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2年10月里天气不爽,心气浮躁得厉害。亲友带信说,爷爷心事重重,急着要见我面。日来有老廖、张明和另一位友人家中都刚有过丧事,我爷爷90多岁,一直牵挂于我。这样的季节和气候,我恐慌得厉害,预备理料了杂务赶回家。

突然接到老廖廖亦武先生的电话,说是蒲勇病危,胃癌晚期,癌细胞扩散,遵医嘱终止治疗,人已回家。

我不敢相信那是真的,企望老廖出差错。

手机信号很差,费力中要了两个电话号码,先对那手机号小心地打过去,是伯父接到,然后是蒲勇。我敷衍了几句,然后打另一个电话,是蒲勇的妹妹接的。我再要了一个电话,以便蒲勇不能听见。这次通话问得比较详细,证实了老廖的信息,甚至比老廖的信息更糟,我的脑子一片空白。

就跟几个朋友联系,没有人相信这是真的。晚上赶到张明那里去,说了情况。两个大男人相对哭泣,哽咽有声。我们一起给蒲勇打电话,却是事先约定好的,嘻嘻哈哈,不谈病情。

我和(黄)晓敏代表大家到南江看蒲勇。

 

因为处于无业状态,我就接受了大家的委托,到南江去。我跟蒲勇说,我要到西安办事,绕道到南江玩耍。这不高明的谎言,不知道蒲勇怎样想。

我约了黄晓敏同行,26日下午到车站会合,车票100多元,比去西安贵一倍。只有卧铺的夜车,下午6点多出发,第二日8点多到达南江。如果乘客少,就不能保证直达,会被扔在巴中。

车在暗夜里颠簸、爬行。借助昏暗的灯光,我们穿行在鬼火明灭中的城镇和乡村。有时,司机会冒出一句话,说,又走错路了。

 

我无法入睡,闭着眼睛默想与蒲勇交往的经历。

最初的时间已经不能确定。(刘)贤斌指着一本杂志的一幅插图介绍,说那是四川籍的89政治要犯,还被关押着,照片是经过辗转的途径带出监狱,然后到了海外。其中之一,似乎就有蒲勇。他是一位接受锻炼的乡长,预备提拔进县政府领导班子,因不满政府对学生的血腥镇压,在“六四”之后散发传单,被判10年重刑。然后是(19)98年春节前,我们为在押的政治犯朋友捐款。蒲勇是在被捐赠之列的。贤斌和(佘)万宝说,蒲勇出来,民运的队伍里又会增加一条硬汉子。

 

(19)99年11月,我到成都,蒲勇已经出狱了,我没有直接见到。又过了两三个月,他再到成都,我们见了面。

他黑而且瘦削,背有些微驼,站立时脚有些摇摆,并不能持久,就蹲在地上或凳子上,说是胃子有病。这种情形我在贤斌身上见过。坐过“我党”大牢的,几乎都被折磨成这个样子。后来,每一次见面,他都保持这种久站不能而蹲的姿势,我也没有在意。

我对朋友们说,那就是“我党”的改造结果,让人连站立的姿势也要不会的。他的脸很呆板,笑声也怪异或者说根本忘记了笑的表情。我对人说,什么是“我党”监狱的成就,你们看看蒲勇的脸和听听他的怪异笑声就会知道。有时候在一起吃饭,他对食物很挑剔,说胃子有毛病。我想当然,要他吃早餐,干饭和汤分开吃……

他希望留在成都,和朋友们不要有太大的空间距离。这很难办,找工作是个很大的问题:要么放弃初衷融入社会,要么坚持初衷没有工作。他很难过地回家去。春节后他到了温州,与侯多蜀在一起推销药品艰难谋生,很快失望回去。2002年9月再到成都,成了成都中医学院的学生。

他的梦很美好:先入专科,再进本科,最后考研,继承和发扬他家祖传的中医功效,一方面可以悬壶济世,另一方面又可以呆在大都市里继续自己对于民主、自由的追求。

他说,他要参加成人入学考,不常到我处聊天。我很赞成,希望他能够顺利过关。

 

后来,听说他被人鼓动去散过传单。我很是担心并加以劝阻。我感觉那些行为在当下无效,并且我希望他是安全的。

记得有一次,他说,他以为他们的一位老师很开明,趁那位教师一心一意蹲在厕所里大便,将一些东西塞了进去。后来,那位教师将传单交给了学校,并查询塞传单的人。我很认真地又劝说了他一气。他答应不再粗糙,只坚定认真地参与签名的事。这大概就是老廖的文章中提及他出狱最初心气有些浮躁之类的事。

 

经过一段时间后,他的精神得到一定的恢复,风度和气质显现出佳处来,也到我去的一些地方玩。但他给自己的学习任务很重,去的次数不多。我们也谈到关于他家传中医秘方的开发,他很感兴趣。

去年春节前,我拟把我的一位表妹介绍给他认识。他很高兴,说是可以的。因为没有机会见面,后来就搁置起来了。

6月19日,他打电话过来,说是要到阆中实习,本科也已经注册。恰巧那日是我的生日,没有别的人,我叫他过我那里。我下了班,见他已经蹲在桂花巷口,又是胃子不爽的样子。我再次让他注意。他说没问题,慢慢养养就行。他晚上也没吃什么东西,还是因为胃子。我告诉他到阆中可以抽时间去几个地方转转,有人说那是神奇神秘之地。

过了几日,他打来电话,说是被国安叫到学校的什么地方盘问,让我要小心。28日午夜,我就被国安们堵在家里抄家和带走盘问。

9月27日,他给我打来电话,说是回成都住院医病。因为我有他的传呼,说了声知道就挂了电话。我当时正在预备邀约几位朋友一起去看他。第3日给他打传呼,却再没有回音,我想,等到大假结束后再说。结果等来的却是老廖的告危信息。

 

晓敏也睡不踏实。我们就断断续续地说一些蒲勇的事。我说道,我对张明说,当年,我们只是不知天高地厚的娃娃,卷进去也就卷进去了,而蒲勇、佘万宝、雷风云这些已经进入社会、甚至很有世俗利益和前途的成人自觉地投身进去,才是最难得宝贵的。张明很赞成我的观点。晓敏也称极是。

 

27日晨6时,汽车把我们撂在了巴中。我们只好转乘了中型巴士,9时许才赶到狭窄拥挤的南江县城。

先找到蒲勇的妹妹,问明了情况,说是已经到了最后的日子,全靠药物维持。家里人尽力安慰、鼓励,蒲勇自己有了信心,说是要好好活七八年的光景。

商贩和行人在我们身边拥挤,人们不知道我们这两个外乡人的来处,也不知道就在他们的城里,一位正直、坚毅、希望他们活得更有尊严的人的生命,就要抵达它的尽头。

蒲勇躺在床上,脸已灰白,瘦削得只剩一张皮。知道我们到了,他攒足精力,睁开眼睛找寻我们,眼光时而散漫,时而明亮如烛。看得出来,他很喜欢我们的到来,只是声音很小,如老廖所言,游丝一般。他总感觉腹胀。伯父和我们数次扶他在床旁方便,却没有实际内容。我们因此有机会看见并触摸了他的手脚,只剩下一副夸张的大骨架和硕大如鼓的肚皮。腹部的刀痕一尺许,有密布的缝合印记。

 

我们简单地说了出差顺便来看他的胡话。晃荡了半个小时,他的精力有些不支。我们让他先休息,退出后却只是叹气。

他被胀和痛搅醒。我们又坐回床边,将海内、外朋友的问候和敬意转达。他说,不少地方的朋友也给他打过电话,有北美的,也有西班牙的黄河清先生。

我拨通了张明的电话。这个张大个子显得很不能自禁,说两句就挂了电话。我疑心他到一边哽咽去了。

与陈卫联系上了,他和蒲勇在电话里咕哝,然后让我听。陈卫告诉我,他对蒲勇说了三层意思:对我们所追求的过去和未来充满必胜信心;对于战胜病魔要充满必胜的信心;相信科学进步能够解决顽症并充满信心。我知道,对于眼前的蒲勇而言,陈卫的话也是完美的废话。但我问蒲勇是否听到时,他竟能完整地复述出来。

然后是赵常青先生打来电话问候,同时涉及中共召开16大的一个签名。凡签名,蒲勇总是要参加的。常青建议这次就不签他。我想,蒲勇的世俗生命就要完结,蒲勇应该自己决定这最后一次了。问他,他毫不犹豫地要求签上自己的名字。蒲勇兄弟,你是否知道这是最后一次呢?我们在你面前回避你的生命的终结,你是否也在故意让我们和你的家人进入你预先设计的意义圈层呢?

蒲伯父的病人很多。我试图喂蒲勇喝一点汤,却不熟练,让蒲勇徒增很多痛苦。我只好放弃了这种笨拙的努力。抽得空闲,伯父过来喂儿子喝汤,压被子,不时亲吻他的额和头。这个享受国务院特殊津贴的中医专家,把多少平民和政府官员从死亡线上拽回,此时却要自己白头送黑发了。他的另外两个孩子已经长大,学有专长。他教育他们自力更生,预备把祖传的医学精髓留给这位饱经磨难的兄长。孩子们很听话,也尊敬和心疼这位兄长。现在,他们的心思都要成为虚妄。

天,你为何要这样让正直和善良的人们伤心,却让那些恶劣狡诈的人形物品得意?

 

午饭就在病床边进行。伯父耿耿于怀的却是1989年10月《四川日报》中关于蒲勇案件的那篇报道。那位记者这样写道:由于长期娇生惯养,蒲勇才走向了犯罪的道路。伯父呀,且不要说当时那个蒲勇很快要被提拔进县政府领导班子的事实,你何必太在意那些句子呢?在这非人间,这样的记者,无非就是妓者而已。无论鸡,无论鸭,都不可以人心和人性去度量他们或它们的。

蒲勇不能进食。他的腹胀太厉害,新的液体药物也无法进入,只好先抽腹水。扶蒲勇坐在靠椅上,巨大的针自腹部刺进去,腹水自流出来,流进痰盂里。一个小时吧,满满的一缸,两、三千毫升。晓敏静静地拍照,镜头记录下腹水进入痰盂的过程、尺度。

晓敏让他对着镜头,问他有什么话对大家说。他说:“我想病好嘛。”

然后输液,每天价值上千元的镇痛液注入。我们就和他闲聊。他谈到李必丰在监狱中常常无缘无故地出血,谈到佘万宝在监狱里作了胃部手术营养不良,谈到贤斌的结核和胃。他说:“要注意呀,要注意呀。”我希望他不要太操心那些,我们会尽力的。也谈到那些人的16大。我们却只能寄希望于他们的良知。但在巨大的权力和利益面前,他们的良知会有几克拉呢?

我是一个缺少幽默的人,说话不风趣,就绕着圈子说他偷懒耍赖,不来帮助我。我说网上有很多妹妹很美、很好玩,赶快回成都。我说我有6 个姑妈有很多好的表妹,不许让我吃不到猪头肉和猪尾巴。

他有些累,劝我们到街上溜达。

 

出了门,晓敏的意思是要回成都,以免给伯父和蒲勇压力。我的意思是这一别就是永诀,再见面只有在天堂或地狱;现在就走,或许会让蒲勇难过,情绪太大,也会出问题。我希望能够有一夜静静地陪在他的病床边。

犹犹豫豫地溜达到车站,看有车就要出发,硬下了决心,让司机等着,回去拿东西。慌忙中与伯父和蒲勇握别。蒲勇的眼神很依恋、凄切。我们说还会来看他。我背过身,洒泪离别。

车行,我忍受不住,给他打电话:“蒲勇,到成都来看我!蒲勇,快些好起来,来娶我表妹!”

我们的离开是突然决定的。不知是因为电话跟踪、还是早已暗中监视,车出县城不远,就被4辆警车堵住。10余名穿警服和便衣的人杠着摄象机,冲上车来,说是要检查身份证。

和晓敏一样说没有身份证的有五、六人。我和其余的人说有身份证。摄象机和相机却只愿意对我和晓敏感兴趣。乘客们议论纷纷,说是从来不曾经历过的。

后来,一位乘客说他认识那些人,他们不是警察,而是南江县国安大队和巴中市国安一处的人们。有几个口音却是成都腔,想来是成都的国安朋友。4辆车陪送至巴中边境,便消失了,没有踪影。

我们的车又在鬼火明灭的城镇、乡村间悄然穿行,到成都时天还未明亮。

 

诸般俗事让我在成都盘桓。11月2日下午,得到赵常青先生的电话,说蒲勇已于早上7时离去。我糊里糊涂地给蒲家打了一个电话,忙着赶回老家探望我年已古稀、却时时惦念着我的爷爷。

再回到都市,知道蒲勇已经火化,安葬在四川省南江县的公墓里。

蒲勇,你的墓地是否宽大?

蒲勇,伯父和弟弟、妹妹是否为你植下几株小树?

蒲勇,什么时候我能来看你?那时,树木长得有多大?

蒲勇,我会告诉监狱内、外那些朋友和他们的家人,你对他们的健康有多牵挂。

可是,蒲勇,你欠我一个猪头、一根猪尾巴。你什么时候来还我呀?

 

2002年11月14日初冬

 

《民主论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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