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载2015年2月《读书》,澎湃新闻经授权转载,原标题为《大传统下的独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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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为俄语诗人,布罗茨基年少成名,在列宁格勒地下文学圈很早确立了地位。他是文学教母阿赫玛托娃家的座上宾,深受器重。他的诗集在境外翻译出版,大诗人奥登为之作序,受到英美斯拉夫学界的瞩目。

以 赛亚 •柏林说,读布罗茨基的俄语诗,“从一开始您便能看到一位天才 ”。纳博科夫读了长诗《戈尔布诺夫和戈尔恰科夫》,说此诗 “是用俄语罕见的格律写出来的 ”,并给诗人寄去一条牛仔裤作为礼物(牛仔裤在一九七 ○年的苏联是稀罕物品)。索尔仁尼琴说他从不错过布罗茨基发表在俄语刊物上的诗作,始终欣赏其 “杰出的诗艺 ”。在俄国,诗人拥有崇高地位;即便是在无产阶级专政下的苏联,创作有 “合法 ”与“不合法 ”之分,普希金的荣耀也似乎仍可触及;而在俄语诗歌精英小圈子里,布罗茨基也正是被视为普希金的继承人。

布 罗茨基在西方的名声却并非完全来自诗歌,而是基于其传奇性经历。上世纪六十年代,他因写诗而获刑,被当局送去劳改,罪名是 “社会寄生虫 ”。这个轰动一时的事件导致他后来流亡西方。克洛德 •西蒙的小说《植物园》(余中先译),描写诗人在北方劳改营的一张照片及审判的片段场景。

库 切的自传体小说《青春》(王家湘译),讲到主人公在伦敦,通过 BBC电台收听布罗茨基谈话,幻想如何跟劳改营里的诗人取得联系。囚禁中的诗人成了献身缪斯的英勇化身。冷战时期东西方意识形态的博弈,给他打上一束强 光,造就其 “流亡诗人 ”的显赫名声,这是他领受的一份苦乐参半的命运。他于一九七二年流亡西方,此后没有再回祖国。苏联当局不准许其年迈的父母探访独生子,一家人至死未能团 聚。

列夫 •洛谢夫在为诗人撰写的传记中讥讽说,逮捕和审判布罗茨基,政治上是措置不当的,把一个原本不具有社会影响的青年诗人抓起来判刑,国际上闹得沸沸扬扬,最终还得由苏维埃最高当局出面,把诗人请走了事,弄得颜面尽失,实在是愚蠢的官僚行为。

诗 人一九七二年前的诗作,题材多为爱情、离别或孤独,其离经叛道之处无非在于背离乐观主义和集体主义观念,和主流意识形态格格不入,而赫鲁晓夫表态说:“凭 他那些诗就可以判他五年!”这种集权意识形态的高压下,作家的创作空间确实是太小了,不仅物质安康难以保障,还动辄有性命之虞。

布 罗茨基在《空中灾难》一文中说,苏联地下作家的生存状态不正常,“较好的政治制度的国家里”的作家(诸如君特 •格拉斯、米歇尔 •布托尔等)所占据的那个 “中间地带”,在苏联根本不存在;他们面临的是非此即彼的选择,要么在美学风格上自动撤退,抑制其形而上的能力,降低艺术追求,要么成为读者数量极少的实 验作家,期望未来所谓公正评价,靠作品偶尔在境外出版而聊以自慰。这样说来,布罗茨基本人算是特例,因一场审判案而举世瞩目,得以成全 “流亡诗人 ”的功名,这是不幸中的幸运。

如今,这位流亡美国的诗人已经作古。谈到那段尘埃落定的历史,人们是在回顾那一代俄国作家的艰难命运时,才重温他们经历的 “历史性梦魇 ”。《小于一》(黄灿然译)这本书,通篇弥漫着冷冽硬朗的铁灰色,很大程度上是缘于作者的那种经历。

两 篇自述生平的文章,像是用防腐技术加工的一种自然主义叙述,将乏味贫瘠的苏维埃生活环境刻画出来,读来令人难忘。《一个半房间》写到两只乌鸦,在叙述的间 隙萦回不去,似乎暗示作者父母的亡灵;该篇凝练压抑的笔调渐渐传达出某种挽歌的调子。挽歌总是倾向于失去,诉说死亡和丧失,与设想其存在的亡灵展开对话。 这是一种有意压制、冷峻而感人的叙述,其铁灰色基调显示出高度理智,也源于被政治放大的日常生活毛细孔的粗劣灰暗。所谓挽歌其实也是破碎的,总是断断续 续,像是被实质性的死亡和丧失绊住了脚。

《小 于一》最富画面感的两篇回忆文章,把集权政治造成的伤痛展示给人看,用的是反讽而克制的态度,文笔有点乔治 •奥威尔的味道,手法带有巴拉丁斯基的影响,后者的比重更大一些。也就是说,作者倾向于评述而非叙述,给既有的悲剧生活添加冷静的评论,而不仅仅是一种回 忆和介绍。这种手法具有深刻的形而上意义。诗人并没有把自己当受害者看待(他只字不提劳改经历),而是用反讽的镜子照见灵魂冻结的形象。作者在谈到巴拉丁 斯基的创作时曾说,后者的诗歌主题总是 “远离灵魂的完善 ”,而诗人必须 “遵照自己的体验抒写这个灵魂 ”。这是他总结的公式。

他 从巴拉丁斯基的诗歌中看到一种 “近乎加尔文式的勤勉 ”,加尔文式的严谨的自我审视。对个体灵魂不完善的意识,某种程度上能够造就良知的清醒和敏锐;换言之,当良知出现裂缝时,诗人也不用金线丝绣缝补(充其 量是填塞稻草)。总之,这种趣味并不强调主观和自我辩护;与加缪式的存在主义相比,其“远离灵魂的完善 ”也更具有内心真实的意味。

与 集子同题的文章《小于一》,标题即在指示这种创作哲学。“小于一 ”(less than one),有中译者译为 “少于一 ”,这个译法不准确。照列夫 •洛谢夫在《布罗茨基传》(刘文飞译)中的解释,less than one是出自 one is less than one这个句子,意思是说 “你小于你自己 ” 或“人小于他自己 ”,此处 “一”是指 “一个人 ”。所谓 “人小于他自己 ”,是指人通常的存在远离灵魂的完善。

可以说,该篇主题的展开,举凡形而上的省思,涉及美学、文化、伦理,涉及记忆的功能和生活状态的评述,均发端于这种意识。《小于一》那种破碎的挽歌,断断续续的语体和节奏,也是从 “远离灵魂的完善 ”这个主题发展出来的。

布 罗茨基吸收了俄国和英美的诗学养分,在散文写作中形成富于原创性的语气和语体,其叙述也超越通常的意识形态控诉和伤痛展示,显得耐人寻味。超越不是来自于 某个道德高姿态,不是用虚构手段获取缓解或抚慰(《小于一》谨守其反虚构原则),而是取决于某种具有形而上意义的文学表述。布罗茨基最佳的诗歌和散文,都 是在勉力追求这种表述。

尽管其诗歌才华得到公认,在苏联主流和非主 流文学群体中,他也被视为某种 “另类 ”。正如爱莲娜 •施瓦尔兹等人指出的,其语言的形而上追求给苏俄诗歌带来 “完全不同的新声,乃至完全不同的新的思想方式 ”,但俄国文学倾向于热情洋溢的 “倾诉 ”和“抚慰 ”,似乎不太适应那种偏好反讽和分析的抒情风格。他的散文和评论同样体现一种 “智者风范 ”。某种程度上可以说,他也是通过文学评论文章,对自己的形而上倾向做了一番阐释。

《小于一》收录的文学评论,以介绍俄国诗歌的篇章最为著名,对阿赫玛托娃、茨维塔耶娃、曼德尔施塔姆等人的创作进行导读性评论,每一篇都堪称精警动人,气度不凡,正如库切所言,“文学批评可以说是布罗茨基的拿手好戏 ”。

如 果说批评的真谛是在于说教,布罗茨基这些文章则称得上美学说教的典范,像占据布道讲坛,以独白语气在垂直穹顶下侃侃而谈。他的表述是由一个个瞬间高潮所组 成的观念系列,行文带有一个上扬的态势。分析透辟凝练,形成语义严密的批评文本,对实用主义廉价说教不屑一顾。用语偶尔有点怪诞,诸如 “加速度 ”、“公分母 ”、“乐器法 ”、“纵膈 ”等,像从百科全书采撷的语汇,甚至还有略显突兀的俚语和俏皮话,这是沿袭其诗歌创作中巴洛克(英国玄学派)式的智巧手法,追求奇崛与不谐和效果(库切的 《布罗茨基的随笔》一文对此做了错误分析)。

其诗学说教铺张扬厉, 有时浓缩如格言,结论总是直截了当,不容置辩,诸如,“美学是伦理学之母 ”,“死亡是诗人伦理的绝佳试金石 ”,“声音优于现实,本质优于存在 ”等等;其诗学理念趋向于某种原教旨主义语言观:“诗歌乃是语言否定自己的质量和引力定律,乃是语言在向上追求 —或向一侧追求 —创世文字的开始之处。”而以下这句话是对诗歌生成的一个令人回味无穷的定义:“记忆通常是最后才离去的,仿佛它努力要保存对离去本身的记录似的,因此一 首诗也许是最后离开一个人呢喃的双唇的遗言。”

布罗茨基的诗学表述 含有犄角推进式的形而上倾向和力度。他强调语言的超越性功能,认为诗歌是探索语言极限,诗歌是一种加速的思想,而韵律是完成这个工作的关键。“精神加速 ”这一概念,成了他衡量诗人的工作及其启示性能量的指标,这么做恐怕也会造成某种局限,使其笔下的阿赫玛托娃、茨维塔耶娃和曼德尔施塔姆带有较为浓厚的布 罗茨基意识。不过,从这种混合着教义和激赏的解析文字中,读者的收获仍是难以估量的多。他让人透过分析性语言的局限,抵达白银时代彼得堡诗歌传统的启迪和 精髓。

可以说,布罗茨基的文学评论,其本质在于说教而非论证。是把 人带往彼岸的运载工具,也是他从彼岸回归的现身说法。当然也是文化论争中的回应、反驳和论战的产物。除非站在他那个高度,拥有那样精深的诗歌修养和实践, 否则无从产生这些灵感洋溢的篇章;而灵感总是和某种教义结合在一起的,正如使徒保罗的体内被充实的那些东西,因此,布罗茨基的批评文字浸透俄国式的救赎和 激情,这是西方文学批评中几乎要失传的一种精神在场,委实引人瞩目。

布 罗茨基抵达西方,正值后现代主义思潮方兴未艾之际,他所面临的是一种反对精英、解构经典的总体知识气候。从贫瘠封闭的苏联来到后现代美国,看来诗人得经历 某种 “时间错置 ”(anachronism),这也使他的俄罗斯人特点变得更为鲜明。他强调精神等级,藐视后现代的价值相对主义,为文学写作提出严苛标准,声称写作是为 了与过去时代的大师看齐,认为 “过去是各种标准的来源,是现在所无法提供的更高标准的来源 ”。他的立场与流行的英美文学批评风尚大异其趣。与其说这是一种保守的精英主义趣味,不如说是对文化大传统的自觉追随和维护。

《小 于一》除了介绍白银时代彼得堡诗歌传统,评述陀思妥耶夫斯基、普拉东诺夫等人的创作,还以不少篇幅评论欧美诗人,包括奥登、卡瓦菲斯、蒙塔莱和沃尔科特 等;尤其是关于奥登的两篇文章《取悦一个影子》和《论 W.H.奥登的〈1939年 9月 1日〉》,是分量颇重的阐述。这两篇文章把作者诗学传统的另一侧面交代得很清楚,阐明他所谓伦理和美学 “更高标准的来源 ”在其生活和创作中的意义。

奥 登(还有弗罗斯特、哈代等)是对他影响至深的英语诗歌大师。事实上,收录在他另一部随笔集《悲伤和理智》(On Grief and Reason)中的文章,其行文的优雅、反讽和平衡,就有点奥登的风味。晚期的布罗茨基融入英语文学传统,也越来越像晚期中产阶级文明的诊疗师,谨慎地抑 制 “怀疑 ”,委婉地表露 “爱”和“慷慨 ”,而这也可视为他学习奥登,勉力 “取悦一个影子 ”的尝试。

维特根斯坦在其《文化与价值》中说,“传统不是一个人能够学习的东西,不是他想要的时候就能捡起来的一根线;就跟一个人不能选择自己的祖宗一样 ”;“缺乏传统的人想要拥有一个传统,就像是一个人悲伤地去恋爱一样 ”。

不 管从哪个角度看,维特根斯坦的话也都是一个中肯的告诫。以布罗茨基而论,“悲伤的恋爱 ”或“快乐的恋爱 ”也许都不具有决定性意义,归根结底,诗人的决定性意义总是在于语言发端的一个字词或韵脚;所谓 “声音优于现实,本质优于存在 ”,这个看似高傲的形而上断言实质指向某个谦抑的位置,即诗人只是理念或声音的占用者,其存在等同于一种内在流亡状态。

传 统可以是一种实际拥有,也可以是一种理念式占用,某种程度上讲,其主动选择的意义并不小于自发拥有的意义。如果说此种选择的形而上向度是标志着精神痛苦 (正如维特根斯坦指出的那样),那么它也意味着理念式占用乃是一种实际存在的有待展开的方式,可以展示为某种 “时间错置 ”的心理景观,某种个体和文化的深刻关联。

《小于一》的语言和思想跨度之大,部分是源于东西方传统的分离与交汇所制造的张力,给作者的表述注入超负荷的密度。集子中《逃离拜占庭》一文颇能体现这种 特质。这篇旅游札记,中译长达四十七页,或许是该书写得最无把握的文章,主题之庞大,令人捏一把汗,却非常值得一读。它阐述作者心目中 “文明 ”一词的含义,也就是一个 “大传统 ”的存在对于他那样西化的俄国人所具有的意义。

要 理解这个 “大传统 ”的本质,必须展示其浩瀚的谱系,从第一罗马帝国和第二罗马帝国说起,以基督教东扩和伊斯兰教西进为主线,辨析历史文化和伦理政治的复杂变迁,为此得扮演 历史学家、人种学家的角色,这恐怕是作者难以胜任的,结果是写成一篇游记式独白,像一首用散文体书写的长诗,用萦绕回复的螺线型抒情结构记录其伊斯坦布尔 之旅,将文化形态学的复杂思考转化为一连串包含恐惧和希望的心声。

作 为一名西化的俄国人,布罗茨基的认同和希望是指向第一罗马帝国的遗产,即由罗马法律和罗马教会的结合中演变的一个伦理政治体系,孕育出西方关于国家和个人 存在的观念基础。他所恐惧和排斥的是第二罗马帝国的历史后遗症,即君士坦丁的东扩所带来的灾难性后果,不仅使得西方教会和东方教会分离,还让东方教会与亚 洲父权社会及其伦理风尚融合起来,而这种父权伦理的本质是 “反个人主义 ”,“认为人类生命在本质上不足挂齿,即是说,缺乏 ‘因为每个生命都是独一无二的,所以人类生命是神圣的 ’这个理念”。

和 叶芝的名诗《驶向拜占庭》的主题相反,布罗茨基的文章正如标题所示,其主题是反感和逃离:俄罗斯的地理位置注定无法脱离拜占庭;作为 “地理的受害者 ”,作为 “第三罗马帝国 ”(即苏联)的昔日子民,他对眼下的伊斯坦布尔其实不感兴趣;他的到来是为了清算和诀别,一个地缘文化作用下象征着逃亡的姿态。

布 罗茨基对君士坦丁的心理意识的描写究竟有多少历史依据?历史学家和基督教学者能同意他的观点吗?他那富于天才气息、如履薄冰、恢弘而尖刻的论述,是否有一 定的代表性?素来欣赏布罗茨基的索尔仁尼琴,对此文大为不满,认为这是在污蔑东正教会。此种非议也体现俄国的西方派和斯拉夫派之间由来已久的分歧。布罗茨 基的立场不能算是孤立,对俄国政治文化传统中的非西方因素的清算,索洛维耶夫、高尔基等人甚至有更露骨和尖刻的表述。稍具讽刺意味的是,布罗茨基尊崇陀思 妥耶夫斯基,而后者却属于斯拉夫派;想必陀思妥耶夫斯基拜读这篇长文,也会愤然加以拒斥的吧?

文明的理由,布罗茨基声称,就是要去 “理解一个人在世的独特性及其存在的自主性”。在《毕业典礼致词》一文中,他给出抗拒邪恶的方案,是“极端的个人主义、独创性的思想、异想天开,甚至——如果你愿意——怪癖”。

这 是一种剔除了宗教意识的世俗化解决方案,体现自由主义的文学启蒙意识。布罗茨基是迷恋语言、思想精美的怀疑主义诗人,不是安 •兰德那样的西方政治伦理的热情辩护士。他对人文主义和自由主义这个大传统的辩护,有其创作和生活经历的依据,源于美学和伦理的抉择。《小于一》一书通篇 是在阐述这一点。

他和索尔仁尼琴的分歧还在于,面对其共同经历的 “历史性梦魇”,他的态度是存在主义的,而后者是传统现实主义的。他和陀思妥耶夫斯基的区别主要在于,他接受西方理性主义,尽管也怀有疑虑,而后者则表示 嘲弄和憎恨,对任何基于理性主义的世俗化解决方案均予以否认。

布罗 茨基对文化大传统的追索值得肯定。但也未尝没有带来某种疑虑。作为 “第三罗马帝国 ”的历史产儿,他强调的个体独特性和自主性,就启蒙的逻辑而言,是否更多是意味着某种 “共性 ”的实现?所谓 “个性 ”,是否仍为事物有待形成的一个弥散的幻影或虚无?

此类疑虑,作家尤难回避。布罗茨基的回答则显示诗人本色。他说:“在一种事物与一个理念之间,我永远宁愿选择后者。”

理念的占用或独白,自有其非同凡响的精神意义。如此说来,流亡乃是诗人终其一生的命运。

(《小于一》,布罗茨基著,黄灿然译,浙江文艺出版社二○一四年版;《布罗茨基传》,列夫 •洛谢夫著,刘文飞译,东方出版社二○○九年版)

 

来源:读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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