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对欧阳懿的了解,从他2001年前后的网络写作之初就开始了,欧阳懿听说我的名字更在10前,但我们的直接联系至今只有一年多时间。2005年冬天的一个晚上,我在网络上四处游逛,不经意间读到了他的诗歌《与韩斌先生狱中相识记》,一时间泪如雨下,无法自制,稍稍平静下来,当即写了一封信给他,写罢却发现无法在网上搜索到他的e-mail地址。急于取得联系的迫切心情之下,甚至等不及天亮找朋友索要他的联络方式,而是直接把信发给与我们都有联系的一位身在美国的朋友,请这位朋友将我的信转发给欧阳懿。

第二天,起床后打开电脑,欧阳懿的复信已到。“宽兴兄,终于等到了你的消息……那段时间,听贤斌说得最多的就是你的名字……这些年的坚持,是因为我相信:有一天,贤斌的朋友都会和我联系……”羞愧之余,急忙打开Skype ,搜索到他的网名,却见他已在等我。虽是初次通话,却如几十年深交的朋友,“八九一代”的共同经历与信念,在这个世界上结晶出一种特殊情愫——那一刻,我们在两台相距遥远的显示器前同时哽咽唏嘘。2006年,因为谋生的需要,欧阳懿暂时告别了异议写作,我们之间的联系几乎中断,但在我艰难的时刻,欧阳懿会打电话来给我安慰,而我们彼此都很清楚地知道:即使终生不能得见,我们也是最好的兄弟。有一种感情不是靠朝夕相处而形成,也不会因天涯相隔而泯灭。

2007年春节,欧阳懿发来拜年的信息,并且将他新的Skype 帐号给我,通过网络,我们再次长谈。应我的要求,他把《别样的中国》书稿全文传送给我。此前,我已通过网络读过书稿中的部分篇章,但通读为寻求出版而整理出的完稿,却有新的感受与感动。

《别样的中国》实际是一部微缩版的后八九中国民运史,尽管欧阳懿笔下的人物多为川渝民主斗士,但由于民主运动同声相求、同气相应的特点,川渝民运人物的活动是在一部中国民运史的宏观背景下展开的,这就使一般读者通过对《别样的中国》的阅读,对后八九中国民运历史可以有一个基本的了解,若不以学究或教科书式的眼光来做要求,《别样的中国》这部以川渝民运为主要记录对象的书稿,完全可以作为一般读者了解和研究后八九中国民运史的入门教材。

欧阳懿主要不是一位学者,而是一位作家,是较早提出“民运文化建设”的探路者,他的文字与他的经历一样,首先是感性的。在《别样的中国》中,欧阳懿记述了刘贤斌、周志刚、蒲勇、佘万宝、胡明君、陈卫、廖亦武、许万平、李作、杨伟、鲁登川、王森、张林、杨建利以及欧阳懿等人在追求民主过程中的尝试、苦痛、坚守与反抗。但欧阳懿的笔触并未停留于对民运历史的简单记录,而是把视野延伸到这些异议者的父母、妻子、儿女及友人的遭遇,延伸到他们具体而微的个人生活,将坚硬的政治抗争与柔性的生活、情感杂糅在一起,使民运历史显示出更加真实的全貌。我以为,要书写后八九中国民运史,这是最佳的写作方式,从传统政治观点来看,后八九中国民运的坚持往往并不能取得实质性的成果,这种飞蛾投火式的抗争,是以抗争者及其家人的痛苦遭遇为基本特征的,而且往往也只有用这种近乎自杀的艰难抗争,他们才能显示出中国民运在八九之后的顽强存在,并以这种人性的存在对政权形成某种程度的制约,使中国社会的文明进程缓慢推展——当权势者将一个个良心犯投入监狱,他们或许从来都没有体会过胜利的喜悦,外部世界以及权势者内心的人性部分,由于这些良心犯的正义坚守,而意识到中国人权问题不容回避的严重性。在漫长的时间中,民运勇士们近乎自杀性的坚守,无论具体行为模式是否策略、技巧,或许也只能是不言放弃的唯一一种选择,过于苛刻的事后评判既不道德也不公允。

我敢说,在舆论被高度控制的中国,95%以上的中国人读到欧阳懿的《别样的中国》都会感到震惊,不仅如此,一开始他们可能还要面对阅读中的不适应感,这是一些完全陌生的名字,这是一个无法标榜为“太平盛世”的社会,但是,谁也无法否认:欧阳懿笔下的名字和他们的足迹,正是八九民运的自然延续,是民间中国对自由、公正、民主、人权的真实探索。

欧阳懿把充满了苦痛与希望的历史化为一个个故事,一首首诗歌,他用令人欲罢不能的感性文字,强迫遭遇这部书稿的人们将庄重的阅读进行到底。在沉痛、悲伤之中,新的希望将诞生在人们心间。年轻的欧阳小戎在《别样的中国》序言中写道:“在民运形成深远影响的国家中,极权势力崩溃之后,社会迅速摆脱动荡和贫困走向繁荣,今天的捷克、波兰和克罗地亚,经济、文化等领域的发达程度已经接近西欧水平。而在民运势单力薄的国家,情况则不容乐观。塞尔维亚、吉尔吉斯斯坦、乌克兰、阿塞拜疆等国常年动荡,社会并未因极权势力的崩溃而得到明显好转。”

贤斌们的努力,会为未来中国带来真正的稳定与繁荣吗?

“6”和“4”这两个数字的组合仍然是一种禁忌的今天,谈论“别样的中国”不同于谈论“别样的俄罗斯”,经济的表面繁华与更为成熟的专制统治技术似乎使我们难以验证海明威式的“冰山理论”,除了浮在水面之上的部分,八分之七的水下冰对我们来说,仿佛是不存在的,除了魏京生、王丹和方励之等少数人,绝大多数异议者的名字,无法成功进入中国社会的普遍视野。这是一个半吊子经济学与管理学大兴其道的时代,政治学已不存在,整个社会失去灵魂,迷失方向,创伤了赖以维持平衡的中枢神经。对于广泛存在的政治与社会问题,权势者的策略是“蒙上眼睛,就以为看不到,堵上耳朵,就以为听不到”,但欧阳懿通过《别样的中国》告诉我们:“这江水的起落,正如别样的俄罗斯,它在我们的视野之外。但它是一种真实的存在。”

是的,中国民运以及中国民运所关注的问题,是真实存在的,由于长期而系统的封堵,中国异议群体中的多数人生活在贫困之中,局促窘迫的生活逐渐限制了他们的发展,也限制他们的视野伸向更远。他们承受着最为沉重的苦痛,动辄十几年的刑期和妻离子散的悲惨遭遇并不为社会广泛知晓,因此也就得不到广泛的同情和支持,但他们以人数上的绝对劣势,与一个空前强大的专制政权长期对峙而屹立不倒,其中蕴涵的力量有多大?这力量的来源是什么?《别样的中国》会给人们以答案和解释。

我不想夸大中国民运的影响力和凝聚力,由于长期的严酷打压,曾经活跃的民运活动者大都已被社会边缘化,而由于转型社会必然存在的观点分歧,对中国的民主化路径选择,异议者往往也吵得不亦乐乎。由传统政治分析方法来看,对于这个群体的作用与价值,似乎很难得出乐观的预测,但我们应该看到,在利益高度分化的当代中国,民运或者说异议群体仍然是不以纯粹利益为纽带却能形成凝聚的最大社会力量之一。正因为对民主的坚定信念以及长期的共同命运,才会使两个从未谋面的人之间,存在着亲如兄弟的感情与信赖,在这个松散的群体当中,这种奇迹般的情感与理性联结,从来就没有中断。注重“民运文化建设”的欧阳懿们实际上也在从事着未来中国的“道德文化建设”:刘贤斌与陈明先的爱情故事,足以铭刻于任何一部爱情童话;蒲勇在生命最后时刻的签名活动,使我们必须认真思考公民的含义;隔着看守所的铁窗,佘万宝与欧阳懿对一幅围巾的推让中,有人间最真实的友情;刘贤斌入狱后,欧阳懿为拿出全部积蓄2000元营救而对妻子发火的情节,让我们领略了侠肝义胆的古道衷肠;一个普通网民在欧阳懿入狱后寄给欧阳懿妻子“每月50元不得拒绝的钱”,或许可以买到整个中国的自由与民主——只有这“别样的人群”的存在,才会有“别样的中国”声声不息地延续;只有这些敢于说“不”的人的存在,才能见证未来中国对“自由、民主、人权”说“是”的时刻。

《别样的中国》是一个奇迹。我一直以为在目前阶段书写后八九中国民运史是不可能的,权力对异议者的打压和分割,使宏观层面上的记录只能停留于对新闻记录的筛选与复述,而新闻记录中的真实与传言部分难以分辨;异议活动的危险性和异议群体的流动性,决定了很少有人能够自始至终地了解一个地区的后八九民运全过程。所幸的是,头脑清醒的刘贤斌显然在有意保护欧阳懿等朋友,使欧阳懿经历了18年民运过程,却只有两年时间身陷囹圄,这就使他能够对川渝地区的民运历史有全面的切身感受而又不丧失书写的基本条件,于是才有了《别样的中国》这部可以作为民运史来读的宝贵书稿。

令人遗憾的是,谋生的需要,使欧阳懿被迫放下了手中的笔,而《别样的中国》至今未能结集出版。由于《别样的中国》书稿内容丰富,无法借助短短的介绍“窥一斑而知全豹”,但愿会有更多的人知晓这本书,阅读这本书,对《别样的中国》的阅读使我相信:多一个该书的读者,就多一个未来的民主同盟者。只有真相被广泛传播,才能从“别样的中国”中孕育出欧阳小戎所说“序言”后的中国。

首发《北京之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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