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
参加那次编辑部会议之后，我算是比较正式地进入了《今天》的圈子，并且也正好填补了由于那几位前人的退出而留下的空白。我的那位季姓同学是那种七七级扩招的走读生，不住校，每天回家，正好成了我和北岛之间保持联系的联络员，有什么事情北岛就托她通知我。不过，照顾到我还在上大学读书，编辑部的杂务，诸如油印装订以及到外面去叫卖张贴杂志等北岛一般也不叫我去做。只有重大一些的活动，比如在紫竹院和圆明园举办的诗歌朗诵会，他才通知我去参加。因此，当时我和设在刘念春家的编辑部的其他人接触确实不太多，编辑部那边的很多事情我也不很清楚。我只是周末没课的时候偶尔去编辑部看看，如果赶上大家正一起吃大锅面，也会来上一两碗，仅此而已。在编辑部里，后来只有徐晓和我交往更多一些，大概也是因为只有我们两人是读中文系的大学生，有很多共同话题。她好像天生有当编辑办刊物搞出版的才能，除了参与《今天》，还为北京师范大学学生会主办刊物《初航》，然后又主编过全国高校的联合刊物《这一代》。现在有人在回忆文章中说我当时正式担任了编委，是七个编委之一，我自己倒记得不那么清楚。在我记忆中，当时的《今天》编辑部并没有明确的架构，对外时的说法只有北岛主编和芒克副主编这一点比较明确，其他人大多是做点实事就算个成员， 从来也没有人来正式任命你什么职务，谁是编委谁不是编委说不清楚。出于个人安全 考虑刊物上也从来不登编委和编务人员的名字，作者则几乎都用笔名，只有联络人刘念春的名字和地址是公开的。有些事情大家的分工还比较明确，比如黄锐可以算美术编辑负责设计封面插图、周郿英、鄂复明管财务和发行，赵一凡做文字数据方面的工作等等。还有些事情，比如联系打字印刷装订外出叫卖和张贴刊物以及到邮局寄送杂志 甚至跑腿采买等等，那就是谁能出力谁出力了。我记得这些事不光主编副主编北岛和芒克要做，徐晓做得也比较多，为了印封面跑印刷厂，还四处奔走联络打字。这些人都该算是编委吧。此外，还有两个重要人物当然是我们不能忘记的，一个是作为《今天》对外联络人并提供出自己的住房作编辑部的刘念春，另一个是为《今天》撰稿也为我们的作品讨论会提供场地的赵南，在我记忆中，他们至少在名义上都算是编委或编辑，我看到的一些回忆文章没有算上他们，这是不够准确的。
总的来说，正如很多人的回忆文章中已经提到的，最初我在《今天》这个圈子里并不活跃，出头露面的事做得不多，应该说是“二线人物”。“二线人物”这个说法 并不是我的凭空想象，也有其历史出处：一九七九年十月一日，因为《星星画会》在美术馆外街头花园展览的画被当局没收一事，民主墙各个刊物组织的联席会议按当初一家有难各方支持的协议，举行了一次游行示威。《星星画会》的召集人黄锐、马德生等本来就是《今天》成员，是同胞兄弟，更有唇齿相依之感，所以《今天》是游行主力，正副主编北岛和芒克都去打头阵了。但是北岛没派人通知我去参加，他后来对我说，不知道这次游行会有什么结果，在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庆节举行民众自发的抗议游行在历史上是前所未有的，很可能惹恼当局，他和芒克都是做好被捕准备的，那样的话，总得有人留下来继续出版《今天》，因此要把一些人安排在“二线”。如果我没记错的话，留下没去游行的这些“二线”人物除了我，好象还有徐晓、老周和老鄂等人。阿城当时是《星星画会》成员，游行也去了，但是被安排在队伍后尾，没有打头阵，也是做了“二线人物”。
不过，有人因此在回忆文章中说我当时只是一个作者，那又是只知其一不知其二了，因为我除了向《今天》提供自己的小说以外，也还担任一些重要的编务工作，要不然，我这个“编委”岂不是徒有虚名，和其他作者没有什么两样了。大概由于这些编务工作往往都是北岛和我单独联系，很多人不知道，才会有此误解。这种情况可以再次说明，《今天》是个松散的组织，有编委会其实也是有名无实，如果按有些人的说法我当时是编委的话，那么在我的记忆中我几乎没有参加过什么编委会会议，当时我和芒克、老周和老鄂等人见面都很少，我基本上只和北岛联系。在我的记忆中，有什么重大决定，其实都是北岛和一些人商量以后就可以决定的。因此有些事并不是人人都知道，比如说刊物的发行情况我就不知道，也从来不过问，而别人不知道我在做什么也是很自然的。有些决定后来自然会通知到其他人，但大家也不会再提什么反对意见。
这和当时的环境有关：我们不在一个工作单位，大家没有机会常聚常开会，那时电话通讯也很不方便，有事靠骑车来来去去通知大家，甚至从东到西转遍全城，此外，出于安全的考虑也没有必要把什么事都通知到每个人。有些回忆文章的作者说， 《今天》好像是两部份人组成的，一部份是七十六号编辑部那边搞具体印刷出版发行事务的人，另一部份是散在外面的作者。这种说法有道理但也不准确。有道理是指它说明《今天》圈子里的人互相并不完全沟通的情况，不准确则是划分得太简单。
《今天》在我的感觉中就像一张蜘蛛网，一圈圈向外扩散，有些人靠近中心，有些人在外围，而这张网上总有只蜘蛛在忙忙碌碌地把一切线索编织联系起来，这只蜘蛛就是北岛。因此，《今天》以他为核心，由他主政，是再自然不过的事了，没有人比他更合适。这样的网络结构需要一个像蜘蛛那样的角色，而那个角色似乎除了北岛别人都无法代替，只有他能把各条线索联系起来，而其他人都不能不经过他这个蜘蛛联系到网上的其他角落。这个角色北岛还会一直扮演下去，一直扮演到《今天》在海外复刊仍然如此。当时我在《今天》担任的工作主要是编辑一些小说稿。有时，因为缺少小说，北岛会从来稿中挑选出他尚不满意但还有可取之处的稿件让我改写。记得经我改写以后发表在《今天》上的小说有《老人与伤兵》、《永动机患者》、《一个孩子死了》等等。这种改写往往是大手术，伤筋动骨，我要铺开空白稿纸重写一遍，有时在主题情 节人物甚至语言上都有很大变动，比如《一个孩子死了》中残废人“泥菩萨”这个人物就是我为了增强对比效果而另加的，以说明和强调小说结尾那位女医生为什么不再抢救小火这个孩子的生命：她可以做截肢手术抢救小火的生命，但她不愿意小火成为又一个“泥菩萨”。显然，这样改写出的作品和原作相去甚远，原作者是个有点唯美主义倾向的女画家，她本来是想表现自己下乡写生时的内心困惑，既要写生，又想让画笔逃开丑陋的现实，因此突出的是艺术之美和生活之丑的矛盾，而我把焦点转移到了医生身上，写人道医道给人自身带来的困扰。
所以，北岛告诉我，改写过的作品发表之后常遭到作者的强烈抗议，甚至不愿意再承认这是自己的作品。回想起来，当时的作法对作者确实不够尊重，改写时未和作者商讨。我现在仍然是《今天》的小说编辑，就不会再干这种吃力不讨好的事了。不过当时我是遵命而行，情有可原，而且也以为作者是同意我们这么做的，才敢那样放手改写。这些作者当时还都是初次发表作品的文学青年，拿来作品时态度谦恭，总说是让我们提提意见帮助修改的。另外，我后来看到《永动机患者》和《一个孩子死了》转发在一些正式文学刊物上，用的还是我改写的版本，可见作者虽然抗议，但内心里大概还是接受了我的改写。
除了创作和编辑小说之外，我在老《今天》的另一项主要活动就是参与在赵南家举办的作品讨论会，实际上也就是今天所说的文艺沙龙。这一活动后来形成了惯例，每月第一个星期日的晚上举办一次，风雨无阻，我几乎是每次必到的。当时北岛有点半开玩笑半认真地封我为《今天》的“文艺理论家”，因为我在中文系上学，算是正经地读了几本“文艺理论”的书，还是班上的“文艺理论”课代表，因此有责任在作品讨论会上多“侃”点理论，多卖点嘴皮子。《今天》这些诗人中，北岛和芒克等人都不太喜欢谈理论，也无意用什么别人的文艺理论武装自己的嘴巴。江河、顾城和杨炼是喜欢“侃”些理论的，但他们进入这个圈子还要晚些，一开始在作品讨论会上也并不很活跃。《今天》圈子里其实还有北岛的弟弟赵振先（笔名郑先）在美学理论和文学批评方面比我有更深的造诣，有一次还给大家专门讲了克罗奇的美学理论。
在赵南家定期举行的作品讨论会已经有很多回忆文章都写到了，但大多只是提到了这个形式的存在，提到了它的人来人往热热闹闹，提到它在北京地下文学圈里的凝聚作用，而很少有人具体回忆到我们到底讨论过什么作品或什么文艺问题。其实，要研究《今天》这段历史和《今天》作家的美学倾向，这才是更重要的。就我的记忆，我们讨论的作品大多是手稿，不是在《今天》上已发表的作品，更不是官方文学刊物已发表的作品，因此这更像一个审稿会，大多是要讨论某篇作品该不该发在下期《今天》上，和一般针对已发表作品展开的文学评论是很不同的。我后来发表在《今天》上的小说，差不多都先拿到会上让大家讨论过，有时还会根据大家的意见作些修改。因此，我们的批评性讨论不光是表现每个讨论者个人的艺术倾向，也因为作品的取舍而直接影响到《今天》的文学旨趣和面貌。比如说，我还记得很清楚，礼平的中篇小说《晚霞消失的时候》最早是拿到我们的会上来讨论过的，有个别人很赞赏，但大多数人还是否决了。这篇小说后来登在某官方文学刊物（好像是《十月》）上，还得了什么官方小说奖，但也在当局“反精神污染”的运动中被点名批判，更是名噪一时， 有人因此批评我们是不是看走了眼，放掉了一篇好作品。我无法详尽复述当时我们否决这篇作品的理由，只能简单地说，那时《今天》圈子中的人现代派和先锋性意识已经越来越明确，这篇小说那种貌似深刻的古典叙事方式，没完没了的哲理辩论，是不合我们大部分人的口味的。我至今不认为我们作了什么错误的决定，就是现在拿到这种作品，我这个小说编辑也仍然会否决的。
除了礼平的《晚霞消失的时候》，我记得我们讨论过而没有在《今天》上采用的小说作品还有郑义《枫》、老鬼《血色黄昏》等，另外好像还有张承志《黑骏马》和《北方的河》。这些作品不一定是作者自己交来投稿的，而是别的好心人拿来推荐给我们的，老鬼的《血色黄昏》是他托徐晓带来让大家提意见的。可惜，虽然这些作品后来都曾在中国文坛上留下过颇为响亮的名声，但当时却没有被我们接受。有的是因为作品的政治主题太强烈鲜明，有的是因为作品的语言风格太浪漫甚至夸张，都游离在当时的《今天》为自己划定的美学疆界之外。换句话说，《今天》自然也有过《今天》的忌讳或条条框框，要不然也一定会争取把这些作品发在《今天》上。《今天》在海外复刊后，我在复刊号上发了高行健以一九八九年的“六四”天安门事件为背景的剧本《逃亡》，后来遭到个别编委的强烈批评，也算是一个相近的例子吧。
赵南家的作品讨论会对我个人的文学创作的影响也是非常大的。就写作来说，我在这个作品讨论会一年多的活动中的受益，比我在大学中文系学的四年课程都多。如 果说在这之前我不过是凭一种对文学的直觉和爱好在写作，像在黑暗中摸索，那么在这之后我就比较自觉和明确了。这不是说作品讨论会上有谁是了不起的伟大导师，而是说在这个沙龙里有一批非常出类拔萃的人物，每个人又那么不同，每个人都能给你一点不同的惊奇。大家虽然是朋友和同道，但讨论作品其实也是一种思想、智慧甚至口才的较量，因此每个人都想把自己最拿手的最强的一面显示出来，这里面就有一种竞争和好斗的气氛，于是，在这种人人力争向上的气氛中，人就好像也跟着升华了。我自己从第二期发的“瓷像”到四、五期上发的“雪雨交加之间”和“开阔地”，就自觉进了一大步。
在参加《今天》作品讨论会之前，我必须承认，我的文学和美学观念还是比较保守陈旧的，没有超越过文学史上的所谓批判现实主义阶段。我读过的作品也基本上是在这个阶段之前，尤其推崇俄罗斯的现实主义文学作品，如托尔斯泰的《复活》。振先的回忆文章认为《今天》真正有现代意识的小说家是伊恕，即刘自立，这个评价是很中肯的。那时我对现代主义就算不是一无所知，感觉也非常朦胧。而正如多多在他的回忆文章中所说的，北京的地下文学圈子由于其得天独厚的文化环境，早就开始了现代主义的写作实践了，北岛和芒克等诗人都是这种实践的佼佼者。我甚至可以这样说，我是在和他们的接触中，在他们不经意地发表的评论中，在他们的作品中，才经受了现代主义文学创作的启蒙。总之，我的体会是，对于我这样天赋不高的人来说，要想成为一个优秀的作家，有这样一个文学沙龙的熏陶是非常重要的。可惜这个沙龙过早地解散了，我成为优秀作家的梦想因此也就没有实现。
顺便说一下，有的回忆文章的作者为北岛芒克等《今天》诗人当时没有上大学而感到惋惜，这真是一种自作多情。其实，当时那种大学即使请他们上他们也不会上。不说别的，当时要上大学必须考政治，上了大学还有马列主义的政治必修课，要回答很无聊的政治问题。这些诗人把文字看得比金子还贵重，怎么愿意把笔墨浪费在这种地方。我倒更羡慕他们的无拘无束自由自在，让我想起裴多菲的诗作《狼之歌》，而对照之下，我们这些规规矩矩的大学生让我想起的是裴多菲的《狗之歌》。
（未完待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