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篇文章最初是王小波辞世时写的,1997年,当时他的好友们,多为社会学家,与我交往甚密,故而,我听过他们介绍王小波的故事,也由此萌发了在北京西山大觉寺召开一次王小波研讨会的设想。也是那次会议——我的老友王毅主持,让我有机会结识了李银河和徐晓。有一位读者似乎不知道我介绍过“三种叙事方式”,那就请再读一下这篇文章吧。科学只不过是三种叙事方式之一种,不要迷信“科学”,如同不要迷信“历史”一样。小波的十年忌日应该就是明年吧?

又按:人类的三种叙事方式——科学叙事、历史叙事、美感叙事,旨在说服他人同时也与自我对话。任何“说服”都需要权威——韦伯所谓“发自内心的权威”,而不是基于暴力的权威。后者可称为“威权”。柯尔凯郭尔的创意在于,他注意到“说服”的两种方式——直接沟通与间接沟通。美感叙事其实属于间接沟通。科学叙事与历史叙事则属于直接沟通。对于“发自内心的”信服而言,往往更有效的,是间接沟通而非直接沟通。这一点,凡经历过子女教育问题的父母,都会赞同吧?幽默、反讽、自嘲、与美感叙事类似,都是通过自言自语打动他人,因此不具有胁迫性质。比照这一性质,很容易看到,科学叙事和历史叙事,我们对它们的信服,都是要基于“权威”与“威权”的某种混合制度的。何谓“大科学家”?或“大历史学家”?当然是由他们所在的学术共同体承认的权威。这就回到奈特1942年和1944年的那两篇论文了,“共同体”重要成员就某一问题达成的共识,就是“律法”——不成文的或成文的。

我与王小波并不相识,尽管我们有不少共同的朋友。我真正用心读他的作品是从知道了他的死开始的。一个人的死,尤其是不适时的死,可以让我们想很多事情,所以“蹈海”是可以“唤醒民众”的。王小波,在接近四十五岁生日时,在名世之作《时代三部曲》马上就要出版时,在他的文论,时评,小说,研究报告,电影剧本,以至座谈会上的三言两语,正以令人惊异的速度和数量出现在我周围的报纸,刊物,电视,和朋友们的日常闲谈中的时候,突然大叫一声就死了。因此他的死是发人深省的,因此我开始用心读他的作品。一个月以后,我们在大觉寺讨论王小波作品的时候,我只读完了他的评论集《我的精神家园》(这标题并不合王小波的思路),他的《黄金时代》,他的《青铜时代》和《白银时代》的一部分。

要警惕把“人”写的东西归类。这看法,尽管可以从黑格尔《精神现象学》导出,还可以追溯到前苏格拉底时代的赫拉克立特和巴门尼德,却尤其适用于王小波写的东西。由于我们不得不交流,交流的时候不得不“说”,说的时候不得不用语词,语词当中不得不包括“概念”,我们的说就已经隐涵了把所说的东西“归类”的危险,已经为了说而付出了把“所指”的丰厚内涵表达为干枯的概念的代价。问题在于(对任何经济学家这都是一个问题),由谁来承担这个“代价”?如果言说者所指的不是自己,那么付出这一代价的往往是那个所指的人。这就是一切评论家遭人恨的地方,这也是冠冕堂皇的“说教”让人讨厌之处。于是我越来越同意科尔凯廓尔的“间接沟通(indirect communication)”方法,越来越羡慕那些擅长讲故事或写小说的人,越来越觉得在林语堂鼓吹的“幽默”叙事方式中有更加深奥的道理。

既然如黑格尔所论,当我看着眼前的这株老榕树说“这是一棵榕树”的时候,我所言说的“这一个”与我所感受到的“这一个”是非常不同的“一个”,那么我们就必须反省:我们每个人每一秒钟的生存体验都是“不可言说”,或者“言不尽意”的。我们反省所得的寓意之一就是:人和人之间只能在具体生活中达到沟通。这好象一位丢失了孩子的母亲对前来安慰她的警察说:“你有孩子吗?你没有孩子,所以你不知道我的心情。”站在哈贝玛斯的立场上,我或许可以反驳说:我没有孩子,但是难道我不会“理解”吗?我不是具有“理性”吗?综合这两方面的立场,我们可以得到“间接沟通”的看法。一段神话,一个寓言,一首诗,乐曲,鸟鸣,沧海,松涛,古碑,荒茔,……总之,一个“场景”,勾起我生活经历中早被遗忘的某个片断,对着那个特定的时空突然醒来,以一种亲切的方式倾听那个陌生的言说者的声音。把概念展开为生活,这就是间接沟通;把生活简约为概念,这就是直接沟通。我觉得“沟通(communication)”远比所谓“叙事(discourse)”来的广泛,因为“叙事”是用言语的方式展开一个“概念”。而“沟通”则包括言语以外的所有沟通方式。

按照现在哲学家们,例如利奥塔或福柯的看法,我愿意把“言说”归为三类:(1)历史叙事,(2)科学叙事,(3)美感叙事。在历史叙事中,我们关心的不仅仅是所叙述的情节,而且还关心情节的真实性,也就是权威性或正统性,换句话说,叙事的“合法性”。这种叙事合法性只能建立在一群人所共同享有的生活经历之上。在科学叙事中,我们也要追问这叙事的“合法性”,但是这合法性现在建立在我们共同承认的“公理体系”之上,只要我接受,哪怕是临时性的“接受”,言说者公开指明或隐涵接受的做为叙事出发点的一套公理,包括“三段论式”演绎体系,我就可以判断言说者的叙事是否“合法”,是否能与既有的科学传统相容。因此,在历史叙事和科学叙事中我们都必须追问叙事的真实性并且把这种真实性联系到某个“叙事传统”的权威性上去。最后,美感叙事,我应当指出这个名词是我从伽达默尔那里借来的。美感叙事并不要求我们追问叙事的真实性,因为在主体之间追问“真实性”就意味着追问“客观性”或者也叫做“主体间性”,而后者对“美感”而言是不必要的。美感是一种私人感受,对“美感”的叙述只要是私人性的,就已经提供了叙事的“合法性”。当然,我们可以追问这“私人性”的真实性,我们可以对种种“矫揉造作”表示怀疑。但一般而言,美感叙事只要求言说者真实地面对自己(而不是别人)。

由于诸种叙事方式以上的区别,在我看来,只有美感叙事可以避免落入“宏伟叙事”的光环从而避免对他人的“独断性”。从这一点开始,间接沟通与美感叙事有了密切的联系。王小波的作品大多属於“美感叙事”(请读者始终记着我在文章开头的警告),大多是在讲述他私人的感受,包括他从来没有亲身体验过但出自他心灵独自创造的东西。我们必须明白,一个人生命的长短绝不是用物理时间可以衡量的。生命的长短取决于两件事:(1)肉体所体验过的事件的丰富程度,(2)心灵对肉体体验的敏感程度。刚刚去世的萨根(Carl Sagan)告诉我们,大约二十亿年前,地球上所有的生物都以单亲方式繁衍(无性繁殖),大约三十亿年前,地球上第一代生物可以活得足够长久,以致在我们看来,它们都是“不朽的”。可是我们仍然“乐意”用不朽去换取关于“性”的体验。对人类而言,有意义的“生命”在于生命的“意义”。转瞬即逝的美感人生所带来的意义的满足也许大大超过了“工具理性”地,机器般地生活一百年所带来的满足。

如我所说,王小波主要以美感叙事的方式写作。在我的理解里,他的作品反映了他内心三个方面的“冲动”。我使用了“冲动”这个词,因为我不能肯定王小波是否有意识地坚持这三个方面的努力,是否为这三方面的努力找到了如我下面要讲的那些干枯的理论上的根据。冲动,比较贴切地表现生活的欲望,表现对生活和独立思考的执着。我还可以把“冲动”翻译成英文里的“passions(激情)”,然后引述休谟的话:“理性是激情的奴隶!”

让我说完我的“分类”。王小波的写作冲动可分三个方面:(1)启蒙理性,(2)消极自由,(3)沉默地思索。关于后面两条王小波自己有过不少明确的注释。而“启蒙理性”,则是我对他的许多评论文章和他的小说叙事所表现出来的一种精神的概括。我是直接在十八世纪启蒙传统的涵义上使用这个语词的(另一种涵义请参阅我的“什么是启蒙?”,《公共论丛》1997年或者《方法》1997年即将发表)。

王小波的启蒙理性表现为他在许多文章里根据了“科学”的精神来批评时弊和调侃权威。同样的精神也体现在他的小说里。这种启蒙理性最清楚地表述在他的几篇短文当中,例如在“知识分子的不幸”里,他问道:“什么是知识分子最害怕的事?”他的回答:“知识分子最怕活在不理智的年代……。知识分子赶上这么个年代,死活不是问题。最大的问题是:这个倒霉的年头儿何时过去。假如能赶上这年头过去,就活着;赶不上了就犯不着再拖下去。”又例如在“花喇子模信使问题”中他写道:“从某种意义上说,学者的形象和花喇子模信使有相像处,得出有关的结论,这时还不像信使;然后,把所得的结论报告给公众,包括当权者;这时他就像个信使。最后,他从别人的反应中体会到自己的结论是否受欢迎;这时候他就像个花喇子模的信使……。学者们承受着一种压力,要和骗子竞赛语惊四座。”他在另一篇短文“文化之争”里这样写:“现在我们来看看科学。如果不提它的复杂性,它是一些你知道了就会同意的东西。它和“君君,臣臣,父父,子子”不同,和“天人合一”也不同。这后两句话我知道了很多年,至今还没有同意……。科学家和圣贤的区别在于,前者不但追求知识,还寻求知识的证明。不幸的是,证明使知识人人可懂,他们就因此丧失了权力。”在一篇更短的杂文“椰子树与平等”里他写道:“我这篇文章题目在说椰子,实质在谈平等问题,……人人理应生来平等,这一点人人都同意。但实际上是不平等的,……最大的不平等是知识的差异—这就是问题之所在……。一旦聪明人和傻人起了争执,我们总说傻人有理。久而久之,聪明人也会变傻。这种法子现在正用着呢。”在一篇相当长的随笔中他说:“……愚蠢是一种极大的痛苦;降低人类的智能,乃是一种最大的罪孽。从这个意义上说,我们决不可对善人放松警惕。假设我被大奸大恶之徒所骗,心理还能平衡;而被善良的低智能人所骗,我就不能原谅自己。”

康德说:“启蒙”就是个人敢于独立运用自己的理性。这种理性精神确实体现在王小波的许多杂文里。但是王小波的“理性”里面还带着许多日常智慧,也就是所谓“common sense(常识)”。这些从日常生活中积累起来的智慧使他的文章很少书生气。关于这一点的一个突出的例子是他的杂文“体验生活”。一个如此坚持独立思考的人,在中国社会(不论是传统社会还是“文化革命”那样的专断时期)里自然会感到“压抑”,感到有些东西要说出来。于是才有了后文革时期的写作高潮。以启蒙理性做为一种“最低纲领”的人,势必要求另外的两样东西:(1)独立思考的自由,也叫做“消极自由”;(2)沉默地思索。我之所以必须沿用“沉默地思索”这个语词,是因为它是王小波自己的语言(“跳出手掌心”):”沉默地思索,是人类生活的另外一面……。思索是一道大门,通向现世上没有的东西,通到现在人类想不到的地方……。我喜欢看到人们取得各种成就,尤其是喜欢看到现在的中国人取得任何一种成就。智慧永远指向虚无之境,从虚无中生出知识和美……”不过我还是把“沉默”的问题留到以后再谈,因为我觉得沉默与美感人生的关系更密切。独立思考的自由,这是一种权利。思想在每一个人脑子里面生长,怎么可能失去独立性呢?哈耶克回答说:试图控制人们思想的人,总是先控制人们的经济权利。你要生存吗?你最好服从我。思想是这样一件脆弱的东西,它离开了基本生活条件就难以生长。不仅如此,对许多思想者来说,舒适安逸的物质生活是思想得以自由驰聘的前提。因此独立思考的自由首先要求思考者对自己生命的权利,其次要求使思想足以开花结果的物质权利,最后要求保护每一个人独立思考权利的基本政治权利。这叫做“消极自由”。与其相对立的自由观念叫做“积极自由”。后者主张为了一己的精神解放而去拯救全人类。确切的说法是“free to”,也就是“干任何事情的自由”。而前者则主张“free from”,也就是不被强迫去干某些事情的自由。这些话我在其它文章里说过了,这里不多说(参见我在《公共论丛》1996年及1997年第2,3,4辑上的连载文章)。不过正像我警告过读者的那样,任何概念都无法穷尽一个活生生的人身上的品质。王小波的自由观念集中体现在一篇我觉得我最喜欢读的杂文里,“一只特立独行的猪”。由于文体上的障碍,我无法引述其中的任何叙事性的片段,只有一段结语可以用来代表王小波对自由的看法:“我已经四十岁了,除了这只猪,还没见过谁敢于如此无视对生活的设置。相反,我倒见过很多想要设置别人生活的人,还有对被设置的生活安之若素的人。因为这个缘故,我一直怀念这只特立独行的猪。”这里有对消极自由的追求,但还有些别的东西,那就是对美感人生的向往。

现在可以说说王小波作品里的第三类冲动了。“沉默地思索”,王小波写过“沉默的大多数”,似乎是很明确地反对“话语霸权”的。有了独立思考的自由而不会沉默地思索的人,按照一句英语老话说,叫做“说的太多,没有时间听(talking too much to listen)。”我住的地方海边有一家咖啡馆,黑板上写着:上帝给了人两只耳朵和一张嘴,所以应当用两倍的时间听。不过沉默所包含的意义远比倾听要丰富。王阳明休养心性的工夫,要旨在于“静以通天下所感”。对“沉默”所包含的这个特性,叔本华也有过论述。他在《论充足理由律的四重根》里这样表述:我们的思维应当像瑞士湖泊那样宁静,从而我们的心灵可以洞穿那清澈幽深的湖底。只有宁静的才能把清澈与幽深结合起来。关于思维的这两种类型,我记得倪梁康写了一篇文章考证得很充分。他那篇文章虽然是讨论海德格尔的,不过他的结论是思维的“清晰性”和“深刻性”难以兼得。我觉得叔本华说的宁静的思维真的可以达到既深刻又清晰的境界。

沉默不仅可以把我们的思想带进清澈幽深的湖底,而且很可能是诗人灵感的温床。王小波是一个具有诗人气质的小说家,这一点他的妻子李银河在悼词里格外强调过:王小波是“浪漫骑士,行吟诗人,和自由思想家。”在《黄金时代》里,王二的灵感总是发生在玉米地里做爱的时候,当线条骑在他身上,他仰望星空时,诗的灵感发生了。我可以想象那种奇特的宁静,尽管我不知道这一段描写是否真的发生过。王二的诗没有完整地写出来过,但有三句是这样的:“走在寂静里,走在天上,而阴茎倒挂下来”(《黄金时代》,“三十而立”第二节),是对小转铃说的。李银河的悼词里也引了这三句诗。仔细玩味,这三句诗还确实是有意境的,尤其是想象中的玉米地里的意境。王小波在为《时代三部曲》写的总序里说过,他自己喜欢“反熵”现象,喜欢干“反熵”的事情。这让我想起科尔凯廓尔讲的故事:我坐在公园的椅子里无所事事,设想我这一辈子可以干的事。突然我发现我应当干的最重要的事情就是要尽力使周围的事情变得困难起来。因为这个世界的发展趋势是让所有的事情越来越容易。当然,任何了解存在哲学渊源的人都会同时想起陀斯妥耶夫斯基的《地下室手记》,那令人心惊肉跳的“反熵”心理。这里的“熵”与物理学意义上的“熵”有所不同。王小波的“反熵”是反对把自己融入平庸的众数当中,是反对平均化的倾向。物理学意义上的熵,除了有使世界趋于平均的意思之外,还有反对任何“秩序”的意思。而王小波使用的“反熵”并不包含“建立秩序”的倾向。

总结一下,王小波的叙事方式基本上是美感的,是基于私人体验的言说。他的叙事中包含三个方面的冲动。其中“启蒙理性”的冲动使他敢于针砭时弊,反抗权势。例如他针对“国学热”所写的几篇杂文,例如他批评海外“新左派”的文章“极端体验”,又例如他的讽刺文章“百姓,洋人,官”,等等。第二方面,王小波叙事中的“消极自由”倾向,导致了他的相当独特的幽默文体。他的小说和杂文有一种强烈的反“说教”气氛,他反对以“崇高”的名义控制人们的思想自由,反对“传统”的卫道士权威,反对社会规范对“性”的压抑。但是所有这些“反对”都没有用直接了当的论说方式表现出来,而是通过讽刺和更多地通过自嘲表现出来。《白银时代》的最后一部分叫做“二○一五”,有些未来世界的味道。那里面王二成了他自己的小舅舅—一个街头艺术家,他自己则是职业作家,在某公司“写作部”任职,不过那家公司又只是出现在其它章节里。在写过了小舅舅吃了许多苦头之后,他这样结束这本书:“现在我提到了所有的人,就剩下我了。小时候我的志向是要当艺术家,等到看过小舅舅的遭遇之后,我就变了主意,开始尝试别的选择,其中包括看守公厕……。还有一段时间,我在火车站门前摆摊,修手表,打火机……。我终于长大了,在写作部里工作;我舅舅也从碱场出来了,……今年是2015年,我是一个作家。我还在思考艺术的真谛。它到底是什么呢?”第三方面,王小波的“沉默地思索”导致了他对美感人生的追求,他的叙事也由此发生出诗意来。这在《青铜时代》里表现得极为明显,那也是他的“三部曲”里我最喜欢的一部(尽管王小波本人似乎最喜欢《黄金时代》)。《青铜时代》的主要部分是“万寿寺”。他是这样开头的:“莫迪阿诺在《暗店街》里写道:“我的过去一片朦胧…………”这本书就放在窗台上,是本小册子,黑黄两色的封面,纸很糙,清晨微红色的阳光正照在它身上……。”这是一个失忆症患者在医院里的沉默的思索,从这里发生了类似梵高表现的疯人院似的美感。这种美感马上又出现在这个失忆症患者写过的手稿里:“……盛夏时节,在湘西的红土丘陵上,……我依稀记得,自己写到过薛嵩,每次总是从红土丘陵的正午写起,因为红土丘陵和正午有一种上古的气氛,这种气氛让我入了迷。”王小波在这部小说里的使用了现代手法,时空错乱和从几种不同假设开头的“并行叙事”,这使得他的叙事完全脱离了古典的“真实性”参照系。他的叙事成为心理事件,成为毕加索的“立体”变形,或者达利的“相对论”时空。

在以上这些分类和归纳中我故意不提王小波叙事的一个重要的,贯穿始终的特征—性。对性的描写,也许是王小波叙事方式最广为人知从而也是最为人误解的特征。正是“性”特征使得王小波的幽默一眼看上去就不同于林语堂的幽默,虽然他们的,尤其是王小波的幽默同样能使人想起卓别林幽默里的那种笑过之后的悲苦和辛酸。在中国的小说家里,就我读过的作家而言,也许残雪的《五香街》具有类似的以性为中心的幽默,尽管《五香街》不是残雪作品的主流。关于中西文化在性方面的差异,残雪和王小波一样有尖锐的评论。用王小波那种直率语言来说就是“叫驴与骟马的区别”。用残雪的式的语言说,中国传统文化是“无性文化”。王小波叙事中“性”的第一种意义就是“对传统社会规范的反抗”。这也明确表述在他的杂文中,在“沉默的大多数”里他写道:“几年前,我参加了一些社会学研究,因此接触了一些“弱势群体”,其中最特别的就是同性恋者。做过了这些研究之后,我忽然猛省到:所谓弱势群体,就是有些话没有说出来的人。就是因为这些话没有说出来,所以很多人以为他们不存在或者很遥远……。然后我又猛省到自己也属於古往今来最大的一个弱势群体,就是沉默的大多数。”

我猜测,“性”之所以成为王小波叙事的一个特征,其理由有三:(1)性是对“主义”话语的最有力的消解,(2)性在王小波人生体验中或许占据着重要位置,(3)性是个体生命力最本原的凸显,是人类(包括长期性迷失的中国人)的本原生存状态。关于性在王小波叙事中的意义,我就只想说这么多。更详细的解释我写在另一篇文章里了(参见我为《读书》写的文章,“性与美感人生”)。

我的评论几乎就要结束了,却没有直接地谈到王小波的私人生活。而我相信没有私人生活的参照,任何人的思与说都是不可理解的。这与“间接沟通”的道理一样。可惜,我并不认识王小波,尽管我在他辞世之后认识了他的妻子。我之有资格来评论他的作品,是因为我被这些作品深深地打动了。关于说和思,我只想再一次引述巴门尼德的残篇:“思与说是同一回事”,以及:“人应当同时说和思那存在着的存在。”对此,海德格尔写道:“说出来的思只能抓住那些不思的人的头脑。”换句话说,海德格尔(在另一处)表达了这样的看法:只有两个同时思考着同一件本质的人,他们之间的言说才是有意义的。王小波的言说,至少这言说中包含的思的部分,只能被那些思考过同样事情的人理解。

—1997年10月13日定稿于夏威夷海边,原文发表于《不再沉默》纪念王小波论文集。

来源:爱思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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