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十一章 承包壮大
（75）沾金成土
小霍从一个守规矩、懂礼貌的年轻人，沾金成土，发生这一切，是必然的吗？
有网友评论：“四通在引进人才的时候，也引进了定时炸弹——霍海音……佩服你的魄力，幸好他没在你手里炸了。”
我回答：“在我手里，就不是炸弹，所以也炸不了。”因为四通有严格的财务审计，还有一个原因，就是我不贪。什么样的头，带出什么样的兵。一个企业，掌门人是带头大哥，自己立身正派，下面就不敢胡作非为。你在上面歪出去一丝一毫，下面就能岔出去十万八千里。
贪婪之心，人皆有之。在基督教中，贪婪被列为“七原罪”之一。所谓赎罪，是要在人心中去除这七大恶魔，其中司贪婪的魔鬼叫“玛门”。
佛门认为六根不净的凡人皆有分别心、比较心、执着心、贪婪心、嗔恨心、痴迷心……如果能“弗”去这常“人”之心，即可成“佛”。
有人问：如何才能修成正果？我回答：多读书，读书明理，修心养气。邓拓在《燕山夜话》里讲过两个朋友打赌读书的故事，面壁十年，参透了人生真谛，志向自然高远，六根自然清静。
如果不读书，那就需要有好的榜样、好的环境、好的制度来引导你、约束你、规范你。
男人贪渎，多半是因为女人贪心。陈水扁身陷囹圄，吴淑珍难辞其咎。我不贪，李玉厥功至伟。一般来说，男人的色胆大于贪念，女人则相反。不过，男人一辈子受女人领导：小时候受妈妈领导，成家后受老婆领导，老年后受女儿领导。我没有女儿，现在乖乖地听从孙女领导。
从1984年5月四通成立，到1985年3月我辞掉公职落草为寇，我没从公司领一分钱，李玉没有二话。其间老沈给我分了4000元年终奖，李玉退了回去。后来四通替许多干部买了大单元房，我没有给自己分一间，李玉也没有意见。一开始，我们住在计算中心分给我的简易楼，是那种厨房只有一平米，没有卫生间，厕所和水龙头在楼道里公用的筒子楼。我父母来了，就住在那里。 我和李玉则回岳母家住。1986年中科院住简易楼的职工全都搬迁新楼，简易楼开始了停水停电，实在没办法住下去了，我在青年公寓四通买下的单元给父母找了一个房间暂时安身。却招来了《北京青年报》一篇很不友好的报道：《老鸳鸯飞进青年公寓》。尽管心有不忍，但我们只能坦然承受。旁观而看不下去的，是我已经离开的单位中科院计算中心。所里主动帮我从简易楼换到黄庄的801楼，虽然是最小的单元房，但有自己的厨房和卫生间，条件好多了。那时候，我的人事关系早已调离计算中心。帮一个离职的员工换房，领导们也是破例了。后来，四季青在西三环北路厂洼街和五金矿产合作盖了一批宿舍楼，李文元做主分了我一间，也是那种最小的单元房，我和李玉才算是有了自己的家。到1989年6月离开北京，我和李玉一直住在那里。7月份公安来抄家，被我家里的简陋震撼了，也感动了。他们不敢相信，这就是四通老总的家。
对我和李玉来说，钱，够花就行；房，够住就行。都是身外之物，生不带来，死不带走。现在，这两处房产，是我们在北京的全部资产，因为位置好，很容易出租，这笔收入，是李玉在北京主要的生活来源。我们很“富有”，除了钱，我们什么都有了：友情、亲情、敬重，每日吟诗著文、桥坛博弈、柳溪垂钓、含饴弄孙，享天伦之乐，谈笑有鸿儒，往来无白丁。还有最难得的，是内心的安宁。
另有一种人，他们“穷”得什么也没有了，只剩下钱。关于我离开之后的四通，李一川在一篇回忆文章中说：
1997年，在他（指四通后来的掌门人）如呆子般的“折腾”下，四通早已入不敷出、债务累累，每况愈下。此人居然想靠威逼利诱财务人员作假账来骗贷度日，在遭到强烈抵制后，引发了当时四通四名财务高管——被称为“四大财女”——张延、郭胜荣、刘绿波、汪世平——的全部辞职并逐一离去。
第二年四月，霍海音被收押。必须申明，我不认为这两者之间有直接的因果关系。但是“上梁不正下梁歪”，财务监管失控，整个大环境的“礼崩乐坏”，贪渎泛滥，给一些人的贪婪之心、虚妄之念，提供了孳生的机会和土壤。从“点土成金”到“沾金成土”，为之一声叹息。
（未完待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