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2年10月里天气不爽，心气浮躁得厉害。亲友带信说，爷爷心事重重，急着要见我面。日来有老廖、张明和另一位友人家中都刚有过丧事，我爷爷90多岁，一直牵挂于我。这样的季节和气候，我恐慌得厉害，预备理料了杂务赶回家。
突然接到老廖廖亦武先生的电话，说是蒲勇病危，胃癌晚期，癌细胞扩散，遵医嘱终止治疗，人已回家。
我不敢相信那是真的，企望老廖出差错。
手机信号很差，费力中要了两个电话号码，先对那手机号小心地打过去，是伯父接到，然后是蒲勇。我敷衍了几句，然后打另一个电话，是蒲勇的妹妹接的。我再要了一个电话，以便蒲勇不能听见。这次通话问得比较详细，证实了老廖的信息，甚至比老廖的信息更糟，我的脑子一片空白。
就跟几个朋友联系，没有人相信这是真的。晚上赶到张明那里去，说了情况。两个大男人相对哭泣，哽咽有声。我们一起给蒲勇打电话，却是事先约定好的，嘻嘻哈哈，不谈病情。
我和（黄）晓敏代表大家到南江看蒲勇。
因为处于无业状态，我就接受了大家的委托，到南江去。我跟蒲勇说，我要到西安办事，绕道到南江玩耍。这不高明的谎言，不知道蒲勇怎样想。
我约了黄晓敏同行，26日下午到车站会合，车票100多元，比去西安贵一倍。只有卧铺的夜车，下午6点多出发，第二日8点多到达南江。如果乘客少，就不能保证直达，会被扔在巴中。
车在暗夜里颠簸、爬行。借助昏暗的灯光，我们穿行在鬼火明灭中的城镇和乡村。有时，司机会冒出一句话，说，又走错路了。
我无法入睡，闭着眼睛默想与蒲勇交往的经历。
最初的时间已经不能确定。（刘）贤斌指着一本杂志的一幅插图介绍，说那是四川籍的89政治要犯，还被关押着，照片是经过辗转的途径带出监狱，然后到了海外。其中之一，似乎就有蒲勇。他是一位接受锻炼的乡长，预备提拔进县政府领导班子，因不满政府对学生的血腥镇压，在“六四”之后散发传单，被判10年重刑。然后是（19）98年春节前，我们为在押的政治犯朋友捐款。蒲勇是在被捐赠之列的。贤斌和（佘）万宝说，蒲勇出来，民运的队伍里又会增加一条硬汉子。
（19）99年11月，我到成都，蒲勇已经出狱了，我没有直接见到。又过了两三个月，他再到成都，我们见了面。
他黑而且瘦削，背有些微驼，站立时脚有些摇摆，并不能持久，就蹲在地上或凳子上，说是胃子有病。这种情形我在贤斌身上见过。坐过“我党”大牢的，几乎都被折磨成这个样子。后来，每一次见面，他都保持这种久站不能而蹲的姿势，我也没有在意。
我对朋友们说，那就是“我党”的改造结果，让人连站立的姿势也要不会的。他的脸很呆板，笑声也怪异或者说根本忘记了笑的表情。我对人说，什么是“我党”监狱的成就，你们看看蒲勇的脸和听听他的怪异笑声就会知道。有时候在一起吃饭，他对食物很挑剔，说胃子有毛病。我想当然，要他吃早餐，干饭和汤分开吃……
他希望留在成都，和朋友们不要有太大的空间距离。这很难办，找工作是个很大的问题：要么放弃初衷融入社会，要么坚持初衷没有工作。他很难过地回家去。春节后他到了温州，与侯多蜀在一起推销药品艰难谋生，很快失望回去。2002年9月再到成都，成了成都中医学院的学生。
他的梦很美好：先入专科，再进本科，最后考研，继承和发扬他家祖传的中医功效，一方面可以悬壶济世，另一方面又可以呆在大都市里继续自己对于民主、自由的追求。
他说，他要参加成人入学考，不常到我处聊天。我很赞成，希望他能够顺利过关。
后来，听说他被人鼓动去散过传单。我很是担心并加以劝阻。我感觉那些行为在当下无效，并且我希望他是安全的。
记得有一次，他说，他以为他们的一位老师很开明，趁那位教师一心一意蹲在厕所里大便，将一些东西塞了进去。后来，那位教师将传单交给了学校，并查询塞传单的人。我很认真地又劝说了他一气。他答应不再粗糙，只坚定认真地参与签名的事。这大概就是老廖的文章中提及他出狱最初心气有些浮躁之类的事。
经过一段时间后，他的精神得到一定的恢复，风度和气质显现出佳处来，也到我去的一些地方玩。但他给自己的学习任务很重，去的次数不多。我们也谈到关于他家传中医秘方的开发，他很感兴趣。
去年春节前，我拟把我的一位表妹介绍给他认识。他很高兴，说是可以的。因为没有机会见面，后来就搁置起来了。
6月19日，他打电话过来，说是要到阆中实习，本科也已经注册。恰巧那日是我的生日，没有别的人，我叫他过我那里。我下了班，见他已经蹲在桂花巷口，又是胃子不爽的样子。我再次让他注意。他说没问题，慢慢养养就行。他晚上也没吃什么东西，还是因为胃子。我告诉他到阆中可以抽时间去几个地方转转，有人说那是神奇神秘之地。
过了几日，他打来电话，说是被国安叫到学校的什么地方盘问，让我要小心。28日午夜，我就被国安们堵在家里抄家和带走盘问。
9月27日，他给我打来电话，说是回成都住院医病。因为我有他的传呼，说了声知道就挂了电话。我当时正在预备邀约几位朋友一起去看他。第3日给他打传呼，却再没有回音，我想，等到大假结束后再说。结果等来的却是老廖的告危信息。
晓敏也睡不踏实。我们就断断续续地说一些蒲勇的事。我说道，我对张明说，当年，我们只是不知天高地厚的娃娃，卷进去也就卷进去了，而蒲勇、佘万宝、雷风云这些已经进入社会、甚至很有世俗利益和前途的成人自觉地投身进去，才是最难得宝贵的。张明很赞成我的观点。晓敏也称极是。
27日晨6时，汽车把我们撂在了巴中。我们只好转乘了中型巴士，9时许才赶到狭窄拥挤的南江县城。
先找到蒲勇的妹妹，问明了情况，说是已经到了最后的日子，全靠药物维持。家里人尽力安慰、鼓励，蒲勇自己有了信心，说是要好好活七八年的光景。
商贩和行人在我们身边拥挤，人们不知道我们这两个外乡人的来处，也不知道就在他们的城里，一位正直、坚毅、希望他们活得更有尊严的人的生命，就要抵达它的尽头。
蒲勇躺在床上，脸已灰白，瘦削得只剩一张皮。知道我们到了，他攒足精力，睁开眼睛找寻我们，眼光时而散漫，时而明亮如烛。看得出来，他很喜欢我们的到来，只是声音很小，如老廖所言，游丝一般。他总感觉腹胀。伯父和我们数次扶他在床旁方便，却没有实际内容。我们因此有机会看见并触摸了他的手脚，只剩下一副夸张的大骨架和硕大如鼓的肚皮。腹部的刀痕一尺许，有密布的缝合印记。
我们简单地说了出差顺便来看他的胡话。晃荡了半个小时，他的精力有些不支。我们让他先休息，退出后却只是叹气。
他被胀和痛搅醒。我们又坐回床边，将海内、外朋友的问候和敬意转达。他说，不少地方的朋友也给他打过电话，有北美的，也有西班牙的黄河清先生。
我拨通了张明的电话。这个张大个子显得很不能自禁，说两句就挂了电话。我疑心他到一边哽咽去了。
与陈卫联系上了，他和蒲勇在电话里咕哝，然后让我听。陈卫告诉我，他对蒲勇说了三层意思：对我们所追求的过去和未来充满必胜信心；对于战胜病魔要充满必胜的信心；相信科学进步能够解决顽症并充满信心。我知道，对于眼前的蒲勇而言，陈卫的话也是完美的废话。但我问蒲勇是否听到时，他竟能完整地复述出来。
然后是赵常青先生打来电话问候，同时涉及中共召开16大的一个签名。凡签名，蒲勇总是要参加的。常青建议这次就不签他。我想，蒲勇的世俗生命就要完结，蒲勇应该自己决定这最后一次了。问他，他毫不犹豫地要求签上自己的名字。蒲勇兄弟，你是否知道这是最后一次呢？我们在你面前回避你的生命的终结，你是否也在故意让我们和你的家人进入你预先设计的意义圈层呢？
蒲伯父的病人很多。我试图喂蒲勇喝一点汤，却不熟练，让蒲勇徒增很多痛苦。我只好放弃了这种笨拙的努力。抽得空闲，伯父过来喂儿子喝汤，压被子，不时亲吻他的额和头。这个享受国务院特殊津贴的中医专家，把多少平民和政府官员从死亡线上拽回，此时却要自己白头送黑发了。他的另外两个孩子已经长大，学有专长。他教育他们自力更生，预备把祖传的医学精髓留给这位饱经磨难的兄长。孩子们很听话，也尊敬和心疼这位兄长。现在，他们的心思都要成为虚妄。
天，你为何要这样让正直和善良的人们伤心，却让那些恶劣狡诈的人形物品得意？
午饭就在病床边进行。伯父耿耿于怀的却是1989年10月《四川日报》中关于蒲勇案件的那篇报道。那位记者这样写道：由于长期娇生惯养，蒲勇才走向了犯罪的道路。伯父呀，且不要说当时那个蒲勇很快要被提拔进县政府领导班子的事实，你何必太在意那些句子呢？在这非人间，这样的记者，无非就是妓者而已。无论鸡，无论鸭，都不可以人心和人性去度量他们或它们的。
蒲勇不能进食。他的腹胀太厉害，新的液体药物也无法进入，只好先抽腹水。扶蒲勇坐在靠椅上，巨大的针自腹部刺进去，腹水自流出来，流进痰盂里。一个小时吧，满满的一缸，两、三千毫升。晓敏静静地拍照，镜头记录下腹水进入痰盂的过程、尺度。
晓敏让他对着镜头，问他有什么话对大家说。他说：“我想病好嘛。”
然后输液，每天价值上千元的镇痛液注入。我们就和他闲聊。他谈到李必丰在监狱中常常无缘无故地出血，谈到佘万宝在监狱里作了胃部手术营养不良，谈到贤斌的结核和胃。他说：“要注意呀，要注意呀。”我希望他不要太操心那些，我们会尽力的。也谈到那些人的16大。我们却只能寄希望于他们的良知。但在巨大的权力和利益面前，他们的良知会有几克拉呢？
我是一个缺少幽默的人，说话不风趣，就绕着圈子说他偷懒耍赖，不来帮助我。我说网上有很多妹妹很美、很好玩，赶快回成都。我说我有6 个姑妈有很多好的表妹，不许让我吃不到猪头肉和猪尾巴。
他有些累，劝我们到街上溜达。
出了门，晓敏的意思是要回成都，以免给伯父和蒲勇压力。我的意思是这一别就是永诀，再见面只有在天堂或地狱；现在就走，或许会让蒲勇难过，情绪太大，也会出问题。我希望能够有一夜静静地陪在他的病床边。
犹犹豫豫地溜达到车站，看有车就要出发，硬下了决心，让司机等着，回去拿东西。慌忙中与伯父和蒲勇握别。蒲勇的眼神很依恋、凄切。我们说还会来看他。我背过身，洒泪离别。
车行，我忍受不住，给他打电话：“蒲勇，到成都来看我！蒲勇，快些好起来，来娶我表妹！”
我们的离开是突然决定的。不知是因为电话跟踪、还是早已暗中监视，车出县城不远，就被4辆警车堵住。10余名穿警服和便衣的人杠着摄象机，冲上车来，说是要检查身份证。
和晓敏一样说没有身份证的有五、六人。我和其余的人说有身份证。摄象机和相机却只愿意对我和晓敏感兴趣。乘客们议论纷纷，说是从来不曾经历过的。
后来，一位乘客说他认识那些人，他们不是警察，而是南江县国安大队和巴中市国安一处的人们。有几个口音却是成都腔，想来是成都的国安朋友。4辆车陪送至巴中边境，便消失了，没有踪影。
我们的车又在鬼火明灭的城镇、乡村间悄然穿行，到成都时天还未明亮。
诸般俗事让我在成都盘桓。11月2日下午，得到赵常青先生的电话，说蒲勇已于早上7时离去。我糊里糊涂地给蒲家打了一个电话，忙着赶回老家探望我年已古稀、却时时惦念着我的爷爷。
再回到都市，知道蒲勇已经火化，安葬在四川省南江县的公墓里。
蒲勇，你的墓地是否宽大？
蒲勇，伯父和弟弟、妹妹是否为你植下几株小树？
蒲勇，什么时候我能来看你？那时，树木长得有多大？
蒲勇，我会告诉监狱内、外那些朋友和他们的家人，你对他们的健康有多牵挂。
可是，蒲勇，你欠我一个猪头、一根猪尾巴。你什么时候来还我呀？
2002年11月14日初冬
《民主论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