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要写下志刚的传奇经历。”两分钟前,我正与他通电话,现在,我的这个写作冲动无法阻遏。

他们又开工了,在贵州的深山里抬水泥电杆架电话线。

一个20世纪90年代初的大专毕业生,一位真正受学生和家长拥戴的优秀中学教师,一个曾经受国安指派近身监控我这个政治异议人士而被许以美好前程的卧底,一个因此理解并走上人权民运道路决不回头的人,一个因从事人权保障而被迫离开教职在云南、贵州深山里抬水泥电杆架电话线有耳疾和近视的矮个子,在共产中国,应该只有一个,他就是我的同事和朋友周志刚先生。

 

1991年9月,我从监狱出来,调回离老家最近的一所学校——遂宁市保石镇中学教书。

那是一所破败的农村初级中学学校,学生大多因学校的破败而辍学或到别处上学去了。校内被称着“猪圈”的几间石板小屋里只能挤住七、八位同事和他们的妻儿,更多的人回家食宿——放学后或未放学就溜回家帮老婆干农活、作饭、养牲口倒也很不赖。

我们新来的没有住房可言,我就每天骑辆破自行车早出晚归。

父亲很伤心,他没有面对曾寄托过希望的儿子的现在的状态的心理准备。他张罗着要在学校附近给我找间农民房租住,因为我的身体被他们的监狱弄得实在有点坏。

校园里突然搬走了两家原住户,空出两个格子,一间由新来的女教师挤着,我和一位叫周志刚的同事合住另一间。尽管只够挤着安放两架木床和一桌、一椅,却已经令其余的人羡慕或不舒服。聊胜于无,书桌上堆满我的新旧书籍和笔记,床上容我阅读和参禅;有熟人来访,请门外树下叙谈,或盘膝床上——触膝论道,乐无穷。

 

周志刚先生毕业于四川省南充教育学院政史系,教学生法律和历史,人随和,年龄和个头小,走路蹦跳,听觉不灵敏,大家叫他“周老弟”、“聋老弟”,他却并不以为忤。我和他先后同过老师,算是学长,我称他“周老师”,后来直呼全名。

他好动,篮球、排球、乒乓都喜欢,无阅读习惯。我好静,喜欢看书、散步,没事儿就找学生谈学习和班里的事儿。

我们共同的地方是热爱学生、对工作负责任,还都想改变学校的破败沉寂状况,以及教师在老百姓中的无能形象。我们的共同想法得到交流,即使没有学校领导赞同,我们仍然行动了,俨然办自己的什么事儿一般。这与一班只知道算计着一星期或一天多喝酒多吃肉的领导们有些相左。多数青年教师觉得玩着也是玩着,不如加入到我们中来,我们成了学校即将复兴的主人。

友谊建立,兴趣和爱好也因此融合。他渐渐喜欢阅读、散步,我偶尔也参加运动。

学校教师伙食团办得不景气,我、志刚和一位叫罗碧珍的英语女教师结成三人伙食联盟。罗碧珍老师是周志刚高中时的同学,四川省绵阳师专英语专业毕业,今年一同分来的。她性格开朗、爱热闹,善良而质朴,后来成为我妻子。但那时我还为另一段情感困扰,对她没有居心。

我只会煮稀饭,有早起的习惯,就霸占、承包了煮早餐和洗碗的活儿,他们比我会弄饭菜就负责正餐。因为可以睡懒觉,他们明里暗里乐呵,好像占了好大好大的便利似的。

生活在这样的环境,生活在他们身边,我感到舒畅。都是年轻人,都有想把学生教好的热情,意气相投也好,臭味相投也好,我感觉到作一个空心透明的人的幸福欢乐。

 

转眼到1992年秋季,那天晚上,很好的月亮,忘记了有没有夜风,不过总与人相宜,一群年轻人唱着欢歌散步归来。“不早了,散伙停尸!”有人说不雅的玩笑话。

“欧阳,我俩再走走。”志刚说。

“好的!”我也还有兴致。

静静的夜空,很好的月亮,有或没有总宜人的夜风。

一路无话,这很正常,我们有时就这样,各想各的破事儿。

“欧阳,我有一件事一直没给你说,怕你着急。我不知道怎样给你说才好,我告诉了罗碧珍,她说让我直接对你讲好,说你一定能正确对待……”回学校的路上,他十分严肃地对我说,让我摸不着边际,我等他往下说。

“分配到学校第一星期的某一天,我被通知到派出所,接待我的是市里来的公安。先是和我聊一些闲话,说了解我是学政史教法律的,觉悟很高;一上讲台课就讲得有水平,领导评价很高,年轻有为。”

“然后说你是动乱分子,属监控对象,经学校和公安局慎重考虑、组织信任,将安排我和你住同一间寝室,以方便监视你的言行、通信和偷看日记。”

“开始我并不觉得异样,因为早风闻你在89年参加学潮的事。我并不了解那些,我们读大学时谁也不谈论这件事,好像根本没发生过一样。没有人关心我们学与不学,全没有读书的风气,我自己就只知道运动和玩。我很好奇,想看看你到底是一个什么样的角色,但我总看不出有什么不对劲的地方,也报告不出什么他们感兴趣的问题。”

“后来,他们教我偷看日记的方法和拆你的信件而不被发觉的技巧。”

“不是说公民有通信自由吗?偷看日记道德吗?我感到一种莫大的侮辱……”

“每次汇报,总是‘工作认真’、‘热爱学生’、‘喜欢看书’之类。而你的坦荡、品质、才华,让我明白,你是一个纯洁、高尚的人,我们的人民和国家需要这样的人和精神……”

“你不要着急,也不要声张,我会好好应付他们。”

 

于是我回忆起来了,我们是那月月底搬进去的。

别人为什么搬出?

其他人为什么没法住进“猪圈”?

噢,他们还没有放过我呢!

他们会放过我吗?

但是,我和刘贤斌先生高中时期的好友、西南政法学院法律系毕业、被歧视性分配在与我临近的镇法庭的杨劲松先生,因到我这里来叙旧几次,被当局知道认为不轨而被赶出政法部门,远调到更偏僻的一个乡的村上闲着,偶尔被村、乡干部叫着同去屠杀农民家未经许可而养的狗,或者于深夜捉拿孕妇去堕胎、作绝育手术。

 

不久,一位校领导悄悄告诉我父亲:“某教师报告学校,发现欧阳懿日记里有反动言论。”

噢,具有高度革命觉悟的另一位教师自觉地肩挑起周志刚撂下的“使命”。

这位某教师曾为我和志刚的老师,正受着我们的尊重。我的另一位老师说:“此人早有此美好德行,文革时很多同事都得到过他的密告照顾。文字狱的厉害,不一般啊!”

我并不以为会怎么样,但还是接受了他的劝告,不再写日记和作读书笔记。

即使如此,我们仍然活得舒畅,空心透明。同时,我和碧珍恋爱了。有好事者制造我们三人的三角恋爱的离奇离间剧目,但对于我们,特别是象志刚这样坦荡的人,会有什么效力?

 

然后,我们一起干了几件痛快的事,并探索我国人权民主实现的可能模式。

1993年,我们促成了学校领导层的更替。新官儿想干出成绩巩固权力需要教师帮衬,我们想让更多农家孩子读书和跳出农门并提高教师地位。各有所需,一拍即合并开始了一段还算甜蜜的旅程。学校的面貌迅疾改变,孩子们学有所成,这在当地成为美事和奇迹。成绩属于领导,我们的荣誉根植在农家。尽管政治歧视无时不在,我仍被评为1993年度“优秀级中学二级教师”和1995年度区教委表彰的优秀教师。

其实,志刚比我作得更出色,他才是最棒的。

1989年事件,导致了政府及其官僚、官吏权力的更加恶性膨胀。在农村,农民的利益受到极大的损害。学校面貌得以基本改变后,志刚和我开始关注校门外的事情了。课堂上,我们有意识提高法治和权利意识教育的成分、比例,关心和支持农民对苛捐杂税的抵制。1995年,志刚还为贤斌的《中国农村社会的困境与出路——川中农业地区考察报告》提供了宝贵意见。

1996年底,志刚和我领导了保石镇四校86名教师抵制地方政府非法收取教师“养老保险金”的签名维权活动并取得成功,维护了教师的合法权利。在这一事件进行当中,另一所中学校长制造谣言和恐惧,宣称“这是反革命事件”,“周志刚和欧阳懿已经逃跑”。参加签名的该校教师遭到校长打击报复并陷于恐惧中。我们闻讯赶赴那里,巧妙而简洁有力地惩罚了该校长的恶行,使教师们扬眉吐气。

 

由于制度性后果,制约主体被迫出局,中国社会的官僚、官吏普遍存在一阔脸就变的现实状况。一个新吏、新官上任,夹尾巴过几天日子后,就敢效仿安徒生《皇帝的新装》中的光身子皇帝,什么恶劣的行为都有胆子到阳光下的大街上展示。学校的复兴,成了官吏们结党营私、朋比为奸的保护伞。教师的地位下降,权利得不到保障;学生成为少数人先豪富起来的摇钱树。地方政府、学校的官吏共同构筑的“贪污受贿窝点”因互相倾轧暴露而撼动人心。但由于上下左右勾联而湖涂了结,新吏儿们更加拔扈。加上停课训练学生为“普九”验收弄虚作假,志刚又挺身而出,以“反对乱收费,争取读书权利,促进校园民主建设,实行校务公开”为口号和目标的计划在我们头脑中酝酿。

1998年11月,志刚和我发起了1500余名各界人士参与签名的人权活动发生了,国内、国际媒体积极参加报道。当校方领导的亲信殴打签名学生的事件传出后,引来更大反响。区委某书记亲自打电话给我和志刚,对我们和受害学生表示积极支持,指示我们用法律武器捍卫权利并愿意支付诉讼金。后遭到多方阻扰,该区委书记的正义和良知决定被湮灭(尽管我没有说出你的名字,但并不意味我们已经遗忘,尽管你的正义和良知最后被阻力湮灭,但哪怕它是一闪念,也是万分可贵并值得我们表示敬意)。官吏们算计:许多家长打工不在家,召开一次没有几个人参加的家长会,家长一到学校门口,亲信们就分头缠住做工作,或许能蒙混过关。第二天,千余家长互相搀扶着冒雨赶来。校会议室容不下,临时改在镇礼堂,结果成为志刚和我宣传法治、维护合法权利的课堂与群众批斗腐败的讲台。

被派来制造压制气氛的警察见会议并无与法律相违的地方,感慨道:“愚蠢!愚蠢!又送给周志刚和欧阳懿一次机会!”

学生们领回了已经被收走的钱,因缺少学费钱而失学的孩子重新回到了校园。那些侵权者痛苦地说:“20多万啊!20多万!”

 

此后,农民们有什么法律问题总来找我们咨询。地方官吏不满地说:“我们保石镇比邻近乡镇的‘双提留’少几十元,可农民还是不满意。”可爱的官吏,你的比较法错了!正确的比较法是:你们在应该而合法收取的基数上还多榨取了多少。

“农村合作基金会”被腐败垮了,巨大的资金缺口怎么堵上?蛀虫们再次把目光盯在那些无声的乡村教师瘦瘦的脸上。瘦瘦的脸上没有表情,他们习惯饿着肚子腹诽。有的镇的教师的工资被“借”了。本镇政府内同情教师艰难处境的干部透露出可靠消息:“向每位教师借伍仟元。”这可是白干一年也不够的数目啊!会上有人提出:“周志刚和欧阳懿可是等事的角色!”又开第二次会议并通过:“借两千”。

其时,许多教师已经被拉拢、分化,我们的力量有限,志刚和我决定学学诸葛亮唱一出“空城计”,以我们过去的作风,这一“心理战”法,应该有把握。

“教师们已经串联好了,得到了学生的支持,随时准备罢课,这一次搞得机密,人人不动声色,教学秩序好得很,想弄个措手不及。”消息有意泄露出去,官吏们大惊失色。还未过招,一起恶劣的侵权图谋被消解在萌芽状态。

 

志刚还参加了多次全国人权活动的签名。他已经坚定不移地走在推动中国人权民主和平实现的队列中。“如果有这种可能——只有一个人还在坚持人权民主理念,那就让这个人是周志刚好了!”他说。

每次我被抄家和被带走,他安慰我妻,领我儿子玩耍,还帮我管理我作班主任的班级,他怕学生们出安全事故。志刚,你累不累?

1999年8月,贤斌遭迫害,我也被关押,他是不惧怕压力恐怖去争取旁听并被登记入黑名单的人之一。

1999年9月,经过苦心经营的打击报复计划出笼了。志刚、罗翔和我们夫妇四位中学教师被分散驱逐到不同地方教小学或学前班——你们去给小娃儿讲法治和权利去吧!

担心引来老百姓的不满,全镇的镇、村、社干部和党员同志们及其亲友被动员起来,亲密地团结起来,保石到遂宁市城区的公路沿线的派出所和城区警察接到命令,阻止一场可能发生的示威游行。

志刚只身到成都上访,知道这是上下的共同行动。但对于这结局,他不悲苦和后悔。他安慰我妻要坚强坚持。

 

志刚还说:“贤斌真是了不起,可损失太大,为什么当初不让我去顶替那危险?今后有危险的事让我去做,10年、20年没什么了不起,我是国防身体!”这话就是志刚的不对。我们理解和从事的和平渐进的社会转型的努力并不包含什么危险的事。危险是既得利益集团中的恶劣者有意强加给我们的。但他的坚定与真情表露无遗,这才是最为珍贵和重要的。

 

我和志刚其实是有分歧的。我老想着避开身边的人和事,甚至觉得对方是熟人而难为情。志刚认为从身边着手才是最好不过的。每次做事,我其实容易放弃,是他推动我坚持到底。这是我应该向他学习和努力去修炼的作风与品质。

 

我和志刚先后辞职而不被允许,我们还是告别了耕耘了8年的地方。由于8年乡村生活的禁锢封闭,我们一时难于适应城市的节拍,找工作不容易。他卖过菜,推销过骨灰盒和墓地,后来随民工到云南、贵州的大山里抬水泥电杆架电话线。他矮矮的个子、不灵便的耳朵、高度近视,叫我们怎么不担心?今年春节他没回家,困守工棚,据说未结账未领到工资。他来电话,说是可以学使用电脑呢。

 

从指派监控政治异议人士的线人到成为坚定不移的人权民运人士,虽处磨难而矢志不移,志刚,你比钢铁还坚硬。

我要写下志刚的传奇经历,还要写下这传奇给我们的启示:

在理性的光芒指引下,中国的政治异议人士完全可以做舒畅、空心透明的人。只有如此,才能唤起最广泛的正义和良知,并与我们共同走进自由的圣殿之门。而这被唤起的最广泛的正义和良知,也包括曾经迷途的灵魂——或卧底、或线人、或腐败堕落分子、或文化帮凶、或麻木的看客喝彩者、或刽子手,因为自由的圣殿之门,并不拒绝他们的觉悟进入,甚至还更欢喜,那门后的世界,也是他们的!唯其如此,中国的人权活动人士才不会滑落到什么秘密啊、什么暴力啊中去,才不会坠落到什么“向二、三十年代的共产党学习”的无底深渊中去。更不会有什么同路人之间的嫌怨、猜忌、攻击!

保重啊,志刚!

保重啊,周老弟!

 

《大参考》总第2209期,2004年3月20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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