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六章 泰山压顶
（36）告状信
在这次对公司严苛的“清理整顿”之后，我曾多次感叹在中国做事情的难。我想请人画这样一幅漫画，一个人挥汗如雨，埋头干活；十个人评头品足；一大群人围观；圈子外面，还有一个贼眉鼠眼的小人，拿着一封告状信，上面贴了八分钱邮票……
1985年初，有人告我们的状了。后来才知道，告状的，不是什么贼眉鼠眼的小人物，而是相貌堂堂的大人物。署名是“科学院部分科研人员”，实际领头的，是科学院声学所的所长汪德昭。
汪德昭是我国著名物理学家，中国水声科学的奠基人。上世纪三十年代，他曾在法国巴黎大学朗之万实验室工作。1956年回国，1964年组建声学所并出任首任所长。文革中受到冲击。邓小平在二十年代也曾在法国勤工俭学，或许是因为这种渊源，所以汪德昭给邓小平写信。1979年，声学所得以恢复。
这一次，他又给邓小平写信。2009年，张福森主编了一本《中关村改革风云纪事》，其中亲历其事的孟志元（该次清查组组长，北京市纪委副书记），在《对中关村四公司的调查》一文中，透露了这封告状信的内容。我只列出其中关于四通的部分：
小平同志，您好！
北京中关村地区开发技术公司林立，有的纯属倒卖、投机而牟取暴利。如：
1.四通公司，专门倒卖科学院所需仪器、器材及汽车等物品，一九八四年分红利每人达万元以上，总经理系李昌同志的女婿，因此什么物资（包括国内外）都能购进，都能倒卖。”
接下来被告的还有中科、科海、京海三个公司。首当其冲的是四通公司。
1985年3月2日，中央用“红头文件”转发了这封告状信。在批文中称我们为“纯属倒卖、投机而牟取暴利的不法组织”。也就是说，未经调查，中央已经给我们定性了。
韩钢在本书的序言中说：
说来匪夷所思，告状者是声名显赫的科学家，批状者竟是倡导改革的领导人！历史就是这样复杂，从来不是直线演进……”
历史的演进有时候也会有出其不意的结局。四通当年投资了一个子公司：四通利方。四通利方和美国华渊合伙，生了一个儿子叫新浪。所以从源头上来说，新浪是四通的孙子公司。话说汪德昭也有一个孙子，叫汪延。2001年，他担任新浪的CEO。也就是说，十六年后，汪德昭的孙子和四通的孙子成了一家亲。
但当年，汪爷爷差点要了四爷爷的命。
现在的年轻人可能不清楚其中的凶险。先给你们说两个当年的实际案例。
上世纪八十年代初，武汉有一位工程师叫韩庆生，业余兼职，救活了一家乡镇企业，拿了600元额外收入，结果被判受贿罪，坐牢300天。折合下来，每拿2元钱，就要坐1天牢。
韩庆生被认为是科技人员因为下海而坐牢的第一人。
在我们被告状之前不久，胡乔木的儿子胡石英也被告了状，1985年被判了刑。其实，胡石英是一位有创新精神的年轻人。当时著名的观念开放的杂志《人才》和《丑小鸭》，就是他创办的。胡石英后来搞了一个什么函授。他在社会上集资，却账目不清，被人告了状，结果在抄家时从床底下拖出几麻袋钱来。最后以诈骗罪给判了一年零两个月，实际关押了两个月。
据说，这事是犯在胡耀邦手里了，二胡也因此结怨。
而我们是犯在邓小平手里了，他可是有名的钢铁公司。当初我们把公司名字定为“四通”（STONE，石头），说是可以成为改革过河时老邓能摸得着的石头。果不其然，我们让小平同志摸到了，其结果是被定为“不法组织”，要被“清理整顿”。
中央的红头文件报送“小平、耀邦、紫阳、仲勋、启立同志”。然后再批转“锡铭、鹤寿、宋健同志”。这阵势，这动静，要比前面说的那两件事情，大得多了。
1985年3月18日，李玉从外地出差回到北京，当晚接到一个电话。有人把从3月5日至3月12日，从邓小平讲话到中央和北京市各位大员的层层批示读给她听，一道比一道严厉。顿时，她意识到大祸临头了，感觉毛骨悚然，紧张得直打哆嗦。
据孟志元同志的文章，中央的批示是“由北京市委牵头，中纪委、国家科委都参加，组成调查组对信中反映的情况进行认真调查，并对有关公司进行清理和整顿”。
根据中央领导的批示，北京市委书记李锡铭提出“北京市由市纪委牵头，请市工商局、市审计局和市科委组成一个联合调查组，并请中纪委和国家科委派人参加”。
最后，组成了十八人的联合调查组，时任北京市纪委副书记的孟志元担任组长，以清理整顿的名义，进驻四通、京海、科海和中科四家公司。
（未完待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