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29年前的3月4日，82岁的丁玲去世于北京家中，临终前，丁玲对小她13岁、陪伴了她44年的陈明说：“你再亲亲我，我是爱你的。”
就这一句话，不管人们怎样说丁玲投身革命后专事红色文学、历任文艺高官，我看见的是丁玲并没有失去人性和真情。这对一个50年代和70年代两次遭受意识形态严酷打击的人来说，着实不易。而且从丁玲的朋友在她去世后写下的文字中，我们也不难看到一个不服膺于权力规则、始终勇敢追求爱情、不曾失去工作热情的丁玲。
“娜拉或者也实在只有两条路：不是堕落，就是回来。”鲁迅对出走的娜拉的这句判语，在真实的娜拉丁玲身上，并没有奏效。娜拉，是易卜生代表作《玩偶之家》的女主角，常用来象征勇敢离开家庭、追寻自我价值的女性。
鲁迅是当时中国进步青年的精神领袖，理应能接触到许多真实版的娜拉，然而他对娜拉们的命运仅有过的一些表达，几乎全然是悲观的。上文提到的那句著名的判语，出自他1923年在北京女子高等师范学校所作的演讲《娜拉走后怎样》。鲁迅更完整地书写他眼中的娜拉的命运，是在小说《伤逝》：女主角子君，受到进步男青年涓生的理念感染和爱情煽动，毅然背叛家庭，与涓生私奔。与涓生同居后，子君却再少谈论思想与主义，日日围着涓生的三餐打转，在喂养小狗、油鸡和与房东太太的怄气中磨灭了灵气。而后涓生不再爱她，而后她被父亲接回家，而后她死了。
在厦门大学中文系教授林丹娅看来，《伤逝》复刻着传统的“私奔”文学套路，反映着五四时期的男性精英的性别政治局限：“传统的性别权力与性别秩序在其间并没有得到任何改变，女性身份与角色地位并没有得到任何改善，女性始终被动、无能、缺乏主体性。”这也正是当时的男性精英对“进步女青年”们的理解局限。
不过，这大概不仅是五四男性精英们的毛病，中外近现代的文学大师们，当然绝大多数是男性，好像对反叛家庭和婚姻的女青年们都有类似的书写模式：受过些教育、思想活络的女青年受到了或进步或潇洒或风流的男青年的感召，毅然出走私奔，随着新生活展露艰难或男青年三心两意，这些女青年大多很快变得琐细、现实又缺乏安全感，最后难逃两种命运——饿死或被抛弃致死。
托尔斯泰的《安娜·卡列尼娜》，高官夫人安娜与渥伦斯基私奔，受到上流社会排挤，又疑心渥伦斯基另爱新欢，安娜卧轨自杀；巴尔扎克的《家族世仇》，贵族少女吉讷弗拉与家族仇人的儿子吕依吉相爱私奔，善于画画的她靠卖画维持家庭生计，退伍军人吕依吉靠誊写帮补家计，随着儿子的出生和画作销路不佳，吉讷弗拉与孩子都死于饥饿；福楼拜的《包法利夫人》，医生包法利的夫人爱玛，向往奢华的上层生活而欲于贵族罗道尔夫私奔，罗道尔夫背叛了约定使她大病一场，恋爱失败又秉性难改的爱玛最终因无法面对巨额债务而自杀……
私奔女青年中也有下场比较好的，比如劳伦斯的《查泰莱夫人的情人》，小说以女主角康妮与守林人梅勒斯决定私奔后，梅勒斯在乡间农场找到了新工作，期盼着康妮的到来为结局。但这“美好的结局”所预示的，也不过是康妮放弃贵族生活而成为梅勒斯的贤妻良母。上世纪70年代的女权主义文学批判已经揭示，康妮的模式完美符合着男性中心主义对女性的要求——作为一个乖巧的性与情感对象，投身并成全男人对美好生活的想象。
在男性作家笔下，绝大多数出走的女性都是跟男人私奔的，她们绝难自觉地要抛弃陈腐的生活，实质上往往是为了一种新的依附而抛弃旧的依附，这种被动性或者说一以贯之的男权中心逻辑，就成为了她们的悲剧的必然因素。而像易卜生笔下的娜拉和契诃夫《没有意思的故事》中的卡嘉那样，不需要“有一个新的男人”，就可以发起对世俗的革命的女性，是极少的。但易卜生和契诃夫虽然把最美好最女权的笔触给了这些新女性，却依然难以想象她们将来的道路，在她们出走的一刻，故事就都戛然而止了。
要么悲剧结尾，要么回归男性中心的生活，要么结局不可知，这些“经典”的女性出走文学范式让人不禁感叹，男性大师们对女性的“革命前景”的想象力真不可谓不匮乏。
但现实是如何呢？活人版的娜拉们都去哪儿了呢？除了丁玲，不妨再看看近在鲁迅身边的萧红。萧红可以说是“被抛弃专业户”：跟已婚的表哥私奔到北平，被抛弃，灰溜溜地返回父亲家中；又离家出走，饥寒交迫中投靠了原来许配的未婚夫汪恩甲，孕中又被抛弃，还给她留下了巨额债务；遇到萧军，虽说分手情况扑朔迷离，但从萧军家暴、冷漠、三番四次出轨的情况看，萧红跟被抛弃也没什么两样；嫁给端木蕻良，怀着孕却孤零零地四处奔逃……萧红居然就这样熬过来、活下来了，不仅活下来，她还在这样可怖的生活中写下了超过三十万传世文字。
不仅是萧红，从法国大革命时期的女权理论先锋玛丽·沃尔斯特克拉夫特，到一、二战期间的女革命家克拉拉·蔡特金，再到第二波女权运动中著名的西蒙娜·波伏娃……还有很多很多的“她们”，都有着让人唏嘘的命运和不屈不挠的生命，以及卓著的论述。
女人，并不一定需要男人才能“进步”，即使是私奔，那个男人也只是她“革命之路”上的一个伙伴，而不是她的道路本身，被抛弃当然是痛苦而且惊险，但伙伴的离去并不能判她们死刑，因为这条路是她们自己的，勇气、生命、理想和才华都是她们自己的。
出走的娜拉当然困难重重，但她们已经走出了曲折而精彩绝伦的路，而理应“来源生活，高于生活”的文学艺术，却远远没有跟上她们的步伐。
文| 赵思乐 长江商报评论版2015-03-09
来源：作者微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