廖亦武《子弹鸦片:天安门大屠杀的生死故事》

2015-04-01
Liao Yiwu图片: 《子弹鸦片:天安门大屠杀的生死故事》一书封面。 (诚品书局网页截图)

廖亦武说:“大屠杀在三个世界进行。在鱼翅、鱼腹、微尘里进行。” 大屠杀不是六月四日那一天就结束了,大屠杀仍在进行之中,而且变得更加隐蔽和残忍,杀人不见血,杀人如草不闻声。廖亦武的《子弹鸦片》一书,写的是六月四日之后,每时每刻都在“微尘”之中发生的屠杀,它不仅屠杀人的肉体,也试图摧毁人的灵魂。对于死难者来说,“死去何足道,托体同山阿”,不再苟活于这个善恶颠倒的世界,或许是一种解脱;而对于那些侥倖活下来的所谓“六四暴徒”而言,漫长的牢狱之灾、酷刑、歧视与遗忘,是一个伤口不断溃烂、痛不欲生的过程——丹麦王子哈姆莱特“活着,还是死去”的疑问,有了一个答案,那就是:生不如死。

中文著述,向来是只有天下,没有苍生。《史记》之伟大,不是有帝王之“本纪”和将相之“世家”,而是有《游侠列传》这样的篇目。《子弹鸦片》是“六四暴徒列传”,是可以跟《游侠列传》相媲美的“史家之绝唱,无韵之离骚”。廖亦武本人是“六四囚徒”之一员,伤痕累累、噩梦连连。诺贝尔文学奖得主、罗马尼亚流亡作家赫塔•米勒如此评价其人其文:“被投入集中营和监狱里那样拥挤而恶心的环境裡,这种近乎固执成癖的观察习性,能让痛苦更为锥心,每个细节都浸入了个人的色彩,把支撑自己存活的力量也都肢解了。然而这种观察癖也是一种恩赐,因为它包涵着人性,并支撑甚至拯救了人性。”是的,廖亦武通过为这群命运比自己更悽惨的难友作传,拯救了历史、拯救了人性、拯救了记忆,也为这片土地蒐寻到最后一群义人。

八九不仅是学运,更是人民革命

过去,人们通常把八九民主运动等同于学运,其实卷入八九民主运动的人群绝不仅仅是学生。

自古以来,在中国主流的儒家文化传统中,士大夫居于“士农工商”四大群体之首,以“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自诩。士大夫阶层的忠顺或疏离,对天下兴亡的影响仅次于皇帝的贤明或昏庸。由士大夫承载“道统”的思路,左右着近代以来中国的社会运动和政治变革,从五四到六四的七十年间尤其如此。五四被视为学生运动,其实五四广泛动员了社会各阶层的参与,上海新兴工商阶级的罢工和罢市,对北京政府的压力远远大于以北京大学为主体的学生们的罢课和游行。六四也被视为学生运动,其实数百万上街喊出心声的民众,很多都是有家有口、有工作且不愁温饱的普通民众,学生只占其中很小的一个比例——但是,学生和支持他们的知识分子掌握了话语权,他们的声音被倾听、被放大。

《子弹鸦片》提供了进入那个历史事件的另外一个视角:八九不仅是一场学生运动,更是一场“人民革命”。“人民革命”是一个充满左翼意识形态色彩的词彙,虽然我个人并不喜欢,但可以暂时借用过来:因为,从那时直到今日,中国仍未形成成熟的公民社会,广义的中国人还不是“公民”,姑且用“人民”来概括之。

据许多亲历者回忆,在天安门广场坚守到最后时刻的数千人当中,普通市民的数量并不少于学生。在北京之外的其他城市,在北京开枪镇压之后继续反抗的也多半是普通市民。此后,大规模的镇压和清洗来临,他们大都落入罗网、无法出声。所以,即便在反对派的叙述中,他们这个群体也静默无声。廖亦武是第一个用一本书来写他们的作家——廖亦武本人属于自我放逐的“边缘知识分子”,正是这种边缘性,让他将目光转向那些比他更边缘的被镇压者、被凌辱者和被蔑视者。

对于学生来说,那是一次公车上书;对于人民来说,那是一场夭折的革命。在与中共疯狂的杀人机器对峙的那一两天,人们忍无可忍,“忘其身以及其亲”。既然中共杀人了,中共就成了人民公敌。民众明明知道,手无寸铁不可能打败使用重型武器的中共军队,仍然决定放手一搏,不惜迎面走向死亡。廖亦武记述了若干抗暴者的回忆,硝烟、火光、血肉模煳、尸体狼藉,不忍卒读。当过黑豹敢死队队长的胡中喜讲述说:“‘唆’的一颗子弹就擦我嘴角过去。……我撒开脚丫子就跑,边跑,那子弹边‘唆唆’地追我,脑袋、胳膊、腰,一阵阵‘唆唆’,一阵阵麻,子弹头射着周围的地砖,炸起一道道火星。我的裤裆热了,估计是出小便了。幸亏我个儿不高,目标小,捡回一命。旁边乱七八糟倒人,那血呀,噗地喷一股,接着是一滩、两滩、无数滩。大约有十几个横在地下吧,那哭那惨叫,已经不是人的声音了。”这样的场景,让我联想到一部描述华沙人民反抗纳粹的大起义的电影,中共对本族民众的血腥屠杀,不亚于跟纳粹对波兰人的屠杀。

“六四暴徒”群体比学运领袖更值得关注与尊重

那些以血肉之躯与全副武装的军队抗争的,大都是单纯、勇敢、热情的年轻工人和市民,廖亦武採访到的“六四暴徒”,当时大都只有二十岁上下。几个小时乃至几分钟的反抗,就改变了他们的一生。这是一个怎样的群体呢?

首先,这个长期被中共的宣传机器妖魔化,也被海外民运有意无意地淡忘的“六四暴徒”群体,大都身家清白,遵纪守法,并非中共官方媒体所説的“一贯如此的打砸抢分子”。他们因为将反抗付诸于行动,被中共认定爲“罪大恶极”,多半被判处重刑,有一部分人已经被枪杀,廖亦武采访到的人物,有的被判死缓,有的被判无期,有的被判二十年,大多数坐了接近二十年的有期徒刑的最长刑期。比如,顺手接过旁人递过来的打火机、点燃一台熄火的装甲车的王岩,被判无期徒刑,实际坐了十六年牢;点燃一辆军用卡车、阻止军队前进的张茂盛,被判死缓,坐了十七年牢;从军车上趁乱拿走两颗子弹和一颗烟雾弹的李红旗,被以流氓、抢劫、夺取武器罪,数罪併罚判刑二十年……与之相比,在被捕的学生领袖和普通学生当中,很少有人被判处如此之重的刑期。

其次,为无名小卒的“六四暴徒”在狱中所受之虐待,与有国际知名度的人物所受之优待,宛如天渊之别。刘晓波曾说过,他不写六四后的狱中生活,因为他的境况不具有代表性,写出来有可能误导读者,以为中共的监狱还不错。而在《子弹鸦片》一书中,“六四暴徒”们向廖亦武讲述了种种骇人听闻的酷刑:北京市第二监狱强迫囚犯生产一种出口到美国的乳胶手套,关押在此的一位名叫石学之的“六四纵火暴徒”,写了许多揭露真相的英文纸条,塞进手套。监狱当局发现之后,石学之镣铐披挂,之间还锁一副土铐,被扔进两米见方的狗洞,三个多月,腰背都不能打直。其间,狱方多次紧急集合,强迫大伙观摩酷刑。难友王岩看到此一场景:“这条五十多岁的汉子被一帮警察踩倒,扒光,轮番电击。五、六根电棒齐上阵,这根卡住换那根,腋窝、脖子、头脸、肚脐、胯下、脚心,翻来覆去过电。阴毛散发出焦臭,石学之啊啊喊叫,眼珠子快爆出来了。他企图挣扎,可被踩得死死的,小便失禁了,不由自主地淌一地。可他没有求饶,始终没有求饶。”当年我在北京的家,离第二监狱只有一箭之遥。也许因为附近有监狱的“负面因素”,房价相对便宜。我却不曾料到,就在这所“模范监狱”裡,每天都在发生这样的惨剧。这就是中国监狱中血淋淋的真相。

再其次,最让人钦佩的是,这批受尽折磨、劫后余生的“六四暴徒”,即便深受虚无主义的折磨,始终没有后悔当年挺身反抗暴政的举动,也没有背叛青年时代的理想。比如,当过市民纠察队队长的刘仪,坐了十六年牢,出狱后一边摆小摊谋生活,一边写文章爲公义呐喊。他宣布説:“我要像昨天那样,站起来呼吁明天——任人宰割的同胞们,醒醒吧,认清我们活在一个猪狗不如的麻木今天。”结果,他被警察设了圈套,本来去菜市场讨要两千元欠款,却被以盗窃罪判刑四年。出狱后继续贩卖蔬菜水果,勉强维持生活。与之相比,那麽多身处自由世界的学生领袖,却以背叛来营造风光与成功。比如,名字出现在通缉令上的学生领袖李录,当年号召他人抛头颅、洒热血,自己却鞋底抹油先开熘;当中共变脸成笑容可掬的权贵资本主义之后,他立即以股神巴菲特助手的身份荣归故里,与狼共舞,不亦悦乎。

“六四暴徒”不是暴徒,乃是这个国族的脊梁。他们理应得到关注、尊重和帮助。

把英雄当小丑的人民和最幽暗、最残酷的人性

《子弹鸦片》中最感人的部分,是这些“六四暴徒”经过漫长的刑期之后,却发现外面的世界变化太快,他们无法适应日新月异的社会。他们感到,出了小监狱,又进入了大监狱,他们的理想成为他人嘲讽的对象。尤其是家人的冷酷与遗弃,对他们心灵的折磨,尤甚于狱中的酷刑。

刘仪第二次出狱后,来到哥嫂家,刚开始吃饭,哥哥就説他回来的不是时候,嫂子在厨房摔锅打碗。妈妈説,要跟小儿子走,走了干淨。嫂子説,要走,马上走。刘仪説:“我知道你们的意思,我两进两出监狱,身无分文,还一把年纪。你们是怕我人穷志短,马瘦毛长,赖在这屋,溷吃溷住,当着街坊邻里,也扫了你们的面子。苍天可鉴,我来此只为看一眼妈,她老人家安稳,我哪怕时运不济,路死路埋,心里也安稳。”结果,嫂子説,既然你们母子连心,就一起走。母子俩不得已,离开哥嫂家,再到妹妹妹夫家。结果,妹夫説,像你这种不识时务的人,谁沾上谁倒霉。母子俩差一点流落在寒冬腊月的北京街头。

刘仪讲述的这一段让人唏嘘不已的“亲人的无情”,是人性中最幽暗、最残酷的部分。人性从来如此,“水往低处流,人往高处走”,趋利避害,嫌贫爱富。在这个信奉“成王败寇”价值观的国家裡,失败者没有任何荣誉可言。当年,数百万走上街头的人们,一夜之间如乌合之众般灰飞烟灭。人们的是非善恶观只存在于一时,而不能坚持到永远。短短几天之后,当这些“六四暴徒”被捕时,就有亲朋告密,就有邻里幸灾乐祸地围观,就有警察疯狂地拷打和凌虐以显示对党的忠心——这些人,在几天之前,还是跟“六四暴徒”站在一边的义愤填膺者。极权主义之可怕,就在于让人民不假思索地加入到其“共犯结构”之中。

所以,我们不能对人性抱有过于乐观的期待。这是一个从来不会疼惜英雄的国族。反之,英雄的存在,让庸人手脚无措、坐立不安。于是,他们乐于接受官方赋予英雄的“暴徒”这一顶“荆冠”,惟有把英雄全都小丑化、罪犯化、贱民化,这些良民和顺民才能心安理得地享受当下的生活,甚至可以在这群小丑、罪犯和贱民面前展示自己的优越感。

在采访的最后,刘仪掷地有声地説:“六四是我人生中最光彩的一段,超越了‘奔吃’,超越了‘发家致富’,我不后悔。虽然我已五十出头,但身体零件都还齐全。我坚信能熬到六四平反。告慰冤魂的那一天。”没有人知道究竟有多少位长期系狱的“六四暴徒”,廖亦武采访到的人物,只是冰山一角。但愿他们不至于像孤立的水滴一样消失在沙漠里,但愿他们都能等到转型正义和国家赔偿实现的那一天。

来源:RF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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