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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片:赵紫阳(法新社)

一九八九年五月,苏共总书记戈巴契夫访华,这是自六十年代中苏关系恶化之后,第一位苏联最高领导人访问中国。那时,天安门广场被抗议的学生佔据,欢迎仪式被迫取消——不过,中国的大学生们并不是抗议戈巴契夫,而是把他看作改革的英雄,他们倒是盼望戈巴契夫到广场上来与大家会面。访华期间,戈巴契夫与赵紫阳有过一场轻松的交谈。然而,两人都不曾想到,此后他们个人及各自国家的命运都发生了翻天覆地的逆转。那场会面半个多月后,北京发生天安门屠杀,赵紫阳拒绝执行邓小平调动军队镇压学生的命令,被非法罢黜乃至软禁至死;以后二十多年间,中国走向极权政治与赵紫阳所说的“裙带资本主义”溷搭的不归路。而那场会面之后两年多,戈巴契夫的改革遭遇顿挫,保守派发动的“八一九”政变虽然失败,但戈巴契夫很快失去权力,被迫辞职,随即苏联解体,苏共沦为非法组织。

赵紫阳去世前几年,他的老部下、原新闻出版署署长杜导正冒着风险,使用京剧和儿歌的录音带,录製了赵紫阳长达三十多个小时的谈话,并偷运到海外。赵紫阳秘书鲍彤之子鲍朴用两年时间将这批录音带整理出版,比当年被罢黜的苏共领袖赫鲁晓夫的回忆录更轰动世界。晚年的赵紫阳虽然失去了人身自由,却拥有了思想和精神的自由。他如饥似渴地阅读,反思历史、批判现实、展望未来。他的历史地位早已确立,晚年的思想突破更是锦上添花,诚如美国汉学家麦克法夸尔所论:“如今的中国,赵紫阳是一个不被承认的人。当未来一切事过境迁,也许他将进入华夏先烈之列——他们为国效力,功勋卓着,但不见容于最高统治者。这些人的名字将万古流芳,唯乱臣贼子终将遗佚。”

八十年代的改革究竟走了多远?

戈巴契夫在回忆录里写道,当年他与赵会谈时,赵说中国要搞多党制,搞议会政治。对此,赵澄清说:“我没有这样的意思,也不可能有这样的意思。”当时,赵只是陈述了两个概念:一个是执政党地位不改变,但要改变执政的方式;另一个概念是,社会主义国家不能搞人治,也应该是法治国家。赵紫阳说:“我有意用了‘治’而不是‘制’,也就是以法治理。”从这个细节中看出,赵紫阳是中共领袖中少有的坦诚之人,他不愿用他人传播的错误信息来拔高自己,而是竭力还原历史的真相。

贯穿整个八十年代,以邓小平为首的包括陈云、李先念、杨尚昆、邓颖超、彭真、薄一波、王震等八位中共元老始终拥有最高决策权,凌驾于总书记胡耀邦、赵紫阳之上,并先后将胡赵废黜,史称“八老治国”。学者徐庆全在《中共“八老”与八十年代政局》一文中指出,顾问委员会“是中央委员会的政治上的助手和参谋”,为“八老议政”或“八老治国”提供了制度上的依据。

当胡耀邦被迫辞职之后,赵紫阳勉强同意接替胡耀邦遗留的总书记职位,若保守派占据此职位,则经济改革的成果亦将不保。但是,赵紫阳的根基比胡耀邦还要不稳。他长期在地方上任职,担任总理期间主要处理经济事务,一旦掌管党务、意识形态等领域,立即感到力有不逮。他名为总书记,实为秘书长,必须取得邓小平的信任和支持,还要平衡与各个元老的关係。一个巧媳妇,伺候八个婆婆,能不难吗?

是邓小平本人对新理念的接受度,而不是赵紫阳的心胸和思路,决定了八十年代政治体制改革到底能走多远。赵回忆说,在起草十三大报告时,邓再三提醒和告诫赵及其领导的写作班子,无论如何不能有三权分立的意思,甚至说连一点痕迹也不能有。邓在接见外宾时说,三权分立,互相制衡,这种体制没有效率,办不成事。表面上是以效率为重,其实是害怕失去权力。所以,赵紫阳推动的改革,只能在此紧箍咒下展开。

十三大之后,赵已经感到政治体制改革举步维艰。比如,他希望扩大人大和政协的实权,使之往国会上院和下院的方向发展,元老们却要将人大和政协限制在橡皮图章的范畴内;他主张党政分开、党企分开,在工厂实行厂长负责制,但地方党委强烈反对,他们习惯于党委总览一切,垄断权力,党政一把抓,书记说了算。他提出“改革政治思想工作”,遭致工厂裡搞思想政治工作的人反对,全国一批靠政治思想工作吃饭的人认为是革了他们的命。这些改革随着赵紫阳的下台而被取消,甚至大幅倒退。比如,赵紫阳一度取消了中央政法委,但九十年代以后政法委权力扩张、气焰嚣张,周永康时代的政法委践踏法治、无恶不作。习近平上台后,虽然整肃了周永康,却仍然保留了政法委并将其收归总书记直接控制。谁是真正的改革者,从处理政法委的方式上就可以看得一清二楚。

小朝廷何足道哉,大丈夫无所谓了

与戈巴契夫一样,赵紫阳也是“半截子的英雄”。由于时势的限制,他们的改革事业半途而废。不过,叶利钦掌权后,大大加快戈巴契夫没有完成的改革,甚至将改革升格为革命,迅速终结了共产党的极权统治。而赵紫阳遭到老人帮罢黜,中国走上回头路,十三亿人民至今仍然饱受共产党之蹂躏。如此看来,在“立功”层面,赵紫阳不如戈巴契夫;但是,在“立德”层面,赵紫阳却超过了戈巴契夫——赵紫阳实现了他的诺言,“绝不做镇压学生的总书记”,维护了自我人格的完整和完美;而戈巴契夫在其政治生涯的最后一年,半推半就地向保守派低头,默许了苏联军队对立陶宛独立运动的镇压,酿成了流血惨剧。

当莫斯科镇压波罗的海三国独立运动的风声越来越紧张的时候,民主派人士、作家阿达莫维奇在一次演讲中说:“戈巴契夫是苏联历史上,唯一一位双手没有沾鲜血的领导人,但愿我们能记住他在此时此刻的模样。”他同时向戈巴契夫喊话说:“但是,只要军方开始进行流血攻击,那些鲜血就会溅到你的西装上。”

果然,一九九一年一月十三日,苏联坦克碾过立陶宛国土,克格勃精锐部队攻击立陶宛首都维尔纽斯电视大楼,士兵射杀十四人,数百人受伤。维尔纽斯的鲜血,瓦解了改革派人士对戈巴契夫的信任。人们如梦初醒地说:“一切都结束了!我们再也不支持戈巴契夫了。人真的得被骗几次,才会明白一些道理。”还有人乾脆宣告说:“就在维尔纽斯的血腥星期天之后,所谓‘充满人道精神的社会主义’、‘新思维’与‘欧洲世界的共同家园’到底还剩下什么?什么都没有了!”镇压的开始之际,就是改革的终结之时。

与戈巴契夫“一失足成千古恨”相反,赵紫阳拂袖而去,做到了“粉身碎骨浑不怕,要留清白在人间”。一九八九年五月十七日,邓小平在家中召集会议,决定戒严、对学生镇压。赵紫阳描述当时的场景说,在位的五名常委的立场是:两票对两票,一票中立。但最后的决策是邓小平独自作出的,并未经过一个常委投票表决的正式程序。那么,多年来在邓面前委曲求全的赵紫阳,这一次为何不惜与之决裂呢?赵紫阳明明白白地指出:“我之所以拒不接受邓对学潮的方针,原因在于对学潮的性质和镇压会引起的后果在认识上有所不同。我要对历史负责,绝不做镇压学生的总书记。”他宁可失去权力,成为囚徒,也不参与这件肮髒而残暴的事情。

并不是所有人都赞同赵紫阳的这一决定。有人说,若当时赵紫阳不与邓小平作最后摊牌,服从邓小平的决定,维持自己的地位,等风头一过,仍可继续推动改革大业。而赵一旦失去权力,改革派必然满盘皆输。所以,不妨“大丈夫能屈能伸”,“留得青山在,不怕没柴烧”。但是,此种马基亚维利式的思维方式,乃是“让策略压倒价值”。若是赵紫阳参与杀人的决策,像戈巴契夫那样“将鲜血溅到西装上”,那么他即便日后能推动改革,改革也毫无政治正当性可言。若是如此,赵紫阳就不再是赵紫阳了,赵紫阳就跟李鹏没有根本的区别了。

议会民主制才是中国未来的出路

赵紫阳的秘书及作为“替罪羊”被下狱的鲍彤,在为本书所写的序言中评论说:“六四开创了全民鸦雀无声的新局面。邓小平南巡后,中国在鸦雀无声中重提经济改革,重新分配财富。谁是鸦雀无声下再分配的受益者?我不知道。我只知道,全体被迫鸦雀无声的人,统统都是六四屠城的受害者。即使当时尚未出生的人,既然出生之后必须鸦雀无声,并且必须在不知不觉之中,毕恭毕敬,礼拜权力,聆听谎言,当然更是无辜的受害者。”当江泽民、温家宝和马云之流,为六四屠杀寻找合理性和合法性的时候,鲍彤的这段话戳穿了这张华美的画皮。

对于政治家来说,失去权力无疑是一种锥心之痛。有的政治家在失去权力之后,像一头受伤的狮子,躲在角落里舔自己的伤口,沉溺于自怜自艾之中,被选民抛弃的二战英雄丘吉尔就是如此;有的政治家则有一种卧薪尝胆的坚毅,即便在情势最不利的情况下,仍然伺机而动,文革中被毛泽东流放到江西的邓小平就是如此。而赵紫阳在长达十六年的幽居岁月中,不绝望,不后悔,不怨天尤人,不自我美化,而是手不释卷读禁书,没有禁区思无邪,完成了个人主义者和自由主义者的飞跃。与胡启立屈辱地由罢职常委转任部长,从此卑躬屈膝、谨言慎行的人生轨迹截然相反,赵紫阳在九十年代初甚至拒绝了邓小平主动邀请他复出的“善意”,他绝不认错,心怀坦荡,质本洁来还洁去。

在全盘认同世界民主大潮这一点上,赵紫阳比任何一个在位或卸任的中共领导人都走得更远。赵紫阳在谈话中明确指出:“西方的议会民主制显示了它的生命力,是现在能够找到的比较好的、能够体现民主、符合现代要求而又比较成熟的制度。现在还找不到比它更好的制度。……只有这种制度比较符合现代文明,比较符合民意,有利于体现民主,并且是比较稳定的一种形式。”他高屋建瓴地观察和总结了世界发展的趋势:“几乎所有的发达国家实行的都是这样一种议会民主制。几十年来发展比较快的新兴国家,逐步转向议会民主制的趋向也越来越鲜明。我想这绝不是偶然的。”赵紫阳已经不仅是一个自我设限的、“党主民主”式的“党内开明派”,而与刘晓波一样堪称“百分之百的民主派”。

对于赵紫阳晚年思想飞跃这一现象,麦克法夸尔认为,这从反面表明了中共体制本身的不兼容性。他反问说:“一个热爱国家的官员,如果只有在多年赋闲全力反思的条件下,才得出中国需要民主的结论,那么对于日理万机的官员来说,又有什么余力,或者安全感,使他能够在当朝当政的条件下,得出同样的结论呢?”这个疑问,恐怕到了中国像苏共那样覆灭的时候,也没有人能够回答。

赵紫阳去世时,有民间人士为其撰写了一幅挽联:“明修正史,暗修秘史,谁曾秉笔修青史;你说朝阳,他说夕阳,我且凭心说紫阳。”这一挽联恰好可以概括赵紫阳来自三十六卷录音带的历史告白。

来源:RF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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