谭庆禄:关于告密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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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天,告密者虽然已经不好意思像文革之中那样明目张胆,但是,从事这项事业的还是大有人在。我们的空气还不够清洁,还未能对告密者形成一种压力。换句话说,并不是所有的人都认识到告密是一种耻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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说来惭愧,理解到告密是一种恶劣的行为,在我是很晚的事情。在那以前,虽然对打小报告之类也很厌恶,却没有提到道德伦理的高度去看。我终于懂得了这一点,还应该感谢老舍先生。大约是二十年前,读《骆驼祥子》,我觉得祥子的结局有点怪,祥子最后变成一个告密者。在老舍先生看来,告密是灵魂的堕落。祥子由一个健康质朴的人,变成一个玩世不恭的告密者,哀莫大于心死,这才是祥子的悲剧之所在。

迟迟没建立“告密是一种耻辱”的观念,应该说有历史的和现实的原因。

在我国漫长的历史中,一直都没能确立告密可耻这一伦理范畴,我觉得这似乎与传统伦理的奠基人孔子有关。孔子的时代,已经有人提出了告讦的问题。《论语》中就有一个著名的案例:“叶公谓孔子曰:‘吾党有直躬者,其父攘羊,而子证之。’孔子曰:‘吾党之直者异于是:父为子隐,子为父隐。——直在其中矣。’”叶公提出的这个案例不够典型,他把二者的关系设定为父子,冲淡了关于告密问题的普遍意义,并把孔子的思路引向了他甚为关注的孝慈观念之中。不过,从这里至少可以看出,孔子也是不主张告密的,虽然他只讲到父子间的事。

是否因为这个不典型的案例,使我们民族跟一个重要的伦理观念失之交臂呢?这可真是一种历史的遗憾。

也许这根本就不是一种遗憾。告密行为在很大程度上是极权体制的需要,告密者层出不穷,不以为耻,是漫长的专制统治的必然产物。

历史上最早提倡告密的似乎是周厉王。厉王无道,国人谤之。“王怒,得卫巫,使监谤者,以告则杀之。”

在鼓励告密上做得最有气魄的还是要数秦。那时它还没有统一六国。它以法律的形式,置全民于告密者的地位。这项伟大工程的发起者和主持人是卫人商鞅。商鞅堪称是鼓励告密的大师。《史记·商君列传》:“令民为什伍,而相牧司连坐。不告奸者腰斩,告奸者与斩敌首同赏,匿奸者与降敌同罚。”编民五家为伍,十家为什,不光重罚重赏,而且牵引连坐。商鞅这一套有它的理论基础。《商君书·开塞》中这样说:“王者用刑于将过,则大邪不生;赏施于告奸,则细过不失。”他以为,只要能够做到对将要发生的过失治罪,再加上重赏告密者,就会致天下太平。事隔两千多年,从上述文字,我们还能感受到那种强烈的压抑感和血腥气息。

目下被影视界看好,屡屡给搬上银幕荧屏表扬的武则天,也是一个告密行为的鼓励者和提倡者。《新唐书·刑法志》:“(武后)欲制以威,乃修后周告密之法,诏官司受讯,有言密事者,驰驿奏之。”武则天命制铜匦四面,置之朝堂,名曰“延恩”、“招谏”、“伸冤”、“通玄”,看上去范围很广,但铜匦最根本的功能则是接受和鼓励告密。诚如史书所说:“太后自徐敬业之反,疑天下人多图己,又自以久专国事,且内行不正,知宗室大臣怨望,心不服,欲大诛杀以威之。乃盛开告密之门,有告密者,臣下不得问,皆给驿马,供五品食,使诣行在。虽农夫樵人,皆得召见,廪于客馆,所言或称旨,不次除官,无实者不问。于是四方告密者蜂起,人皆重足屏息。”文革后期,商君和武后均被江青看中,授予法家的头衔,不是偶然的。

明代实行厂卫特务统治,告密之风大行天下。魏忠贤伏诛,王体乾继领厂事,“告密之风未尝息也。”清代康熙大帝,常常受到后人的表扬,当时他仍在偷偷地接受曹寅、李煦等人的告密情报。

整个古代中国,天皇圣明兮臣罪当诛,只有皇家的无上权威,个人永远是微不足道的。有人告密,对于统治者是一种便利。长期以来,告密者似乎并不感到多么可耻,而且肯定能得到实惠。

华夏文明毕竟是伟大的。在这个文明中并非没有别一种声音。只是这种声音或者受到压制,或者受到冷落,受到漠视。在势力强大的告密文化的笼罩下,这种声音显得十分微弱。虽然如此,这些仍然构成了我们自己反对告密的思想资源。

孔子之后,最先抑制了告密之风的是在汉代。汉文帝是个谦虚的皇帝,他的统治给了人们以喘息的机会。《汉书·刑法志》记载:“及孝文即位,……议论务在宽厚,耻言人之过失,化行天下,告讦之俗易。”

据我所知,苏东坡是对于告密行为最为深恶痛绝的人。他的一生中,数次为告密者所苦。他有着切身的体会,对于告密者也有清醒的认识。这简直是中国历史上的一个特例。

在苏东坡的文集中,曾屡次讲到这一严重的伦理问题。他有一篇文章,题目就叫做《神宗恶告讦》,借皇帝之名,申自己憎恶告密之义。文中讲了一个故事。元丰初年,白马县有人被盗,因畏惧盗贼不敢告官,便向县衙投了封匿名信。弓手某甲得到这封信,但他不识字,拿给门子某乙看,某乙为他读了,甲按信中提供的线索捕获了盗贼。这时某乙出来争功,事情就到了上官那里。吏以为按照法律规定,写匿名信是禁止的。盗贼因匿名信被抓获,不敢处以死刑;而投匿名信的人应该流放,但情轻法重,只好上奏。当时苏子容为开封府尹,上殿奏论贼可减死,而投匿名者可免罪。神宗皇帝说:“此情虽极轻,而告讦之风不可长。”乃杖而抚之。苏东坡接着写道:“子容以为贼许不干己者告捕,而彼失者匿名,本不足深过。然先帝犹恐长告讦之风,此可为忠厚之至。”

在《上韩丞相论灾伤手实书》中,明确提出告密者的品质问题:“夫告讦者,未有非凶奸无良者。”这是中国历史上对于这帮奸佞的第一声断喝。接着,他提出了这样的质问:“异时州县所共疾恶,多方去之,然后良民乃得而安。今乃以厚赏招而用之,岂吾君敦化、相公行道之本意欤?”有一次,我在报刊上看到一则关于法国的报导,说法国人宁肯增加司法机构工作的难度,也不鼓励市民告密。看后心生钦佩。那时我还没有读到苏东坡的见解。

可以相信,在如此恶浊的空气中,告密者的队伍一定十分庞大。他们一般都有很深的心机,平时装得比正人君子还襟怀坦白,比忠义之士还慷慨激昂。人们很难识别他们。到了退休之后,他们也还是会把一生的龌龊深深地藏在心中,不肯向任何人吐露,那怕是自己的至亲或至友。这满腹的龌龊将伴他走到人生的最后一刻,他永远无法消化,永远也无法将其遗忘。索尔仁尼琴写作《古拉格群岛》,曾广泛向有关人士采访,最棘手的就是当年被收买做过眼线的人。他们将那一个角落封得死死的,绝对不肯透露分毫。他们当年肯定因此而获得过好处,或者是一种信任,或者是一种提拔,有的甚至因此爬向高位。但是,我敢说,他们肯定是得不偿失。只要他们未能完全泯灭良知,一个永远不能洗刷的肮脏的灵魂,是一个可以使人终生郁郁寡欢的精神负担。一个犹大,使整个西方觉得“十三”是个不祥的数字,一个告密者弄脏了一个有理数,使人产生心理和生理上的厌恶,这也是告密者创造的奇迹之一。

告密者虽然强作镇定,其实总是胆战心惊。一是永远逃避不了道德上的压力,他同时还要要提防着其他的告密者。他们深知告密的作用,他们害怕螳螂捕蝉,黄雀在后。这样的事情不是没有发生过。

不妨看看杨恽的例子。杨恽乃司马迁的外甥,丞相杨敞之子。这个人“始读外祖《太史公记》,颇为《春秋》,以材能称。”当时霍光去世,霍氏之隆日衰,霍光之子霍禹心存怨望,图谋不轨。杨恽知之,通过侍中金安上告发,霍氏伏诛,恽升中郎将,封平通侯。这位杨恽本领也有,也够公平廉洁,就是有个“好发人阴伏”的毛病,又恃才不能掩饰,积怨甚多。当时朝中太仆曰戴长乐,是汉宣帝未做皇帝时的朋友。有人告戴长乐的阴状,戴以为是杨恽教人所为,便密告杨恽。宣帝不忍加诛,免为庶人。后来再给一个无名之辈告了一状,案验,得所作《报孙会宗书》,宣帝见而恶之,廷尉论为腰斩。历史就是喜欢开玩笑,这位告密者遭受的恰恰是商鞅为不肯告密的人定下的刑罚。

还有一个就是为武则天创意设置铜匦的人,他名叫鱼保家,是侍御史鱼承晔的儿子。“太后欲周知人间事,保家上书,请铸铜为匦以受天下密奏。”他万万想不到,自己发明的铜匦,很快就用到自己的身上。“未几,其怨家投匦告保家为敬业作兵器,杀伤官军甚众,遂伏诛。”原意在于引祸水害人,不意予人以告密的方便,自己率先受害。

告密者并非依靠自己的力量,他总得有所恃。有所恃决定了告密者事业的不稳固性,你的所恃,亦可能变成别人的所恃。更不用说所恃本来就是冰山一座,严酷的季节犹可,一遇春风,所恃就不复存在了。杨恽以告密起家,鱼家保欲以方便告密取容,二人皆以告密丧命,这是人祸,也是天意。《新约·马太福音》:“耶稣对他说:‘收刀入鞘吧,凡动刀的,必死在刀下。’”告密者死于告密,不亦宜乎?

从《古拉格群岛》一书中可以看到,在斯大林的统治之下,苏联社会告密成风。甚至在监狱里,在劳改营里,都在不断地收买眼线。在索尔仁尼琴的采访中,被采访者大都有过收买和拒绝收买的经历,要逃避收买是非常困难的事情。他们从小向儿童灌输揭发敌人的思想,少先队员帕夫利克·莫罗佐夫揭发自己的老子,被斯大林树为榜样,广为宣传,甚至公园里都有他的塑像。

我国的文革期间,这种告密攻讦之事也非常普遍。夫妻反目,父子成仇,应了当时一句有名的话,堡垒是最容易从内部攻破的。检举,揭发,揭穿,成了正当的行为,甚至“反戈一击”也成为值得鼓励的事情。可见到了现代,我们对于告密这种行径还没有明确的道德评价。今天,告密者虽然已经不好意思像文革之中那样明目张胆,但是,从事这项事业的还是大有人在。这样的人还有市场,他们还能从中捞到好处。我们的空气还不够清洁,还未能对告密者形成一种压力。换句话说,并不是所有的人都认识到告密是一种耻辱。

叫人欣慰的是我们的下一代。我的两个孩子都从小学中学读过来,我从他们了解到一点孩子们的原则。无论在什么情况下,他们都不肯打小报告。对家长也好,对老师也好,他们都能守口如瓶。他们宁肯受严厉的惩罚,也不肯背打小报告的恶名。这在某些教育家看来,这也许不利于教育的实施,但这种现象却教我感到高兴。我希望他们能够把这一点保持下去,等到他们长成大人,告密者的日子就会不好过了。忽然想起一百多年前的一件旧事,绍兴城里,三个少年把压岁钱凑在一起,买了一部《海仙画谱》,兄弟中最小的建人将此事告诉了父亲,长兄豫才便骂他是“谗人”,说他“十分犯贱”。可见上个世纪之末,在少年们心目中,告密已经是十分可羞的事,哪怕是向自己的父母告密。遗憾的是少年对此事的讨厌,对于成人的伦理意识并不发生影响。如此说来,我的希望又有点渺茫了。

来源:爱思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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