图片：赵紫阳（法新社）
一九八九年五月，苏共总书记戈巴契夫访华，这是自六十年代中苏关系恶化之后，第一位苏联最高领导人访问中国。那时，天安门广场被抗议的学生佔据，欢迎仪式被迫取消——不过，中国的大学生们并不是抗议戈巴契夫，而是把他看作改革的英雄，他们倒是盼望戈巴契夫到广场上来与大家会面。访华期间，戈巴契夫与赵紫阳有过一场轻松的交谈。然而，两人都不曾想到，此后他们个人及各自国家的命运都发生了翻天覆地的逆转。那场会面半个多月后，北京发生天安门屠杀，赵紫阳拒绝执行邓小平调动军队镇压学生的命令，被非法罢黜乃至软禁至死；以后二十多年间，中国走向极权政治与赵紫阳所说的“裙带资本主义”溷搭的不归路。而那场会面之后两年多，戈巴契夫的改革遭遇顿挫，保守派发动的“八一九”政变虽然失败，但戈巴契夫很快失去权力，被迫辞职，随即苏联解体，苏共沦为非法组织。
赵紫阳去世前几年，他的老部下、原新闻出版署署长杜导正冒着风险，使用京剧和儿歌的录音带，录製了赵紫阳长达三十多个小时的谈话，并偷运到海外。赵紫阳秘书鲍彤之子鲍朴用两年时间将这批录音带整理出版，比当年被罢黜的苏共领袖赫鲁晓夫的回忆录更轰动世界。晚年的赵紫阳虽然失去了人身自由，却拥有了思想和精神的自由。他如饥似渴地阅读，反思历史、批判现实、展望未来。他的历史地位早已确立，晚年的思想突破更是锦上添花，诚如美国汉学家麦克法夸尔所论：“如今的中国，赵紫阳是一个不被承认的人。当未来一切事过境迁，也许他将进入华夏先烈之列——他们为国效力，功勋卓着，但不见容于最高统治者。这些人的名字将万古流芳，唯乱臣贼子终将遗佚。”
八十年代的改革究竟走了多远？
戈巴契夫在回忆录里写道，当年他与赵会谈时，赵说中国要搞多党制，搞议会政治。对此，赵澄清说：“我没有这样的意思，也不可能有这样的意思。”当时，赵只是陈述了两个概念：一个是执政党地位不改变，但要改变执政的方式；另一个概念是，社会主义国家不能搞人治，也应该是法治国家。赵紫阳说：“我有意用了‘治’而不是‘制’，也就是以法治理。”从这个细节中看出，赵紫阳是中共领袖中少有的坦诚之人，他不愿用他人传播的错误信息来拔高自己，而是竭力还原历史的真相。
贯穿整个八十年代，以邓小平为首的包括陈云、李先念、杨尚昆、邓颖超、彭真、薄一波、王震等八位中共元老始终拥有最高决策权，凌驾于总书记胡耀邦、赵紫阳之上，并先后将胡赵废黜，史称“八老治国”。学者徐庆全在《中共“八老”与八十年代政局》一文中指出，顾问委员会“是中央委员会的政治上的助手和参谋”，为“八老议政”或“八老治国”提供了制度上的依据。
当胡耀邦被迫辞职之后，赵紫阳勉强同意接替胡耀邦遗留的总书记职位，若保守派占据此职位，则经济改革的成果亦将不保。但是，赵紫阳的根基比胡耀邦还要不稳。他长期在地方上任职，担任总理期间主要处理经济事务，一旦掌管党务、意识形态等领域，立即感到力有不逮。他名为总书记，实为秘书长，必须取得邓小平的信任和支持，还要平衡与各个元老的关係。一个巧媳妇，伺候八个婆婆，能不难吗？
是邓小平本人对新理念的接受度，而不是赵紫阳的心胸和思路，决定了八十年代政治体制改革到底能走多远。赵回忆说，在起草十三大报告时，邓再三提醒和告诫赵及其领导的写作班子，无论如何不能有三权分立的意思，甚至说连一点痕迹也不能有。邓在接见外宾时说，三权分立，互相制衡，这种体制没有效率，办不成事。表面上是以效率为重，其实是害怕失去权力。所以，赵紫阳推动的改革，只能在此紧箍咒下展开。
十三大之后，赵已经感到政治体制改革举步维艰。比如，他希望扩大人大和政协的实权，使之往国会上院和下院的方向发展，元老们却要将人大和政协限制在橡皮图章的范畴内；他主张党政分开、党企分开，在工厂实行厂长负责制，但地方党委强烈反对，他们习惯于党委总览一切，垄断权力，党政一把抓，书记说了算。他提出“改革政治思想工作”，遭致工厂裡搞思想政治工作的人反对，全国一批靠政治思想工作吃饭的人认为是革了他们的命。这些改革随着赵紫阳的下台而被取消，甚至大幅倒退。比如，赵紫阳一度取消了中央政法委，但九十年代以后政法委权力扩张、气焰嚣张，周永康时代的政法委践踏法治、无恶不作。习近平上台后，虽然整肃了周永康，却仍然保留了政法委并将其收归总书记直接控制。谁是真正的改革者，从处理政法委的方式上就可以看得一清二楚。
小朝廷何足道哉，大丈夫无所谓了
与戈巴契夫一样，赵紫阳也是“半截子的英雄”。由于时势的限制，他们的改革事业半途而废。不过，叶利钦掌权后，大大加快戈巴契夫没有完成的改革，甚至将改革升格为革命，迅速终结了共产党的极权统治。而赵紫阳遭到老人帮罢黜，中国走上回头路，十三亿人民至今仍然饱受共产党之蹂躏。如此看来，在“立功”层面，赵紫阳不如戈巴契夫；但是，在“立德”层面，赵紫阳却超过了戈巴契夫——赵紫阳实现了他的诺言，“绝不做镇压学生的总书记”，维护了自我人格的完整和完美；而戈巴契夫在其政治生涯的最后一年，半推半就地向保守派低头，默许了苏联军队对立陶宛独立运动的镇压，酿成了流血惨剧。
当莫斯科镇压波罗的海三国独立运动的风声越来越紧张的时候，民主派人士、作家阿达莫维奇在一次演讲中说：“戈巴契夫是苏联历史上，唯一一位双手没有沾鲜血的领导人，但愿我们能记住他在此时此刻的模样。”他同时向戈巴契夫喊话说：“但是，只要军方开始进行流血攻击，那些鲜血就会溅到你的西装上。”
果然，一九九一年一月十三日，苏联坦克碾过立陶宛国土，克格勃精锐部队攻击立陶宛首都维尔纽斯电视大楼，士兵射杀十四人，数百人受伤。维尔纽斯的鲜血，瓦解了改革派人士对戈巴契夫的信任。人们如梦初醒地说：“一切都结束了！我们再也不支持戈巴契夫了。人真的得被骗几次，才会明白一些道理。”还有人乾脆宣告说：“就在维尔纽斯的血腥星期天之后，所谓‘充满人道精神的社会主义’、‘新思维’与‘欧洲世界的共同家园’到底还剩下什么？什么都没有了！”镇压的开始之际，就是改革的终结之时。
与戈巴契夫“一失足成千古恨”相反，赵紫阳拂袖而去，做到了“粉身碎骨浑不怕，要留清白在人间”。一九八九年五月十七日，邓小平在家中召集会议，决定戒严、对学生镇压。赵紫阳描述当时的场景说，在位的五名常委的立场是：两票对两票，一票中立。但最后的决策是邓小平独自作出的，并未经过一个常委投票表决的正式程序。那么，多年来在邓面前委曲求全的赵紫阳，这一次为何不惜与之决裂呢？赵紫阳明明白白地指出：“我之所以拒不接受邓对学潮的方针，原因在于对学潮的性质和镇压会引起的后果在认识上有所不同。我要对历史负责，绝不做镇压学生的总书记。”他宁可失去权力，成为囚徒，也不参与这件肮髒而残暴的事情。
并不是所有人都赞同赵紫阳的这一决定。有人说，若当时赵紫阳不与邓小平作最后摊牌，服从邓小平的决定，维持自己的地位，等风头一过，仍可继续推动改革大业。而赵一旦失去权力，改革派必然满盘皆输。所以，不妨“大丈夫能屈能伸”，“留得青山在，不怕没柴烧”。但是，此种马基亚维利式的思维方式，乃是“让策略压倒价值”。若是赵紫阳参与杀人的决策，像戈巴契夫那样“将鲜血溅到西装上”，那么他即便日后能推动改革，改革也毫无政治正当性可言。若是如此，赵紫阳就不再是赵紫阳了，赵紫阳就跟李鹏没有根本的区别了。
议会民主制才是中国未来的出路
赵紫阳的秘书及作为“替罪羊”被下狱的鲍彤，在为本书所写的序言中评论说：“六四开创了全民鸦雀无声的新局面。邓小平南巡后，中国在鸦雀无声中重提经济改革，重新分配财富。谁是鸦雀无声下再分配的受益者？我不知道。我只知道，全体被迫鸦雀无声的人，统统都是六四屠城的受害者。即使当时尚未出生的人，既然出生之后必须鸦雀无声，并且必须在不知不觉之中，毕恭毕敬，礼拜权力，聆听谎言，当然更是无辜的受害者。”当江泽民、温家宝和马云之流，为六四屠杀寻找合理性和合法性的时候，鲍彤的这段话戳穿了这张华美的画皮。
对于政治家来说，失去权力无疑是一种锥心之痛。有的政治家在失去权力之后，像一头受伤的狮子，躲在角落里舔自己的伤口，沉溺于自怜自艾之中，被选民抛弃的二战英雄丘吉尔就是如此；有的政治家则有一种卧薪尝胆的坚毅，即便在情势最不利的情况下，仍然伺机而动，文革中被毛泽东流放到江西的邓小平就是如此。而赵紫阳在长达十六年的幽居岁月中，不绝望，不后悔，不怨天尤人，不自我美化，而是手不释卷读禁书，没有禁区思无邪，完成了个人主义者和自由主义者的飞跃。与胡启立屈辱地由罢职常委转任部长，从此卑躬屈膝、谨言慎行的人生轨迹截然相反，赵紫阳在九十年代初甚至拒绝了邓小平主动邀请他复出的“善意”，他绝不认错，心怀坦荡，质本洁来还洁去。
在全盘认同世界民主大潮这一点上，赵紫阳比任何一个在位或卸任的中共领导人都走得更远。赵紫阳在谈话中明确指出：“西方的议会民主制显示了它的生命力，是现在能够找到的比较好的、能够体现民主、符合现代要求而又比较成熟的制度。现在还找不到比它更好的制度。……只有这种制度比较符合现代文明，比较符合民意，有利于体现民主，并且是比较稳定的一种形式。”他高屋建瓴地观察和总结了世界发展的趋势：“几乎所有的发达国家实行的都是这样一种议会民主制。几十年来发展比较快的新兴国家，逐步转向议会民主制的趋向也越来越鲜明。我想这绝不是偶然的。”赵紫阳已经不仅是一个自我设限的、“党主民主”式的“党内开明派”，而与刘晓波一样堪称“百分之百的民主派”。
对于赵紫阳晚年思想飞跃这一现象，麦克法夸尔认为，这从反面表明了中共体制本身的不兼容性。他反问说：“一个热爱国家的官员，如果只有在多年赋闲全力反思的条件下，才得出中国需要民主的结论，那么对于日理万机的官员来说，又有什么余力，或者安全感，使他能够在当朝当政的条件下，得出同样的结论呢？”这个疑问，恐怕到了中国像苏共那样覆灭的时候，也没有人能够回答。
赵紫阳去世时，有民间人士为其撰写了一幅挽联：“明修正史，暗修秘史，谁曾秉笔修青史；你说朝阳，他说夕阳，我且凭心说紫阳。”这一挽联恰好可以概括赵紫阳来自三十六卷录音带的历史告白。
来源：RFA