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共产主义神话与“新中国”.第二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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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世纪的后半叶，欧洲资本主义并像马克思预言的那样没有趋向灭亡，而是更加发展，社会的冲突与矛盾相对缓和，工人阶级的处境也逐步改善。工人运动虽然更扩大更发展了，但并不是走向暴力革命，
而是走向马克思所批判的改良的妥协的道路，以非暴力的、合法的、议会斗争的方式，争取工人的权益。这条道路是欧洲工人运动的主脉，一直延续至今，并促成了当今欧洲的民主社会主义的形态。
马克思过世后，恩格斯调整了马克思的暴力革命的路线，虽然他在晚年没有完全放弃“暴力革命”与“无产阶级专政”的说辞，但是他在晚年亦有许多走社会民主主义的道路的表述，而且在工人运动的现实斗争中，他积极支持工人政党参加议会选举，以争取选票争取权力。
1893年5月11日，恩格斯在与法国《费加罗报》记者的谈话中，满怀兴致地讲了德国社会民主党在选举中取得的成就，“我们要在所有的400个选区提出候选人。对我们来说，重要的是对我们的力量进行一次检阅。”“我深信，我们将比1890年多获得70万张选票，也可能多100万张。这样一来，我们总共得到的票数如果不是250万张，也将是225万张。但是我们得到的议席数目将不会同这个数字相适应。如果席位是平均分配的话，我们在选举中得到150万张选票之后，就应在上届帝国国会里有80名议员，而不是36名。”记者质疑说：“我不揣冒昧地指出，德国社会党人能够实现自己学说的时候，在我看来还非常遥远。”恩格斯则信心满满回答：“并不像您想像的那样远，我认为，我们党担负起掌握国家管理的使命的时候已经不远……可能到本世纪末您就会看到这一点。 真的！请您看一看从我们开始议会斗争以来我们的拥护者的人数吧。它随着每一次选举不断增长。我个人深信，如果上届帝国国会存在到它的法定期限，换句话说，如果选举到1895年才举行，那末我们将会得到350万张选票。全德国的选民是1000万，其中参加投票的人数平均是700万。如果在总数700万选民当中有350万选民拥护我们，德意志帝国就不能再像现在这个样子存在下去。还有，请不要忘记这一点，这一点非常重要，就是我们的选民人数反映出我们在军队里的拥护者的人数。在1000万选民当中我们已经有150万，就是说大约全体居民的七分之一站在我们这边，并且可以认为，每6个士兵里就有1个是我们的。当我们有350万张选票的时候（这个时候不远了），整个军队就会有一半站到我们这边。”“ 如果明天我们必须掌握政权，我们就需要工程师、化学家、农艺师。我坚信，他们当中有许多人已经准备同我们在一起。再过五年或者十年，这样的人材在我们这里将会超过我们所能使用的数量。”（“1893年5月11日弗.恩格斯对法国‘费加罗报记者的谈话’《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二十二卷））而且，恩格斯在他的《遗嘱》中，留给倍倍尔和辛格尔一千英镑，作为他们今后进入德国国会议员的经费。
第二国际由恩格斯领导组建，实行的基本是社会民主主义道路。伯恩斯坦是恩格斯的挚友、忠实的合作者，恩格斯《遗嘱》的执行人。恩格斯过世后，伯恩斯坦执掌第二国际，其不仅在实践上实行社会民主主义的路线，而且在思想理论上全面“修正”了马克思的共产主义学说：阶级斗争、暴力革命、无产阶级专政。
事实证明，改良的、非暴力的、合法的、合作的、议会道路的欧洲工人运动是正确道路，而且也是欧洲工人运动的主流。从圣西门、欧文、博立叶，到蒲鲁东、拉萨尔，到伯恩斯坦、考茨基，这条脉络一直延续到当今欧洲的社会民主党人。事实上，马克思主义的共产主义革命——阶级斗争、暴力革命、无产阶级专政则是欧洲工人运动边缘化的支流。至十九世纪末，主要欧洲国家从未发生一场马克思式的共产主义革命；即使二战后，苏俄共产主义革命也未能在西欧民主国家立脚。
马克思的共产主义革命是主观推臆出来的，其在欧洲完全是失败的。其之在苏俄获得成功，确实是因为俄国的野蛮和落后；与其说马克思的思想理论指导了苏俄革命，不如说后者是借用了前者。马克思没有活到那个时候，如果马克思见到那场革命与成功，他肯定会是激烈的抨击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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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九世纪资本主义蓬勃发展，显示了强盛的创造力，生产能力成倍翻升，各资本帝国对外野蛮扩张，遍及全球，但由于对外扩张、贸易及掠夺带来的巨额财富，使其对内逐步改变早期资本主义的野蛮性，提高劳工的待遇福利，改善国民生活，提供社会保障等等，从而使阶级矛盾得以缓和。马克思看低了资本主义，错误地认为其将走向灭亡。《共产党宣言》声称：“随著大工业的发展，资产阶级赖以生产和占有产品的基础本身也就从它的脚下被挖掉了。它首先生产的是它自身的掘墓人。资产阶级的灭亡和无产阶级的胜利是同样不可避免的。”今天，我们可以看到这是一个完全错误的判断。一个多世纪之后，毛泽东的红色中国，最终还是改弦更张，重新学习资本主义，向各发达国家的“资本家”集团求援。而红色苏联及东欧集团则被埋葬，它们的国家和人民重新返回到“资本主义”。
要说发达国家的资本主义，当今才真是走到了末日。因为，资本经济的支柱制造业大致被掏空，流向落后国家。因为劳工阶级日益强大，工会力量飙升，“资本家”受制于工会；这导致工人工薪福利不断升高，制造的成本攀升，最终使企业无法持以为续，只能迁移到低成本的贫穷国家。２００８年的金融危机中，美国汽车工业几乎倒闭，是美国政府出巨资救助，并强制性要求汽车行业工会降低其工薪与福利，方起死回升。底特律曾是世界最大的汽车制造业的中心，人口１８５万，但现今已近乎是座鬼城，人口降至到７１万，２０１３年底特律政府宣布破产。底特律汽车工业衰败的重要原因之一就是工会势力过大，工人的薪金及福利太高，高制造成本导致其在激烈竞争的汽车市场上的失利。英、美、法、意等国家制造业的掏空，不仅使资本家趋于消亡，也使产业工人阶级趋于消亡。这是马克思无论如何想不到的，这是另一种逻辑的“资本家”与“工人阶级”的同归于尽。
欧美国家制造业掏空，金融业反而蒸蒸日上，成为垄断经济的巨头。金融本是服务于制造业和商业的，为其提供资金保障；而今却逐步演变谋求暴利的投机。上世纪三十年代，美国的经济危机源于生产过剩，而２００８年美国的金融危机纯粹是由于各大金融机构谋求暴力的投机。这是两种完全不同的经济危机，前者是由于过强的制造能力，后者则是由于掏空了制造能力。前者是扩张中的挫折，可通过调整产业结构，仍可生机勃勃，继续前行；而后者则是末路的衰败，要靠印钞票，转嫁危机。当然，我们不知道其后怎样，是否会创造出新的经济与社会形态。但这却是马克思所预言的工业资本主义的末日，只不过是另一种逻辑上的，却与他的共产主义革命全然相反，并非翻天覆地，而是潜移默化的，“呜咽”地一声。
马克思在贬低资本主义及资产阶级的同时，则神化了工人阶级——无产阶级的美德与能力，其错误地将工人阶级作为新时代的希望、领导者。《共产党宣言》宣称“过去的一切运动都是少数人的或者为少数人谋利益的运动。无产阶级的运动是绝大多数人的、为绝大多数人谋利益的独立的运动。无产阶级，现今社会的最下层，如果不炸毁构成官方社会的整个上层，就不能抬起头来，挺起胸来。”马克思在《法兰西内战》说“工人阶级不是要实现什么理想，而只是要解放那些在旧的正在崩溃的资产阶级社会里孕育著的新社会因素。”１８４５年，恩格斯在《在伦敦举行的各族人民庆祝大会》上演讲中说：“全世界的无产者却有共同的利益，有共同的敌人，面临著同样的斗争；所有的无产者生来就没有民族的偏见，所有他们的修养和举动实质上都是人道主义的和反民族主义的。只有无产者才能消灭各民族的隔离状态，只有觉醒的无产阶级才能够建立各民族的兄弟友爱。”恩格斯还说过：“他们是有自己的利益和原则、有自己的世界观的独立的阶级，是和一切有产阶级相对立的阶级，同时也是国家力量所系并能推动国家向前发展的阶级。（恩格斯：《英国工人阶级状况》１８４４年９月－１８４５年３月）
法国大革命开创了革命的神话，进而有了共产主义革命神话，为此神话，进而神化其革命的主体——工人阶级，而神话工人阶级的后面则是拔高、神话革命领袖自身。
但实际上，天下哪有这样的工人阶级？早期资本主义，工人阶级处于社会底层，劳苦不堪，饥寒难挨，无教育，他们所关心的无非是提高工薪，降低劳动强度，供养家庭，改善生存处境。他们的政治要求也是基于此，能够组织起来、抗议、罢工、互助。他们累于日日艰困的生活，事事是现实具体的生活现实问题，在艰困和绝望中，他们会有出于本能及情绪化的激烈反抗，乃至暴力破坏，如捣毁机器等等。但是如果合法抗争、议会道路能够给他们带来更多的薪水、供养家庭、受到“人”的尊重，他们何乐不为？他们绝不会想到以暴力剥夺资产阶级的资产，夺取国家政权，建立由工人阶级执政的新国家新制度，此超乎“工人阶级”意识之可能，这些是马克思式的革命家的臆想和宣传，并将之灌输给“工人阶级”。马克思，特别是后来列宁式的革命领袖，都强调对工人阶级进行革命思想的宣传和灌输。这无非是要用共产学说对劳苦大众洗脑，从而将他们当作炮灰，推向革命的战场；而革命的主宰者则是领袖们。
欧洲封建制是等级制，世代相袭，特别是农民隶属于贵族，不仅世代为农，而且不得离开其领地。资本主义、资产阶级有千般不好，但是其有一个伟大的功绩，就是冲毁了封建专制的等级制度，给各阶层的人带来空前的自由。资本主义社会虽然仍然分贫富贵贱之等级，但是等级间是流动的，贫贱者可以通过其才能、勤奋、机遇，成为富贵者——反之亦然；即使一代不行，二三代亦有可能，特别是有了国家公共教育之后。
资本主义创造出的最伟大的产品是自由，资产阶级是新兴阶级，是在自由竞争中自然形成的。在这个时代，最有眼光、野心、勇气、才能、智慧、包容性的人，在自由竞争中，脱颖而出，成为资产者；可以说他们是该时代的精英、胜出者；他们代表并引领、主导这个时代。他们中的很多人是白手起家，由无产者、打工仔而成为企业大亨。任何社会都需要由精英带领、引导。优秀的领导平庸的，能力强的领导能力弱的，有知识有智慧的教育愚昧的，富有的帮助贫穷的……。如果这些关系颠倒，就将是国家与社会的灾难。
资本主义时代，资产阶级是支配阶级领导阶级，合乎人类存在与发展之规律，其原因不仅是其占有资本，更在于他们自由竞争中形成的精英——人的综合素质与能力。那个时代，工人阶级虽然受压迫，生活困苦，值得同情和帮助，但是不能由此而断定，时代应有他们来主导，国家应交给他们来管理。人类社会需要竞争，在竞争中遴选优秀者领导族群与国家。资本主义强大的生命力在于，其提供了广阔的自由，鼓励竞争，并确立了保障公正竞争的宪政制度，由此保障优秀者领导国家，支配财富。
十九世纪，欧洲资本主义蓬勃发展，以如下诸方面，逐步改变了劳工阶级的处境。
１、机器的广泛使用，大幅度降低了欧洲劳工的劳动强度，降低了他们体力的支出。
２、资本全球的扩张，带来丰厚的利润，欧洲的劳工阶级分享到其中的部分红利。
３、殖民地的开发，较少了本国的人口扩张压力，降低了失业率。比如大量底层贫民移民到美国、澳洲、南美、非洲、印度……，从而发达致富。
４、股票制的普及。工人可以将储存的工资投资股票，成为股东，分享资本带来的利润，成为有产者。同时，缩小了劳资至今的对立和差异。
５、工人力量增长，特别是组织起来，建立工会，为维护自身的权益而斗争，迫使企业主让步，缩短工时，提高工人的福利。
６、欧洲各国宪政制度的建立与逐步完善，使工人获有更多的政治权利，包括自由言论、建立组织、罢工，这是工人可以以合法方式维护自身权益，而无需进行暴力抗争，更不需要暴力革命。特别有了普选制，工人可以选举自己的代表进入议会，为工人争取权益。
７、教育发展，国家实行义务教育，劳工阶级家庭的子女可以免费接受教育，这意味劳工阶级的后代可以通过自身的努力，进入精英阶级，改变其地位。
８、民族主义、国家主义兴起，劳工阶级成为直接受益者。比如俾斯麦实行的一系列统一德国、强大德国的国策，包括通过立法，建立工人养老金、健康、医疗保险及社会保险制度。和马克思的预料的相反，在国家、民族战争中，各国的工人阶级多支持自己的国家和政府；国家、民族性高于阶级性；而非“工人阶级没有祖国”。第一次大战可见一般。
以上这些因素使欧洲没有可能发生马克思期待并预言的共产主义暴力革命，欧洲工人运动走向所谓“修正主义”——社会民主主义，乃是必然的，水到渠成。
（未完待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