邓力群乃中共原教旨主义者

二○一五年旧历新年来临之前,邓力群这一位有着马克思主义理论家头衔的“左王”,披戴百岁之身,去见马克思了,可能马克思会穿着西装迎接他,但不知他该如何面对自己意识形态上的老祖宗:自豪、还是有愧?

在邓力群的斗争哲学里,穿西装也是一大罪过,是灵魂深处出了问题,所以需要他发动一场抵制和清除精神污染的新斗争。

这场清污斗争,一开始并非指向穿西装,因为中共的两任总书记胡耀邦、赵紫阳都喜欢穿西装,而是指向理论界和文艺界,具体针对倡导资产阶级自由化的党内外人士、知识分子,是新一轮的“反右”斗争。

中共发起的意识形态斗争,历来都要发动群众,全党动员,不料在由上到下的过程中却走样了,甚至被扭曲、被变味了,“清污”变成了反对穿西装、喇叭裤、烫头发,以及听靡靡之音、看黄色小报等等。当然,这位马克思主义理论家并未把这些都当成污染灵魂的不健康的玩意,但他主要针对资产阶级自由化,认为只有自由化才能对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事业构成威胁。

清污运动是中共十二大之后的一九八三年秋开始的,邓力群时任书记处书记和中宣部部长。“清污”和“反右”一样,属于高度複杂的意识形态斗争,全社会,特别是基层民众并不知道该如何理解中央政策,中央也语焉不详,走样是必然的,其中最出格的是他们把邓丽君的歌也当作精神污染清除了,民间流行的歌曲录音带也都被没收了。

当时的中国上下,几乎无人不喜欢邓丽君的靡靡之音,甚至连邓小平都知道“白天老邓、晚上小邓”。特别是在年轻人眼里,邓丽君的歌曲比邓小平的讲话更容易接受,知识分子更不例外,如果说邓力群的清除精神污染是针对邓丽君歌曲,那么,邓力群太自不量力了,甚至她用一盒录音带就可以轻松打败邓力群和他的“清污”运动。

八三年“清污”总指挥是邓小平

因为共产党左的那一套令人深恶痛绝,尤其是文化大革命中的革命歌曲和样板戏,那些生硬的东西毫无人情味;而邓丽君的《何日君再来》、《甜蜜蜜》,哪怕是忧伤的曲调“爱难舍”、“恨悠悠”也比马克思主义受欢迎,这就是物极必反的结果。虽然邓丽君曾被国民党称赞“时时表现出坚定的反共爱国立场”,但政治归政治,艺术归艺术,很多邓丽君的歌迷并不关心她是否具有反共立场。如果仅仅听听流行歌曲就是反共的话,那么,这样的反共者肯定比中共党员人数要多数倍。中共十二大时,党员数字为四千万,邓丽君歌迷至少有一亿。

当然,最反共的还是中共自己了。一九八七年十月二十五日,穿西装的赵紫阳在中共十三大上作政治报告,结果没想到大会开幕前,不但会场里播放了转为国际和平年定做的《让世界充满爱》,还播放了邓丽君操日语演唱的歌曲《人生就是浪花》,如此场面之下,显然这不是庄严的党代表大会,而是流行歌曲俱乐部,不知邓力群现场是否感受到寡不敌众的压力?

当然,邓力群策动的这次清除精神污染运动,美其名曰帮助知识分子改正认识上的错误,其实不过是一九五七年“反右”运动的小型翻版,总后台还是一贯“反右”的邓小平。一九五七年如此,一九八三年如此,一九八七年更是如此,邓力群不过是邓小平的“战士”而已。没有邓小平的支持,邓力群一个人成不了事。即使换下了邓力群,邓小平依然是“反右”总指挥。

中共新领导的新形式清污运动

当年,“清污”运动因变味而草草收场。不久后“自由化”思潮又起,一九八七年中共又发起一场“反自由化”运动,导致学生上街要自由要民主,直到一九八九年发生“天安门事件”。

由于“清污”不成功,倒成就了邓力群这一“左王”的声誉,以至于邓力群的名声比其职务高,其最高职务是书记处书记,同样担任过中宣部部长的习仲勋最高职务是政治局委员,但习仲勋的知名度在其子习近平当上总书记之前远在邓力群之下。或许邓力群并不在乎职务高低,而是在乎“灵魂深处闹革命”的一贯性和坚定性。相比之下,习仲勋的儿子习近平就不坚定,他早年出任国防部长耿飙秘书时就喜欢在部长专用奔驰车上偷偷听邓丽君的靡靡之音,这正是当年清除精神污染的对象。可惜,无论是“反自由化”还是变味的“清污”,邓力群失败了,而且是一败再败。他明知不可为而为之,而且还活到了一百岁,从寿命而言,他不但超过了胡耀邦、赵紫阳,还胜过了那些被他视为自由化分子的方励之、刘宾雁、王若望等。这便是“左王的自信”。

不幸的是,“清污”三十年后,即邓力群去世之前,党内又开展了一场“群众路线教育运动”,所谓正衣冠、洗洗澡、照镜子,仿佛是“清污”运动的重复,但这次仅仅在党内开展,结果不过是走过场而已。如今,“左王”也不在了,中共若再发起类似意识形态的斗争就更加难,因为连“左王”邓力群都失败,从反自由化的理论水平到斗争经验,中共党内还有几个人能胜过他呢?

文章来源:争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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