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8年9月，一名维吾尔族妇女骑车接送孩童，经过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与新疆和田维吾尔族老人携手同行的宣传海报。在习近平的领导下，维吾尔族的家园被令人窒息的监控所覆盖，从街角的武装检查站到配备面部识别的闭路电视摄影机，不断地监视路人。（摄影／AP Photo／Andy Wong）
（《报导者》编者按）本文为《等待在夜里被捕：维吾尔诗人的中国种族灭绝回忆》（韩絜光译）后记，经卫城出版授权刊登，标题与文内小标题经《报导者》编辑所改写。
塔依尔・哈穆特・伊兹格尔（Tahir Hamut Izgil，又译塔希尔・哈木特・伊兹吉尔）是一位维吾尔诗人与知识分子，1960年代末生于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古城喀什市，80年代前往北京中央民族大学就读。1996年，塔依尔从乌鲁木齐前往土耳其留学时，受到当局不实指控，被逮捕监禁3年。1998年，塔依尔获释回到维吾尔自治区，成为一位导演，与妻女过着恬静的生活。然而，在少数民族备受歧视的中国政权底下，塔依尔与族人的性命和自由，始终都操纵在别人手中。
2016年，中国政府在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实施“维稳”措施，以防御恐怖主义与分离主义之名，对维族人展开全面性监控跟大规模逮捕。市民商家被迫加入反恐阵线、人们被鼓励监视彼此，店铺刀具被拴住、收音机被销毁。塔依尔熟悉的邻居、朋友、家人一个接着一个消失踪影，面对四面八方渗入的恐惧，他开始在夜间准备耐穿的鞋子与暖和衣服，以便在夜半被警察带走时，能够保持温暖。2017年，塔依尔夫妇开始讨论是否要离开深爱的家园⋯⋯。
《吃佛》、《我们最幸福》作者德米克（Barbara Demick）如此描述塔依尔写下的《等待在夜里被捕》一书：“它描述相对正常的生活如何逐一消失，现实如何成为一场梦魇。”
Ⅰ．老虎盯着羚羊，黑夜盯着白昼
星期一早晨，阿斯娜和阿尔米拉匆匆吃过早餐后出门去上学。我因为诸事烦心头脑昏沉，挥不去忧虑和不祥的感觉。我躺在沙发上，滑著朋友的微信贴文，但没有一篇真的入眼。我决定听点木卡姆，那是构成维吾尔古典音乐核心的十二套曲目。我选了我最喜欢的木卡姆《乌孜哈勒》，听着开头的歌词在哀愁的弹布尔声中飘荡。
疯狂之谷将拥抱我疼痛的灵魂，
让我这半毁的人生一口气彻底毁灭。
噢，邪恶的命运，你残忍地拥抱碾我为尘埃，
愿无人在我凋敝的尘土中发现丁点价值。
莫问我去向何方，选择已不在我手上，
我将生命的缰绳交予命运，所走之路但听天命。
古老的歌词哀伤刻骨，我正沉浸在遐想之中，忽然手机铃声把我猛然拉回21世纪。是王博打来的。他是居委会的汉族干部，所属的居委会对我们公司所在的这栋楼有管辖权。王博是我们公司的“包户干部”。
按中国的行政建制，社区居民委员会（也叫居委会）是基层群众自治组织，由城市居民自我管理、自我教育、自我服务。委员会主任、副主任和委员由住民选出。但实际上，我从来没听过居委会的公开选举。由于每个居委会都包含一个地方共产党支部，大家一般只觉得居委会是党在城市里的地方行政单位。
过去3年来，维吾尔自治区的居委会权力忽然大幅提升。以前他们的办事处乏人问津，只有3、4名员工，现在职员却多到3、40人。每个居委会也有区警办公室，当值的警察常来回奔波于居委会和派出所。
居委会职员大多会被委托管理委员会辖内的住宅、商店和公司。他们会应上级指示，密切关注指定的住宅和机构，然后向上呈报告给居委会主任和区警。他们特别注意租屋族或未稳定就业的人，以及日行五祷、蓄胡或戴面纱的虔诚维吾尔人。人们普遍相信，居委会向上层提交的这些报告与大规模逮捕有关联。
每周一和三，王博会来视察我们的办公室。每次视察后，他会用手机扫描办公室门内墙上的QR码。QR码储存了我们公司每名职员的辨识资讯。
因为我们是影视广告制作公司，办公室很多人来来去去。非公司员工来的时候，假如王博正好也在，他会逐一询问对方叫什么名字、来这里做什么，并把回答确切记录下来。当时我们对这种事都很习惯了，谁也没有多想什么。
那个周一早上，王博在电话上跟我说我们的办公室锁上了，他很客气地请我尽快过去替他开门，他在大楼外等我。
我下楼发动车子。我的公寓小区有26栋楼和2个大门，一个供人步行，另一个供车辆出入。行人入口从去年（2016年）秋天就锁上了，现在只能从警卫室的十字转门扫描身份证进入。大门旁的小屋里日夜有警卫轮班，非住户要步行进入小区，必须在警卫室押证件。住户开车进来要刷感应卡，非住户的车辆则必须先经过登记才能进入小区。虽说是这样，每辆车进入小区，后车厢都还是得打开检查。我往感应器哔了我的卡，开车上马路。
“便民”警务站
几个月前，小区前的十字路口建了一间便民警务站。从10月起乌鲁木齐每一条路上间隔200米，就有一座这样的双层建筑，仿佛都由一个模子印出来似的。警务站一楼有数名警察轮班，并陈列一排日常必需品提供过路人使用，例如手电筒、缝纫包、单车打气筒、伞、瓶装水、毛毯、面包和手机充电线，它们都像展览品一样排放整齐。同样排放在一旁的还有哨子、长木棒、橡胶棍、电刺叉、手铐、盾牌和其他维安用具。警务站二楼有15到20名武装特警候令，警务站外则有一辆警用厢型车全日24小时待命。
自从这些警务站打着“便民”口号建立起来，我一直密切关注其动静。有一次甚至假借问路进到里头一探究竟，但我还没见过有谁是真心进警务站求助的。实际上每个人都心知肚明，这些警务站是控制及镇压维吾尔人的巨大体系一环。维吾尔人经过警务站，每每都会装作没看见，尽可能回避。但我们渐渐还是习惯了，因为我们知道无所不在的监控是躲不掉的。此刻我看着警务站，开车经过。
经过团结路上的八户梁派出所时，我望了派出所院子一眼。两名警察正在屋前对十来个维吾尔人说话。我猜警察是在告诉他们即将被送去“学习”。无论如何，经过一个月的高峰期，大规模逮捕似乎放缓了。后来我们才晓得这段时期的减弱只是暂时的。
车子行经公车十号线的陶瓷厂站，我看到几名特警在人行道拦下两名维吾尔青年，检查他们的手机。自从2009年暴力事件后，拦检就成了家常便饭。
2016年秋天，我开车在幸福路上拐错弯，交通警察从路旁出现把我拦下。我把车靠边停，交警表示要看我的驾照，我递给他问我做错了什么。他没答理我，兀自走回警车。
我跟上去又问了一遍，嗓门一定是不自觉提高了。因为才一眨眼，4个在街上巡逻的汉族特警已经冲过来，傲慢地问这里发生什么事。我向他们解释，但他们没兴趣听。其中的队长打断我说：“手机给我！”我交给他。“解锁密码。”我解锁了。他从口袋拿出一部扫描装置，装置一端连着5条传输线，分别供iPhone手机、安卓手机和其他我不熟悉的手机型号连接使用。他把我的iPhone接上装置，按了萤幕上的按键开始扫描。
扫描手机里的“违禁资料”
警察在维吾尔自治区南部检查民众手机已经好几年，而且会以检查到的内容为由把人逮捕，但在乌鲁木齐，这项措施是去年秋天才开始的。从此以后每个人都异常小心。很多人因为下载档案分享软件快牙等“非法”应用程序被抓，或者因为警察在他们的手机上找到“违禁”资讯，例如可兰经文、伊斯兰教或维吾尔民族主义的相关影像，甚至是政府禁止的歌曲。违禁资料到底涵盖多广非常难判断，决定这些事的不是法律，而是政策，政策又总是改个不停。最近智能手机在自治区才刚流行起来，很多还不熟悉使用的人，甚至不知道自己手机里有哪些东西就照样被抓了。
随着局势恶化，我和很多人一样花时间“清理”了我的手机，和3年前清理我的电脑没两样。照片、影片、音档，甚至是QQ和微信聊天纪录，我都一一删除。我删掉任何可能被警察握为“证据”的东西，这包含任何与维吾尔人或伊斯兰教有关的事物。我的手机里就只剩下最日常俗世的项目。虽然我知道应该没什么能被警察当作把柄，但当员警扫描手机时，我还是有点紧张。只要他们想，任何事都可能被当成借口，甚至它们连借口都不需要，就能把我带走。
警察的装置终于结束扫描，想必没侦测到任何违禁资料。警察的表情有些困惑，他皱着眉迟疑了片刻，又一次按下扫描，目光撇开没看我。我静静等著，心里默念我去年写的一首诗。
〈耐心〉
太阳盯着大地
闪电盯着树木
老虎盯着羚羊
黑夜盯着白昼
时间盯着河流
上帝盯着人子
枪口盯着胸膛
决不罢休
这，就是耐心
不败的，无情的，永恒的
警察第二次扫描依旧没搜到任何违禁内容。我永远忘不了他终于肯把手机还给我时，脸上那失望的神情。
反暴恐操演的真正目的
我一边开车一边忆起这些事。我们公司位于团结路上一栋六层楼的老办公楼，靠近二道桥和乌鲁木齐旧城区中心的国际大巴札。这栋楼原本是自治区电影发行公司所在的地方，现在把空间租给维吾尔人经营的电影、电视、广告和媒体公司。许多有名的维吾尔艺人也在这里设有工作室。
王博负责主持我们这栋楼的反暴恐操演。只要他一声令下，正门入口的保安会即刻吹响哨子，楼内所有公司和办公室的业主和主管就会像一群鹅似的冲下楼梯。不到3分钟，所有人已列队站在楼前的广场上。王博会用中文宣读名单，一一点名确认人都到齐。我们应王博指示，有时候会像军人一样成纵队小跑步，跑向隔壁电子大厦的院子，加入在那边租用办公室的人，组成大的防恐联合阵线。每次跑到另一处院子的路上，我都会在街上经过的行人脸上看见五味杂陈的表情。
其实这些操演也没什么，只要两栋楼的人员按照要求动员集合，并且态度严肃、动作迅速，居委会干部就会觉得做到该做的工作。看来搞出这些活动的主要目的，只是要让我们经常处于紧绷和恐惧之中。
更高层的官员不定期会来视察，这时我们的操演就会变得更加急迫严格。谁要是不能配合或表现得意兴阑珊，名字就会被转交给区警。在这种楼内，人人都有需要和区警打交道的时候，对于居委会筹画的活动谁都不能掉以轻心。
人要是被迫持续做这些事，过不了多久就会觉得自己也成为警察，开始习惯彼此监视、互相举报。他们会时刻提心吊胆，提防不具名的敌人，并经常感觉彼此为敌。
不过，在4月底大规模逮捕扩展到乌鲁木齐后，办公大楼多半人去楼空，操演也跟着停了。
虽然楼里没剩几个人，房屋的安检措施却仍全力运转。2016年年底，乌鲁木齐市内所有建筑都开始加装金属检测门，小至公共厕所都有。我们公司这栋楼自然不例外，入口处也装设自动扫描器，由两名维吾尔保安负责看守。
我在楼前和王博碰面，然后一起走进去。王博自信满满地昂首经过扫描器，仿佛通过的是自家大门。我永远克服不了经过扫描器前不自在的感觉，但保安空洞的眼神每每令我怀疑机器是否真的有用。就我所知，这部扫描器安装至今半年来没侦测到一件危险物品。恫吓才是它真正的作用。
交出钥匙
我们公司办公室位在5楼。我替王博开了门，他走进办公室后，一如既往拿出手机扫描墙上的QR码，接着也如往常般四下兜转一圈。办公室很大，分成3个主要空间。平时孜孜不倦追问办公室每个生面孔的王博，现在看到他名单上的人、一直以来监视的人再也没半个出现在办公室，并未露出意外的神色。
一个月以来，公司业务已经停止运行。与电视台的合作关系失效，为电影制作进行的准备中止，待拍摄的广告也取消了。这一切全发生得突然。我们有些职员被警察召回故乡户籍登记地，另一些还留在乌鲁木齐，却不确定能做什么。公司业务停滞，我付不出薪水也无法再继续雇用他们。这些王博都知道，但他依旧每周两次前来视察办公室。
“王博。”我说：“你应该也知道，我们公司已经没有业务，也没有人了。我从现在起也会待在家里。你说我们该怎么做？”
“我知道，我知道。”他友好地答道。“但你也懂吧，我的工作还是得做。”
“不如这样吧。”我果断地说。“钥匙给你。之后你什么时候想来视察我的办公室都行。”
他看起来有些吃惊，我知道他一定以为我在捉弄他。我赶紧补上一句：“别想多了。这样对我们都方便。反正这间办公室也没什么好操心的。重要设备我都已经搬到我兄弟的仓库去了。”
王博听出我的语气真诚。“那好吧，就这么做吧。”
我把一只办公室钥匙给了他。现在我又少了一个负担。
走下楼梯时，我发觉自己想起1970年代流行的一句口号：“我们的一切都属于党！”从今天起，我的办公室也是党的了。
（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