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成都商报》共事期间，无论是我、宝成、玉生，还是李建军、刘虎，都是尽职的记者……在我们的记者生涯中，说真话就遭厄运，这也正是我们被清除出新闻界、甚或入狱或流亡的原因。这让我出离愤怒和悲伤。
一
10个月过去了，我同事陈宝成、刘虎还在监狱里。
他们是我在《成都商报》当记者时，同一新闻部门里的老同事。当时的同事还有殷玉生、李建军等7人。几年之后，该新闻中心的7个记者就有两个被捕、两个流亡、一个流浪、一个离职，最后只剩下了一个唯唯诺诺的人得以幸免。在这个以财大气粗闻名的报社里，我们几个与利益无关的底层记者用自己几乎是悲催的命运，为这个国家的新闻言论做了最深刻的注解。
我们这批被称为《成都商报》有史以来最大的麻烦制造者，能进入该报，本身就是一个意外。2005年前后，是《成都商报》创建以来最大的发展期。也就是这个时候，报社为求发展，决定招收一批优秀记者，做出好新闻，以扩大影响。
也就是在这种背景下，我、陈宝成、刘虎、殷玉生、李建军等人进入《成都商报》。该报新闻部中心原只有编辑，由于我们的加入，建立了由我们7名记者组成的专门的采访队伍，负责全国新闻——包括国际新闻——的报道。
但在中国，无论是权力当局还是报社领导本身，都已与利益集团高度捆绑在一起，《成都商报》编委会“好新闻”的尝试，很快被证明只是叶公好龙。当压力降临，他们纷纷与追求真相的记者切割，彻底得让人目瞪口呆。事后我们得知，当媒体高管们坐拥媒体带来的千万身价时，官方的任何风吹草动，都是他们不可也不愿承受之重。由此，我们这些追求真新闻的记者就成了受害者、牺牲品。
二
在我的老同事中，陈宝成不是第一个遭受迫害的，但却是第一个因维护本家族权益被陷害逮捕的人。
陈是一个安静的书生，沉默寡言，除了采访与写稿，基本上就是读书，很少参与工作之外的活动。他是学法律出身，曾是山东平度重点中学的高考文科状元，也是政法大学的高材生。尽管他熟知法律条文，当了多年的记者，但在城市扩张运动中，却无力保护自家的房产，即使他有百年地契。
陈在研究历史中，收集到从高祖到自己父辈的一些遗物——包括爷爷留下的地契。这些遗物记录了该家族的百年奋斗史，几多兴衰，几多磨难。但是家族的房产、土地，早已经被“国有”，留下的只有一个破旧的小院，陈凭借一纸泛黄的地契，决心在拆迁中保护本家族这点最后的财产。
在艰难抗争了7年之后——其间遭受到各种逼迫、毒打，这个近乎于木讷的书生，最终不但未保住财产，反而被陷害进了监狱。陈宝成入狱震惊了法律和新闻界，全国100多名资深律师、记者联署，要求山东当局释放陈宝成，但没有任何结果。
陈宝成被捕后，我、殷玉生曾赶到平度营救他，但最后还是失败了。
三
在我的同事中，殷玉生是一个最不缺朋友的人。他似乎永远在酒桌上，与各色人交际。他以豪放著称，身上有一个铜板都要拿出来请大家喝酒。在新闻圈多年，他文章写了无数，维权的事做了一箩筐，但自己却常常是身无半文，房无半间。
2010年春节，殷玉生、我、还有另一记者共同去了5？12大地震灾区——完全是个人行为，考察灾后灾民真实的生活。为此，我们触怒了当局。
当时，当局正大力宣扬灾区重建的“丰功伟绩”，比如在北川一个受灾并不严重的寨子里，地方当局投入巨资进行了重建，将其打造成一个所谓的重建的样本，以接待来自全球游客的参观。这让我们的心里百味杂陈。从德阳到绵阳，再到北川，一路走过去，见到的实际情况和媒体上的宣传，有相当的距离。灾后重建的真相，在全国媒体一片“和谐”声中，被遮盖得严严实实。遇难学生的善后、失独家庭的悲哀、建筑质量的检测，都不被当政者提及。相反，任何公开触及此事的人士，都会面临牢狱之灾，如成都谭作人先生的遭遇。
作为记者，我们尽力记述我们所看到的真相。但为此，我们的麻烦来了。2010年10月，刘晓波先生获诺贝尔和平奖当天，殷玉生在北京和几个朋友相聚喝酒庆祝，但遭到北京国保毒打。对此，《成都商报》不但不主动保护记者，而是将他作为麻烦制造者。报社找他谈话，要求他辞职。在拿到寥寥无几的解聘费后，殷玉生被迫离开了《成都商报》，也离开了新闻界。事后我们才知道，当局宣传部门下达通知，禁止各媒体聘用他。
四
很快，我也因报道得罪了上海和安徽当局，被列入黑名单，被报社辞退。同事李建军就此事给领导写建议信，说了几句我的好话，其中并涉及到了《成都商报》与权力捆绑的信息，由此触怒了当时的成都市委宣传部长——《成都商报》的创始人何华章，也被立即开除。由此，我们谋生的途径被掐断，面对养家的重担，我们顿时手足无措。
我被开除没多久，《成都商报》新闻中心开始了大清洗，其他成员要么被解聘，要么“主动”离职，只有一人幸免。刘虎也就是在这种背景下，离开了该单位，到了《新快报》。
我被开除后，重回新闻界的条条路都被当局堵死了，仗着有一点一知半解的美术基础，求爹爹告奶奶地做一点广告，甚至放下读书人的臭面子，去乡下开了一家小茶馆，挣点稀饭钱养活父母和孩子，缴纳房贷。
2011年夏，我突然接到玉生的电话，他问我能不能帮他介绍一个媒体的工作……我无语。其实，在当局的禁令下，我连自己的工作都解决不了，如何能为他找到工作，我只能鼓励他去做点小生意。无论怎样，我们先得让自己活下去。我们都认同“中国的专制迟早会崩溃”，但我们首先需要确保在其崩溃之前，自己活下去。
2013年夏末，陈宝成蒙难被捕后，我在平度再度遇到了玉生——当时还遇到了《时代周报》的记者石玉；看得出，这些年他过得很不好，衣服很旧很脏。
我们在平度一起暗访，试图从当地各部门内撕开这个地方政府的重重黑幕，解救出陈宝成。那是我们被迫离开报社后第一次联手作战。但是很遗憾，在体制的全力阻击下，我们个体的努力，就像面对着一堵没有尽头的高墙，到处碰壁，所有的努力都没有结果。
五
2013年8月23日，我刚从平度回到成都，就接到了刘虎被捕的消息。当时正是10年来最严厉的舆论管制时期。党媒杀气腾腾，已经不再提“舆论引导”了，而是白纸黑字加电视广播地鼓噪着要进行意识形态的“斗争”。
北京警方公布的理由是，刘虎在网上诽谤他人。其实刘虎和李建军只是在网络上履行记者的职责——揭示真相，他们在网上连续披露了一批腐败官员，如几个公安部门的高官、原贵州省公安厅长、现任上海高级法院院长崔亚东、陕西公安厅长杜航伟、原重庆市领导、现任中国工商总局副局长马正其等。他们如此“放肆”，怎么能不被整肃。
刘虎被捕时，李建军正在香港，见形势险恶，他只有选择被迫流亡。
六
在《成都商报》共事期间，无论是我、宝成、玉生，还是李建军、刘虎，都是尽职的记者，我们永远是在采访的路上奔忙，而我们80%的稿子永远是被宣传部门和各种权力部门扼杀。在我们的记者生涯中，说真话就遭厄运，这也正是我们被清除出新闻界、甚或入狱或流亡的原因。这让我出离愤怒和悲伤。
但情况还在持续恶化。2014年4月，再次传来消息，我尊敬的新闻界前辈、已经70岁高龄的高瑜被捕——她甚至被迫在电视上“认罪”。一个月后，同行石玉被捕，他的孩子刚刚半岁；一年前，我们还曾一起在平度郊外的地摊上，默默地仰望沉沉夜空。
2014年6月12日
（《中国人权双周刊》第134期 2014年6月27日—7月10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