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5-04-14
2015年“清明”成都人士祭“六四”遇难者（参与者提供）
*陈云飞为“六四”遇难者肖杰、吴国锋扫墓后先被警方强迫失踪，后被刑拘*
在前面节目中报道了“清明”时节在四川成都有大约三十位人士先后为八九“六四”遇难者、当年中国人民大学的学生肖杰和吴国锋扫墓。3月25日为吴国锋扫墓之后，大约有二十多人被警方带走，后来陆续被释放。但是被抓到新津县看守所的陈云飞先生十天下落不明。他家人委托的冉彤律师向警方询问查找，被告知没有任何记录。4月7日，我再次采访冉彤律师，他说陈云飞的家人已经收到《拘留通知书》。
*冉彤：警方连公安的纪律都不遵守，抓陈云飞后居然不录入公安办案系统*
主持人：“请问陈云飞现在情况怎么样？”
冉彤：“他被关进新津县看守所了。前一向他3月26日就被关了，但警察违反法律规定，也违反警察自己的纪律规定，没有在警方办案系统里录入他的办案信息，相当于秘密关押。后来迫于社会舆论的压力，最后才在4月6日发（给家属）了一个《拘留通知》。”
主持人：“请问这个‘刑事拘留’涉嫌罪名的说法确切的是什么？”
冉彤：“他的家属公布，一个是‘寻衅滋事’，一个是‘煽动颠覆国家政权’，就这两个罪。”
主持人：“日期签署是什么时候？”
冉彤：“看《拘留证》上签发的是4月3日，说的是陈云飞3月26日被拘留了，下面填的日期是4月3日。4月3日才捡起来的，就是拖了几天，我们到处去报警，到处去查询以后，过了一个星期才填发的，然后这两天才交给家属，偷偷摸摸的。”
主持人：“那3月25日到4月3日之间（到4月6日前不通知家人）他怎么算呢？”
冉彤：“他这就是秘密关押呗。因为我是在公安法制部门去查询嘛，查询时就没有这个记录，现在才通知我们。这个是搞秘密活动，搞地下活动哪！你这个执法机关，执行法律，公开执行就是了嘛！如果真的抓了坏人，依据法律程序、依法公开就行了嘛，你看这些国保，现在搞的什么嘛！连你公安的纪律都不遵守！抓了以后，居然不录入公安的办案系统！你是警察，执行的是公务啊，执行公务就要录入公安系统，才是组织行为。如果不是组织，不录入系统，那不是你穿着警服去绑架嘛吗？这和黑社会有什么区别呢！”
*陈云飞简况*
陈云飞先生毕业于北京农业大学，曾经参与“八九民运”。2007年“六四”18周年当天，他因在《成都晚报》刊登“向坚强的‘六四’遇难者母亲致敬！”的广告被警察带走，后被以“涉嫌煽动颠覆国家政权罪”监视居住半年。多年来陈云飞多次与“六四”难属一起祭奠“六四”遇难者。
*冉彤：警方说陈案涉国家安全，不安排会见。我表示质疑，陈一小百姓如何颠覆国家？*
陈云飞的辩护律师冉彤先生4月7日接受我采访时说：“今天我去看守所给他送去钱、衣服、被子之类的。警方就（说）因为他这个案子是涉及涉嫌国家安全罪、（煽动颠覆）国安罪，警方就依据这个法律条款不安排律师会见。
主要情况现在就是这样。”
主持人：“如果仅仅是刑事拘留，时限是多少天？”
冉彤：“37天，应该是到5月3日。”
主持人：“他（警方）已经明说了律师不能见是吗？”
冉彤：“这个倒是《刑事诉讼法》规定的，警方有这个权力，但是不是滥用这个权力，这个我就表示质疑了，因为这个‘煽动颠覆国家政权’，或者‘危害国家安全’是非常重的罪，首先就是说你要有这个能力。（陈云飞）他一个小老百姓，国家专政力量如此强大，怎么可能被一个小老百姓颠覆了？这就完全是一种滥用法律。
因为现在整个工作还没办法展开，见不到人，所有的东西都无法了解，办案更谈不上阅卷。所以现在先做一个人道主义的联系，送一些东西，等待警方的消息吧。”
*冉彤：抓陈云飞十天不通知家属，政法系统执法人员反法制才是真正的颠覆国家*
主持人：“现在可以确定他人还是在新津看守所吗？”
冉彤：“对。人是3月26日就被关新津看守所了，但是警放一直不通知家属，也不把情况录入警方办案系统里，这肯定是做的不对。
现在中国共产党是公开执政党，不是地下党啊。公开执政的党领导下的公安机关，工作起来居然搞秘密活动，这完全就是不能理解。对陈云飞秘密抓捕，这是法制之耻，法律之辱，警察之羞啊！
现在我说我自己的一个事，是话外之题。现在这样三令五申，禁止再搞‘律师年检’，现在成都市司法局还要搞……我现在正在和他们交涉，拿着党中央的文件和他们交涉，他们都不敢答复我。整个我感觉这个政法系统，执法人员里边有一种逆流，反中央、反法制，下面根本就是对着干，这个才叫真正的颠覆国家、颠覆党、颠覆政权哪！”
*八九“六四”再回顾*
“清明”时节，陈云飞先生为八九“六四”遇难者扫墓后，先被失踪，后被刑事拘留。北京的一些“六四”难属，“清明”期间则受到当局不同程度的监控。
谈到八九“六四”，现在让我们一起再来回顾一下1989年发生在中国的历史大事件。
1989年4月15日，被迫辞职的中共前总书记胡耀邦逝世。随后，北京爆发了以学生为先导，继而社会各阶层陆续加入的“反腐败、争民主”的请愿游行。
以下请听一段当时的街头请愿游行实况录音。
（呼喊声）
“耀邦不朽!”
“言论自由！”
“解除报禁！”
“要求清除腐败！”
“铲除官倒！”
“保障人权！”
从4月中旬到5月，先在北京，后在中国各地，游行规模越来越大，社会各阶层陆续加入。5月20日，中国当局在北京部分地区实行戒严。6月3日夜里，戒严部队动用坦克和机枪在北京街头杀戮手无寸铁的学生和市民。
以下一段当时的实况录音剪辑是北京街头戒严部队的枪声和民众的喊声
（女）“快，快！近一点儿！快一点儿！”
（男）“板车，板车！”
（枪声，另男）“录下来这暴行！”
（女）“救－护－车！快！救护车！救－护－车！”
（男）“一个小女孩躺在了坦克底下，北大一个助教，背后中了一弹，鲜血……全身流满了鲜血，躺在了地上，然后我们去救的时候，他们还朝我们开枪！”
（枪声，喊声）
在6月3日夜里、6月4日清晨，以及随后的几天里，到底有多少人遇难，多少人受伤，时至今日，中国当局一直没有公布确切的数字和名单。
*“‘六四’难属群体”——“‘天安门母亲’群体”*
北京的丁子霖女士原是中国人民大学哲学系副教授，她的先生蒋培坤是这个系的教授。1989年6月3日夜里，他们17岁的儿子蒋捷连，在北京木樨地被戒严部队枪杀。1991年，丁子霖女士在接受外国记者采访的时候，首先站出来公开了儿子遇难的经过，随后开始寻访“六四”遇难者家属和伤残者。
到目前，丁子霖和几位难属一起，已经寻访到二百零二位“六四”遇难者的家属和七十多位伤残者。他们组成的“‘六四’难属群体”也被称为“‘天安门母亲’群体”。
今年“清明”期间，我拨打北京几位“六四”难属的电话，都打不通。有的拨号后对方全无反应，没有任何声音，有的则回应说“现在无法接通，请稍候再拨”。直到“清明节”后第二天（北京时间）夜里十点多，我才陆续打通了几位难属的电话，其中包括已暂时离开北京的难属。
*黄金平：警方从3月31日就在我家楼下开始监控，我去哪儿，他们跟着*
我最先打通难属黄金平的电话，1989年黄金平的丈夫杨燕声在“六四”屠杀中为救人遇难。
电话打通后，黄金平女士说：“昨天我们收到了问候的短信，纪念‘六四’英烈，这是第一次在我们的手机上收到的。”
主持人：“请问您和几位难属之间联络，现在可不可能？方便不方便？”
黄金平：“昨天我们还通短信，还在交流啊。”
主持人：“这很奇怪，是不是把海外的电话拦截得比较厉害。我想请问一下今年难属的祭奠情况怎么样？”
黄金平：“一般到‘清明节’的时候我们都分开去的。我们是6月4日那天肯定都在一起。”
主持人：“你今年有没有什么被监控啊？”
黄金平：“肯定有。他们是从3月31日就在我们家楼下开始了。他（警方）说，去哪儿他跟着。我去万安公墓，他们跟着一起去的。我一般‘清明’的时候都是提前，或者错后，我自己去，因为我太不愿意让他们去。
今年因为张（先玲）老师跟我说，她2日去，我说‘那咱俩在那儿见’，4月2日嘛。结果他们（警方）说‘你3日去吧’，我说‘也可以’，我也没多想。我是4月3日去的。”
*黄金平：今年“清明”我去万安公墓祭奠，二女一男三警员跟着去*
主持人：“您去万安公墓祭奠，能简单讲讲情况吗？”
黄金平：“他们去了三个人，两个女的，一个跟我年龄差不多，还有一个是不到二十岁的实习生，然后就是我们这个‘管片儿’的民警跟着，三个人。
到那儿以后我就提前下车在花店买花。然后他们就跟着进去，在门口，他们说‘你那个玫瑰花不用拿了，从这儿拿一个什么花篮挂着’。我说‘不用’。他说‘你那个玫瑰花放在骨灰盒（那儿）也放不了’。我说‘我拿胶条粘’。他就说让登记。
他们（警方）三个没有干预什么，但就是跟我一起，进来以后也帮着我拿包什么的。然后我就开开（放骨灰盒的格子）自己擦（拭），我在杨燕声那儿，自己跟他说话，在那儿停了很久，半个多小时吧。他们就出去了，没在我旁边。
然后我给杨明湖，还有王楠（祭奠）……他们就跟着我一块儿上去。”
主持人：“您祭奠完，到家以后他们还继续监控吗？”
黄金平：“对。他们（监控）到6日，到今天。”
主持人：“今天他们撤了吗？”
黄金平：“应该撤了吧，我就没再管他们。他们撤不撤的，反正就是这些什么‘政协’、‘人代会’呀，‘清明节’、‘六四’呀，还有什么‘APEC’,什么重要会议啊，他们都会有这种行动。”
*黄金平：给“两会”代表写《公开信》多年没结果，今年不再写，是无声的抗议*
主持人：“今年‘两会’，‘六四’难属没有写《公开信》，对这件事情，您是什么心情，怎么想？”
黄金平：“因为我们一起说过，我们每年都在写。因为我们跟他们（‘两会’代表）讲了多少年，我们一直在讲，也没有结果。今年我们就不再说了，就是我们一种表示，无声的抗议。”
*黄金平：“六四”快26年了，政府无法逾越，必须还原真相、面对解决这个问题*
主持人：“在26年快满的时候，您看现在当局对八九‘六四’这件事情和难属的态度，与历年相比，您个人有什么不同的想法吗？”
黄金平：“今年26年了，从政府……这个问题他肯定是无法逾越的，可是他们又不去面对解决这个问题，我感觉可能就是拖。
现在我们这一代……我丧偶算是比较年轻的，妈妈们六、七十，有八十的了，还有的已经都去世了好几个亲人，觉得从哪个角度上（政府）他们都应该面对——这个人走到大街上你给打死了，为什么？这个肯定是政府全责。
还有一个问题，比如说，从小我们受的教育就是什么见义勇为啊，帮助别人啊……给我们讲这些，那别人呼救……比如像我的爱人，他去救人，你就把他打死了，那这个怎么说你也说不过去啊，你为什么要掩盖这个事实，掩盖这个真相？
我们就是一个百姓，一个最朴素的想法就是还原真相，面对解决。你那么多贪官，你们都可以去抓，这个事情你们怎么不能面对去解决呢？
*黄金平：今年“清明”，难属收到手机短信“清明节致全体六四遇难者公祭词”*
黄金平：“张（先玲）老师呢，我昨天还跟她……我们就因为接到了短信，她说‘我一定要发给你们，不能辜负他们’。我们知道有心人在关心我们，他们记得，他们在关心。”
主持人：“因为我刚才打不通张先玲老师的电话，不知道您现在要是试一试，能不能打通。我过一会儿再打给您，这样能试一下海外打和国内打是不是一样。”
过了一会儿，我再次打通黄金平的电话。
黄金平：“我打，打通了。她说让我告诉你，她的电话基本国外打进来都给屏蔽了。她说，一般到这个时间，她会接到一些海外的电话，但是今年就没有。”
主持人：“张敏说打不进去，你告诉她了吗？”
黄金平：“告诉她了。她说让我跟你解释一下，她家的座机、手机都打不通。”
主持人：“明白了。”
黄金平：“我说‘我把昨天您发给我的短信那个告诉她’，她说‘可以’。短信是这样说的‘清明节致全体六四遇难者公祭词’。死者不朽，生者有愧。英年早逝，魂兮归来。燃起蜡烛，照亮归途。愿死者安息，中国民主。全体六四遇难者永垂不朽！’”
主持人：“这是张老师哪天收到的？”
黄金平：“昨天（4月5日）。张老师给我们发的，说让我们不要辜负人家一片心。她说‘我把这些发给难友’。我给她回（短信）了说‘感谢！感恩！坚定、坚持、坚守，天良不泯！”然后张老师给我回了‘共勉！’”
*尤维洁：“清明”祭奠亲人，心情严肃沉痛，警方不该骚扰干扰*
接下来我打通了“六四”难属群体现在的负责人尤维洁女士的电话。1989年尤维洁的丈夫杨明湖在“六四”屠杀中遇难。
我向尤维洁询问今年“清明”难属祭奠的情况。
尤维洁：“我所知道的，反正是肯定都找我们谈话了，在这个‘清明’前十几天，公安局找我说‘如果你清明哪一天去扫墓，一定要跟我们打个招呼’。我特别反感，因为我觉得这完全是我自己私密的事情，我没有必要去向你汇报 。
‘清明节’去扫墓，我自己提前去了，我（3月）29日就去了，也没跟他们说。
后来他们再找我的时候，他们说，我可能要跟他去。我就跟他讲‘我去过了，没有必要再去第二次了。再说了，清明节的事情是每一个家庭的事情，我们从来就没要求过‘清明’时我们要一起去做什么事情，都是在各个家去做。我说‘你们这样骚扰我们，是完全不应该的。因为清明节，对每个家庭来讲，自己祭奠自己亲人的时候，他们心情是很严肃也很沉痛的一件事情，你干嘛要去干扰啊！’我当时是这么跟他们讲的。
我也了解了几家人家，他们也的确是被找谈话了。
你说的张先玲，如果有人采访她，她是一定要说话的，所以可能一直是有对她监视的人。具体因为我跟她没有见面，只是听她在微信里讲一些情况知道的。”
*尤维洁：利用高科技对难属监控比以前多得多，现在不是越来越松动，是越来越紧*
主持人：“今年难属没有发《公开信》，这件事情您能简要的讲一下，难属们是怎么考虑的吗？”
尤维洁：“我们考虑的是，我们年年都在做这件事情，‘两会’的代表我们已经对他们很失望了，你看去年‘两会’我们发表的公开信，里头已经把我们要说的话已经全部都说尽了。我们已经非常严正的谈了这个问题。如果今年再去写，我们大家就认为没这个必要了。
因为代表没有任何变化的话，你再说什么，如泥牛沉海一样，没有任何意义，所以我们决定，如果代表的人员结构没有任何变化的话，我们不想再做这件事情了。”
主持人：“那难属们表达自己诉求，你们有没有商定什么新的方式？”
尤维洁：“至于怎么做，因为现在对我们监控上利用高科技比以前要多得多。我们在有一些地方还没有公开说什么，只是在讨论的时候，那（当局）已经知道了。其实我现在也不太方便讲太详细的东西。至于说我们以后怎么做，也是看形势而定。
现在并不是越来越松动，而是越来越紧。虽然新政上台，讲了很多关于依法治国，其实我没有看到对我们有松动的地方。”
*张先玲：阻拦记者采访，今年“两会”、“清明”期间对海外来的电话屏蔽*
“六四”难属张先玲女士的儿子王楠1989年在“六四”屠杀中遇难，年仅19岁。
在北京时间4月6日晚上十点半以后，我仍然打不通“六四”难属张先玲家的座机，但是打通了她的手机。
主持人：“对不起这么晚打扰您！”
张先玲：“没关系，张敏。”
主持人：“因为我刚才一直在打座机，但是座机打不进去。能不能请您简单讲一讲……”
张先玲：“‘清明’向来当局对我们的压力是比较小的，因为‘清明’首先我们并不是在一起去祭奠的，所以他就是跟着。去年开始改变的就是……因为我们几次抗议说‘凭什么我们坐你的警车呀！’所以他们现在不用警车，就用地方车拉着我去。
他就是从去年开始，对记者的阻拦是比较厉害的。从去年四月份开始就不让记者来采访，但是去年电话采访还是可以。
今年好像电话采访极少，我觉得奇怪……以前我听丁子霖也说过，好像记者打不通她的电话，她也接不到记者的电话，我还挺奇怪。我去年的电话还是比较通畅的，今年就有这样的情况。
在2月27日晚上还有香港记者给我打电话，说要来采访。我说‘警察已经来过了，他说因为我说我不拒绝采访，他们就从28日起就要来坐着阻拦记者来采访了，我说‘你也别找我了’。27日的电话这个记者还说有同事还要给我打电话，可是后来就一直没有电话。因此我就揣测，我觉得好像是这个电话被屏蔽了，记者的电话好像都打不进来，但别人给我打电话还是能打进来。”
*张先玲：“两会”“清明”警方上岗期间接不到海外记者电话，近26年来首次*
主持人：“今天我本来开始打电话的时候是九点多一点儿，我们现在12小时时差，我的早九点是您的晚九点，座机就是打不进去。后来我得到您现在这个号码。
那您说……我听上去，到现在就没有海外的记者打电话进去是吗？”
张先玲：“是。”
主持人：“那我是第一个吗？”
张先玲：“对，是。”
主持人：“我现在想请问一下，整个这个‘清明’期间，没有海外的记者能打进去，这是头一次吗？这26年。”
张先玲：“对，是。我跟你说张敏啊，（如果正常）至少你九点钟打不进来是不可能的。因为九点钟我在家呀，电话也通着的呀。包括在‘两会’期间，记者们不是要过来了吗，就‘两会’的时候（警方）监视我的嘛！
2月27日记者打电话来了，说她借过我一件衣服什么，要还给我啊……我都忘了……说要来看看我，我说‘哟，你别来了，他们已经来过了，说2月28日开始要上岗了，就是24小时坐在我们家的电梯门口，不让记者来采访了’，我说‘你也别来了’。
28日开始，一直到‘两会’结束，就没有任何一个记者给我打过电话。这点我就觉得挺奇怪的，从前从来没有过。因为既然到北京了嘛，有好多过去采访过的人就给我打电话，但是今年就一个也没有。等到3月15日他们（警方）撤岗之后，有几个人来电话，而且也有人来采访。”
*张先玲：我今年“清明”扫墓照片和声音是自己上网发过去的，未能与记者对话*
主持人：“换句话说，您今年‘清明’的采访是提前了很多？”
张先玲：“提前的比较多，（采访）根本就不是4月份。我4月2日去祭奠的。”
主持人：“后来发出照片，您知道我说的那几幅照片，祭奠之后还是和记者有接触是不是？”
张先玲：“没有 。是我自己在网上发过去的。”
主持人：“后来有没有（与记者）文字上、声音上面的往来？”
张先玲：“声音也是从网上传过去的，很慢很慢，我都不知道这声音传过去没有，要有也是从网上传的。”
主持人：“没有和记者对话吗？”
张先玲：“没有，没有。”
主持人：“那您的意思是说，2月28日以后有一段时间，一直到3月15日（监控者）下岗，这中间没有记者打进电话和能够采访到您，然后从4月2日……”
张先玲：“上岗他们（监控者）是4月2日。
主持人：“您是4月2日去扫墓。他们就跟着去了……”
张先玲：“跟着去了。一直到今天才（撤）走。”
主持人：“到今天晚上或者十点以后，或者几点以后，是他们一个开始不监控您手机……有这样一种可能，所以我才能打进去？”
张先玲：“我也这么想。”
*张先玲：现在总体说，警卫级别加强，加人加车，对采访控制很严*
主持人：“4月2日您去祭奠，今年有什么特别的情况？您简要说几句行吗？”
张先玲：“我每年都是4月3日去，因为我孩子4月3日生日。因为去年我老伴去，4月3日人特别多，他就（因为）太挤了，太累了，又加上伤心，回来以后就犯病了。所以今年我们就早一点去，免得人太多。
我们4月2日去。首先，人不是很多。第二，警方跟往常一样，还是陪同我们过去，只是人数上面今年比去年好像要多两个人。去年是两个人，今年是四个人。去年是一辆车，今年是两辆车……还是去年就开始是两辆车？……反正以前‘清明’顶多去一个车、一个人跟着，现在总体来说，警卫级别加强了一点，对于采访的控制是很严的。
我记得20周年‘清明’4月的时候，BBC的记者还在那个灵堂前面采访过我，那时候‘清明’时没有这么紧。现在这两年‘清明’都看得很紧，主要的就是不让记者采访。”
主持人：“今年（监控）最近的距离有多远？”
张先玲：“‘清明’祭奠，以前还近一点，现在离的远。以前在我祭奠的地方总有那么一个可疑分子坐在那儿，也不知是在录音，也不知是录像，也不知是在干什么，这两年倒没有这种情况。但是在接见记者这上头，比以前严得多了，就根本不许记者采访。”
主持人：“我今天给丁老师那边北京座机、北京手机、无锡座机、无锡手机都打过电话，其中有的是拨完以后毫无反应，连振铃声音都没有，有的就说她那个手机的号已经不能使用了，后来我就没办法判断丁老师在哪儿。”
张先玲：“肯定在无锡。丁老师的电话呀，肯定是控制了，去年她就没有怎么接受采访。她自己就说，没有记者给她打电话。那就是说明跟我今年的情况一样——电话进不来。我想，不会不打电话呀。”
*张先玲：过去给“两会”写信算看得起他，现觉得跟他们根本没得好说，不找他们了*
主持人：“今年‘六四’难属没有给‘两会’写信，是怎么样的考虑？怎么样的心情？”
张先玲：“实际上我们也就是觉得是一种无声的抗议。因为大家觉得我们去年的信已经写得可以说是非常的严厉了，而且我们都把它提到很高的角度了、很高的高度了，你们到底有没有道德底线？你们有没有人性？ 你们不是代表吗？对不对？
所以去年我们的信已经写得相当的仔细，而且写得很明白了。他们没有反应的话……当然不是全体，可能其中有个别的人，或者极少数的人有反应，但绝大多数的人都是没有反应。我们觉得对于这样一群人，我们还有什么希望？还有什么必要去跟他们说吗！
就这麽一种把道德底线都没有了，根本不把人性当一回事的人，这种人所谓的‘代表’他也不能代表我们。我们本来给他写信，还是希望他作为一个名义上的‘代表’吧，总是我们国家的一个‘最高机关’嘛，所以我们给他写信还算是看得起他，现在我们觉得跟他们根本没得好说，不用跟这些人说了，他们连人性道德都没有，我们还有什么必要跟他们讲这些话呢！
所以我们就出于这种考虑，不想跟他们说了，就是无声的抗议吧。”
主持人：“既然这样，难属下一步用什么方式来表达自己的诉求？”
张先玲：“我们肯定有说法。我们肯定还要找，但是我们不找他们了，这个所谓的‘人代会’，我们看不起他，他根本不配跟我们讲什么，我们也不想再跟他们说什么了。”
*张先玲：今年不知名者发来短信悼全体“六四”遇难者，难属们都很感谢他（们）*
主持人：“我知道您的手机收到了短信，后来您转发，您的感想啊，还有难属们的反馈，您看能不能讲一讲关于这个短信？”
张先玲：“往年我们收到过一些短信，就是慰问哪什么的，但是都是认识的人，知道是谁发的。今年我收到的这个短信，不知道这个人是谁，他就发来短信，一共发了三次。是‘清明节’悼念‘六四’遇难者的悼词，那个全文在手机上，我现在没法告诉你。金平已经跟你说了吧？”
主持人：“是。我从她那儿已经录下了短信全文。您转发以后反响……”
张先玲：“所有收到的人都回信了。有的说请我替大家感谢这个人，他还不忘记我们的事情。也有的人说‘非常感动，我们要坚持、坚守’。也有很多人说‘有这样的人在，我们就感到特别有力量、有信心了’，总体大家都很感谢这个人！
也许是一个人，也许是好多人，不知道啊。我们感谢他们！我们觉得这就是我们力量的来源吧。”
*张先玲：中国形势非常复杂，我们坚持抗争，当局总不能让所有难属的电话都打不通*
主持人：“将近26年过去了，当局目前对八九‘六四’的事情，对‘六四’难属的诉求是现在这样一种态度，您看还有什么特别要说的吗？”
张先玲：“我觉得目前中国的形势非常复杂。‘反腐’是当前最大的一个话题，不论是老百姓还是当官的，大家对这个是看得最重的一个事情，确实反腐也是个得民心的事情吧。但是这个反腐能进行到哪一步，我觉得我们也不好说。因为中国的情况你也知道，非常之复杂，最后是不是能够因为这个反腐走向开明政治，走向民主社会，这个都很难说。可以说，这个我还没看到有什么一定的结果。
我们最主要的一点就是坚持我们的抗争，坚持我们的原则，我们的理念不会改变，我们的要求也不会改变，我们的方式也不会改变。不论对我们控制得有多么严…我的电话打不通、丁子霖的电话打不通……那么还有其他很多难属呢，慢慢的大家能说话的就说话呗，你不能把我们全体（电话控制）都打不通吧！
*张先玲：“六四”难属坚持三项诉求，并继续要求与政府对话*
张先玲：“我们难属的诉求就是三条：一，六四真相；第二，道歉赔偿，公布名单；三，追究责任者的刑事责任、法律责任。我们主要的要求的方式就是和平理性的在法律、法制的道路上解决。
另外，我们要求跟政府对话，这就是我们一贯的要求。你跟敌对的国家、敌人都能对话，为什么不能跟我们对话呢？这就是我们的要求。
对话可以从容易解决的这方面开始嘛，我们提出三条，你可以从认为好解决的哪一条开始嘛！”
以上自由亚洲电台“心灵之旅”访谈节目由张敏在美国首都华盛顿采访编辑、主持制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