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
一九八〇年的春夏,西单民主墙运动已经逐渐沉寂了。当局表面上还没有正式禁止人们在街头公开张贴大字报或刊物的活动,但北京市政府以西单为交通要道而民主墙影响该地交通为由,把允许张贴大字报和刊物的地点限制到了西城的月坛公园。那里交通不便,连北京人都不常去,外地人就更不易找到,顿时变得非常冷落。当然,交通不便不是民主墙冷落的真正原因,如果是在运动高潮时期,不管在什么地方都会人头攒动,月坛也可能变成北京的海德公园。使这场民主运动冷落下去的真正原因当然还是当局的压制和分化瓦解。该抓的已经抓了,该判的已经判了,该收拾的也开始收拾了:该发配的发配,该安抚的安抚,该收买的收买。那时民主墙出现的各种刊物大都已经停刊,有的是被查封,有的是自己散掉的。
《今天》算是这些刊物中维持得最久的,也是最活跃的,七月份还出版了第九期,八月底九月初还协助“星星画会”在中国美术馆举办了第二届画展。我们通过邮局发行收回的钱也足以维持杂志的周转,因此我们根本没有停刊的打算。在此之前,好像还没有公安局的人来找过我们的麻烦,可能是因为《今天》一直强调自己是一本纯文学刊物,摆出比较温和的姿态。当时有些小道消息说,在共产党中央委员会的大会上,邓小平杀气腾腾地点名批判了西单民主墙的几个刊物,但没有提到《今天》,好像是另眼相看了。我记得当时北岛比较乐观地告诉过我,据他得到一些内部消息说,共产党里的改革派和保守派对如何处理民主墙的这些人和刊物还是争论很激烈的,胡耀邦等改革派对某些刊物有网开一面的打算,将会允许三、四个刊物公开发行,包括《今天》。北岛说,如果真是如此,那我们就可以放开来大干了,可以辞去各自为了维持生活而不得不端的“饭碗”,我也可以放弃我的学业,全力以赴地办刊物。
历史如果真是如此发展,《今天》这样的同仁刊物将成为当代中国最早的没有共产党控制的真正的自由媒体,那就会真正体现了宪法许诺的出版自由,民间社会将逐步成长起来,也许,中国就不会是今天这个样子了。可惜,共产党内的保守势力显然不会容忍中国人享受这样的民主自由,尽管我们保持了温和的调子,但《今天》毕竟是标新立异的,毕竟是在共产党的文化体制外活动,因此还是不能见容于在政治上依然非常保守专制的当局,他们最终也向我们《今天》开刀了。也就是说,《今天》还是不可能在现行政治体制下生存。大约是九月下旬,正是准备出版第十期《今天》的时候,部分稿件都打印好了,但风声越来越紧。北岛托季姓同学带信让我赶紧去他家一次。他告诉我,北京公安局的人已经两次造访七十六号编辑部。第一次的态度倒还算客气,没有说《今天》是反动刊物要予以取缔,只说根据一九五一年政务院的出版条例,“刊物未经注册,不得出版”,而我们《今天》没有注册,所以要去注册才能出版。第二次,口气就明显强硬起来,说《今天》属于非法刊物,在没有注册前应立即停刊,否则就要抄没油印机等,还可能拘留我们的人。为此,老周老鄂等人已经把油印机和稿件等从编辑部转移了出去,北岛芒克老周还到北京东单附近的新闻出版局去交涉了一次,提出了注册申请,新闻出版局倒没有拒绝申请,但要他们出示单位介绍信。《今天》不属于任何单位,当然没有什么介绍信,后来去找北京文联,也不给开介绍信,推给中宣部,中宣部也不管,推给中国作协,前者推后者,后者推动前者,甚至要我们去找编辑部所在地的街道委员会解决,完全是一套“第二十二条军规”的作法,把我们像皮球一样踢来踢去。总之,没有介绍信,那就无法注册,不能注册,下一步出版第十期成了问题。
北岛是找我和其他人商量下一步的对策,当时在场的还有谁我记不得了。我只记得我们有几个人一起骑着自行车急匆匆穿过张自忠路到编辑部去的情形。我们边骑边谈,几乎是在路上做出了两条决定:第一条决定是写一封公开信向社会发出呼吁,要求有关部门允许我们正式注册,争取刊物合法化,这就是后来发表的《致首都各界人士的公开信》;第二条是成立一个“今天文学研究会”,在刊物不能注册正式出版之前,以“研究会内部交流资料”。现在已见的回忆文章大都没有解释为什么当时我们要突然成立这么一个组织,其实我们的目的就是为了继续出版刊物,这和五四运动前后出现的那些有明确文学主张和宗旨的文学团体和刊物是有很大不同的。我们只是想到,当时所见的很多书报杂志上常常有“内部发行”“内部交流”字样,不算公开出版物,所以也无需注册登记,如果我们也成立一个“研究会”之类的社团,然后用社团“内部交流”的名义印刷出版作品,就可以试一试在法律的网眼中钻一个空子,也就是说,在得到正式注册前也可以用这种方式继续维持出版而不违法。此外,成立了一个社团之后,也可以算是一个单位了,就可以用社团的名义去申请注册。这就是成 立“今天文学研究会”和出版“今天文学研究会内部交流资料”的具体由来。
上述的两条决定很快就实行了。我们的公开信后来寄送出了一百多份,除了北京文联、北京作协、中国作协、国家新闻出版局甚至中共中宣部等单位,还分送给了在北京的很多知名老作家,大家还分别带着信四处奔走,上门去找过这些单位和作家寻求支持,比如我就去找过著名翻译家冯亦代先生。那份公开信是北岛让我起草的,文字上当然就没有诗人写得那么漂亮和诗意。我写的时候比较激愤,用词相当激烈,比如我攻击官方不给作家创作自由,因此中国文学“像裹尸布一样苍白”,所以冯亦代先生当面批评我们抹杀了中国文学几十年的成就。我们去找过的人还有冯牧、萧乾、严文井等老作家。
“今天文学研究会”的那次成立大会我记得是十一月初在赵南家举行的,不是通常我们举行作品讨论会的时间,因为怕圈外的人也会闯来。来参加会的人还比较多,包括史铁生和赵一凡都坐着轮椅赶来参加了,还有一些平时不常来的人也接到通知来了。在这次会上我们郑重其事地进行了成立一个社团的必要程序。比如我们通过了一个“今天文学研究会”章程。我对章程起草的过程还记得比较清楚,因为当时诗人们都惜墨如金不肯动笔措辞,也对这种毫无诗意的文字没有兴趣,所以章程起草也是我先执笔,似乎不知不觉地担任起了会议书记的角色。我写得非常简单,只简短地写了几条,对“研究会”的性质和目的、成为会员的条件和义务等做了些简单限定,然后大家讨论一下,没有什么意见就算通过了。这大概是中国现代文学史上最简短的一份文学社团章程了,不超过半页纸。这种简短有多种原因,一是我们成立“研究会”的目的不在“研究会”本身而在于出版《今天》,章程只是一个形式,因此用不着在条文上大做文章,写得简单,就不用大家多费时间讨论;二是这些诗人和作家都非常强调个人的自由,不是万不得已,也不会加入什么社团,因此我们不希望章程对会员构 成太多约束;最后一条非常重要的原因是,“今天文学研究会”的成员其实在美学观念和趣味上已经有了相当差别,后来各自走的不同文学道路也证明了这一点,因此,除了在要求艺术创作自由这一点上还能形成共识之外,无法表达比较一致的美学追求和文学主张。这和中国现代文学史上的其它社团如三十年代的“创造社”或“文学研究会”等就有了很大不同。
在这次成立大会上,我们还用不记名投票的方式选举了研究会理事,我记得一共选出了七名理事,我也是其中之一,这才是《今天》这个圈子第一次有了比较正式的组织机构。然后,我们七个人到赵南家外面的天井里去开了个理事会,讨论人事安排和具体分工的一些问题。这时北岛坚辞不当会长,反而推举我来担任。我自然知道我是不堪大任的,也坚决不干,而其他人也都不愿意干,此事后来就不了了之了,“今天文学研究会”于是成为一个现代史上少有的只有理事而没有具体负责人的社团。
不管怎样,“今天文学研究会”显然是文化革命以后出现的最重要的民间文学团体之一,人数比较多,也多少有点影响,所以值得在文学史上小书一笔。我记得我们当时算上的正式会员有三十多人,基本上是以在《今天》发表过作品为入会条件,除了那些后来被称为“朦胧诗派”的诗人,除了徐晓、史铁生、刘自立、甘铁生和我这些经常在《今天》上发表小说的人,除了黄锐、马德生和阿城等又能画又能写的人,还有些成员是目前所见的回忆文章作者从未提到,大概也不知道的,比如后来成了著名导演的陈凯歌其实也是我们的会员,也就是“内部交流资料”上发表的小说《假面舞会》的作者夏歌。还有一位会员是后来经常写电影剧本的乔雪竹,她是中央戏剧学院戏剧文学系的本科生,和我应该算同学,但因为也是北岛这个蜘蛛单线联系的,一开始我并不知道她其实也是我们这个蜘蛛网边缘上的人。
“今天文学研究会”成立之后,我们先后出版过三期“今天文学研究会内部交流资料”,直到北京市公安局再来警告我们说,连“今天文学研究会”也是未经注册的非法组织,也属于非法取缔之列,不用说出刊物了。我们争取正式注册的全部努力显然没有什么结果,官方的各个单位还是互相推诿,继续玩弄第二十二条军规的游戏。老作家们虽然对我们当然表示同情,但没有人能给于实质性的帮助。当时,正式对我们的公开信答复表示支持的,就我所知,只有萧军一人,是用毛笔字写在一张中国作协竖格信笺上的。在此我要说明一下,在唐晓渡对芒克的访谈中,芒克曾否认此事, 但这是确有其事的,我不认识萧军,不用无缘无故地为他编造故事,作此说明只是为了尊重历史。我想芒克可能真不知道此事,因为当时这封回信是北岛交给我保存的。后来我还把这封信带到了国外,但在一次搬家时不慎被当垃圾扔掉,让我至今感到可惜。
面对北京公安局的最后通蹀,我们能做的选择就不多了。当然,我们也可以坚决不停刊,可以继续秘密地坚持刊物的出版,那怕是刊物最后真被取缔,我们也真被逮捕入狱,但这是一种比较激进和冒险的选择,是“不自由毋宁死”的选择,是“决不跪下/让刽子手显得高大”的选择,也就像一九八九年坚持不从天安门广场退却的大学生一样,最后可能导致悲剧。《今天》这个圈子里的大部分人还是比较温和的,当时也没有必要去做无谓的牺牲,至此为止,我们的一切努力都只是为了自由地而又合法合理地创作和出版,争取在现行制度下有所突破,因此,我们最后还是决定保存实力,暂时停刊,等到形势有所好转时再争取复刊。这里确实也有一定的妥协,和中国文坛当时比较松动和微妙的情况有些关系。有些正式的文学刊物已经对刊载我们《今天》的作品感兴趣,比如《诗刊》就准备发表舒婷、江河、顾城和北岛等人的诗歌作品,安徽有家文学刊物也刊登过我们的一些小说。如果我没记错的话,还有件事也可以说明我们为什么决定停刊:我记得有一个法国记者曾想帮助我们把公开信带出国去交给国际笔会,通过国际笔会施加压力来支持我们获得注册,这件事不知怎么被作协的书记冯牧知道了,他通过史铁生传话给我们,希望我们把信件追回来。他的意思是说中国当时刚刚加入国际笔会,希望我们不要造成不好的国际影响,同时,他保证想办法给我们一定的生存空间,这不仅是指我们的一些作品将可以在官方许可的刊物上发表,还包括对某些成员进入作协做出安排。我们接受了他的条件,把信件从那个法国记者手里又要回来了。
当然,刊物一旦停办,“今天文学研究会”本来是为了继续出版刊物而成立的,又没有其它活动,自然没有了存在的意义,也自动消亡。此外,没有了刊物,也就没有讨论作品的必要,赵南家的作品讨论会也就停下来了。老《今天》的历史就是这样结束的,结束得有些无声无息。
一九八九年的夏天,我曾开车和北岛一起访问了捷克首都布拉格,当时的捷克还是专制者的天下,哈维尔还在监狱中,边境在线的士兵毫无表情地检查我们的护照,还车里车外检查我们有无夹带宣传品,那种气氛真有些恐怖。在布拉格,我们经过一个汉学家的介绍会见了当地的地下文学刊物《手枪》的编辑。那是一份真正的地下文学刊物,他们和捷克的警察玩着真正有趣的猫捉老鼠的游戏。这些编辑中也就有后来“天鹅绒革命”的参与者。从那时起,我就一直在思考一个问题,而且至今也没有考虑出一个令我满意的答案,那就是说,我们为什么没有捷克知识分子那样的自信,没有坚持到底,没有建立真正和官方文学对抗的地下文学?
(未完待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