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近由于一句诗忽然流行起来，想起了诗作者后蜀孟昶宠妃花蕊夫人。此诗题为《述国亡》，全文是：
君王城上竖降旗，妾在深宫那得知。
十四万军齐解甲，更（一作宁）无一个是男儿。”
我初见此诗大约是在上初中时，读到它是在一本杂志上，文中还有一幅画像，觉得很美，立刻记住了，成为我“过目不忘”的诗之一。这首诗历来同情都在这位美丽的夫人一边，带有一种悲壮之情。它让人觉得，从君王到那十四万男儿，竟不如一位弱女子“爱国”，有骨气。这与“商女不知亡国恨，隔江犹唱后庭花”的“商女”形成了鲜明的对照。不过那是抗日战争时期，在那个语境中，诗句与民族存亡相联系，自有其正面的意义。
多年以后，“更无一个是男儿”这句诗曾一度在我脑海中涌现，与彭德怀遭殃的庐山会议有关，但不是在1959年。坦率说，那时我还处于蒙昧状态，不可能产生这样的联想。那是20世纪80年代，迷信已经打破，我第一次看到私下传阅的《庐山会议纪要》。忽然觉得，事实与是非都如此清楚，几天前那么多人基本都同意彭老总的意见，为什么风向一变，立刻转蓬？那些代表最高权力的衮衮诸公竟无一人敢直言相谏，主持公道、伸张正义？那些我平时颇为尊敬的人物，尤其是在“文革”后被列为正面人物的，其表现竟如此软弱。我当然还没有看到全部记录。据说，若看到全部与会者发言的记录，情况会非常不堪，足以使所有心目中的正面形象坍塌。那一次“男儿”句出现在我脑中，也只是昙花一现，没有进一步深想。自那以后，每当我读到各种老革命的回忆录，或他人撰写的传记中提到他们在党内斗争或政治运动中的“铮铮铁骨”之类的词，我都会心生疑问。
最近，这句话又被翻出来古为今用。我现在已经习惯从“人”的角度、从大历史的走向看问题，感觉完全不同了。五代十国是中国分裂、混乱的时期。特别是南方的十国，混战不已，疆域不断变化，每个朝代不过几十年，超不过三代。这改朝换代当然是靠战争打出来的，所以战争此起彼伏，连绵不断，生灵涂炭，血流成河，受苦的是老百姓。而这些“兴亡”之事与他们本来没有多大关系。从历史发展的角度看，赵宋统一中国后，带来了几百年的安定局面，与民休养生息，正是百姓所盼望的，且有利于社会进步。
再说后蜀，孟知祥从后唐手中夺得帝位，当年即去世，传位给其子孟昶。这个“国家”（这里用“朝代”是否更好一些？）一共只有二世，实际只能算一世。孟昶在位31年，史称其前期励精图治，征伐扩土，尽得前蜀之地，一时之盛。在文化上也有所建树，据说木版刻书肇始于他。后期，他享受天府之国的富庶繁荣，纵情享乐，极尽骄奢淫逸之能事。他本人文艺修养极高，擅长诗词、音律、书画，这一点与另一位亡国之君南唐李后主颇为相似。然而，他对民力的压榨、国库的挥霍，奢靡无度，远超李后主。花蕊夫人投其所好，以其才艺、聪明，在饮食、声色方面别出心裁，颇有“创造发明”。宫廷以它统治范围内的全国之力，供一人一家的挥霍，导致民怨四起，最终众叛亲离，连最亲信的大臣也逃亡降宋，“亡国”实为必然。在这种情况下，赵宋大军压境时，士兵“齐解甲”，君王不战而降，恐怕是最为人道、明智的选择了。而那位花蕊夫人却满腔怨恨，责怪十四万“男儿”没有奋力战斗保卫孟家的“江山”。须知，那“十四万”不只是一个数字，每一个“男儿”都是血肉之躯，都是有父母养育的人。君王若决意号令他们奋力抵抗，让他们横尸城下，只为君王继续在那豪华宫殿中过骄奢淫逸的生活，以供妃子一笑，人性何在？退一万步说，假设那一场战斗暂时退了宋兵，“王朝”苟延残喘，也终究无法挽救最终灭亡的命运，不过是让百姓多受些苦难，沙场多几具枯骨，于民何益？
至于花蕊夫人本人，貌似风光，实则不过是高级性奴隶。她若真有头脑，应该想到殷鉴不远，假如君王决定抵抗，官兵还有斗志，马嵬坡一幕说不定会重演，首先牺牲的就是她自己。君王竖了降旗，她没有死，却被另一君王霸占。据说，宋太祖见到她后惊为天人。孟昶七日后亡，死因不明，而她随即应诏入宫，服侍新主。她最后的下场有各种版本，供文人骚客演绎。
再说那《玉树后庭花》的作者，南北朝时期南朝的陈后主（叔宝），也是亡国之君。他亦有一位美貌宠妃张丽华，陪他纵情声色，其宫室的豪华与生活的奢靡，亦为历史所名。亡国时，他偕宠妃跳入枯井，被隋军俘获。然而张丽华的命运与花蕊夫人略有不同，她没有活下来。隋文帝灭陈后，原本也想按惯例“接收”这位美人，但其忠诚战友高熲深信“红颜祸水”之说，未让杨坚见到她便一刀将其斩杀。陈叔宝则得以苟活，直至病死。
在统治者眼中，美人也好，“男儿”也好，命如蝼蚁，一切皆服从某个家族“君王”的利益与好恶。从这个意义上看，未被选入宫，身处江湖，以卖唱为生的“商女”倒是幸运的。她们依旧唱着《后庭花》，至于作者是谁，哪一姓的“国”亡了，与她们何干？“恨”从何来？
这些都是古人的事。今天呢？
想起“文革”结束后，两个最高家族（一家的家长被另一家长害得死无葬身之地）的后人在被害人的遗孀主持下握手言和，抛弃恩怨，媒体曾将其炒作为“佳话”。若只是两个私人家族，他们的关系如何，与旁人无涉。然而“文革”的受害者绝不止一家，涉及千百万家庭，上亿人口，更不用说全民族的危机。按照叶剑英主席1978年12月在中共中央工作会议闭幕式上的说法，整了一亿人，死了两千万人，浪费了八千亿人民币。邓小平说，国民经济濒于崩溃。两个家族之间的恩怨可以一笔勾销，但绝不能代表对全国人民及子孙后代的交代。既然号称“共和国”，毕竟不是两家或几家的天下，这样的国家大事绝不能“私了”。
至今，国事是少数人的“私事”，还是全民的“公事”，在某些人心目中尚未分明。以彭德怀案为例，现在回头看，亦不能单凭是否“男儿”来衡量与会者。因为他们中许多人在对敌斗争中仍是英勇的。据说彭德怀本人委屈认罪，以及与会者“千夫诺诺”，都是为了顾全“大局”。那时几亿百姓的生计、全国经济的发展，以及因错误不得纠正而在随后的几年中造成的几千万饿殍，与“天子一怒”相比较，哪个是“大局”？如今还有人公开说，个人挨饿事小，不要因个人受苦而不顾大局。问题仅仅是少数“个人”受苦吗？“文革”中两家的恩怨与亿万生灵的命运，公平、正义、人权、宪法，哪个是“大局”？只有弄清何为“大局”，才能在关键时刻真正说清“男儿”当如何。
21世纪的共和国公民的思维方式，总该比活在10世纪宫廷中的宠姬有所超越吧？
资中筠（1930年6月22日—），祖籍湖南耒阳，出生于上海，中国翻译家，学者，中国社会科学院荣誉学部委员，曾任中国社会科学院美国研究所所长，《美国研究》杂志主编。
来源：人文中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