花的热气一阵阵喷上来。他搜索了一阵，找到了一把茶匙，挖出二匙咖啡倒进砂锅里，上了锅盖，然后关小了火。
七三年，批林批孔刚开始时，很多人暗传说：虽然郭沫若受到了攻击，但矛头是指向周恩来。他不免替周恩来捏了一把汗。特别是七四年上半年，有好几个月周恩来不曾露面，他真正焦虑极了。
那一阵子，小道消息多如牛毛，他听来听去都感到心灰意冷。直到从报上证实了周恩来病卧医院的消息后，他和大家才松了一口气。
浓郁的咖啡香味一阵阵扑来，耿尔闭上眼，深深吸了几口，觉得五脏六腑都受到了滋润，比什么都受用。走到水槽边，他捡起早上喝过的茶杯，拧开水喉，稍为冲洗了一下。
王大嫂回来前，我一定得洗掉这些杯盘，他再次提醒自己。
找出中药房买来的尼龙沙滤，正好滤出满满一大杯咖啡。他捧了杯子到对面的房间来，坐到书桌旁，细细地品尝。这客厅兼书房，除了一满书架的书，一张桌子，两把椅子，一只废纸篓外，便别无他物了。书桌上立着三张美国寄来的圣诞贺卡，他又一张张看了一遍。收到这些卡片很久了，寄卡片的人都说想知道他的“近况”，他却还不曾回过信。实在是不知道写什么好；不管是近况还是远况，似乎都乏善可陈。忽然，他想到这些卡片的使命早已尽了，留着又有何益？于是他把三张收在一起，一举投进了废纸篓内。
美国真是世界上最浪费纸张的国家，他想，五花八门的节日贺卡，生离死别就不提了，连芝麻大的小病也有可能收到一张安慰卡。这里不兴这种繁文缛节倒是省时省事，虽然──虽然什么呢？他不知所以地摇摇自己的脑袋，端起咖啡，徐徐呷了口。
桌上的座钟指向三点半。他再望望自己的手表，确是三点半，一分不差。他记起同事小张请他去吃晚饭的事，一星期前就同自己说过了。过去这两年，也难得去小张家走动过，现在却突然来请他去过年。也许是同情我一个人过年太凄凉了吧！他想。
他最怕别人的怜悯，本想不去，无奈小张昨天又来催请；况且他也害怕食堂里逢年过节的晚饭──大师父放假了，小徒弟上阵顶班，饭菜味道总是差些，加上食者寥寥无几，情调备加凄清──因此昨天下午他就爽快地答应了。
小张的年纪也有三十五六岁了，只是大家叫惯了，加上他们所里另有一位老张，为免混淆，这“小”字就去不掉了。他是物理所的研究员，上海交通大学毕业的，脑筋很敏捷。虽然出身不好，却能乐天知命，也知道安分守己，因此，文化革命期间倒也没有吃过大苦头。耿尔是在一次学术讨论会上认识他的，以后，小张又来向他请教地球物理方面的数距问题，彼此就熟悉起来。也许正因为两人不同在一个研究所，小张又不住科学院的宿舍──他住他太太的机关宿舍──所以比较敢于同耿尔来往。以前他常请耿尔去他家玩，可是他自己却一年都难得到耿尔宿舍来一次。
无论如何，我是应该去探望他们夫妇的，他一边啜着咖啡，一边想着。他们确是真正关怀过我，虽然小金和我没有结成婚，但小张夫妇是尽了力了。
小金是张太太的表姐，七一年的春天到北京来玩，住在小张家，小张特地介绍给耿尔。未见面前，他先坦白告诉耿尔：小金是新寡，但没有子女，年纪刚满三十，皮肤很白，但眼睛不大。“师范学院毕业的，也算大学生了，不太合乎你的条件就是。”他说着，忍不住微笑起来。
嗳！不但耿尔当时听了脸红，就是现在回忆起来也是怪难为情的。他实在不明白，自己从前为什么那么天真，一踏进国门便犯了这么大一个错误，终身成为笑柄。那还是刚走上工作岗位不久的事。一位领导同志找他谈心，问他有什么愿望。他当时坦白地说，很想早些结婚。领导同志连连点头，倒不曾说什么。不久，一个同事偶尔与他聊天，问他理想的爱人是什么样的。他信口说道：最好是大学毕业生，大眼睛，白皮肤，三十岁不到。谁知这话传出去了，人人窃笑摇头，说他条件太苛。等耿尔知道后，已经后悔无及。
不过与小金第一次见面倒是令他满意的。她生长在“山水甲天下”的桂林，自有一份妩媚。身材纤小，皮肤白晰，瓜子脸蛋，剪了俗称华侨头的短发，且修眉皓齿，落落大方，耿尔一点也看不出她是三十岁的已婚妇人。小金似乎也一见便中意他。当张太太建议他在劳动节那天带她去逛颐和园时，她不但没有推却，还兴致盎然地与他约了会面的地点。果然，那次出游很愉快。这以后，每逢星期日，耿尔都约她出来玩。
自从失去了小晴，他便尽力想忘记她，特别是在认识了小金后。不久，他便发现他的努力全是白费的。他只能期望往事的阴影不要影响了他的婚姻就好了。这两个女人很不相同，他有时忍不住要加以比较。
小晴刚坠入爱河时，还是个成长中的少女，性格虽然倔强，对未来仍充满了憧憬和梦想。小金却是成熟的妇人，不存任何幻想；她懂得享受，又讲求实际，也会精打细算，肯定是个好主妇。价值的观念在小金的脑海是根深柢固的；什么事物到她跟前，她都要问个“值不值得？”耿尔有时都不敢想像，自己在她眼里值多少。但是她对耿尔十分温柔体贴，这是从开始认识以来他便体会到了。她是个健谈的人，然而一旦发现耿尔陷入沉思中时，她会抑制自己，陪他默默坐着；虽然无法与他神魂相交，却也绝不会打扰他。她喜欢洋玩意儿，最喜欢耿尔带她去吃西餐。尽管他觉得那牛排烤得味同嚼蜡，她却吃得津津有味。而他百吃不厌的羊肉火锅呢？她尝过一次后就兴头不大。
那年中秋节到来时，他带她来宿舍里喝咖啡──也是有意让大家知道他有对象了。一进门，还来不及落座，她赶忙把他这两间房的家巡视了一番。她对桃花心木的弹簧床、衣柜和冰箱等，赞不绝口，还爱不释手地一再抚摸它们。
“多漂亮的床！多好的木料，你真该多带些家具回来！”
耿尔倒不好意思起来，微红了脸，不知所云。她哪里知道他多么后悔运这几件家具回国，几年来为此背了沉重的精神包袱。我要的是一个老婆，不是恋人，他一再提醒自己。小晴也知道他有冰箱，而她看都不想来看一眼。多么不同的女人！
他仍顾忌自己的年龄，足足大她十六岁，因此迟迟不敢表示。善解人意的小金在这方面给他不少的鼓励。她常暗示，甚至明说，他身体健壮，不显年纪，而且步履如飞，和小伙子没有两样。户口检查更是大大帮了他的忙。七一年时，“一打三反”运动正处于高潮，为了迎接国庆，北京市限制外地来的户口。凡是没有公务需要在北京处理的人，街道委员便来动员他们及早离开。小金住了四个多月，街道委员已经来动员她三次了，限她国庆前一定得回桂林。小张把这个消息告诉了耿尔。耿尔第二天下班后，便去找小金出来吃晚饭，就在饭馆里向她求婚。她高兴又大方地接受了，没有丝毫娇羞的儿女态。相反的，她告诉耿尔，要及早递上申请结婚的报告。接着，她立刻取出了纸和笔，就在饭桌上写下了自己的出生年月日，家庭出身，本人成份和工作简历，当场交给他。
“我会在桂林一心一意等着你。”她睁大了小眼睛温柔地望着他，白嫩的手贴着他的手。他很高兴，紧紧握着她的小手。在喧哗的人声中，两张笑脸默默相对着。
于是，在十月一日前两天，耿尔为她打点了车票，买了很多的礼物，和小张一起送她上了南下的火车。等国庆一过，他便把申请书交了上去。研究所里的同事听到他要和一个漂亮的小寡妇结婚，都向他道贺。有些女同事见了面，还表示愿意包办他结婚的一切琐事。那一阵子，他浑身轻松愉快，走起路来飘飘然的，有时还不自觉地哼了一句听熟了的样板戏。
自从递上申请书，他便处在兴奋的等待中。半个月后组长才对他说，上面正在慎重考虑他的申请，一有决定便会告诉他。他一听便有些胡涂了。慎重考虑？是我耿尔结婚呀，他想，怎么要劳别人来考虑呢？然而数年来的生活经验告诉他，接受一切安排是为上策，所以他也没说什么。到七一年底，仍是石沉大海一般，他开始焦急起来。
有一次，他就厚着脸皮去讨回音。组长告诉他，院里正着手调查金同志的家庭背景，请他耐心等待。他还是没说什么，虽然心里有些气愤。每当接到小金热情洋溢的信时，他因为没有佳音可以奉告，总感到无限惆怅。
不久，他去江西的农场劳动了半年，这事也就搁置起来了。接着，他又到外地出差了几个月，回来时已经是七二年秋天。到这个时候，他已经失去讨回音的勇气了。政治运动一个接着一个来，都是关系着领袖和国家安危的大事，个人的婚姻又算什么呢？
有一天，政治学习休息时，组长同他闲话家常，无意似地问他是否仍和小金来往。不知道是出于警惕，还是下意识里悲观失望，他随口说：“早不来往了，她现在哪儿都不清楚。”
不料组长一听这话，似乎正中下怀。他很知心地对耿尔说：“不来往也好。她出身不好，父母都是地主，丈夫的成份也不好，公公前身还是桂系的军阀呢──丈夫在文革后期清理阶级队伍时受审查，审查没结束就自绝于党和人民──自杀了──因此政治面目不清。当然，共产党一向执行有成份论，不唯成份论，重在表现的政策，但是她个人政治表现又一贯不积极。她本是中学教员，七○年被下放到农村，借口父母健康不佳，赖在桂林不走，后来又跑到外地好长一段时间，总是不务正业吧──我们科研单位，保密性较高，这样背景的爱人并不理想──领导很关心您的婚姻问题，同事也帮您留意──”
组长还说了不少话，只是耿尔没有听进去罢了。他只暗暗庆幸自己究竟活了一大把年纪，尚能控制住自己的感情，不但没有暴跳起来，反而彬彬有礼地点头赞同。然而在他心底深处，他听得见自己绝望的呼喊：为什么，为什么我要在科学院？
他原是自叹命苦的，可是等到更深人静，铺开信纸要回信时，他却同情起小金来了。真的，她又犯了什么大错，现在竟要为父母和已故的丈夫背黑锅？说她不响应毛主席的号召，贪慕虚荣，留恋城市，然而他总算也去过农村，实在没有心肠去责怪她。他看出他们的结合显然是无望了，怕她白等，误了青春，但是又不忍心告诉她真相，因此迟迟不能下笔。最后，他只好含糊地说：领导认为他们年纪不相称，而自己也深感不堪匹配，请她原谅并另谋幸福之路云云。
信寄出之后，他真是百感交集：既觉得辜负了小金，自己又不胜委屈；想找个地方大声咆哮一番，偏无这种场所。同时，他又不愿意领导和同事看到他的失望，也怕别人笑话他娶不成老婆便心灰意懒，因此，他必须隐藏自己，而这是最吃力的了。
很快地他便发现自己容易疲倦，渴望着休息但又失眠，工作时思路滞塞，一向引以自傲的记忆力也出现了衰退。他不用找医生便知道这是典型的神经衰弱症，无药可施的。偏偏就在这个时候，林彪事件披露了，一时叫他莫名其妙。中央文件和秘密传说又搅得他头昏眼花。他始终弄不清楚，是谁受了骗，他，林彪，还是毛泽东？他觉得连最后一点信仰也扬弃了他，就像盲人失去了手杖，叫他走投无路。于是一点点的感冒便使他躺倒下来了。由于多少年来他都不曾病过，领导和同事非常关怀，慰问有加。他也乐得多请了几天病假，虽然知道自己并没有什么病，只是需要休息，需要睡眠，睁开了眼睡眠。
接到小金的回信时，他已经病好又上班了。她仍是温柔体贴，只在叙述往事时含蕴着无限的眷恋和隐约的失望。她珍视这份友谊──她在信尾说──希望继续通信。知道她没有责备自己的意思，耿尔心里稍为好过些。聪明的小金一定知道了事情的真相；也许是小张告诉了她。小张的嗅觉灵敏过人，准打听到了这事的来龙去脉，虽然他俩彼此都避不提它。他相信小张不会责怪他；俩人见了面仍是一团和气的，只是两家往来稀疏了。
他算了一下：可不是，整整两年不曾踏进张家的门了。“玲玲和婷婷都念着你呢，”小张昨天说。这两个小女孩以前同耿尔很要好的。
过年了，我得给孩子买些礼物，他忽然想起来。瞧了一眼座钟，四点了。咖啡早喝光了，他把杯子照旧送进水槽里。然后他低下头来打量自己的衣服。见两只裤脚管都沾上了泥污，他就决定只换一条罩裤算了。从卧房的衣橱里找出一条毛的确凉外裤来换上后，他摸摸棉袄口袋里的皮夹子，手提包也不拿，戴上了帽子、围巾和手套，就带上门走了。
小张家在西直门外，不过他还是先骑车进城，到西四的大百货商店买东西。除了新贴的大红门联──全是革命的贺年口号──街上也并没有特别的节日装饰，但人来人往，自有一番喜气洋洋的景象。百货商店里仍有很多顾客。耿尔简直不相信，竟有这么多的人同他一样，需要在这一年的最后一刻来抢购东西。他先到糖果饼干柜台去排队，一面端详着玻璃柜里摆着的罐装饼干。
“要啥？”服务员问道，眼皮却垂了下来，似乎疲倦得随时可以睡着。
“要一听泰康饼干。”耿尔指指最大最漂亮的一罐。
服务员抬了下眼皮，斜睨了一眼，便不耐烦地说：“不卖！”
“那……”耿尔有些不知所措了，“那么，哪一种是卖的？”
“您要高价的？”服务员这才睁开了眼，好奇地打量着这位顾客。
“是，是。”
服务员拿出一罐天山饼干来。“八块半。”
“要不要粮票？”耿尔身后一个操外地口音的顾客先开口了，同时挤上前来，羡慕地用手摸着这罐饼干。
“高价的，当然不收粮票，”另一个顾客抢着回答，带着讽刺的口气。“八块半哪！顶多是两斤装的，散装的一斤两块钱都要不了！”
耿尔正想开口，突然身边又伸出一双手来。
“给我也来一听！”
人家看，原来是一个解放军，他另一只手已经捏了一张十元大钞了。
“行！行！”服务员满口答应，似乎一刹那间精神抖擞起来。
“我还要一盒巧克力，”耿尔赶紧说，“如果有听装的话。”
“没有听装的。这种锡纸包的不是很好吗？”服务员说着，一边热心地指点给他看。“上海的，送礼很大方的。”
“好，好，给我二十块吧。”
“二十块？”服务员这次瞪大了眼睛。“一共就剩这几块了。”
他把它们全拿到柜台上。
“行，行。”耿尔说着，连忙掏钱，“麻烦你把这两样包在一起。”
等服务员包好，找过零钱后，他急忙挟了包裹，在众目睽睽之中下，逃也似地离开柜台。幸好卖腊肉的地方顾客不多，他很顺利地买了几斤湖南腊肉和广式香肠，包成一大包。又到水果摊买了一些香蕉苹果，看看两手全满了，而时间也不早，他才走出去，小心地把它们捆在车后的书包架上，剩下一包挂在扶手中上。然后，他慢慢地往西骑回去。
六点还不到，天已是又暗又冷。城里很热闹，出了西直门，街上就冷清了许多。来往的车辆似乎开得快些。那些骑单车的，鼻子和嘴都蒙上了白布口罩，微俯着前半身，使劲地踩着车子，想赶回家吃团圆饭。耿尔让了好多人骑到他前头去，他想他大概是唯一不必焦急赶路的了。弯进小路后不远，就到了张家所在的大宿舍区。两年不来，他似乎有些陌生了，可是还记得小张是最后一栋宿合，靠近动物园。果然，很快便找到了。他把车停在门口，正要解下包裹时，门便开了，小张探出头来。
“老耿！你来了！”他赶紧出来。
“嗨，小张！来早了吧？”
“不早，马上就吃饭啦！”说着，小张帮忙耿尔取下包裹。“来就是了，干嘛又带这么大包小包的！”
“过年嘛，给孩子的。她俩都好吧？”
才说着，两个孩子就站在门口了，身上穿着色彩鲜艳的毛衣。大的倚在门边，小的三步并作两步地跑向耿尔，拉着他的棉衣角，仰起小脸蛋问他：“耿伯伯，您好久不来玩了。”
“啊，玲玲，你长这么高！”耿尔弯下腰来，很高兴地抚摸着她的小发辫。“念小学了吧？”
“还没有，”她爸爸代她回答，“她是九月一日生的，去年名额太少了，挨不上，只好等秋天上。那时整七岁，该没问题了。”
“怪可惜的，不过，迟一年上学，其实也无所谓。”耿尔安慰地说。
“真是的，”小张也同意，“将来到农村去，年纪大些反而好，锄头拿得动些。”
“耿伯伯。”大女孩向客人招呼了，神态很斯文，略带些矜持。
“啊，婷婷，我快不认得你了，越长越漂亮！几年级了？”
“四年级。”她红了脸回答，同时闪开身子，让大家进屋来。
才跨进门，耿尔便闻到一股糖醋排骨的香味，厨房里还传来菜刚下锅的哗啦声。
小张这一间半房的家──另外一间房很小，放了一张床后就只剩下走道了，所以小张一向戏称它半间──与耿尔的正好相反，摆设得异常紧凑。十平方尺大小的房间，容纳了一张大床，一张书桌兼饭桌，还有书架和缝衣机等，不但床底下令堆满了东西，不当时令的蚊帐和草席都悬空挂起来。
“请坐，请坐！”
小张一边招呼着，一边把两包东西放在床上。耿尔环视了一下，只有缝衣机上有空间，便把手中的一包腊肉搁上去，这才在桌旁坐下来。桌子就摆在床跟前，节省了一把椅子。小张自己与耿尔隔着桌子坐在床上，两个女孩立刻偎倚过来，一边一个。耿尔看桌上已经罗列着碗筷，一碗红烧肉在冒气，一个荤素相间的拼盘端正地摆在桌子当中。
“你爱人一向可好？”
“好，好，跟我差不多，全忙着学习文件呢，逐字逐句地推敲着。”
正说着，张太太端着一盘菜，笑吟吟地走过来。
“耿先生，您好！”
“好，好，谢……”
他刚起身，话还没说完便愣住了。随着张太大身后，另一个女人也端了碗菜走过来。
“小金……”他惊讶极了，一时呆站着，不知说什么好。
“你好，老耿。”小金虽然笑容满面地招呼着他，但神色之间究竟透露些慌张。
“你……什么时候到北京的？”
半天，他才捡起了话头。
“刚来两天罢了。”张太太替她表姐回答。
“坐吧，坐吧。”小张殷勤地招呼着大家。
张太太把两碗菜安置好，便拉着小金坐下来。“金姐，您甭到厨房来了，我回头把汤热了就端来。您就张罗着开饭吧。”
一招呼完，张太太抓起腰间的围裙，揩了一下手，又赶回厨房去。
乍看之下，小金仍是老样子，穿着较鲜艳考究，短发收拾得十分齐整，微笑时露出迷人的酒涡。她仍是落落大方，但眼光似乎不如往昔那么炯炯有神。是的，耿尔清楚地看到，她两边眼角都出现了鱼尾纹。
我们都老了！他忍不住在心里喟叹起来。
“你好像瘦了一些。”他对她说。
“是吗？”她回答的语气略带着遗憾，同时下意识地用手整整她那梳得溜光的短发。
婷婷端来了个大棉袄饭罩子。小金打开了罩盖，取来饭碗，开始给大家盛饭。小张去书架上取来一瓶樱桃酒。
“好家伙！你哪儿弄到这酒的？”耿尔颇为惊讶地问。他并不特别喜爱这种甜酒，但物以稀为贵，这种酒在市面上是买不到的。
“哈，不简单！”小张得意地说，一边找器具来开酒瓶。“我们研究所里的英国佬老罗，你知道他吧？元旦时，他有个英国来的老同学到北京探亲，也顺便来看他。我灵机一动，便托老罗转托那个外宾在友谊商店买点东西，结果弄到这瓶酒和两件上海出品的毛衣。那毛衣，嘿，价钱和市面的一样，质量可好多了！”
不一会，张太太端出一锅全鸡汤来。因为桌子不大，加上两个孩子自己也高兴，小张便让她俩端了饭菜到隔壁房里吃去。等张太太解了围裙，在小金对面坐下来，小张便端起酒杯，对着耿尔说：“来，干杯！希望明年大伙儿都来好运。”
“祝大家春节万事如意！”小金接着祝贺道。
这两个女人都不惯喝酒，张太太还喝了半杯，小金只呷了一口便若有所思地放下了杯子。耿尔不知道她在想什么，也不好意思问她什么事到北京来──元旦前收到她一封信，丝毫也没提到来京的计划。他更想知道这次能住多久，只是找不到机会开口。饭桌上的话题总围绕着国内的局势，周恩来继续掌舵和邓小平正式上台等等。
“老的当家总是叫人放心点，”小张突然感慨地说，“这几年真是反反覆覆太多了！每次左派势力抬头，大家都跟着倒楣一次。”
“你这右派言论只好在家里放放，否则准给你一顶帽子戴！”张太太微笑着警告她丈夫。她是个很和气的女人，矮矮胖胖的脸上总少不了笑容。
“咳，你放心。我在研究所里一向是看风转舵，永远紧跟的。”小张不在乎地说。“上次结合周墓出土文物而批林批孔，我那篇发言稿子还被宣传组的人要去哩。”
“小张的笔杆子确实有一手。”耿尔忍不住赞扬他。想到自己每逢写政治批判文章，要遍索枯肠，咬文嚼字，比小时候造英文句子还艰苦时，他不得不佩服小张的本事。
“哪里的话，”小张倒谦虚起来了。“比起考古所的小伙子，差远了。说真的，这几年掘出不少的东西，他们可兴奋极了。只可惜整理、化验和保存的工作跟不上，有些文物出土后已变色，也可能变质了。”
大家正在惋惜着，张太太忽然又笑起来了。她说：“天晓得你是怎么结合著批林批孔的！上次我们那个批判大会上，有个工人代表发言。起先他还照著稿子念，后来激动起来了，就自己讲起来，说：林秃子说过，新中国要回到孔夫子的时代，多数人做奴隶，少数人当贵族老爷；同志们，这样反动的话，我们能答应吗？我们在台下的当然大声接着喊：一万个不答应！可是彼此面面相觑，不知林彪几时说的这种胡涂话。”
“处处是依样画葫芦。”耿尔听后，笑着下了一句按语。
“只要紧跟就对了。”说完，小张又给耿尔注满了酒杯。“来，老耿，还是这个好！有酒当歌，人生几何呀！”
大家就这么吃吃聊聊，无拘无束的，十分融洽。耿尔发现小金今番不如以往那样活泼健谈，但反而显得端庄娴静，格外可爱。他私下里希望着她这次能像上次来京一样，住长久些；他渴望同她在一起。一年多不见她，现在突然又坐在她身边，耿尔在兴奋之余，又感到安慰，好像长久累积的倦怠一下得到了抚慰。望着她白里泛红的脸颊，捏着筷子的小手，他突然不能抑制自己心跳的加速。许多互相依偎的情景涌上了脑海，特别是在桂林那两天──
正巧，就在他失神的当儿，张太太谈起桂林来了。她童年是在桂林过的，现在每讲起来，仍旧无限地怀念着那“千山环野立，一水抱城流”的地方。
“你还常去七星岩吗？还有新发现的芦笛岩？”她问她表姐。小金还来不及回答，张太太已放下了筷子，颇为羡慕地说下去：“我不知道哪辈子能再去桂林！你现在可美了，不用担心下放到农村去。其实，依我说，也不必急着分配工作──”
小金立刻打断了她表妹的话。“你今年夏天就找个借口，请几天假来玩吧。”接着她转向耿尔，含着笑说：“桂林比以前更美了，你有机会到广西出差，一定要再来一游。”
“不美怎么行？”小张说，“外宾到中国的必游之地嘛！”
听到“外宾”两字，小金对耿尔说：“你还记得韩素英吗？我在参考消息上看到她在香港大学演讲的消息。她讲了我们许多的好话呢。”
“当然记得。”耿尔说着，不禁微笑起来。他也看到这则消息，还记得韩素英的演讲题目是“我怎样认识中国的”。
真的，他怎能忘记呢？虽然他还不曾向人提起过这件事。
七三年初夏，他去广西考察地质。工作任务完毕时，同行的年轻同事建议耽搁两天，好让他赶回老家探望一下双亲。耿尔乐得成全他，便约好在桂林等他。小伙子走后，他立刻去探望小金。小金真是喜出望外。见过她父母后，两人便计划如何度这两天意外的假期。她说从桂林到阳朔这段水路风景最佳，所以，第一天两人一早便去码头排队买票，终于幸运地挤上了一条船。
船驶过穿山后，漓江两岸的风景真是美得叫人啧啧称奇。耿尔几乎走遍了北美洲，见历了多少自然奇观，但如此秀丽的山水确真少见。
漓江的水澄清得出尘脱俗，白云、蓝天和千姿万态的山峰倒影在江中，水天一界，他自己仿佛行驶在边际，飘飘然不知迈向何方。他就这样出神了好久，直到小金碰碰他的膀子，他才醒过来似地，随着其他游客的目光望去。原来离他们这条船一百米不到，正浩浩荡荡驶来另一条汽船。那船首昂然坐着一对男女宾客。男的高鼻黑脸，像足印度人模样；女的显然混有东方血统。旁边的人全是中级干部的打扮，众星拱月地陪着这对外宾。茶桌上摆着精致的茶具、西瓜和点心等等。耿尔觉得这位女宾的脸孔很熟，像在哪里见过。
“啊，是了。”他突然想起来，便悄悄对小金说：“这就是韩素英。我以前在电视和电影里见过她。”
“啊，真的？”小金听了，不禁张大了眼珠子，眉毛扬得高高的，好奇地瞪着这位外宾。“报上登过江青接见他们的消息。这么说，那印度人模样的不就是陆先生吗？我还以为她丈夫既姓陆，是个中国人呢！”
韩素英夫妇显然也极欣赏这两岸的风光，不时指指点点，神色很愉快。不久，他们的船赶过耿尔的，驶到前头去了。耿尔立刻忘了他们，又陶醉在迷人的景色里，耳朵一边听着小金讲述沿途的景致：白果滩，美女照镜──
忽然，他又感到人群骚动起来，这才发现，原来韩素英的特别游艇就在他们船前边，一动不动地停在江中。
“怎么一回事，同志？”他问旁边的人。
“好像外宾船上的马达坏了，”旁边的人回答。“我们的驾驶可能要帮他们修吧。”
“这一耽搁，我们要迟到阳朔了。”另一个客人有些焦虑地说，斜眼瞧瞧自己的手表。
然而这特别客艇的马达倒是很快便又响起来，接着就开走了，只留给耿尔最后一瞥韩素英谈笑风生的丰采。他们的船越离越远，耿尔的船却一动不动地停在江中。以后，大家才被通知，旅程取消了，因为外宾的船取走了本船的马达。
真的，耿尔怎能忘记那几十个旅客失望愤怒的脸色？
“这种事倒也不稀奇。”张太太在听完耿尔的叙述后，只轻描淡写地评了一句。
“问题是，”耿尔说，“我们那船多的是赶路的旅客呀！”
小张摇头了。他对耿尔的固执颇不以为然。“你忘了，老耿？”他笑着问。“虽然林彪讲的话现在每一句都是毒草，但他在天安门上说的那句‘文革的损失是最小最小最小，而收获是最大最大最大’倒是真理。为什么呢？因为政治收获最重要。几十个人赶不到阳朔，回不了家算什么？但是韩素英在国外讲一句好话，那宣传效果有多大！”
“但是，问题是……”
然而，耿尔现在也说不出来问题究竟在哪里。韩素英本人又作何感想？他未免感到好奇。但是这问题似乎愚蠢又多余，所以，他就哼都不哼一声了。
很快，话又转到物资供应上去。大家热烈地交换着各地的供应情况，诸如桂林买不到什么，北京能买到什么，什么货品需要“供应证”等等。又从而扯到世界经济危机，全球性的通货膨胀，谈论著智利百分之百的通货膨胀率。
“倒是我们物价稳定，钞票也不贬值，恐怕是举世少有的了。”小金也发表了意见，引用了报章上的话。
“尽管买不到东西，买到时价钱倒是不涨。”小张笑着接下去说，对耿尔眨了眨眼睛。
耿尔也笑了。他知道小张想到走后门和友谊商店上头去。
到了九点半，水果吃过了，耿尔才依依不舍地起身告辞。他惦记着要约小金出来玩，只是没有机会开口。
“老耿，没有事常来坐坐嘛，”小张很诚恳地对他说，“我爱人和我很随便的。孩子们也欢迎你，她们以后还要跟你学英文呢。”
“我一定来！”他忙不迭地答应着，同时爱抚地拍拍小玲玲的肩膀。在心里，他是有些惭愧的。过去这两年来，他竟是回避了这一家人。
小金去隔壁房中取来一只编得细巧的竹篮子给耿尔，篮里盛了一瓶桂林辣豆腐乳和一瓶三花酒。“没有好东西带给你，一点土产而已。”
“小金……”他看看篮子，又望望她，一时感动得不知如何表达谢意了。些许甜酒已使小金两颊绯红，眼睛发亮，格外地迷人；那新添的鱼尾纹反而加强了脸部的表情，使得浅浅的微笑更富有内容。酒和一晚上愉快的气氛，也使得他浑身暖和，脚底都感到轻快。突然，他下了个决心：我要再打一次申请结婚报告！这次得给周恩来写信，必要时把美国的老同学都拉来帮忙。本来，桂林出差回来后，他曾打算再努力一次，可惜批林批孔运动又来了，他只好让步，一直拖延下来。想到此，他只能责备自己行动太迟缓。
“我送你出大门吧。”小金说着，随即去取帽子和手套。
已经穿戴整齐的小张听了，正中下怀似地赶紧摘下了帽子。“那我就不送你了，老耿，有空常来玩吧。”于是一家四口很亲切地把耿尔俩送出了家门。
外面虽然是零下的气温，天寒地冻，寒气袭人，但有小金走在身边，耿尔感觉不到丝毫的寒意。望着扶手上挂着的小竹篮随着车行而摇晃，他温暖了的心也不觉跟着摇晃了。
“小金。”他低低地喊了她一声。
“嗯？”
她仰起头来看他。两人默默相视了一眼。小金又低下了头，耿尔的脸却绽开了笑容。他空出了左手，轻轻把手搁在她的肩上。远远传来一两声爆竹，点缀得除夕夜格外宁静。很久以来，他已经习惯了寂静和沉默。直到此刻走在小金身旁，他才尝到静默中的安宁。这样难得的愉快心情反而使得他不想开口说话，而小金也知己似地保持着沉默，唯恐打破了这温馨的一刻。
两人就这么默默地走到了西直门外大街上。
“老耿。”小金忽然先开了口，音调微弱而迟疑，脚步也同时慢了下来。
“嗯？”
他低下了头，深情地注视着被黑色风雪帽包住了大半个头的脸：搁在她肩上的手轻轻地把她身子拢向自己。
“我……”她欲言又止，却只把眼睛怔怔瞧定着他，像在探索，申诉，甚至忏悔什么。他摸不着她的意思，第一次发现这对小小的眼睛竟然含蓄了如此深奥莫测的情意。
“怎么了，小金？”
困惑地，他煞住了脚步，上半身微俯下来，焦急地望着她。
突然，她避开了他的眼光，转过脸去，然后颇为费劲似地，一个字一个字讲出来：“我已经结婚了。”
“结婚了。”他嘴里跟着重复了一句。瞧着那包头的风雪帽，竟觉得那颜色太黑了；搭在她肩上的手慢慢地滑落下来。
她立刻转过身来，仰面正对着他。
“你生气了。”她急切地说，眉头突然地皱起来。“你以为我不肯等……我没有办法呀！”
她最后的声调不仅悲切，简直是抗议的语气。
“都是我的错。”他终于开了口，立刻觉得吃力之至，嘴唇干燥得要裂开似的。
“不要那么说吧。”看他那么失望，她更加伤心了。但是，她立刻压制自己，放柔和了声调，劝解地说：“我出身不好，再等下去，也误了你。”
也许听到自己语气太僵硬了，他忽然感到非常对不起小金。她怎能再等呢？他不禁深深责备起自己来，我没有给她多少希望，我太自私了。
因为站着不动，他开始体会到刺骨的寒冷。他不得不提起了脚步，一手扶着小金，一手慢慢推着车子走。
“我很高兴你结了婚，小金。”
他先打破了沉默。听到自己强作镇静的声音，他不免佩服自己的克制力。
“你完全做得对，只要你得到幸福，我心里都是高兴的。”
小金低着头，默不作声。
“你爱人……他现在哪里？”他故作轻松的问，虽然“爱人”两字引起一份酸溜溜的感觉。“你瞧，我虽然失去了爱人，却意外得到了一个朋友。”
小金感激地瞥了他一眼，这才开口说：“他是个老干部，身体不好，年纪也大了──反正是，一直在吃老本，十多年来，都是在家里养病。两个孩子早成家了，全在东北工作，所以他也不在乎别人的批评。领导知道他需要人照料，自然，就不叫我下乡了。”
可怜的女人……耿尔觉得从来没有像眼前这刻这样怜爱着她。
“怎么不同你一道来北京玩玩呢？”他说。“换换环境有时很有益于健康的。”
“明天就来了。”她淡淡地说。
明天！措手不及似地，他的脚跟差一点卷进了自行车的后轮。为什么不一道来？他几乎冲口而出。但小金脸上那种放弃一切，听天由命的表情叫他闭紧了嘴。
两人默默地走过了一盏路灯。背后的灯把他们的身子投影在路上，他们就踩着这黑影往前走着。
“小金，”还是他先开口──沉默使得他的胸口闷得难受──“你是个很勇敢的同志。我相信你爱人不会亏待你的。等他来时，请你打个电话给我，我要好好地招待你们夫妇。”
“老耿……”她突地停住了脚步，仰望着他的脸，不住地摇着头。终于她说了：“我们最好不再见面。”
不再见面！他感到心上被什么重物撞了一下，又引起了那种麻木的、持续的钝痛感觉。他怀疑，有生之日，这钝痛的感觉会有消失的一刻。
“老耿，你一定要了解我才好，”她几乎是在恳求他了，“我会忍受不了……我一定忍受不了！”
精明能干的她竟一下子失去了自制，眼泪全涌了上来。她也不去擦它，随它一颗颗往下淌。
“我不送你了。”她忽然说。
就在她转身要走的时候，耿尔抓紧了她的肩膀。“我送你回去。”
她果决地摇摇头，正好把泪珠都甩掉了。
他已经把自行车掉过头来，但是看她非常的坚决，他只好裹足不前。她抽开了身子，再望了他一眼，然后低低地道声“再见”，就独自走了。她越走着，脚步越快，最后竟低了头，小跑步地转进了一条巷子。
耿尔呆呆地望着她走过的马路，空荡荡的，杳无行人。附近突然传来一阵爆竹声，夹杂着孩子的欢呼，这才把他拉回现实来。寂寞地，他又把车子掉转了头。夜已深了，只是他太疲乏了，只好推着车子徐徐步行回去。
来源：可阅文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