宇宙在大爆炸中产生,此后一直在扩张;宇宙也是有生命的,某时可能开始收缩、坍塌。国家和文明也都是有机体,如生物一样。这是一个世纪以来盛行的理论。在这100年中,西方关于国家、文明崩溃的研究绵延不断。现在,中国正热衷于国家崛起论,我们也必须了解崩溃理论。在刻意营造的乐观情绪中,系统收缩与崩溃的教训尤为重要,因为大多数理想都在中途破灭。

有必要指出的是,在后殖民时代,扩张与收缩指国家与文明的生命力、影响力的增加与减少,不再是边界的扩张与收缩。因此,一国的扩张未必是军事扩张,可以是和平的、多国共赢的。

国家或社会的崩溃

像其他复杂系统一样,复杂社会的崩溃可能突然到来,而且是在其生命力、影响力似乎仍在增长的时候,没有明显衰落作为预警。现代国家是复杂社会的一种。在今年3-4月刊的《外交》杂志上,尼尔·弗格森发表了《复杂性与崩溃》,指出国家可能突然崩溃,暗示美国的未来。

弗格森批判那些历史学家,尤其是研究 “长时段”的法国年鉴学派。这有点像中国佛教中的渐悟、顿悟之争。禅宗相信顿悟,可是,许多大德花费了十多年的时间参禅,然后才在某一时刻顿悟。有一个过程导向顿悟,禅师们似乎认为这个探索过程没有所得。其实,很少有人能像六祖慧能那样,听到别人念经就有所悟。国家、文明的崩溃过程也同此理,衰落经常比顿悟之前的时间还要长,可能需要数十年、数百年。很少有人能注意到衰落的迹象,注意到也会被禁言。

复杂社会崩溃的原因有很多,其中必有不可持续的道德、环境、发展模式,以及统治阶层过分侵占资源,把个人利益和集团利益放在国家利益之上,为控制社会而投入过高的成本。弗格森说:“大多数帝国的灭亡都与财政危机有关。”约瑟夫·泰恩特在 《复杂社会的崩溃》中总结说,崩溃是由于对复杂社会的投资边际回报在降低。例如维护稳定的成本,在一段时间之后,极高的投入不能带来相应的稳定,同时,财富不能满足权贵们增长的欲望,而平民却不愿意再承受那么沉重的剥削,他们想保留属于自己的财富。这时统治者需要更多的投入,征收更多的税赋。于是,表面稳定的社会在走向崩溃的临界点。某一天,崩溃将突然出现。

在《崩溃》这本书中,泰恩特强调政治复杂性投资的 “边际回报递减”,递减的拐点即崩溃。即使官府有极高收入,财政危机仍有可能,因为需要的投入也非常高,而边际回报必然减少。

崩溃可能是国家、文明的彻底结束,更多时候是下一个周期的开始。在后一种情况下,复杂社会在崩溃之后仍是社会,只是不再那么复杂,因此,对社会的各种投资回报又开始增加了。

在18世纪,蒋巴蒂斯塔·维科在《新科学》中提出三个循环的政治形态:神的(意识形态的)、贵族的、人道的(民主的)。民主制度必然取代贵族政权,但民主不是历史的终结,民主会崩溃,一切从头开始。在古希腊之后,维科是西方哲学史上早期的历史循环论者,清理了直线的“进步”观,回到古希腊。在他之后,奥斯瓦尔德·斯宾格勒等人持循环论,但他们不是哲学家或严格意义上的历史学家,他们更像是西方文明的守望者,发出崩溃的预警。

在1980年代中期,许多人认定苏联已经在两强相争中占据了上风。保罗·肯尼迪在《大国的兴衰》中警告美国不要过度扩张。这本书出版3年之后,苏联突然解体,不辞而别。因为苏联先走一步,美国才没有崩溃,反而因为冷战胜利而享受到“和平红利”,于是顾盼自雄。

但肯尼迪的警告仍然有效。冷战之后,美国没有停止扩张。2008年开始的金融危机进一步暴露了美国精英阶层的贪婪。2009年,美国出现了茶党,反对政府的高税收、高支出,声势浩大。他们也许能够挽救美国。茶党的出现是偶然的,无组织、无预谋的。这个事实说明,自由的社会、民主的国家潜在着纠错机制。既得利益者不会欢迎这种机制,即使他们已经预见到崩溃,也不可能主动纠错,因为这样做不能给他们带来利益,也与他们的人生哲学冲突。

清朝的兴衰

越复杂的社会,其崩溃的可能性越大。老子的“小国寡民”的设想,是预先回到复杂系统崩溃之后的状态,从而避免崩溃。他的设想没有实现。从秦朝开始,中国的政治系统是刚性的,缺乏弹性,因此不免崩溃。中国人持历史循环观,把崩溃与再生视为当然,豪杰们还有项羽取而代之的雄心。但在专制的重压下、崩溃的苦难中,中国人在许多方面一代不如一代了。

在一个王朝之内也有崩溃与重建。清朝历史可以简单地分为两大段:康乾盛世、同治中兴。两个时期之间是延缓了萎缩。盛世之中蕴藏衰退,盛世之后就是衰世。在1860年前的10年中,清朝频受打击:太平天国、捻军在大片国土上纵横驱驰;英法联军攻入北京,皇帝出逃;俄国割走外东北,窥伺西北;西北、西南等地回民多次起兵。1861年咸丰皇帝驾崩的时候,大清已经到了崩溃的边缘。这时出现了曾国藩、左宗棠、李鸿章等人,才有了 “同治中兴”(1862-1874),清朝又维持了40多年。曾国藩是儒家的守护者,他起兵对抗太平天国是为了反击从西方传入的邪教。他不知道,他挽救的文明在100年之后仍被摧毁。

清廷在崩溃的边缘上开始了改革开放。士大夫经常引用《易》:“法穷则变,变则通,通则久。”但是,当时的西方观察家(如赫德、威妥玛)指出,中国的改革与西方人理解的不一样。中国的改革不是寻找一条向前的新路,而是要回到臆想中的、过去的“美好”时代。这或许是历史循环观的结果。清朝有对外开放,却从来没有真正的改革。在甲午战争、庚子之乱之后,官府似乎稳定了局面。1911年,在武昌偶然发生了士兵暴动,辛亥革命终于不可阻挡。

清朝在极其危险的时候没有灭亡,却在好像安全的时候突然崩溃了。其实,在太平天国兴起之后,大清一直在向崩溃的临界点摆动。同治中兴成功的原因在于清廷的两个至关重要的优势:在旧的政治框架内,皇室不可取代,因此少了许多豪杰之士的刻意破坏;在旧的思想系统中,儒家不可取代,因此有曾国藩等杰出士大夫的刻意扶持。而这两个“不可”早已不复存在。

历史周期中的理性

中国历史上的扩张与西方的扩张不同,主要是对内扩张。在腐败扩散之后,官府的工作是搜刮,而不是激励创造财富。所以,中国社会的崩溃往往是内爆。在镇压民众的技术发达的时候,系统崩溃的原因必然是腐朽,不可能是反抗。腐败和镇压的成本日益高昂,至不可承担。

认识复杂系统需要理性。在思维方式较为原始的社会,本能占上风,理性受轻视;如果这个社会又是复杂社会,那么,崩溃的到来可能更突然。在那样的社会里,社会精英是掌握大权的人以及通过权力获取利益的人,他们凭着本能聚敛财产,并凭着本能嗅到危险,把财产转移到安全的地方。为了维护这样一个过程,他们压制理性提出的警告,拒绝改革,把危险的现实描绘成美好的画卷,由此锁定了崩溃的必然。但崩溃的时机有偶然性,不是人的智力所能预见的。

地缘大战略是国家的扩张路线图。合理的地缘大战略必须从国内开始设计,否则,对外政策将缺少国内各种力量的支持。更糟糕的是,如果国家“出师未捷身先死”,对外设想就会变成一个国际笑话。弗格森说:“为预测和推迟复杂系统的失败,任何战略的最关键部分是理解它们如何运作。”他是对的。更关键的是,提出警告的观察者不会被杀掉。当然,弗格森用不着担心这一点。

作为一个潜在世界大国,中国要为国际秩序的可能崩溃做好准备,同时更须远离国内临界点。

来源:爱思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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