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天上午9点，将在北京协和医院举行小范围的曾老遗体告别仪式。
我不能赴京参加，特重贴此文表示悼念。
曾老于3月3日凌晨溘然长逝。享年96岁，可算白喜事。2月22日他还很清醒，最后一遍确认自己的遗嘱，如此善终，也算是有福之人了。
撰写本文时，只是表达了本人的敬意和良好祝愿。
曾老问心无愧地说：“(运动高压下)我可以一百次骂我自己是乌龟王八蛋，但我决不会说一次别人是小狗、小猫。这条界限，我一生未逾越过。”
曾彦修，仁者寿
曾彦修，是何许人?
对于我来说，他是熟悉的老前辈。作为报人，他是南方日报社第一任社长。广州解放后，他以中共中央华南分局宣传部副部长身份担任此职务数年。1919年出生于四川宜宾，19岁投奔延安，先后就读陕北公学和马列学院，毕业后在中共中央政研室和中宣部工作，然后南下，是“三八式”老革命。作为出版人，他在“反右”前和“文革”后，担任人民出版社负责人和总编辑，是出版界广受尊敬的前辈。上世纪80年代起他主编了《中国新文艺大系杂文卷》、《当代杂文选粹》等丛书;作为作家，他笔名“严秀”，其杂文集《牵牛花蔓》获全国1995年-1996年优秀散文杂文荣誉奖。
1986年春，我刚从政府机关跳槽到武汉晚报编副刊和评论专栏，领导派我到位于徐州的中国矿业学院参加全国杂文编辑和作者培训班，由他和《求是》杂志的牧惠先生主讲。我印象最深的是，曾老很认真，他是有打印讲稿的;此外，就是他引毛主席批“胡风反革命集团”的按语，诙谐地说写杂文就是要“窥测时机，以求一逞”——平时多思考积累观点，等到有合适的政治时机就表达出来。
前年进京，北京朋友带我到曾老家看望他。其时，他已九十有三，除了听力不太好，仍然很健谈，记忆力显然不错。写完研究前苏联的随笔集《天堂往事》，“人民社”印出来了，却暂不能公开发行，老人家并不气馁，打算还写些回忆文章——今年6月上市的这本《平生六记》(北京生活书店版)，应该就是其成果了。这可是一个95岁高龄的老人自己一笔一画写出来的!
记得1995年我从湖北调到广东工作之前，曾老从四川探亲访友返京途经武汉，他去看望武汉杂文界前辈陈泽群老师，餐叙时我也在座。他说，自己少小离家一直没有回四川，七十多岁来日不多了，这回算是“辞乡之行”。我听了心里不免感觉有几分酸楚。我知道，曾老投奔革命少不了要吃苦;革命胜利后于1957年成为“右派”，到1979年平反，虽非“极右”免遭逮捕，沦为“黑五类”的日子自然也不会好过。何况，他有严重的关节炎，1960年代就步履艰难，要用拐杖了。
出乎意料的是，他的身体竟然这么经磨，健康状况是超常的良好!
请教他有什么养生秘诀，答曰没有。那他是凭什么有这种福分呢?
我不禁想到《论语》上的名言“知者乐，仁者寿”。《礼记·中庸》也曾引孔子的话说：“故大德……必得其寿。”这些话是有道理的。一个人，宅心仁厚，无妒害之意，不搞阴谋诡计伤神，“为人不做亏心事，半夜不怕鬼敲门”，既心平气和，又俯仰无愧，那是最好的养生之道。
早就听杂文界和出版界的前辈传说，曾彦修的右派是自动报名的。这回在《平生六记》里得到了证实。曾老在本书的“前记”里说，“我从未对任何人说过1957年我划‘右派’一字。此事，除了人民出版社(反右)五人(领导)小组等知道外，其余在社会上确无一人知道任何东西。因此我就一直不说，因为说了也无人相信。”这确实不同寻常。须知，曾彦修不仅是延安时代的老革命，还是人民出版社“反右五人领导小组”的组长，单位的“反右”动员报告都是他在作，“右派”名单也要经他之手上报。那时节，不为自保而攀咬别人，作为领导者尽量保护部下就算好人了。
现在之所以写出来，他说，是因为2012年10月出版的人民出版社著名出版人戴文葆先生的纪念册《光辉曲折的编辑生涯》里，有老同志殷国秀的文章提到了此事。其实，人民出版社内外早有人传开了，多年前，牧惠先生在世时我就听他动情地讲过。
曾彦修为什么会成为“黑状元”——党内第一个被揪出来的右派呢?1957年7月13日的《人民日报》头版报道，正题是《曾彦修蜕化变质了》，引题是《党内也有右派分子》。这个引题揭示了“上边”划他“右派”的政治目的，由此可以向党内知识分子开刀。
曾老现在书中分析说，精心选择他做“黑状元”，是因为他“一、不新不老(论革命资历);二、不高不低(指职位、级别等);三、不名不默;四、不好不坏(指平日无甚人说我好，也没有多少人说我有多坏)。从这里出了一个‘右派’，可见‘右派’到处都是……”。二来，人民出版社的反右搞得冷冷清清，虚张声势没有揪出具体的右派，这是没法完成政治任务的。如果“五个小组”再顶着不在社内抓出一批“右派”，很有可能要被揪出一个“反党集团”来，导致本社领导层全军覆没。权衡利弊，曾彦修终于说服“五人小组”同意上报自己为“右派”。(今天的年轻人可能觉得这像儿戏，在当年这可是事关生死存亡的大事。若不似儿戏，怎么后来保留几个当“右派”之外，其他的数十万人都平反了呢?这且不讨论。)
却说曾老谈此经历的篇名叫“反右记幸”。这是不是有点矫情?他说：“真是幸，而且很幸，是真心话。……如果不是在反右前先反了我的‘右’……那么，要我把革命先辈谢和赓……这些同志打成‘右派’，倒真不知会出现何等局面……身为一个负责人，在1957年能够免于去打他人为‘右派’，这不是大幸是什么呢?在‘打人’与‘被打’之间，无意中得到了后者，这不是大幸是什么呢?”
这段心理自白充分表明了曾彦修是仁者。什么叫仁义?孟子说：“恻隐之心，仁之端也;羞恶之心，义之端也”。“恻隐之心”就是“不忍人之心”，有同情心，不愿意看到别人受伤害，更不愿意加害于人。曾老信守的，显然与《三国演义》里的奸雄曹操的人生哲学相反，是“宁可天下人负我，不可我负天下人”。本书的扉页上有“文革”前的中宣部长陆定一，于“文革”后手书转赠曾老的明代于谦的诗《石灰吟》(“千锤万凿出深山，烈火焚烧只等闲;粉骨碎身全不怕，要留清白在人间。”)陆定一当然知道曾彦修被打成“右派”的真相。劫后余生，对曾的敬佩跃然纸上。
《平生六记》，分为“土改记异”、“打虎记零”、“镇反记慎”、“肃反记无”、“四清记实”和“反右记幸”六章，分别记述了解放后曾老自己参加土改、三反五反、镇压反革命、肃清反革命、四清运动和反右运动的表现。书中故事既惊心动魄，又出人意外，可惜这里没有篇幅介绍。
本书结尾，曾老问心无愧地说：“(运动高压下)我可以一百次骂我自己是乌龟王八蛋，但我决不会说一次别人是小狗、小猫。这条界限，我一生未逾越过。”这使我想起在张爱萍将军的传记中看到的一个情节：“文革”后，在一次高层会议上，会议主持人号召大家放下个人恩怨向前看，他说我们大家都挨过整，也整过人。张将军拍案而起，不无自豪地说“我这辈子就从未整过人!”回首平生，曾老应该也有这种自豪感吧。
说来简单，曾老一生如此，从道德人格上讲，就是做到了“时年109岁”的周有光先生为本书题写的四个字——“良知未泯”;从工作方法上讲，就是做到了“实事求是”。任何时代，都有人坚持这两点，也未必一定就完蛋。明末那么腐败，举人出身的回民后裔海瑞，那样刚直耿介，不也官至省部级大吏吗?
孔夫子说“德不孤，必有邻”。曾老一生有惊无险，广受尊重。不仅本单位上下人等都对他很好，在外面从叶帅到“文革”中的工宣队、军宣队员，也都尽可能支持和保护他，这也是他作为仁者的福报呀。
2014、11、03(原载中建投信托内刊《财赋生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