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个超级大国为什么崩溃（164）
赤色帝国覆亡之谜（117）
叶利钦在竞选俄罗斯联邦总统时，强调的还是他以前一再依此获胜的口号和主张。其中最重要的仍然是加快市场经济改革的必要性。这是一种现实的要求，因为此时苏联的经济更加混乱和萧条了。叶利钦利用这种局势，运用他那俄罗斯联邦最高苏维埃主席的身份，以救世主降临的姿态，承诺要保护俄罗斯共和国的“主权”，从而得以在政治斗争中赢得民心，站稳脚跟。
那么，叶利钦在政治上的胜利，主要原因是不是在于他主张全盘西化、走资本主义道路呢？《来自上层的革命——苏联体制的终结》第八章以“权力斗争”为题，阐述了叶利钦在俄罗斯总统竞选中获胜的深层次原因。请看该文的摘录：
叶利钦在俄罗斯总统选举中的胜利，不能解释为大多数俄罗斯选民对叶利钦不久将带给俄罗斯的资本主义转型的认可。叶利钦是在没有公开表示过任何这种意向时当上俄罗斯共和国总统的。事实上，他和他最亲密的战友从来就没有公开地使用过“资本主义”一词。曾经在1985一1990年担任过苏联总理、在俄罗斯总统竞选中作为叶利钦主要对手的雷日科夫事后抱怨说，叶利钦和他的盟友们对他们所计划的重大社会经济变革“只字不提”。尽管有些知识分子，特别是一些经济学家公开鼓吹资本主义，但叶利钦和他的同僚并没有公开这样表示过。
怎么解释这些反对派领导人计划改革现行体制何以会失败？没有一个好的说法。虽然党国精英和城市知识分子在1991年6月已表现出对资本主义的偏好，但各位(总统)参选人在总体上所持的观点显然不同。民意调查显示，那时的俄罗斯民众大体上还不太支持自由市场的资本主义。以美国为基地的““时代测评中心”于1991年5月——即叶利钦当选俄罗斯总统前一个月——在俄罗斯的欧洲地区开展了一次大规模的民意调查。调查者采访了1123人，要求他们回答一系列有关他们对政治和社会的个人看法的问题。其中最富启迪性的，是他们对喜欢什么样的社会体制这一问题的回答。调查结果如下:
- 我们过去所拥的社会主义(10%)
- 更加民主的社会主义(36%)
- 例如瑞典那样的资本主义(23%)
- 例如美国和德国那样的自由市场资本主义(17%)
- 无所谓(14%)
民意调查结果表明，共有46%的被调查者喜欢不同形式的社会主义；如果把那些回答“无所谓”的人排除在外，剩下的就有多达54%的人赞同社会主义。另有23%的被调查者选择了瑞典模式，这是一种高度平等的社会民主体制，其工人权利、社会福利和个人经济保障的水平是其他西方国家望尘莫及的。只有不到20%的人说他们喜欢那种相对无管制的资本主义，而这正是以叶利钦为首的亲资本主义联盟一旦夺取国家权力就将毫不动摇地推行的体制。
民意调查中对其他问题的回答表明，后来成为叶利钦政府核心政策的工业私有化，获得的公众支持率很有限。只有3%的被调查者喜欢重工业的私有化，9%喜欢银行私有化，20%喜欢消费品工业私有化。而81%的人认为，国家应该保障每一个公民的食品和住房。与此同时，只有30%的人对共产党表示满意，却有60%的人表示不满意。这次民意调查显示出，绝大多数人还是想要某种形式的社会主义或社会民主主义，但又不赞成当今的苏共统治国家的这种方式。
叶利钦及其亲信们心里清楚，绝大多数俄罗斯公民企盼的，并不是自由市场的资本主义。但多数人对苏共领导层持毫不犹豫的批评态度，要求加快市场改革、民主化的步伐，赋予俄罗斯共和国更大的自主性。叶利钦在竞选中获得的强有力的支持，不仅来自于知识分子，而且来自于普通工人、妇女和退休人员。只是在武装部队中，在俄罗斯某些地区，叶利钦的得票数才低于其他的竞争对手。不过，在俄罗斯有一个团体，却是死心塌地和叶利钦所倡导的路线保持一致——此即党国精英。虽然一般的民众不支持建立资本主义的企图，但绝大多数党国精英却喜欢走这条路。
当上俄罗斯共和国总统，再加上掌握共和国的议会，就会给叶利钦提供一个向全苏国家政权发起冲击的阵地。然而，这些成功并没有给叶利钦及其亲资本主义联盟这一切。俄罗斯没有自己的军队。它还不是一个主权国家，而是苏联15个加盟共和国中的一个。俄罗斯共和国的首脑既没有法律依据，又没有宪法权力去改变其社会经济体系。亲资本主义联盟的最后胜利，还有赖于其他的变化和发展。
1991年7月20日，叶利钦就任总统十天后签署了在俄罗斯联邦国家机关中非党化的命令。俄罗斯共产党中央马上声称，叶利钦的命令是违反苏联宪法的，是无效的。苏共中央政治局就叶利钦的非党化命令发表声明，指责叶利钦为发展苏联社会和谐和建设性合作的进程设置障碍。苏共中央书记处也就叶利钦的非党化命令请求苏联最高苏维埃作出结论。苏共莫斯科市委第一书记普罗科菲耶夫认为，叶利钦的命令是向苏共发起了进攻。苏联武装部队和克格勃机关党委指责叶利钦的命令旨在分裂、排挤苏共。戈尔巴乔夫在苏共中央七月全会上批评了叶利钦的命令，认为“这决不是目前社会所需要的东西”。但他已无力与叶利钦对抗，只是有气无力地表示: “任何人都无权禁止党做劳动集体的工作”。而苏联最高苏维埃联盟院主席拉普杰夫则认为，叶利钦的命令是“适宜的”，不能把其命令看作是“对苏共的打击”。俄罗斯联邦司法部长费奥多洛夫表示，将追究不执行非党化命令者的责任。雅科夫列夫支持叶利钦的命令，并于7月29日宣布辞去戈尔巴乔夫总统顾问的职务。他宣称，他不相信苏共会革新。他越来越确认，“我们的不幸来源于马克思主义的教条”。8月2日，雅氏在答塔斯社记者问时说: “我在阅读时多次发现，马克思和恩格斯对农民阶级持鄙视和嘲讽态度。而对阶级斗争、暴力这样的观念却极为关注！只有通过阶级斗争才能达到普遍和谐。先是一个阶级消灭另一个阶级，然后是普遍和谐。孰不知，这是一件可怕的事情——革命极端主义，靠暴力实行无产阶级专政。因此我才反对马克思主义作为行动的指南，断定社会主义会失败。” 8月16日，雅科夫列夫宣布退出苏共，在八一九政变爆发前48小时，他公开提出有可能发生政变的警告。
8月4日，俄罗斯总统非党化命令正式生效。针对戈尔巴乔夫的批评，叶利钦认为，“关于非党化的命令既不是反宪法的，也不是反民主的，其目的在于结束党僚们的垄断局面，为所有政党和运动的活动创造一个平等的民主条件。不仅如此，这项总统令的目的还在于防止各政党和运动之间可能发生的政治对抗”。他还说，“如果戈尔巴乔夫采取措施反对非党化命令，那么他将严重损害我们关系的平衡”。
就在戈尔巴乔夫与叶利钦再次接近之时，苏共内部谴责戈氏的呼声越来越强烈，一些地方的党组织通过决议，要求戈氏辞职，或者尽快召开党的非常代表大会，讨论危机局势。7月6日，12名苏共党员致信苏共中央，要求戈尔巴乔夫辞去党的总书记职务。
7月8日，苏共中央副总书记伊瓦什科阐明了苏共的基本态度。他强调: “现在，一项实用主义的、慎重的、中派主义的政策，恰恰是人们和国家需要的。持左的极端主义和右的极端主义的立场，要解决任何政治任务、经济任务和社会任务都是无法想象的。中派政策应该成为某种核心，党的一切工作都要围绕这个核心转。其余的一切都是没有前途的，是分裂党，这不会产生任何好的后果。”在7月举行的苏共中央全会上，苏共新党纲得以通过。8月6日，俄共中央举行全会，波洛兹科夫辞去俄共中央第一书记和中央政治局委员的职务，由原苏共中央书记库普佐夫接任。全会还将原俄共中央委员鲁茨科依等人开除出俄共。
雅科夫列夫曾是戈尔巴乔夫的智囊，被认为是戈尔巴乔夫时期改革的倡导者，是苏联“民主化”和“公开性”运动的奠基人。戈尔巴乔夫推行的许多政治措施，实际上都来源于雅氏的思想，所以曾有人把他称之为苏联“改革的设计师”和“公开性之父”。他在苏联的最后岁月发挥了重要作用，将布尔什维主义的真容全方位地展示在广庭大众下。他在《一杯苦酒——俄罗斯的布尔什维主义和改革运动》一书中，对苏联改革的阻力问题进行了符合实际的剖析。这里摘录该书第12章的部分内容：
今天的俄罗斯，不同势力对造成政治和经济危机现象的原因的判断各不相同。各类拥护旧体制的人经常说，是民主派把国家弄到崩溃的地步，只要摆脱民主派，我们就能过上人的生活。
那么，改革之前，是谁不让过人的生活？是人民的敌人？是帝国主义分子？是间谍？是危害分子？是犹太人？是机会主义分子和修正主义分子？究竟是谁？
大家一定记得，所有不同意“党的路线”的人都被称作“败类”、“两面派”和“坏蛋”。
高级干部中最反动的核心攫取了对最大的共产党组织——俄罗斯共产党的控制。在苏共党内形成了把党阀、官僚、军界上层人物和军工集团头头纠集在一起的反改革联盟。这个联盟实际上把总统同党内和社会上的民主派隔离了开来。
对于总统，“极端派”力图一下子解决两个互相排斥的问题。一方面是利用对中央政策的不满积攒政治资本，为此目的曾批评总统好像应该和民主派一起对危机负有责任。另一方面，“极端派”力求在对民主派的攻击上取得总统的支持。他们说，戈尔巴乔夫“没有看出” “资本主义化”的危险，但是他后来“开始改正过来”，现在的任务是帮助他彻底“改过自新”。
这样的“帮助”是经常性的，而国家安全委员会则特别卖力。例如1991年2月初在给戈尔巴乔夫的信中，这个组织的领导人克留奇科夫在讲述了来自民主派的所有“吓人的事情”后，曾给苏联总统提出如下建议: “鉴于危机加深和局势可能急剧变化，不能排除在适当时刻在实施苏联最高苏维埃授权总统采取的非常措施的范围内建立临时机构的可能性。”
1991年8月，这种“时刻”对克格勃领导来说似乎是“适当时刻”了。但它也是自杀的时刻。
1991年8月的日子里，党和国家坚如磐石的联盟、斯大林的共和国联盟、行政命令经济机构以及很多意识形态幻觉都消失殆尽了。
在这些日子里，我出席民主派的群众大会，发表演说，写文章和接受采访。我也不只一次地和叶利钦交谈，回答英国首相梅杰、美国国务卿贝克、联邦德国外长根舍和社会党国际已故主席勃兰特打来的忐忑不安的电话。
确实，紧张已达到了极限。莫斯科到处是坦克，民主派的报纸被封，宣布处于紧急状态。阴谋分子宣布由自己来领导国家，成立了国家紧急状态委员会。
国家面临内战的现实危险。
双方都开始大讲特讲革命。
又革起命来了！碰到这种革命主义的病菌真是没有办法，而且完全是灾难。
历史经验无可争辩地证明，革命——这是通过社会混乱泥潭的一条最艰险、带来最大损失的道路，而且根本不会达到诱人的目的。
革命——这是缺乏责任和知识的直接后果，是过分狂妄自大和刚愎自用的结果。无论怎样借口这是高尚的精神冲动，都不能改变这种评价。
革命——这是事态发展压得人喘不过气来时的哭泣、歇斯底里叫喊和自暴自弃。革命——这是绝望的举动，是狂妄地企图一下子砍掉需要社会花上几十年紧张的努力才能建成的东西。
革命也包含着对一切政治力量和运动以及所有宣布自己是领袖甚至是全社会领袖的人是否成熟的真正考验。
向往革命，这是救世意识的产物。幸福和文明的生活要通过劳动获得，而且只有通过劳动才能获得。
常常有人讲，改革好像已经失败。
好吧，那就让我们也来谈谈这个问题。
首先要说的是，改革的实质是革新，从这个意义上讲，改革还远没有结束。它只是刚刚开始。如果作另外的解释，那在我看来，这就是大耍政治手腕了。
再说，与西方社会民主党经常对资本主义经济和生活方式进行的改良和修正不同，改良主义在苏共党内是受到残酷迫害的。而在现实生活要求进行改良的地方，改良也是在合法的口号下进行，而且总的说来只是羞羞答答地企图给由于我国对马克思空想的诠释而产生的国家垄断怪物披上某种合适的外衣而已。
这类改良可以取得局部成果，但是它们不可能改变整个制度的本质和特性，不能改变为实现专横的社会和经济决策而建立的机构。这些机构完全是为把自己和国家视为一体的苏共的军事政治野心服务的，同时也是为特权阶级的利益服务的。对这些机构清除一些污垢是可以的，但要彻底改变则是永远办不到的。
那些今天被看作是错误的东西，在很大程度上是由把改善本质上的缺陷作为目的的革新派的内部矛盾早就决定了的。在最近几年的叛乱和暗中破坏活动背后不只是有干部问题上的错误，而且还有体制上的反抗，它反对对它进行改良和使体制人道化。
在妨碍改良的其他客观的和人为的原因中，也有社会上一部分人思想消沉、疲惫不堪和缺乏事业进取心的因素。这一部分人在心理上受到布尔什维主义及其造就平平庸庸、不敢冒尖的人的政策的摧残。
今天还可以听到这样一种说法，即改革遇到如此激烈的反对是出乎意料的。
情况完全不是这样。
党内在今天仍继续反对改革的那一层人，在过去也从来没有赞成过改革。只要读一读亲斯大林分子的报刊，就足以发现文章的作者们继续欺骗人们的不道德的行为。
这些报刊(如《真理报》和《苏维埃俄罗斯报》)昨天还是贴政治标签、迫害持不同政见人士、对不受当局欢迎的人进行精神折磨的冠军，今天却装出自己受了莫大冤屈，并且已经在扮演正直的主张多元论的角色。它们昨天曾在意识形态上为1991年的叛乱作过吹鼓手，而今天它们甚至毫无悔过之意，只是要求民主派的保护，同时还把自己装扮成争取人权的斗士。
当露骨的斯大林分子开始明目张胆地为苏共权势机关夺回它以前的权力的时候，这并没有引起苏共最高领导层的抵制和谴责，而是得到了他们的暗中支持。如列宁格勒的“倡议派”开了四次代表大会，他们对此好像视而不见，可是党内民主派(民主纲领派)自己组织起来的头一次尝试就遭到权势机关和掌权的头头们的公然敌视。
在改革过程中，改革曾有过起伏。来自基层的最初热情和来自上层的积极性开始逐渐地衰减。革新派的主动精神也眼看着低落下去，这就使得复辟势力于1990年秋取得了胜利。可是复辟势力根本不去考虑能否成功，就发动了1991年8月的冒险行动。这次叛乱反倒激励了革新派。
以列宁主义的俄罗斯形式表现出来的马克思主义平均主义仍在毒害社会。这种平均主义害怕采取激进的经济决策，对人的行为动机和劳动动机看法极其狭隘，在思想上遵循专制主义的陈规老调。
把人的各种各样的利益归结为经济利益，相应地把全部社会冲突和民族冲突也都归结为经济冲突，忽视众多具有自身逻辑的多种多样的社会生活领域的独立性，这就是远未克服的马克思主义遗产。
从1990年冬天起，随着形势的发展变化，雅科夫列夫开始同戈尔巴乔夫拉开距离，最后分道扬镳，与谢瓦尔德纳泽等人组建“民主改革运动”，支持叶利钦。
雅科夫列夫同戈尔巴乔夫、叶利钦、谢瓦尔德纳泽等人，在思想上、历史根源上其实都有着共同点。俄罗斯学者认为，从本质上说，他们都是苏联“六十年代人”的代表。所谓“六十年代人”，俄罗斯学者的定义，是指在苏联特定的历史条件、时空背景下出生、成长并持有相同政治见解和倾向的领导群体。在时间界限和年龄概念上，主要是20世纪二三十年代出生，五十年代大学毕业，六十年代走上领导岗位，七八十年代在苏联居于高层领导地位的人。这些人都程度不同地感受过三十年代的“大清洗”和各种运动，经历过卫国战争，体验过五十年代的非斯大林化和六七十年代的改革和停滞等。他们都深刻认识到高度集权的政治经济体制的弊端，拥护苏共二十大、二十二大的路线和对苏联社会的改革，并且支持更新马列主义和社会主义。
雅科夫列夫在他的《一杯苦酒》中谈到了他的心路历程。他说: “时至今日仍然相信，当时我根本无权站在一旁袖手旁观。这是严峻地考验良心的时刻。同时我也相信共产主义思想，认为它是生活的真谛。可是，从前线回来之后开始产生的失望情绪越来越沉重地压在心头。在我的家乡雅罗斯拉夫尔地区到处可见快要饿死的儿童，农村被继续掠夺颗粒不剩。”“我生来初次认识到什么叫谎话连篇，什么叫恬不知耻。我本不愿意相信，可是事实越来越明显: 所有的人都在说谎——不管是在台上发言的，还是在台下恭敬地听别人发言的。”
苏共二十二大后，雅科夫列夫认为他洗了一个“凉水淋浴”，开始醒悟，觉得只要“修正和清理一些东西，国家就会加速发展。”但后来马上认识到这是一个错误，“问题的实质在于他们所建立的布尔什维主义制度，是构筑在暴力意识形态之上的制度”。因此，要“毫不妥协地推翻阶级斗争和无产阶级专政的理论——马克思主义的基本教条”；“坚决否定号称历史火车头的暴力革命，坚决否定′剥夺剥削者’的罪恶主张——要斩草除根地否定他们”；“要肃清布尔什维主义”。
不难看出，这样的“智囊”进入到苏共决策高层，苏共会走到哪里去。
(未完待续)
荀路 2024年9月26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