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成都商报》共事期间,无论是我、宝成、玉生,还是李建军、刘虎,都是尽职的记者……在我们的记者生涯中,说真话就遭厄运,这也正是我们被清除出新闻界、甚或入狱或流亡的原因。这让我出离愤怒和悲伤。

10个月过去了,我同事陈宝成、刘虎还在监狱里。

他们是我在《成都商报》当记者时,同一新闻部门里的老同事。当时的同事还有殷玉生、李建军等7人。几年之后,该新闻中心的7个记者就有两个被捕、两个流亡、一个流浪、一个离职,最后只剩下了一个唯唯诺诺的人得以幸免。在这个以财大气粗闻名的报社里,我们几个与利益无关的底层记者用自己几乎是悲催的命运,为这个国家的新闻言论做了最深刻的注解。

我们这批被称为《成都商报》有史以来最大的麻烦制造者,能进入该报,本身就是一个意外。2005年前后,是《成都商报》创建以来最大的发展期。也就是这个时候,报社为求发展,决定招收一批优秀记者,做出好新闻,以扩大影响。

也就是在这种背景下,我、陈宝成、刘虎、殷玉生、李建军等人进入《成都商报》。该报新闻部中心原只有编辑,由于我们的加入,建立了由我们7名记者组成的专门的采访队伍,负责全国新闻——包括国际新闻——的报道。

但在中国,无论是权力当局还是报社领导本身,都已与利益集团高度捆绑在一起,《成都商报》编委会“好新闻”的尝试,很快被证明只是叶公好龙。当压力降临,他们纷纷与追求真相的记者切割,彻底得让人目瞪口呆。事后我们得知,当媒体高管们坐拥媒体带来的千万身价时,官方的任何风吹草动,都是他们不可也不愿承受之重。由此,我们这些追求真新闻的记者就成了受害者、牺牲品。

在我的老同事中,陈宝成不是第一个遭受迫害的,但却是第一个因维护本家族权益被陷害逮捕的人。

陈是一个安静的书生,沉默寡言,除了采访与写稿,基本上就是读书,很少参与工作之外的活动。他是学法律出身,曾是山东平度重点中学的高考文科状元,也是政法大学的高材生。尽管他熟知法律条文,当了多年的记者,但在城市扩张运动中,却无力保护自家的房产,即使他有百年地契。

陈在研究历史中,收集到从高祖到自己父辈的一些遗物——包括爷爷留下的地契。这些遗物记录了该家族的百年奋斗史,几多兴衰,几多磨难。但是家族的房产、土地,早已经被“国有”,留下的只有一个破旧的小院,陈凭借一纸泛黄的地契,决心在拆迁中保护本家族这点最后的财产。

在艰难抗争了7年之后——其间遭受到各种逼迫、毒打,这个近乎于木讷的书生,最终不但未保住财产,反而被陷害进了监狱。陈宝成入狱震惊了法律和新闻界,全国100多名资深律师、记者联署,要求山东当局释放陈宝成,但没有任何结果。

陈宝成被捕后,我、殷玉生曾赶到平度营救他,但最后还是失败了。

在我的同事中,殷玉生是一个最不缺朋友的人。他似乎永远在酒桌上,与各色人交际。他以豪放著称,身上有一个铜板都要拿出来请大家喝酒。在新闻圈多年,他文章写了无数,维权的事做了一箩筐,但自己却常常是身无半文,房无半间。

2010年春节,殷玉生、我、还有另一记者共同去了5?12大地震灾区——完全是个人行为,考察灾后灾民真实的生活。为此,我们触怒了当局。

当时,当局正大力宣扬灾区重建的“丰功伟绩”,比如在北川一个受灾并不严重的寨子里,地方当局投入巨资进行了重建,将其打造成一个所谓的重建的样本,以接待来自全球游客的参观。这让我们的心里百味杂陈。从德阳到绵阳,再到北川,一路走过去,见到的实际情况和媒体上的宣传,有相当的距离。灾后重建的真相,在全国媒体一片“和谐”声中,被遮盖得严严实实。遇难学生的善后、失独家庭的悲哀、建筑质量的检测,都不被当政者提及。相反,任何公开触及此事的人士,都会面临牢狱之灾,如成都谭作人先生的遭遇。

作为记者,我们尽力记述我们所看到的真相。但为此,我们的麻烦来了。2010年10月,刘晓波先生获诺贝尔和平奖当天,殷玉生在北京和几个朋友相聚喝酒庆祝,但遭到北京国保毒打。对此,《成都商报》不但不主动保护记者,而是将他作为麻烦制造者。报社找他谈话,要求他辞职。在拿到寥寥无几的解聘费后,殷玉生被迫离开了《成都商报》,也离开了新闻界。事后我们才知道,当局宣传部门下达通知,禁止各媒体聘用他。

很快,我也因报道得罪了上海和安徽当局,被列入黑名单,被报社辞退。同事李建军就此事给领导写建议信,说了几句我的好话,其中并涉及到了《成都商报》与权力捆绑的信息,由此触怒了当时的成都市委宣传部长——《成都商报》的创始人何华章,也被立即开除。由此,我们谋生的途径被掐断,面对养家的重担,我们顿时手足无措。

我被开除没多久,《成都商报》新闻中心开始了大清洗,其他成员要么被解聘,要么“主动”离职,只有一人幸免。刘虎也就是在这种背景下,离开了该单位,到了《新快报》。

我被开除后,重回新闻界的条条路都被当局堵死了,仗着有一点一知半解的美术基础,求爹爹告奶奶地做一点广告,甚至放下读书人的臭面子,去乡下开了一家小茶馆,挣点稀饭钱养活父母和孩子,缴纳房贷。

2011年夏,我突然接到玉生的电话,他问我能不能帮他介绍一个媒体的工作……我无语。其实,在当局的禁令下,我连自己的工作都解决不了,如何能为他找到工作,我只能鼓励他去做点小生意。无论怎样,我们先得让自己活下去。我们都认同“中国的专制迟早会崩溃”,但我们首先需要确保在其崩溃之前,自己活下去。

2013年夏末,陈宝成蒙难被捕后,我在平度再度遇到了玉生——当时还遇到了《时代周报》的记者石玉;看得出,这些年他过得很不好,衣服很旧很脏。

我们在平度一起暗访,试图从当地各部门内撕开这个地方政府的重重黑幕,解救出陈宝成。那是我们被迫离开报社后第一次联手作战。但是很遗憾,在体制的全力阻击下,我们个体的努力,就像面对着一堵没有尽头的高墙,到处碰壁,所有的努力都没有结果。

2013年8月23日,我刚从平度回到成都,就接到了刘虎被捕的消息。当时正是10年来最严厉的舆论管制时期。党媒杀气腾腾,已经不再提“舆论引导”了,而是白纸黑字加电视广播地鼓噪着要进行意识形态的“斗争”。

北京警方公布的理由是,刘虎在网上诽谤他人。其实刘虎和李建军只是在网络上履行记者的职责——揭示真相,他们在网上连续披露了一批腐败官员,如几个公安部门的高官、原贵州省公安厅长、现任上海高级法院院长崔亚东、陕西公安厅长杜航伟、原重庆市领导、现任中国工商总局副局长马正其等。他们如此“放肆”,怎么能不被整肃。

刘虎被捕时,李建军正在香港,见形势险恶,他只有选择被迫流亡。

在《成都商报》共事期间,无论是我、宝成、玉生,还是李建军、刘虎,都是尽职的记者,我们永远是在采访的路上奔忙,而我们80%的稿子永远是被宣传部门和各种权力部门扼杀。在我们的记者生涯中,说真话就遭厄运,这也正是我们被清除出新闻界、甚或入狱或流亡的原因。这让我出离愤怒和悲伤。

但情况还在持续恶化。2014年4月,再次传来消息,我尊敬的新闻界前辈、已经70岁高龄的高瑜被捕——她甚至被迫在电视上“认罪”。一个月后,同行石玉被捕,他的孩子刚刚半岁;一年前,我们还曾一起在平度郊外的地摊上,默默地仰望沉沉夜空。

2014年6月12日

(《中国人权双周刊》第134期 2014年6月27日—7月10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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