单一目标的“强国崛起”、“民族复兴”都是短暂的,代价是巨大的成本和社会活力、个体价值的丧失。国家权力的作用首先是谦卑下来,仅仅为足球等人才的孕育、为国民创造物质和精神文明提供条件,如此而已。令中国足球蒙羞的“国耻”本质上不是国人之耻,而是动物国非人制度、非人文化之耻。体现生命自由活力的足球不是一群奴才能踢好的!因为这是身心健全的人的运动。 “集中力量办大事”是动物国当权者自恃的优势之一,体现了权力错位意识和权力一元化思维,在动物国,这不仅成为当权者的思维定势,许多被奴役的无权者也同样如此。由于当权者的权力来源缺乏选举的合法性民意基础,所以只能依靠所谓具体政绩为权力背书。这就导致执政者的权力错位——不是人民委托的代理者,而是人民的统治者;不是以服从法律、维护公平规则为目标,而是以维护自身私利为目的;不是社会的守夜人,而是具体事务的领导者。正如哈耶克在《通往奴役之路》中指出的“哪里存在着一个凌驾一切的共同目标,哪里就没有任何一般的道德或规则的容身之地。”

Zhu Xinxin-football病入膏肓的动物国足球(来源:老邢足球漫画)
体育本是私人之事,如果被纳入“国家”体制,便是体育的异化。因此,本人不关心中国体育,更不关心中国足球。而且本人认为真正的体育爱好者是体育参与者,而不是狂热的体育观众,就像真正的自由主义者是自由的践行者,而不是自由的向往者。如今,中国足球再次成为舆论热点之一,许多观点都没有讲到根本,本人不得不说几句。
“上有所好,下必甚焉。”长久以来沾满“国耻”的中国足球,终于因“国君”所好而有了雪耻的“希望”,这是又一例“中国特色”。于是,上下动员,要从娃娃抓起,从小学开始设足球课,要培养大批足球教练,甚至山东为此停了其它两大球的大学联赛,有人还编排“足球操”……难怪姚明都对足球羡慕嫉妒恨。面对如此大跃进式的动作,连有的官媒也批评,在中国足协去行政化的同时,下面却在逆势强化足球的行政化。
我们对举国体制的所谓“集中力量办大事”并不陌生。回顾1949年以来,这种做法岂止在体育领域,“治理”社会用各种政治运动,“发展”经济搞大跃进、工业学大庆、农业学大寨等,“丰富”文化靠各种禁令和批判以及“‘五个一’工程”、“德艺双馨”等诱惑。折腾六十多年,结果满眼是经济泡沫、文化垃圾和道德沦丧。尽管“猪圈”从土坯到水泥进而升级为数字化,这个圈养类人孩的地方依然是世界最大的“动物庄园”。
在专制的动物国,由于金字塔式的权力结构,但凡某项事业被领导“重视”,势必成为形象工程、政绩工程,难免被扭曲,走上歧途。因为这种工程体现权力的意志,以权力意志为标准而不是民意。所以,这种工程必须靠权力谋划,靠权力统一思想,靠权力命令,靠权力控制。在后极权时代,当权者的唯利是图替代了过去的乌托邦虚妄,任何冠冕的旗号都被不受监督的权力化作牟利的机会,形象工程、政绩工程最终都成为劳民伤财工程、贪污腐败工程。如今,谁能保证“足球工程”能幸运成为例外呢?表面上,一个“中国足协”被去行政化,但同时把足球当作国家工程,却造就了遍布各地的官僚化“小足协”,这对中国足球的前景来说,是喜还是忧?退一步讲,在这种体制下,即使中国足球将来得了世界第一,就像劳民伤财、徒有虚名的“奥运金牌工程”一样,与普通百姓的幸福与健康有何相干?不过是为动物国增添一抹粉饰的油彩而已。
“集中力量办大事”是动物国当权者自恃的优势之一,体现了权力错位意识和权力一元化思维,在动物国,这不仅成为当权者的思维定势,许多被奴役的无权者也同样如此。由于当权者的权力来源缺乏选举的合法性民意基础,所以只能依靠所谓具体政绩为权力背书。这就导致执政者的权力错位——不是人民委托的代理者,而是人民的统治者;不是以服从法律、维护公平规则为目标,而是以维护自身私利为目的;不是社会的守夜人,而是具体事务的领导者。因此,“哪里存在着一个凌驾一切的共同目标,哪里就没有任何一般的道德或规则的容身之地。”(《通往奴役之路》143页,[英]哈耶克,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7年)
在“办事”中,这种体制的确有“高效率”,皆源于决策程序的不民主、不透明。“集中力量”必然导致权力无限扩张的专制,所办“大事”往往是“好事”不成,“坏事”有余。这种“目标统治”的倒退的部落社会与“规则统治”的开放社会(奥克肖特语)截然相反。例如,破坏人伦和生产力的血腥土改,摧残知识分子的“反右”,狂热愚昧的“大跃进”导致大饥荒(其间穷兵黩武制造原子弹),反人类反文明的“文革”,破坏环境的三峡工程……由于专制权力的单一视角、简化思维和对权力的盲目崇拜,无视社会生态多元因素的高度复杂性,无视民间社会的主体性,企图用领导意志、国家权力改造社会,无论是希特勒纳粹的经济、军事一时腾飞,斯大林式的军事超级大国,还是当下动物国经济在世界上的“二”,这种单一目标的“强国崛起”、“民族复兴”都是短暂的,代价是巨大的成本和社会活力、个体价值的丧失。百年来的历史证明,这种国家主义“企图缔造人间天堂的结果无一例外地构造了地狱,它导致了不宽容。”(《开放社会及其敌人》第二卷361页,[英]波普尔,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9年)自从以色列人不要上帝作他们的王,拒绝先知撒母耳所转达的上帝告诫(尘世的王将奴役他们),执意要求上帝赐给他们一个国王(扫罗)开始,“国家权力”作为以暴力作后盾的工具,就成为人类不得已而容忍的恶,对其必须用宪政严格限制,只能用来对付人的罪性所导致的犯罪行为,其功能只能是惩恶而无法扬善。正如哈耶克所批判的那样,正常的社会基于传统和民间的自发秩序而不是权威的创造秩序,“一个开放社会的成员共同具有且能够共同具有的,只能是有关价值的意见,而不是对具体目标的意志。”(《政治思想中的语言混乱》,[英]哈耶克,《哈耶克文选》333页,江苏人民出版社,2007年)以世界足球强队为例,哪一个是直接靠政府做强做大的?
从深层看,国家主义、权力思维的背后是理性主义,即对理性的绝对化,以人的理性为尺度去测度一切,控制一切,改造一切,这也是人类中心主义。岂不知,不存在所谓人类的公共理性,人的理性只存在于每一个体,这就决定了人的理性的局限性。作为被造物,人类只能通过上帝的启示,理解真理,顺服真理,而无法占有真理、控制真理。只有顺服真理而不是屈从世俗权威的理性,才是人的真正理性。当公权力越过边界,必然将权力者的有限理性绝对化,公权力就异化为当权者的私权,必将带来强制和奴役。小小的足球项目,集中体现了人的综合素质,不仅仅是体力、毅力,更是人的灵性的展现。既需要个性的自由发挥,又需要彼此的整体配合。一个动物国的生命,从家庭、学校到社会,一面被骄纵,一面被制度性地精神阉割,其残缺僵硬的生命,既没有自主性,又缺乏合作性,哪里配得上灵动的足球?即使在世界足球强队中,从“德国战车”与“巴西桑巴”的差异,人们也能看出哪种文化背景能孕育出更纯正的足球精神。
足球人才和其他人才成长一样,是一个高度复杂的过程,集合了各种因素和各种偶然,是人工难以操控和复制的。举例试问,李白、杜甫、爱因斯坦等是被培养出来的吗?中国四大古典名著是国家工程还是官方订制?比足球工程更荒唐的还有许多。例如,清华大学2011年启动的“清华学堂人才培养计划”,竟然企图人工制造诺贝尔奖得主。是真的无知,还是像许多有名无实的立项那样借口骗钱?另外,继足球之后,官方连大妈们的广场舞也要用统一套路加以“引导”。权力的扩张本能可见一斑。基本的政治常识告诉我们,国家权力的作用首先是谦卑下来,仅仅为足球等人才的孕育、为国民创造物质和精神文明提供条件,如此而已。
上帝的自由创造了宇宙,也创造了人类包括你我,祂赐予我们生命最宝贵的是自由,甚至为此甘愿付出人们滥用自由而拒绝信仰祂的代价(当然,人也必须为这堕落的自由承担后果)。真正的自由始于心灵在真理中的丰富与强大。托克维尔说得好:“凡是可以提高、充实和扩大心灵的东西,都最能使心灵去完成与心灵本身本来无关的事情。反之,凡是可以削弱和贬低心灵的东西,都足以破坏心灵处理从最小到最大的一切事情的能力,使他大小事情都做不成。”(《论美国的民主》上、下卷,681页,[法]托克维尔,商务印书馆,1988年)因此,令中国足球蒙羞的“国耻”本质上不是国人之耻,而是动物国非人制度、非人文化之耻。
胡适先生在五四运动后对青年们说:“争你们个人的自由,便是为国家争自由!争你们自己的人格,便是为国家争人格!自由平等的国家不是一群奴才建造得起来的!”我在此借鉴他的话——体现生命自由活力的足球不是一群奴才能踢好的!因为这是身心健全的人的运动。
足球,你的名字是——自由!
没有自由,就没有一切!无论是小足球,还是“中国梦”。
2015年3月28日于石家庄望云楼
来源:民主中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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