十七

马克思晚年退出了政治运动,也退出了各种政治与思想的争论,与外界联系甚少。他生活的平静,却孤独、失落。其将更多的精力时间,用于自然科学的阅读和思考,包括物理学、地质学、生物学、数学、人类学,以致研读文学、语言学。

1883年3月14日,马克思在孤独和寂寞中去世。“他去世了,没有遗嘱,没有国籍。......1883年3月17日,马克思被葬在海格特墓地。他的墓地在公墓远远的一个角落里,疏于管理;直到1956年,才树立了一块盖著铁铸顶的巨大的大理石作为墓碑。”(戴维.麦克莱伦《卡尔.马克思传》)

马克思晚年意识到共产主义革命在欧洲已经没有可能,比如他认为英国有可能和平过渡到社会主义,并且他赞成工人运用法律和自由来争取自身利益。他说“这个党认为英国的革命不是必然的,但是——按照历史上的先例——是可能的。如果必不可免的进化转变为革命,那末这就不仅仅是统治阶级的过错,而且也是工人阶级的过错。前者的每一个和平的让步都是由于‘外来的压力’而被迫作出的。他们的行动是随著这种压力而来的,如果说这种压力越来越削弱,那只是因为英国工人阶级不知道如何利用法律给予它的力量和自由。”(马克思致亨利.迈尔斯.海德门《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4卷)

如果资本主义不一定灭亡,共产主义不一定发生,那么马克思的共产主义革命理论也不能成立。应该说马克思对此也意识到了。这是《资本论》之所以没有完成的原因,《资本论》的二、三卷的手稿,马克思在其生前也未发表。马克思意识到,《资本论》的核心论点“剩余价值论”难以成立。那一时期,经济学有了新的发展,以威廉姆•斯坦利•杰文斯、卡尔•门格尔、利昂•瓦尔拉斯为代表的边际主义经济学,阿尔弗雷德•马歇尔的《经济学原理》,开辟了经济学的新视野。马克思的“剩余价值论”经不住分析。

马克思一生献于——或说投注——共产主义革命,然而在事实和思想理论两方面,均告失败;这是其一生乃至其整个家庭的失败。而这个失败,是马克思所不能面对和承认的;因此他只能将共产主义革命论坚持到底。

“马克思逝世之后,恩格斯吃惊地发现马克思的稿纸中有超过两立方米的材料全是俄国的统计数字。在这些年中,马克思用他那细小的字体几乎写满了3000页纸——这些手稿几乎全是他的阅读笔记。” (戴维•麦克莱伦《卡尔•马克思传》)众所周知,马克思本不以为俄国会发生共产主义革命,因为其尚是农奴制国家,是欧洲反动势力的堡垒;而共产主义革命是资本主义社会的工人阶级的革命。然而1875年之后,马克思越来越多地将革命的希望寄托于俄国,对于俄国民粹主义热衷于暗杀的民意党人,马克思予以高度称赞“你是否注意到了圣彼得堡对谋杀事件组织者的审判?这真是一些能干的人,他们没有戏剧式的装腔作势,而是一些普通的、实干的英雄人物。……他们的行动方式是俄国独特的、历史上不可避免的行动方式,对此不应多作道德说教——赞成或是反对,就像对待希沃斯的地震一样。” (马克思致燕妮•龙格《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5卷)马克思如此论述俄国革命“要挽救俄国公社,就必须有俄国革命。但是,俄国政府和‘社会新栋梁’正在尽一切可能准备把群众推入这一灾祸之中。如果革命在适当的时刻发生,如果它能把自己的一切力量集中起来以保证农村公社的自由发展,那末,农村公社就会很快地变为俄国社会复兴的因素,变为使俄国比其他还处在资本主义制度压迫下的国家优越的因素。”(“马克思给维•伊•查苏利奇的复信草稿”《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9卷)在1882年《共产党宣言》俄译本的序言中,马克思说:“假如俄国革命将成为西方无产阶级革命的信号而双方互相补充的话,那么现今的俄国土地公社所有制便能成为共产主义发展的起点”。

马克思对俄国革命的期愿,与其说是思考,不如说是对自己的安慰。

马克思是位伟大的学者,但是作为思想家却很失败。他的共产主义革命学说是错误的,臆想出来的;《资本论》的出发点用以阐释共产主义的合理性,因此其基本论点也是错误的、牵强的。正常的思想程序是,先考察社会,收集资料;进而分析研究;确定结论;然后根据实况,确定改革规划和方案。而马克思共产主义革命学说建立的程序是相反的:先有革命的目的,然后用思想去阐释其合理性。

马克思说“哲学家们只是用不同的方式解释世界,问题在于改变世界。”马克思不仅是想改变世界,而是要拯救世界,开天辟地地建立人类终极的理想社会。马克思太夸大自己了,以致妄想。这是其悲剧的根源。

确立人类社会有三个依据:人性、现状实情、传统——漫长时间中积蓄的经验;在这三个基础之上,我们方可以考虑社会的变革,即:人性是否可以承负?现实是否可能,付以什么代价?我们的经验是否能以应付?思想也只有以此为依托,方有前瞻、指导之意义。脱离此三个依据,仅凭想像、或逻辑推论、或理性设计,而规划人类社会,强制推行,毕竟是灾难,无论其模式多么美好、高尚、“合理”。人如此之有限,人的思想意识如此之有限,人的每种思想、设想都是片面的,带有先天的残缺,都隐含着无数的盲点。昆德拉有句名言“人一思考,上帝就会发笑。”故此,思想是危险的,需要警惕,其仅可以作为我们辨别世事及行为的参照;而非照办的准则、教条。

思想需要保持它的谦卑,自知其偏狭和有限;即使是解释世界,其也仅是代表自身的一个角度和方式,而绝非能取代事物本体。至于要用思想去改变世界就更是可怕了。马克思满怀激情地臆想出共产主义革命,然后用他的全部才华和知识,对之注释,以建立一套完整的囊括政治学、经济学、哲学的共产主义的思想体系,妄图按此改变世界——将世界纳入此模式,由此拯救世界。这是思想的狂妄。

马克思作为学者、思想家,在欧洲他的思想并未起到重大的实际作用。如果没有苏俄革命,马克思的共产主义革命论,至伯恩斯坦也就终结了,人们顶多是将其作为历史来看,而不会在现实中发生效用。

以思想自由为前提,一个人将其一生乃至自己的家庭都奉献于自己的思想,著述如此之多,这是很可敬的。思想家的偏颇是难免的,需要给予极大的宽容,没有人能保障自己思想的正确;思想是一种见解,不能以正确去限定。

马克思主义之获得显赫地位与影响,是由于苏俄革命的成功,进而是苏联帝国全球扩张的结果。列宁党借助了马克思的学说,加以改造,成为马克思、列宁主义,以此鼓动民众,发动布尔什维克革命,夺得俄国政权。由此,进而马克思、列宁主义被神化,成为苏联帝国的国家宗教——国家意识形态。苏联帝国的扩张,首先是其国家意识形态——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全球扩张和渗透。其征服一个国家,一是建立其傀儡政权,再是以马克思、列宁主义取代该国家原来的宗教信仰、意识形态。

中国是苏联之后,最大的共产主义国家,其所经历的共产主义革命,远比十月革命要漫长壮阔,带来国家、社会更惨烈的动荡和破坏。斯大林死后,毛泽东领导的中共以马列原教旨自居,反将苏联打为修正主义。我们知道,中共本就是苏共在中国创立的一个分支,中共的革命和战争多由苏共领导和支援。然而中共的意识形态不过是苏共政治宣传的小册子,中共如此大的政党,没有几个人阅读马克思的原著,包括毛本人。毛曾感慨“我党没几个懂马克思主义的!”可见马克思主义的显赫地位,来于苏联共产革命的扩张和政治宣传,和马克思思想本身则少有关联。当今,中共仍以马克思主义为旗号,而其实行的权贵资本主义,即比早期资本主义野蛮,又比封建专制专横。马克思、马克思的思想被糟蹋到了什么程度?由列宁始,整部共产主义革命及极权统治,都是将马克思主义当作旗号,任其所用。

马克思的一生是悲剧,他的共产主义革命学说的命运也是悲剧。他绝未想到,二十世纪共产主义革命席卷半个世界,给人类带来如此惨重的灾难,他的“无产阶级专政”演绎为人类有史以来最严酷的极权统治。如果马克思生活在列宁、斯大林、毛泽东的统治下,他会有怎样的思想和著述?

2016年4-6月于伊萨卡

(完)

来源:民主中国

作者 editor