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5年7月6日晚,得知任畹町先生住院的消息,我即刻给他打电话过去。接电话的先生说,任先生起床困难、费时,让我过几分钟打过去。电话里,我依稀听得先生吃力的起动声音。

6月4日那天,我曾给先生打过电话,说是不在家,我以为是先生又被弄到哪里去了。现在才知道,那时先生就已经住了院。我曾在网上看见赵昕、李海、刘荻、马文都、齐志勇等人探望先生的照片,还特地把那些照片复制下来,预备今后见面时,能够不需要介绍就一个个分辨、认识呢。

今年,生命中相关的一些人,或者长眠不醒——祖父、赵公紫阳先生和义弟刘贤斌的老母邓代辉阿姨相继去世,或者被打入牢狱不得解脱——有师涛,有张林和许万平,然后是父亲肝癌卧病不起。现在,人权民运的一杆大旗帜——任畹町先生,确诊为骨结核,也困在医院,进退不得。一阳啊一阳,流年不利!

待到我把电话再打过去,服务台说正在通话请稍候再拨。在等待的间歇,我回忆起与这位民主墙时代就坚持不懈为民族、为国民争人权的斗士的交往经历。

任先生的大名和高义,我早在高中时期就有所耳闻,和贤斌一起参与民运的签名后,对他的了解就更多一些。1999年,贤斌和佘万宝被重判,我践诺出门行走。

民主党筹组遭到异常惨烈的打压,徐文立、秦永敏、王有才、刘贤斌、祝正明、吴义龙等大批优秀的异议人士琅铛入狱,此前的李海和江棋生仍深陷狱中。各种关系如何接续、协调,对早前、现在和稍后时期的各种情形和情势的认识与筹划等等,都摆在我们这些新手的面前,担子重,形势严峻。

在这种情势下,我开始和任先生有了电话与电邮方面的联系与交流。当时的情形是海外、国内彼此缺乏足够的了解,不对称的信息以及由此产生的判断可能严重弱化正在调整中的民运集体,各省、市之间,各省、市内部也仍然存在这个严重的问题。

我的意见是希望任先生能和林牧先生在这种情势中能够不负众望,多担当一些事情,在此基础上逐渐协调出一个稳定、有效、成熟的结构和局面来。

先生很高兴,说自己正在提倡“民运建设”,并告诉我相关思考和思路。

根据我所了解的一些情况,特别是部分省份部分人士有放弃1993年以来“公开、理性、非暴力和互动”等行之有效的原则和方法的倾向、努力,海外部分人士缺少起码信息把握却插手、代理国内运作的情况,可能或已经产生极其严重的危害后果,我提出“民运文化建设”应当成为当前更重要的努力点和相关交流平台建设的设想。

先生闻知,大加赞赏、鼓励并配合,后来人们即可在先生的文稿中看见“民运(文化)建设”的字样,这就是这段联系与交流的见证。

后来,我致力于对“公开、理性、非暴力和良性或多元互动”原则的坚持和努力,在极其艰难的情形下开办亚民运网站,也是这些思考和交流的部分外现。

再后来有先生对拙作《文化中捉鬼》一文的推荐和抬爱。(详见任畹町先生《傲视鬼魅的欧阳懿》,作者注)

那以后,到成都来寻我的外地朋友多了起来,大家有了深入的了解和协作。来交流的朋友说:“任老和林老力主我们有机会见面谈谈。”

2004年6月,我尚在狱中,被“八九一代”授予“第四届青年人权奖”殊荣。出狱后才了解,授奖的两点理由,其实和当初与任老、与林老联系交流的结果及其坚持分不开。

我在狱中,任老和不少朋友忧心如焚,多次撰文呼救,这于后面的判决结果,大有助益。

在从事“民运(文化)建设”的实践过程中,先生来信要以我为“弟子”,我以先生原本为我师、我原本先生后学自视相回应。我这样回应先生,不知道先生是否满意,因为我知道,民运中一些人士有一些隔阂、误解或个人之间的隙怨,我直接以先生的门第弟子出现在人们面前,或有许多不便。

其实,在人权民运的继续与实践中,仅以“人权”的先发之声,先生的弟子和门徒,何其多啊!试问当今中国,有几多专家、教授可以与先生媲美呢?我以先生之于此种厚爱、错爱、抬爱赠我,为荣耀。

家父命悬游丝,我的身份证也不知道什么时候能够办下来。我任先生大人处,茶水、汤药之奉,也难做到。赵昕兄说:“先生的病要花费七万。朋友们,有钱出钱,有力出力,无钱无力,打个电话、写篇文章也行。”

那我就打电话吧,临末,把我和先生交往的一些事奉献给大家,让世人知道,任先生是这样激励我这样的后学的。

动手敲打这些文字之前,见林信抒先生一篇文章,其中说,国内的医疗费用不堪重负之高,要是能把先生运作出国治疗,或许花费还少一些。这是一个好主意。

先生早皈依了基督,不肖后学亦赞美我主,就向耶稣基督祈祷:让那些执政者的心肠不要太过冷硬,让病者成行。

主啊,我流年不利已经很严重了,让我否极泰来,让我的心愿达成。

阿门!

2005年7月9日

《议报》第206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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