写下这个题目时我没有读过王小波的一行诗(尽管他是写过诗的),他是不以写诗而名的诗人,我的意思是——他的文学是中国现代文学史中的诗篇。在中国现代文学中,显示出天分的作家也并不是特别罕见,但由于许多人缺乏主见,消耗掉最初的热情后就逐渐地平庸起来。青年时代我们大概都有过广泛阅读中外小说诗歌的经历,但我逐渐地感到阅读当代中国作家的作品是在浪费时间,不过王小波是例外,对我来说能够常读常新的似只有王小波一人。当然并不止于他的小说,他的随笔中有某些令人震惊的东西,这是只有罗素那样深刻的哲学家才有的本领,而在中国当代作家或思想者的文字中却很罕见。所以王小波的独特性就超越了小说而一定程度上达到了更高的境界,当然这个境界因为他的突然的去世而没有来得及充分地发展,这个损失无以弥补。一般说来,一个独特的灵魂是不能重复的,而一个天才的灵魂需要历史漫长的时间才能运化出来。

五四以来,中国的白话文学一是受传统白话小说的影响,二是受西方翻译文学的影响。在初期曾产生了活泼的作品;但在白话文学的境界还没有达到古典文学和西方现代文学的高度时,在世界潮流的作用下乌托邦意识形态在中国蔓延开来,左翼文艺家的文学逐渐堕落为反文学的东西——群氓崇拜的宣传品。这是一个吞噬鲜活生命的潮流,不幸的是这个潮流蔓延到了整个中国大陆,时至今日其余波依然连绵不绝。许多现代文艺家之令人反感就是他们自觉不自觉地接受了乌托邦主义思想的毒化。所以我们容易发现,在这股潮流的裹挟下,上世纪三四十年代显露天才的文艺家到五十年代后大部分中断了创作——有的搁笔、有的转为翻译,有的在历次乌托邦运动中丧失了生命,而平庸的文艺家在主动地接受乌托邦意识后所写出的东西都不堪入目了,至于在思想灌输下长大的新一代文艺青年作为乌托邦运动的宣传员已经很难被称作文艺家了。廿世纪五十年代以后的三十年是近百年来乃至五千年文明史以来中国思想文化领域的最为黑暗的时代。

八十年代思想解放运动,我们读到的是缺乏历史反省的肤浅的文学——尽管在当时也被传诵一时,原因是它们的作者都没有深刻的历史性眼光,他们不能从心灵深处杜绝乌托邦主义,而是在总体上承认乌托邦主义的观念正确性的前提下有些许活泼的东西。这种夹生的状态甚至在许多上世纪三四十年代曾以思想著名的思想家那里也存在,我们能感受到他们在经过长期的思想改造之后已经融化到灵魂中的乌托邦主义的根深蒂固;我们现在读那些曾影响新时期文学的美学家(如朱光潜、李泽厚等人)著作能明显感受到乌托邦主义的强大话语对他们的蛊惑。而更令人悲哀的是一些年老的文学家尽管身心曾遭受乌托邦主义的巨大伤害,可他们因迫害的强度太大使得自己在新时期已经成了当初迫害自己的乌托邦意识的代言人了,除了永恒的沉寂来临他们的思维习惯已经使他们无可救药。

王小波的可贵处首先是他作为文学家中天才诗人的立足点——他在灵魂深处与乌托邦主义的彻底决裂,这是十分难能可贵的,一个在乌托邦时代长大的人没有任何乌托邦蒙昧主义的意识形态的感染,这种出淤泥而不染的罕见表现在——除了王小波之外我们几乎在所有现代文学家那里都能找到乌托邦意识形态的影子,甚至那些激烈地反文革思维的文艺家或思想者也以某种不自觉的方式堕入到文革思维中。所以要与乌托邦蒙昧主义势不两立不是单靠愿望或决心能做到的,更需要灵魂的纯洁和天分的明敏。

王小波为什么能够达到这样的高度呢?诗人来到世界那是世界的光荣,中国能产生王小波则是中国的光荣,要问中国为什么产生这样的人,回答是天才的产生是因为上天总要产生天才。在我们对天才降临世界的惊异和赞美之后,还可以分析天才成长的细节。

人们以为王小波是小说家,而我这里说他是诗人,其差别并不仅仅是用词的习惯问题,而是我有我的意义。小说有各式各样的作法,可以讲故事也可以不讲故事,把一个故事讲得生动需要语言技巧。现代文学可以讲故事,而讲故事的方法可以有很多种,如拉美的许多名声显赫的作家的方法,我指的是《百年孤独》或《霍乱时期的爱情》那样的作品;也可以不讲故事,而讲现实世界之人世间的生活细节如普鲁斯特的《追忆似水年华》,或现实世界作用于人物的内心,写他的意识的流动,如陀思妥耶夫斯基的某些心理描写甚至比托尔斯泰的战争描写更令人惊心动魄。如果我们每个人注意到内心意识的流动就发现没有什么文学能表达我们复杂的内心,比如我们在现代城市中散步产生的一系列微妙的心理状态;我们说乔伊斯的《尤利西斯》某种程度上达到那个复杂的心理状态,但我以为还没有达到描述心理复杂的理想状态,我的意思是我体验到我内心的意识流比他写出的要丰富得多。卡夫卡所给予读者造成的奇妙感觉使人们有理由认为他的作品是现代小说的典范,但这里典范的意义不是说大家都要按他树立的现代小说的标准去写,而是说他写出来了现代不同于古典时代的生存状况——所反映出的是现代文学与古典文学的巨大反差,当然他的小说反映出他的灵魂的独特性,风格可以模仿,灵魂是不能模仿的,而卡夫卡的典范意义在于他以自己的小说标志一个真实的灵魂在我们的世界中存在过。

从时间上说王小波的文字当然属于现代文学,不过他的独特性使我甚至感到把他的小说归类为小说类有文不对题的地方,尽管我也同意小说有无限的可能性而没有固定的程式。小说家的本领是使人忘记作者,而专注于他所写的内容;而王小波的文学使我们总想揣度哪些是真实地写了他自己,而且我们的想法逐渐强烈,总想找王小波当面谈谈,而忘记他已经去世了。这是我把他命名为诗人的又一个理由,在我看来只有诗人才能给我这样的欲望。

诗人的语言天才不能归结为某种经过训练而能达到的技巧,语言天才也需要训练,但那种对世界的本质观察则非训练所能达到,它只能归结为诗人独特的经历以及他的先天禀赋。我们知道王小波很崇尚现代西方文学如法国作家杜拉斯的小说,尤其对王道乾翻译的《情人》推崇有加,他的小说《黄金时代》可以看出杜拉斯的影响,但即使这篇他的最优秀的小说也不能使我们忘记作者王小波的存在,而王小波之所以这样牵动我们的心灵,是因为他描述的真实——他似乎尚未达到编造一个虚拟故事而能让读者信以为真的地步,他的不是纯粹的小说家也就表现在这里——比喻地说他不是一个善于戏仿的演员,而是一个本色演员,他只能演他自己。所以我们就理解他的小说吸引我们的原因,对小说结构严谨的要求就不完全适合于王小波——因他的小说不全是小说而是他的历史,而他的历史之所以扣人心弦在于他的历史生动地显现了乌托邦时代一个天才诗人的内心历史,而一个天才诗人的内心历史折射出的是那个时代的本真历史。

因饥饿或动乱而死亡的人数即使是一个天文数字那也不过是数字,读历史的人离历史发生的时间越远则死亡数字就会越使他漠不关心,反正即使没有因饥饿或动乱而非正常死亡而是正常死亡也早已经死亡了,这样早死与晚死的“齐一”就使历史文本的读者不自觉地忽视了历史发生时的残酷性。而心灵折射的微观历史则不然,文字中的生命永远是鲜活的,他们的痛苦经历就有着永恒的鲜明性,这样就如一个大理石的雕像——罗丹的《永恒的春天》的少女的石头材料就比任何人间少女能永葆青春,王小波用文字给他的时代建立了雕塑,不仅把自己和他周围的人赤裸裸地表现出来,而且把那些转瞬即逝的历史时刻所折射的时代意识凝固下来,为后世的思想家提供了一个难得的反思的标本,——这都因为诗人那比闪电还犀利的目光对历史的观照。

(一)死亡的反革命意义

死亡是文学永恒的主题。死亡之所以严肃是它的历史性的不可逆性,如果死亡是可逆的——比如孙悟空可以把他被妖魔砍下的头颅重新长在自己的脖子上,死亡就成了喜剧;但人类的个体一般没有孙悟空的神通,因而历史舞台和戏剧舞台上的死亡之所以都是悲剧而非喜剧皆因死亡是人生的彻底终结。生命之所以让我们每个人认真对待就因为死亡横亘的每个人的面前,生命因死亡的彻底终结性而成为人类最宝贵的东西。

但人类的形而上学并不是教条主义地理解生命的宝贵性,比如一些人认为有必要为了自己的名誉而杀死自己;而在另一种激烈的历史情境中,如果一个人的死亡可以换得一群人的生命继续,那么这个人就可能把牺牲自己的生命看作必要的和神圣的。我们说革命的积极意义就在这里表现出来,——尽管每个人的生命都是宝贵的,但在日本法西斯侵犯中国人家园的时候,他们就要把自己的身体作为武器去革灭侵略者的生命,因为当民族尊严成为人们自由生命的条件,为了捍卫这个尊严就有必要牺牲生命,这种意义的革命精神显示了人类理性的崇高。当然革命的积极意义并不仅于此,还有建立在比喻之上蕴涵于生物进化、社会运动、科学进步中的意义,前者如人猿的分野,中者如“汤武革命顺乎天而应乎人”,后者如瓦特发现的蒸汽动力原理对人类生产和生活方式的巨大改变。

但历史的曲折性在于,那种基于更高目标而否定生命的革命意义可能被滥用。乌托邦主义就滥用了革命的意义,把革命本身作为革命的唯一目的,或者设定一个子虚乌有的目标作为牺牲生命的理由,这种革命的异化意义就不仅否定了革命的积极意义,而且否定了生命的意义——把生命尤其知识者的生命当作可以随意处理的垃圾,这是很不人道的。

人类的天性是尊重生命,所以对乌托邦革命意义的否定也就来自于那种否定生命本身的残酷行为本身,实际上是文化大革命的历史否定了文化大革命的“革命”意义,但对这种“反革命”意义的理解除了生命的死亡本身的现身说法,就是诗人对死亡的反思。哲学反思死亡只有在社会秩序变得合乎理性时才有可能,而在一个动荡的社会,文学的鲜明性就优于哲学,王小波的文学语言就有了历史性价值,因为人类的历史记忆尽管远高于动物,但他们也并非不善于遗忘。

在那个革灭文化和随意损害无辜生命的时代,知识分子如大学教授自杀者如此普遍,以至于在当时人们认为本来就应该有这样的普遍现象。而随着时代风气的转变,当它不普遍时人们也逐渐忘记了它曾经的普遍;但王小波没有忘记,时间没有磨灭他的记忆,反而更加鲜明,他把他曾经的观察以惊人的细节表达为文字;而尤为可贵的,他没有任何虚情假意,他的文字直入本质,没有敷衍的水分。除了诗人,没有人能够做到。

“那些日子里北京上空充满了阴霾,像一口冻结了的粘痰,终日不散。矿院里死了好几个人,除了贺先生跳楼,还有上吊的,服毒的,拿剪子把自己扎死的,叫人目不暇接。”(王小波《似水流年》)

说北京的天空像冻结了的粘痰,这个意象并不特别成功,即使它用来描写一个遍布阴霾的时代;但我们考虑到诗人正在发展中,也就不能苛求他,我们不能拿但丁的严谨来要求王小波。王小波的地狱篇不是写但丁眼里的东西,有点儿像写波德莱尔眼里的东西——假如波德莱尔从巴黎移居北京的话,我的意思是王小波的意象的纷繁和不严谨更接近波德莱尔,但王小波所写的终归是王小波眼里的地狱,他的地狱篇不是如波德莱尔写内心对象化的巴黎的忧郁,而是一个血淋淋的北京到达了诗人的内心。王小波写自己心灵中所记忆的历史的欲望太强烈,尽管他对查良铮和王道乾的译笔推崇倍至,他的语言似尚未达到前辈大师的静穆与悠闲,总是禁不住站出来发言,他作为小说家的这种“不成熟”或正是他作为中国廿世纪之史诗家的特点——饱含着人间赤子的真情。一个“反动的学术权威”的死亡给予一个少年的记忆是十分深刻的,他像描写花朵那样细致地描写了贺先生跳楼自杀后的脑髓:

“他脑袋撞在水泥地上,脑浆子洒了一世界,以他的头颅着地点为轴,五米半径内到处是一堆堆一撮撮像新鲜猪肺的物质。不但地上有,还有一些溅到了墙上和一楼的窗上。”

这是一个自杀者给予世界造成的痕迹。这样的描写并不完全能显示王小波作为王小波的独特性,显示他作为自己的是这样的句子:

“一个人宁可叫自己的思想的器官混入到别人鞋底的微尘,这种气魄实在出我想象之外。”(王小波《似水流年》)

把“思想的器官”与人们“鞋底的微尘”联系起来,这需要对宇宙历史的深刻理解,因为我们的宇宙历史中产生能思想的大脑是件很不平凡的事,而一个人竟然把自己积累了一生的知识与记忆的大脑化作砰然一声,表达这种声音的反革命意义强烈到要用革除自己的生命的方式来实现。在这个声音之后的视觉表象中,我们很自然地感觉到王小波自己的在场,他没有把自己置身于叙述之外,这使人忘记自己在阅读小说;而当诗人以更强的声音说话时,我们认出了那个诗人思想者的王小波:

 “虽然贺先生死时还蒙有不白之冤,但在他生前死后,我从没有对他有不敬之心。相反,我对他无限崇拜,无限热爱。不管别人怎么说他(反动的学术权威,国民党官僚等),都不能动摇我的敬爱之心,在我心中,他永远是那个造成万人空巷争睹围观的伟大场面的人。”(王小波《似水流年》)

 ——诗人表达的真情来自于他所拥有的真情,他连续地用“无限”——无限崇拜,无限热爱——来表达对贺教授的尊敬,这在冷眼看世界的王小波是很不平常的,一定是贺教授的学养人品征服了他;而且他在用这种方式表达人们当时对另一种“无限热爱”的否定。在黑暗的时代,上帝的使者依旧在场,他们就是眼睛雪亮的诗人,世界因诗人而铭记了自己的历史,贺先生临终的遗嘱是“小孩,走开”,他怕自己的尸体吓着孩子;但另一个少年(王小波)见证了他的死,贺教授把自己的脑髓开出的血肉花朵呈现在王小波面前,就把他大脑里没有来得及表达的思想以通灵术的神秘方式传递到了王小波的心灵中,我们需要认识到天才之能铸就自己的理性之剑有许多原因,原因之一就是在地狱里有许多悲哀而高尚的灵魂曾为他淬火。所以王小波目睹贺先生的脑髓的意义是重大的,万人空巷的热闹场面也不如诗人王小波目睹他的死亡更热烈、更有意义,因为这可能被人遗忘的历史细节终于以王小波的诗笔而传达到了世界,贺教授就以自己的死亡延续了自己的生命。

诗人王小波并没有止于他对贺先生的崇敬,如果止于此他的史诗就无法把自己与那些怀念蒙冤的亲人的悼念文字区别出来,诗人还要继续观察那脑髓的花朵在夜晚以什么形式开放:

“贺先生死那天晚上,半夜两点钟,我又从床上起来,到贺先生死亡的地方去。我知道我们院里有很多野猫,常在夏夜里叫春,老松树上还落着些乌鸦,常在黄昏时哇哇地叫。所以我想,这时有些动物肯定在享用贺先生的脑子,想到这些事我就睡不着,睡不着就手淫,手淫伤身体。所以我走了出去。转过了一个楼角,到了那里地方,看到一幅景象几乎把我的苦胆吓破。只见地上星星点点,点了几十只蜡烛。蜡烛光摇摇晃晃,照着几十个粉笔圈,粉笔圈儿里是那些脑子,也摇摇晃晃的,好像要跑出来。在烛光的一侧,蹲着一个巨大的身影,这整个场面好象是有人在行巫术,要把贺先生救活······(省略号本文作者加)”

“我之所以没有跑掉,是听见有人说:小同学,要过路吗?过来吧。小心点儿,别踩了,我仔细一看:蜡烛光摇晃,是风吹的;对面的人影大,是烛光从底下照的······对面的人有四十多岁,是贺先生的儿子。······我慢慢走回家去,那天夜里没有月亮,但有星光。”(王小波《似水流年》)

这里神秘的诗意之使人难忘在于让我们领略到人世间被压抑着的正义和温情的存在——我们的世界毕竟还没有变成动物主宰的世界,而正义的表达又像烛光一样微茫,以致一个未成年人因此恐惧。不过诗人在场与野兽在场是不一样的,野兽只能看见脑髓可以吃掉,而诗人则从地上的脑髓到达了无形的上天,那星光的闪烁,使我们想到上帝。我们知道在思想解放运动的日子里中国人朗诵北岛的诗句:“卑鄙是卑鄙者的通行证,高尚是高尚者的墓志铭”“我不相信天是蓝的,我不相信梦是假的,我不相信死无报应”,这种措辞法尽管在革命话语中是没有的,而且因对专制极权罪恶的愤激而显得特别有韵味,但这个特定时代的诗句一旦脱离开它产生的时代就容易被淡忘,而且它太像警句了;而王小波的语句分开来是更为天成的诗句:

  我慢慢走回家去,

  那天夜里没有月亮,

  但有星光。

在诵读王小波的诗句后,我们就有一种默念耶酥话语的冲动:“耶路撒冷啊,耶路撒冷,你常杀害先知,又用石头打死那奉差遣到你这里来的人。”(《圣经·路加福音·叹息耶路撒冷》)贺教授自杀的直接原因是教工“凤师傅”等人在暗室里对他的殴打。令人惊奇的是王小波对“凤师傅”的“赞美”:

“我有一个结论,觉得犯不上和凤师傅为难,因为不管怎么说,他也不是个大坏蛋。闹了一回红卫兵,他干这点坏事,不算多。闹纳粹时,德国人杀德犹太人几乎灭了种,要这么算,凤师傅还该得人道主义的奖章。”(王小波《似水流年》)

这几行文字的天才之处在于他想到了纳粹,并把“凤师傅”与“人道主义”联系起来,这样奇异的想象又十分自然。我们在王小波对另一个“李先生”的赞美中,也领略到王小波利用人们当时日常的话语所构造出的不平凡语句:

“系里的人是说起李先生······任劳任怨,对国家,对党毫无怨言,真是好同志,应该发展他入党。但是李先生说,他背着龟头血肿的恶名,恐怕给党抹黑——还是等等吧。”(王小波《似水流年》)

这里特殊的弦外之音是只有特殊时代才有意义的,王小波恰当地运用了文学语言的语义双关性,这是不得已而为之,他不能像二战后德国人谴责纳粹法西斯那样直截了当,否则我们就无法看到他的作品(没有人胆敢出版)。这种状况依然有令人悲哀的东西,这种东西是中国人民摆脱乌托邦主义奴役状态的障碍,也是阻挡诗人进一步发展为哲学家的障碍,因哲学家的语言不能把意义隐藏在双关语中;但我们必须原谅诗人的小心,他发言的时代还容不得哲学家直接地向世界说法,那个时代还没有到来。

王小波小说的主人公语言中经常使用一些脏话,但我们不仅毫不以为脏,而且透过这脏话的愤激,我们看到的是纯洁的灵魂。当那些罪恶的乌托邦意识使人变态疯狂时,理性者骂一句脏话与那把人的脑子挖掉换上“无产阶级”脑子的革委会主任或军代表们使用的革命话语相比,显得极富人间的真情(这里“挖脑子”的意象来自王小波);而诗人的纯洁性更在于他的脏话中有着否定乌托邦主义的原始力量。当一个极端厌恶乌托邦思维方及其革命话语的“流氓青年”终于以自己对世界的丰富的理解征服了那个被乌托邦思想毒化的“团支书”的灵魂,把她装腔作势的军服包裹的身躯变为裸体,革命时期的爱情以性交来实现,我们看到中国的法西斯主义终究抵挡不住上帝的力量——上帝赋予的人类本性总是反动一切形式的漠视人类生命的法西斯主义。

(二)性对革命运动的消解

从荒芜的宇宙中诞生出人类的进化历史中,性的作用是巨大的。在但丁的《神曲·地狱篇》,有这样的诗句:

  “正义感动了我的创造者;

   创造我的是神的力量,

   至上的智慧和原始的爱。”

这里“原始的爱”在但丁是创造“我”的神的力量;但神是不会以一个具体的形象现身的,他的力量内化于我们每个人的身体中。超出但丁诗歌文本的解释,我们说“原始的爱”可以理解为人类和动物天生具有的性欲。性欲是上帝的伟大发明,因为这种创造生命的设计方案十分巧妙。从动物到人类智力发展的历史序列来看,是性欲激活了更广泛的爱,性使男女之爱升华为爱情,而爱情的结晶孩子使人类的爱超越了男女之情爱,每个人都因这种爱的罗网而在世界中有了自己的位置——他是他父母亲的儿女和他儿女的父母亲以及爱人的配偶,由家庭的爱的推己及人才蔓延为社会中人与人之间的尊重与温情。原始的爱的作用不仅于此,它还有殄灭野蛮的神奇力量。

在东西方的古老神话中不乏类似的故事:驯服一个巨灵和怪兽的野性的最好的办法不是用外部的力量抗争它,而是让它的欲望得到释放——派遣一个美丽女神和它性交,性欲的释放过程是野蛮的,但比起巨灵和怪兽的危害人类安全来释放性欲的野蛮毕竟要更少残忍,而且在性欲释放后巨灵或怪兽都表现出罕见的温柔。“文革”这个革命主义怪兽,要想约束它的暴行,无论是中国传统的儒家道德说教,还是西方的基督教伦理学劝戒,都显得苍白无力,原始的力量就显得特别有效,这个原始的力量除了人们求生存的本能,另一个就是——性。

早在革命军刚进城之时,性对革命意志的消解已经以合法婚姻的形式下显示出来——老革命纷纷抛弃自己的年老的农村妻子而娶年轻美貌的城市女子,他们尽管仍然以“大老粗”的农民品性自豪,但知识女性的吸引力很可能不是知识而是她们因知识而对情感与性的细腻理解。这种合法的婚姻形式暴露出的“资产阶级意识”与其他表现形式被革命统帅适时地意识到了,这种来自身体的原始吸引力给予革命者的思想以反思,所以我们在当初革命文件中经常读到“化成美女的毒蛇”这样的句子,这实际上是一种内心的恐惧,我们能从革命导师对“资产阶级”的一再指控中看到这种恐惧的心理,美帝国主义和苏联修正主义都是纸老虎,革命者不在乎这些外在的敌人,真正使他们害怕的是内心中的因原始的肉欲所产生的资产阶级意识。

从历史学的角度看“文革”有其乌托邦魑魅历史演绎的“历史逻辑必然性”,而从戏剧性的角度看,“文革”也可视作革命领袖对人类内心天然的资产阶级品性的恐惧而产生的歇斯底里。由于以普遍的阉割来实现消灭资产阶级思想的方式要冒绝种的危险,因此就只能在“灵魂深处闹革命”,表现在崇拜愚昧、仇恨知识,表现在界定性交除了传宗接代的合法性之外不允许任何资产阶级的附加意义——这是革命的性交与反革命的性交、无产阶级的性交与资产阶级的性交的本质区别,为了前者战胜后者就需要把中国人变成大老粗,然后把大老粗变成蠢猪,革命意识形态认为蠢猪因为没有资产阶级和小资产阶级情调所以是无产阶级最高尚纯洁的标本。但把人改造成猪毕竟也有困难,尽管这比把人都变成智者要容易得多。除了那些不愿意把自己变成蠢猪的知识者肉体消灭后其脑髓给予世界造成悲惨意象的反革命作用外,灵魂深处还有对革命的反革命力量。

在王小波的《黄金时代》中,军代表的“小和尚”(在王小波的文本中代表男性生殖器)因阅读“破鞋”——一个美丽性感的女知青——描写自己与男友的性交细节的“交代材料”后膨胀起来。

“在车站上陈清扬说,这篇材料交上去,团长拿起来就看。看完了面红而赤,就像你的小和尚。后来见过她这篇交代材料的人,一个个面红耳赤,好象小和尚。”(王小波《黄金时代》)

我们不难设想,当军代表觉察到自己的“小和尚”因“破鞋”的性描写而背离了自己高尚的无产阶级情操像个异己的动物一样青筋暴突地笔挺,他可能意识到——老天给予每个人一个生殖器并不区分阶级属性。不难想象,如果你直截了当地反驳军代表奉行的乌托邦主义的意识形态,会极大地激发他的革命热情,他会表现出为了捍卫自己的崇高信仰牺牲生命也在所不惜的大无畏革命精神;但当一个美丽的女知青以交代材料的名义写自己如何在男友面前因男友对自己臀部的拍打而忘情,如何分开自己的双腿让男友的生殖器插入的细节,军代表就可能在阅读材料后之手淫的快感中忘记他遵行的乌托邦主义,并在排泄中把印刷无产阶级革命理论的神圣纸张当成擦拭精液的手纸,自我否定和亵渎就在他的自我身上自然而然地进行了。

诗人的犀利也就在于他文本的暗喻性,实际上,检讨中国八十年代后思想解放运动,乌托邦主义并不是被中国本土的或西方的自由主义哲学打垮的——当然它们的作用不容低估,而是被人性复苏的原始力量击败的。乌托邦主义既然兴起于大众意识也就只有大众意识能够消解,在大众中乌托邦主义主要的是被外国电影、流行音乐、古典小说或现代画册上暴露的肉体影象激荡出的精液淹没的,在淹没中被遗忘,被扔进了地下室仓库,乌托邦主义神坛的偶像在阴暗潮湿的水泥地上被摔得残肢断臂。

一个中国画家曾说自己在文革的“红海洋”中受了刺激,他不能再看见红色,更不能画红色,他一看见红色,心脏就无法忍受。对旗帜的红色是革命烈士的鲜血染红的说法的消解就一个青年人来说并不需要在他生活中消灭红色,光波频率的均匀分布使所有色彩都是美丽的,鲜血的血腥可以是残酷斗争的结果,也可能是爱的颜色,一个青年会在爱人红色裤衩和红色的经血中目睹红色本来和绿色一样都是上帝创造生命的颜色,而那种红色记忆中所反映的法西斯主义就自然地被消解了,所以王小波女主人公的红色大裤衩就有了亵渎的意味。我们说,如果崇高是虚假的,那么亵渎就是神圣的。

画家刘海粟说,他在批斗他的人潮的汹涌和口号的此起彼伏中仿佛看见了黄山云海。这种化腐朽为神奇的功夫只有伟大的艺术家才能具备,而更多知识分子不能在被批斗中幻化这样的景象,他们许多人的惨死说明批斗会不是颐养性灵的黄山烟云。把批斗会的凶恶化解为一种近似艺术家的行为艺术的游戏,我们通过王小波的史诗领略了青年们在自己的黄金时代所赋有的人性回归的天然力量。一对知青因性爱而被批斗,“斗破鞋”使批斗会因被批斗者的“奸情”以及女知青那浑圆的肩膀、乳房、腰肢而有了别样的意味,而参加批斗会的群众也就因这特别的性意味而触及了灵魂深处的东西,这种触及显然不是硬着头皮表达对阶级敌人的仇恨而去毒打他人——除了个别虐待狂更多的人即使以无产阶级的名义毒打资产阶级代言人也毕竟不是一件使他愉快的事,而“破鞋”批斗会则充满快感,就如同现代人在观赏时装模特或选美比赛从美女身体上领略快感一样。实际上,批斗过程因女知青的美丽以及她被斗内容的性暗示已经把批斗会的内容暗中转化了——革命时代所不允许的美女展览就以批斗会的名义悄然进行。由于这是黑暗时代不叫行为艺术的行为艺术展,就更激发出观众那因压抑太久而忽然爆发出的激昂的性亢奋,实际上,绳子捆在美丽的女“破鞋”身上使女知青曲线暴露,这在观众的性亢奋中便混杂着性虐待狂的心理的,这是与现代选美比赛所不同的地方。即使如此,这种性欲的快感也比一帮猛兽式的批斗者饿虎扑食般扑向被批斗者并把被批斗者打得血肉模糊要人道得多,性欲即使夹杂一些虐待狂的心理,在革命时代群众的戏谑的欢笑中,不仅显示了人性中的真性灵,而且猥亵了革命时代批斗会对所谓阶级敌人批斗的严肃性。

“陈清扬所了解的是,现在她是破鞋。绳子拴在她身上,好象一件紧身衣,这时她浑身的曲线毕露。她看到在场的男人裤裆里都凸起来。”(王小波《黄金时代》)

“她看到在场的男人裤裆里都凸起来”之比莫伯桑笔下的女主人公看到所有的男人因金闪闪的项链而看她有更深的意味在于,这是特殊的场景,不是舞会而是批斗会;而裤裆的凸起的意义在特别的历史场景中就有了有别于市井小说的暗喻性:理性的觉醒需要生殖器不由自主地挺拔对阉割主义的反动来清理道路。王小波的诗人的笔触的大胆和富有表现力是他作为史诗作者那种对历史的敏锐洞察力和赋予直露语言以深刻寓意的高超能力,能穿透人世间层层假面以及乌托邦主义的排排牙齿而“一剑封喉”。食欲、性欲是最原始的欲求,而乌托邦主义所宣称的“无限美好”与他们“理想国”里现实反差是:唯物主义对自己的讽刺是物质的极端困乏——人们因饥饿而死亡,高尚理想对“高尚”的讽刺是精神贫乏到接近蠢猪——活人的身心在恐怖和惶惑中煎熬,那慰藉身心的艺术传统被否定后,精神世界像沙漠一样单调和干涩。王小波的史诗告诉我们,人们也正是在对食欲和性欲的原始渴望中实现了对乌托邦虚假神殿的玷污,这个把怪兽和强盗逻辑硬摆上神坛的乌托邦神殿注定要在上帝赋予人类的人性的回归中轰然倒塌。

死亡和性欲的联系有多种表现形式,其中在中国的一种表现就是1976年随着中国革命巨人的去世而使空气发出撩人的新鲜气息。对于一个青年,如果我们不教导他任何知识,而只让他自然地在社会中生活,他能通过语言的学习懂得人类数万年以来进化中学得的基本常识,因为语言本身在被领悟中就包含着动物不能理解的人类知识,而在这些知识中,与动物本能的“知识”没有多少区别的就是性,但性的表达形式又是与动物有很大区别的,强烈的性渴望使一个人在青春期渴望新鲜的语言、活泼的诗歌、美好的音乐——这却是动物没有、而只有文明的人类才有的情感,对异性的渴望毕竟不能像动物那样直接。“文革”创造了一系列革命意识话语,但对于一个调皮的孩子他的天性中的调皮可能已经抵制了其中许多虚妄的东西。所以上帝的安排是极为巧妙的,如果他使人长生不死可以想见中国人民可能至今依然沐浴在伟大导师的革命思想光辉中,而且许多人接受的革命教育将使他死不改悔,但死亡来临了,他的革命思想就必须终止在骨灰盒里;而同时新的青年又诞生了,对一个小驴驹一样欢蹦乱跳的青年,乌托邦理想主义教育显然不如上天给予他的性本能更有活力。

革命导师去世后数天要终止一切娱乐活动,但是否终止性交并没有明文规定,王小波在他的《革命时期的爱情》中穿插了一个故事,这个故事显示了王小波在红色霸权面前显示的黑色幽默。1976年“国丧”期间,民兵小分队到公园去抓“野鸳鸯”,“野鸳鸯”是特殊时代的特殊景象,革命的残酷性在哀乐声中被遮掩了不少,而性的冲动因此有了释放的机会,而北京市住房的紧张使那些即使结婚的男女也缺乏合法性交的空间,于是“野合”也就有了特定的意义——夫妻或情人们在公园或野地里性交。在王小波的故事里,民兵小分队与那个与女友正在性交的男子之间有这样的对话:

  “问:你们干什么了?”

  “答:干坏事了。”

  “再问:干了多少次?”

  “答:主席逝世后这一段时间没断过。”(王小波《革命时期的爱情》)

“坏事”者性交之谓也,“主席逝世后这一段时间没断过”的意思是,一对革命时代的“野鸳鸯”一直在伟大领袖去世后性交狂欢,这句在特殊时代的老实交代作为戏剧台词即使与世界上最伟大的现代戏剧家的剧本台词并列也毫无愧色。有趣的是交代完之后,男子浑身发抖,而王小波的总结是:“当时国丧期间,而那一对的行为是哀恸过度的表现”,用性交狂欢来表达过度的哀恸并非完全不可能,不过诗人语言的幽默性使我们想到——他们用性交来庆祝自己的哀恸,无论如何,如果让一次哀恸来结束可能的长期痛苦,是值得庆祝的,——尽管他们当时未必觉悟到这一点。当然这仅仅是一种可能;另一种可能是,性交就是性交,与国丧的关系是——性交和国丧正好赶到了一起,等于性交和国丧没有除了时间而外的任何关系。

当然《革命时期的爱情》所表达的含义要丰富得多,主要的故事不是野鸳鸯的性交,而是另一对男女主人公从被改造者和革命者的关系逐渐过渡到性爱伙伴关系的历史,这个故事的史诗性是深刻地揭示了乌托邦主义在中国普通人心灵中的破灭,乌托邦运动之蒙昧性在于其蒙昧,消除蒙昧的固然是文明的觉醒,但如何唤醒文明却并非文明自身所能胜任,而需要另一种“蒙昧”——人们肉体中蕴涵的兽性,这表面看起来似乎离奇,而实际上的确是历史的真实。中国历史到了二十世纪中后期是如此粗野因而必需靠人的兽性来回归文明,人的兽性在性的意义上其实就是人性的原始部分,它当然比乌托邦的蒙昧主义要更有活力,因为它是上帝的“力”,而乌托邦主义只是恺撒的“力”。

如果我们把乌托邦时代的报纸拿来阅读或者翻看一下某个政治思想工作者的当年的笔记,就容易发现让一个活泼的渴望新鲜思维的青年忍受社会意识形态的疯言疯语的聒噪是多么大的折磨。当然一般人在经过长期的思想教育运动后可能会习以为常,但对于天资超绝的诗人来说是无法忍受的,这就是为什么在乌托邦时代天才都喜欢自杀的原因。如果天才没有自杀,他在常人看来要么就是“神经病”,要么就是“流氓”;他们与理性社会的神经病与流氓的区别是,他们的神经正常而且并不流氓。而乌托邦社会之所以称呼他们神经病或流氓是因为整个社会的神经不正常并且社会的意识形态很流氓,社会意识形态的流氓性表现在把一切活泼生动的思想看作万恶之原。所以我们说,没有什么比社会意识形态总是想尽一切办法杜绝新思想更流氓的了。在乌托邦时代,人们并没有分辨什么是真正的流氓的眼力,或者说历史之所以使文明陷入歧途也正是由于人们普遍地缺乏分辨什么是流氓思想的缘故。

作为理性者的王小波在他小说里自己的替身“王二”就是乌托邦时代的“流氓”,因为他对所谓政治学习无法忍受,让蒙昧约束天才、把人的脑子挖出来灌输进乌托邦意识——这就是当年政治教育的目的。但教育者也不是从来就这样蒙昧的,他们也是血肉的人组成,尽管他们之中很少有天才,但即使才能平庸者也可能领略一种富有想象力思想的活力,这预示着乌托邦主义不可能长久地统治世界,而王小波深刻地揭示了这一点。担当教育王二这个“落后青年”使命的是团支书名叫海鹰的女青年,从这个女青年的装束可以看出她的“革命干部”形象:

“(海鹰)长得人高马大,发缝在正中,梳两条大辫子,穿一套旧军装,在革命时期里就能当干部,不管她心里怎么想的,不管它想不想当。海鹰说,它从小就这样打扮,从小就当干部。不管它到了什么地方,人家总找它当干部。”(王小波《革命时期的爱情》)

正因为她的“干部”身份,他总处在教育者的地位,她就只能强化自己的乌托邦思想,而乌托邦思想是世界上最贫乏的思想,几乎不能被称为思想,因为它是一切新思想的敌人。这样,海鹰这个教育者在讲她所能知道的干巴巴“先进思想”时,就不能吸引她面前那个远高于她的天才诗人。我们之所以说小说里的王二是天才诗人,因为他就是王小波,尽管王小波试图用身高和长相把自己藏在王二的背后,但他是藏不住的。王二在听海鹰讲“先进思想”时总走神,因为他天生是古希腊式的智者,甚至在他小便时他能想到自己的尿液能否冲动叶轮来带动一个小型发电机来发电,这样富于想象力的大脑在海鹰面前接受教育,其效果就是王二走神和“磨屁股”。而王二的不经意的笑,在敏感的教育者海鹰看来是在嘲笑她,因为她的悟性还不至于看不出她眼前的这个“落后青年”比自己更聪明,尽管在革命时代,对人的评价是革命情操,而没有“聪明”的地位。很快我们看到教育者与被教育者的转换,即使在一个封闭的空间里(海鹰的办公室)一个丰富的大脑和一个不丰富的大脑也是容易分出高低来的。王二的现身说法恐怕是海鹰闻所未闻的,因为对同一个事件一经王二(王小波)叙述就立即有了反讽的味道。而人的思想是容易接受影响的,乌托邦思想的影响固然强大,但眼前一个活生生的人的影响也同样巨大,尽管他在海鹰面前是被教育者的身份。我们看一下王二可能向海鹰叙述的内容:

“我哥哥五八年上到小学三年级,晚上饿得睡不着觉的时候,给我念他作的诗:共产主义,来之不易。要想早来,大家努力。他还告诉我,到了共产主义,窝头的眼会变小,吃了顶饿。”(王小波《革命时期的爱情》)

一个饥饿的三年级孩子所能想到的共产主义理想是窝头的眼会变小,这里的修辞如果带着幽默,那绝对不是因为语句的巧妙,而是反映了一个天真儿童的真实心理,这样的幽默之严肃性表现在——如果窝头的眼太大就可能有更多的儿童饿死,而且这种经常发生的饿死事件是发生在一个跑步进入共产主义的时代。而诗人的可贵就在于他把自己童年的谈话记忆住了,于是那来自儿童的诗歌就超越了诗歌本身的意义而有了记录历史心理的作用——简陋语言中的天真蕴涵着质朴的中国人民被乌托邦主义愚弄后那种使后人深感悲伤的真情,“无限美好”的理想作用于现实社会使中国人民在对窝头洞穴的凝视中产生了“美好幻想”——这恐怕是“科学”乌托邦(一般乌托邦主义者读作“科学社会主义”)设计者当初不能想象的。与因挨饿产生的美好想象不同,此时地球的另一面“水深火热”的美国人民正在把自己的想象力运用到如何登上月球。

我们很难想象海鹰这个教育者在受了眼前这个被公认为落后青年的反教育后会没有触动。而王二的关于革命武斗运动的“以子之矛刺子之盾”的讽刺与其说来自王小波的叙述毋宁说来自于王小波看到的历史本身,伟大领袖发动的运动使“拿笔作刀枪”派的青年们以伟大领袖的偶像来保护自己、消灭敌人,而结果却召来锋利长矛刺穿伟大领袖的偶像的人中或印堂使偶像背后的血肉之躯立即死亡:

“他们的铠甲就是身前身后各挂一块三层板,上面贴上毛主席像,上阵时就像一批王八人立了起来。至于手上的长矛更加不像话,乃是一根铁管子,头上用手锯斜锯了一道,弄得像个鹅毛笔的样子,他们管它叫‘拿起笔作刀枪’,他们就这样一批批地开上前线,而对方手使锋利的长枪,瞄准他们胸前的毛主席人中或者印堂轻轻一扎,就把他们扎死了。”(王小波《革命时期的爱情》)

“瞄准他们胸前的毛主席人中或者印堂轻轻一扎,就把他们扎死了。”如果这里有不露声色的亵渎也不能说是由于王小波的语言、而是历史事实对它自身的亵渎,这里血腥侮辱“崇高”的背后是年轻生命像处理烂白菜一样被轻率地扔掉。这种从历史事实中揭露出历史事实蕴涵的亵渎来自于诗人对历史的深刻洞察,而表面上他似乎只不过是对观察做了流水帐式的记录,一点也不勉强。这样就使教育者地位的海鹰抓不住王二“反动”的把柄,实际上也果真如此,反动的反动性之高境界就表现在这里——让革命者也体察不出诗人的反动。而这里“反动”的意义是意味深长的,在一个把蒙昧主义当作历史进步的蒙昧时代,“反动”才具有真正意义的进步,总结地看王小波以及中国现代自由主义者其实都是一定意义的反革命主义者,尽管“反革命”在乌托邦时代曾是一顶置人死地的魔冠;我们设想如果近现代中国是反革命主义的天下就不会有中国长达三十余年的黑暗时代了。

长枪在王小波的文本中还有男性生殖器的寓意,而在王二的迥异于革命话语的叙述中,海鹰肯定也“中毒”了,她最终能轻松地把玩王二的生殖器在于王二对海鹰潜移默化的影响,像海鹰这样顽固的革命青年都最终败倒在王二的“教育”下,中国乌托邦运动的失败似乎也就命中注定了,人性的回归当然也就是反人性的乌托邦主义的失败。当然这个过程是缓慢地进行的,首先是海鹰出于“革命感情”带着王二去治疗他的痔疮,王小波并没有叙述海鹰注意到王二退掉裤子露出屁股后,海鹰是否注意到王二臀下那乌黑亮毛发里藏着的生殖器,但男人肉体的生猛肯定刺激了她;而几乎与此同时,王二也偷看了海鹰抽屉里的月经带。所以诗人接下来描述二人的性爱也就水到渠成,而一个顽固的革命主义者在性欲的作用下其乌托邦思想也就在她把玩王二的生殖器过程中被边缘化了,因为就上天赋予一个女人的本性来说,原始的爱毕竟是最关于心的,我们读到海鹰对男性生殖器的神秘性的感慨,其语言表达方式仍然是王小波特有的幽默:

“那一瞬间像个楔子打进了记忆里把想象和真实连在一起了。后来她常常拿着他的把把(注:男性生殖器)看来看去,很惊讶世界上还会有这样的东西——瘫软时像个长茄子,硬起来像捣杵。它是这样难看,从正面看像一只没睁开的眼睛,从侧面看像只刚出生的耗子。”(王小波《革命时期的爱情》)

上帝在宇宙中创造了两个伟大的器官——一是大脑,二是生殖器,前者的伟大性在于宇宙有了自我反思的物质集合体,后者的伟大性在于这个反思宇宙历史的集合体能够不断地繁衍下去。这两个器官反映了上帝创造宇宙历史的本欲;我们说乌托邦主义是罪恶的世界观就在于它试图彻底地否定这两个本欲:通过杜绝新思想否定大脑的作用,通过把性欲发源的艺术命名为资产阶级属性杜绝人类的创造性。乌托邦主义的这种反上帝性(当然也就是反人类性)是与人类的道德哲学通过建立道德原则而将物欲与性欲约束在理性的范围内的意义绝然不同的。

在文化大革命运动的中后期似乎已经有了新创作的性爱文学,由于它们始终没有成书,似乎一直在传说中;而随着思想解放运动可以合法传播的便是流行音乐和世俗文学。现在我们若回顾八十年代初期的流行文艺,除去怀旧的亲切感而就艺术本身分析,其艺术价值是贫乏的,但无论是大陆的流行音乐还是港台而来的“靡靡之音”,其共同的特点便是对青年人原始情欲的撩拨。人性的觉醒不是首先从思想上否定“文革”的一系列蒙昧主义和法西斯主义,而是以天然的“蒙昧”——性欲——来反驳革命话语的霸权,——历史本身的深刻性往往超越正在进行的历史中人的理解力。应该承认那种专门以迫害人为快乐的卑鄙人性的确存在于某些人中,但这样的人毕竟很少;就人类大部分成员来说,生物进化都加予了他们心灵以善意,而且由于任何人都被上帝加予了父母与子女关系,他在对他母亲慈祥面容的观望和自己孩子天真眼神的打量中都自然地理解到上帝赋予人类的善性。而他自身的“阿几里斯脚踵”——性心理的存在使他不能以革命理想主义把自己修炼成一个“特殊材料制造”的“革命金刚”,无论他加入的组织的神圣性还是他对革命导师表达忠心的右手宣誓的坚决都不如上帝给予他的性本能更有作用。人性最基本的情感就是——爱与被爱,阶级把人划分为对立者在一个对人性有起码洞察力的人的观察中总是不能彻底相信的。所以我们看到随着原始之爱呼应世俗文艺所产生的社会作用,革命时代的中国社会的等级制——出身无产阶级的高贵和出身资产阶级的卑贱——以这样的形式被消解了:右派的女儿征服了革命家庭的成员,地主成分的青年赢得了贫农出身女子的爱。——这里不需要太多思想批判,不需要以符合人性的平等逻辑来指出乌托邦“科学真理”的所谓唯物主义阶级决定论的荒谬绝伦,因为青年们只不过是以自己的满足情感的方式使那种贴着“科学”标签的乌托邦蒙昧主义阶级论显得极端愚昧可笑。

“原始的爱”就这样把王二与海鹰这两个“对立阵营”的人绑在了一起——上帝无所不在也可以在这里得到理解。当然,性的作用并不是万能的,它的作用在于对乌托邦革命运动的反革命作用;但思想的建设不能靠性欲来完成,它至多是清理出一个理性的起点。而且乌托邦主义也不能完全靠原始的性欲来消除,在王小波的小说中,我们从海鹰身上仍能感受到她接受王二反革命思想的不彻底性。实际上乌托邦主义教育的确早已触及了她的灵魂并生了根,甚至在对性欲的表达上也还有乌托邦主义思想的影响,表现在她渴望受虐的变态心理。由于在革命主义文本中没有健康的性教育,她(海鹰)是在革命者遭受敌人毒打、强奸、辱骂而坚强不屈的革命话语中,从“强奸”领悟性意味的,在海鹰的话语中性交和强奸是一个词,这使她一开始就把性的意义与虐待联系在一起,誓死不屈的革命精神的强力灌输使她对世界和人自身的理解是病态的,她在少年时代就想象自己成为一个坚强的革命者——在敌人的酷刑和强奸中不动摇意志,所以当王二与她性交后她渴望被虐待。但王二尽管被乌托邦社会命名为“流氓”而其身心却是健康的,而海鹰所接受的革命主义教育使她具有某种法西斯主义的性征——施虐狂激发出来的受虐狂心理,她似乎只有以革命者的方式实现自己被毒打、被强奸、被辱骂才能得到身心的极大满足——性欲与革命的联系在她身上的确微妙地体现出来。我们由此看到诗人王小波深刻的洞察力——乌托邦主义和法西斯主义尽管发生过表面的冲突,但二者在本质上具有内在的一致性。

(三)未完成的自由主义思想家

柏拉图的理想国里没用诗人的位置,王小波不属于理想国,他是理想国的叛逆者。在西方语文中,诗人在古典的意义中固然代表一种高贵的、天才的品质,但在现实的意义中又与乞丐、妓女、流浪汉联系起来,诗人的意义因此很丰富。王小波告诉我们他的留学时代有过阅读维多利亚时代性爱小说的经历,在我看来一个饱受摧残的妓女往往在不经意的言谈中道出对人生的深刻领悟。王小波也有这种不经意的深刻,他的心灵没有像某些妓女那样在频繁的性交中麻木,他是少有的深刻的“妓女”,——他没有像大多数人那样在时代意识对青年人心灵的强暴中沉沦,这是王小波的不凡之处。他渴望自由地思想的思维乐趣,但时代却压抑他,使他的渴望更加强烈,也使他对那种以高尚的理想主义为名义的蒙昧主义对自己心灵的强奸充满憎恶,而更为难得的是他把这种憎恶的情感表达为语言犀利的思想文本。

乌托邦时代中国现代文学——在“文学”的最广义上——的状况是,有思想的人不能搞哲学,有文化的人不能从事写作,因为乌托邦主义有太多理由把枷锁戴在天才身上;若问中国近现代为什么不能产生思想大家,回答可以是一个反问句——思想大家能与一个扼杀天才的时代同流合污吗?既然只有平庸才能苟活,对死亡的恐惧就使平庸有了吸引力。一个德国汉学家说中国现代文学都是垃圾——其实这说法一点儿也不过分。在“文学”的狭义上,现代中国作家吸收了一些西方文学家的写作技巧,但文学绝不单是技巧,也不单是故事;曲折的故事情节能吸引一些读者的注意力,但仅此而已。

不过历史对蒙昧的否定终于使天才有了发言的可能,王小波的文字告诉中国读者——一个天才的文学家首先应该有敏锐的判断力,能对他的时代蒙昧主义的习以为常的观念给以反驳,而不是不自觉地运用那习以为常的观念。王小波受了他父兄逻辑学研究的影响,这使他对思维本身的反思超越他同时代那些愚昧无知的作家,这些作家以为文学应该讨好老百姓,这使一个时期的他们像油嘴滑舌的太监,唯唯诺诺地说是贴近生活和人民,眼角眉梢却揣测着权力者喜怒情态。而王小波不仅是少有几个特立独行的人,而且他是一个文理兼备的、有哲思的思想家,他不是像陈寅恪、钱钟书那样博学文史掌故而对数学物理学缺乏兴趣的文人。哲人与文人有相通处更有本质的不同处,把现代逻辑思维结合到宇宙论并进而思考人类生存问题是哲人沉思世界所禀赋的高贵素质,而不完全是学科取向的所谓全面性的专业选择意义,尽管宇宙历史和人类道德都不能还原为数理逻辑。从王小波引用过罗素的话——,世界可分为两件事:移动某些物体,令人移动某些物体,——使我们意识到他对世界的洞察力,能在浩如烟海的语句中发现这句话的深刻性,说明王小波认真思考了世界。而许多现代文人都不知道“世界”意味着什么,读上他们所写的两三行东西,无论他们多么有名,就可判断出他们尽管学了些语言技巧或教科书的知识甚至显得很博学,但由于先天性地缺乏悟性与哲思,其灵魂依旧狭隘,除了堆砌辞藻本领其见识并不在路边的修鞋匠之上。一个人能挣脱杂乱无章的文本的干扰,尤其挣脱时代的流俗意识,有自己的主见,仿佛是古希腊或中国先秦的哲人的灵魂复活在自己身上,给世界一个直入本质的观照,才配称得上诗人哲学家。

我们不仅能从王小波的小说中感受到对蒙昧主义进行批判的自由主义精神,在他的随笔中也见出一个自由主义思想家正在起步的迹象。王小波的思想不是研究生为了论文答辩而熬夜挤出来的规范文本的文字堆积,而是从他不算长的一生经历中领悟进而从心灵中流溢出来的“精液”。权力者总希望乌托邦运动的历史在中国人心灵中淡忘,否则他们认为就会殃及自己统治的合法性;但王小波却以独特的敏感抓住不放,他要检讨中国之一度成为疯人院的原因,他的矛头直接指向乌托邦主义的老家。我们通过他把日本人的军歌“跨过大海,尸浮海面;跨过高山,尸横遍野”与文化大革命的歌曲“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就是好,就是好来就是好,就是好”并列比较,看出他和我们有一个共同的鲜明见解——乌托邦主义并不比日本法西斯主义更少邪恶:

“这四个‘就是好’无疑根绝了讲任何道理的可能,因为狂信,人就不想讲理。我个人以为,无理可讲比尸横遍野更糟;况且,只要到了无理可讲的地步,肯定也要尸横遍野,‘文化大革命’死了多少人,还造成了全民知识水平的大倒退。”(王小波《知识分子的不幸》)“纳粹的千年帝国之说,肯定有一些德国人爱听;‘文革’里跑步进入共产主义之说,也迎合了一些人的急功近利。”(王小波《警惕狭隘民族主义的鼓惑宣传》)

王小波当然没有停滞于对乌托邦意识的指控,而是揭露乌托邦主义者以自封的道德制高点的身份对人类理性探索世界奥秘渴望的野蛮扼杀,革命教育的出发点就是压灭人们的好奇心,把思想统一到乌托邦思想的“科学真理”上去,用愚蠢约束聪明、以简单否定复杂、以群氓“启蒙”精英——这在王小波看来简直十恶不赦:

“一切价值判断中最坏的一种是:想的太多,太深奥、超越了某些人的理解程度是一种罪恶。”“愚蠢是一种极大的痛苦;降低人类的智能,乃是一种最大的罪孽。所以以愚蠢教人,那是善良人所犯下的罪孽。”“我认为低智、偏执、思想贫乏是最大的邪恶。”(《思维的乐趣》)

在乌托邦时代,军代表、革委会主任、政治思想工作者也都不是什么大人物,他们的日常生活和大家没有什么区别,甚至可以说他们大多数都是善良的人,但他们之相信自己之具有神通在于他们坚信——只要皈依了乌托邦主义的“科学”自己就具有了把知识分子置于被改造对象的高标地位,以他们的混沌的低智来限制智识者的复杂性思维——这使他们的“政治教育”显出十足的邪恶;他们用那从口号中学来的简单肤浅的乌托邦思想为真理标准把他们自己不能理解的东西命名为资产阶级或修正主义,进而消灭之。在他们愚蠢的脑袋想来,那些深奥难懂的思想既然他们听不懂,就肯定是谬误,而对待谬误就要像消灭病毒一样彻底消灭。他们的“政治教育”就是遵循这样一个原则——简单的头脑比复杂的头脑拥有更先进、愚昧比文明高尚、无知比智慧美好。不难看出,他们的革命主义就是与人类经过亿万年进化得来的理性原则——人类应鼓励文化和创造性思维——作对,乌托邦理论千言万语除了一句话“造反有理”外,就是论证——当笨蛋比爱智慧好,他们的蒙昧主义使“革命”达到了这个词的本意——革除社会中一切有生命力的东西。

“我有位老师,年轻时对现代语言学很有兴趣,常借些新的英文书刊来看。后来有人给他打了招呼说:你这样下去很危险,会滑到资产阶级的泥坑:我们的语言学要以一位前苏联伟人(注:斯大林)论语言学问题的小册子为神圣根基——而你现在正背离这个根基。我老师听了很害怕,后来就进了精神病院。他告诉我说,自己是装疯避祸,但我总觉得他是真的被吓疯了,因为他讲起这件事总带着一股胆战心惊的样子。这位老师后来贫困潦倒、提心吊胆,再后来虽然用不着提心吊胆,但大好年华已过。”(王小波《科学与邪道》)

我以为一个民族的悲剧莫过于此了!我们可以以王小波的这段话定义什么叫黑暗时代或罪恶时代——罪恶时代就是不允许青年们满足自己探索世界的兴趣而把他们中的天才人物逼进疯人院的时代。一个社会如果它的法律是禁止人们的求知欲,所有智力正常的人大概都不愿意自己诞生在这样的时代,问题是,这样一个反文明的罪恶时代为什么在中华民族的近代史中降临了?

自从苏俄的十月革命炮声给中国带来乌托邦主义“科学”,欧洲文明的“科学”与“民主”就逐渐丧失了正意,科学意义的被歪曲使中国人民对科学的理解走向巫术化。在官方意识形态叫嚣“人类有史以来最伟大的科学真理”的时代其实是中国蒙昧主义最猖獗的时代,从大跃进时期粮食、钢铁放出一个个震惊世界的“卫星”到八、九十年代国家宣传机器激烈反对“资产阶级自由化”同时“大气功师”风靡天下,鲜明地显示出乌托邦主义对科学的亵渎给予中国人的毒化使他们几乎丧失了对科学理性的真正理解。此时,诗人的声音就显得特别有力:

“我们现在见到的是一种远说说不上合理的信仰在公然强奸科学——一个弱智、邪恶、半人半兽的家伙,想要奸污智慧女神,它还流着口水,吐着粘液、口齿不清地说道‘我配得上她,她和我一样的笨!’——我想说的是:你搞错了。换个名字,到别处试试吧。”(王小波《生命科学与骗术》)

在中国学校课堂里黑板上方本来应该悬挂孔子像与亚里士多德像的地方却贴着五个道貌岸然的偶像,这五个“乌托邦主义教主”就对应着那个试图强奸智慧女神的半人半兽的家伙,可惜善良的中国人民由于没有及时认清那首恶分子多毛的海盗嘴脸的海盗逻辑的邪恶性,反听信他的门徒所谓“人类有史以来最伟大的科学”的叫嚣,致使自己在接受它的蒙昧主义蛊惑中给自己带来了历史性浩劫。中国最近二十多年走过的道路其实可以简化为王小波一篇文章的命意——中国人民终于认识到与乌托邦理论之群氓崇拜相对立的一个反题:爱智慧比当笨蛋好些。这个现在看来再简单不过的命题却是中国知识分子用自己比喜马拉雅山还高的尸体堆来论证的,这说明人们从罪恶的乌托邦理论中挣扎出来重新走向正常的理性状态是何等地艰难。

我们从王小波的行文不难发现他的天资的聪颖,但我又感觉十分惋惜——我不单是说他的早逝,而是说他因把自己的天才用在了“低级启蒙”的方面而耽搁了创造更高级的艺术或哲学作品的机缘。时代成就了王小波,也扼杀了王小波。——前句的意思是,如果他没有少年时代学业的荒废、目睹乌托邦运动的荒诞历史剧以及他的知青生涯,那么就难有文学家的王小波;后句的意思是,如果他生在一个理性的时代,接受罗素所接受的那样的全面教育,他的成就会更高——中国可能产生一个思想大师。比如“大跃进”这样的事件发生在中国,这种低级错误如果是戏剧舞台上的荒诞剧也是很有意思的,但在中国历史中出现,要让一个天才诗人花费精力揭露其内在的蒙昧性就双重地浪费了资源——浪费了中国的物质资源也浪费了王小波这样天才的大脑资源。当然这里历史的错误除了乌托邦观念的蒙昧性,还有历史的偶然性,毛泽东少年时代偏科,作文优秀,数学接近零分,他承认自己对综合平衡、经济按比例发展不懂,这样就不得不让中国人民的通过饿死四千万人生命去启蒙领袖懂得最基本的算术知识和冶金技术,其代价似乎是太大了。

为了纠正低级错误花费了诗人的天才和想象力,在他生命力最旺盛的时代就没有来得及理解更精微的东西。我们说诗人在成为思想家的道路上没有得到充分发展——即我所谓“未完成”,除了他的早逝,还有就是他的愤激影响了自己平和的判断力。王小波没有达到学者的渊博——并不是缺点,哲学家并非一定要渊博,太渊博甚至可能限制诗人的敏锐。哲学家的最高素质不是渊博,而是对世界有不枯竭的好奇心和想象力。我所谓“未完成”是说王小波作为天才诗人其天才因偏激的情绪而妨碍了把自己建筑为成熟的思想家——他还不够伟大。这是时代造成的,他激情地反对蒙昧主义,这使他无暇深思上帝与真理,他的思想还没有达到宗教与哲学。如果说他的小说为我们创造了风景怡人的园林,那么他的思想还没有成就巍峨的建筑——如在园林中央竣工一座宏伟的教堂。他是感性的诗人,而没有来得及把自己成就为成熟而理性的诗人哲学家。以歌德的的文学来比喻,《少年维特之烦恼》需要诗人的感性的敏锐,但《浮士德》则非有理性的想象力不可。

我们知道王小波经常引用罗素的一句话是:“须知参差多态,乃是幸福的本原”,他希望把这句话透露的多元主义消息传递给更多的人,与乌托邦主义的“统一思想”比较,这句在罗素随口一说的话的确有着非凡的意义,自由主义首先应该从承认多元主义开始,自由主义与乌托邦集权主义的区别也在这里,乌托邦主义认为只有自己是世界上唯一正确的真理,因此它认为应该消灭一切“非无产阶级思想”。而自由主义者为了捍卫自由主义就不得不把自己变为斗士——不承认乌托邦集权主义是多元中的一元而必须把它驱逐到多元主义之外。这与自由主义并不矛盾,自由主义如果认为否定自由思想的思想也是多元中的一元,就必然否定了它自身。

王小波作为自由主义思想家是“未完成”的,也不完全指他的随笔集里有许多篇章太随便和肤浅,主要是说他作为自由主义的斗士存在明显的没有划清战线的错误,这种错误在罗素那里已经有其端倪,或者说他的思想有被误解为划错战线的可能,而这种可能在王小波身上实现了。我们知道罗素有一本影响深远的哲学史著作《西方哲学史》——王小波是读过的,其中罗素列了一个很有意思的表:

  亚威=辨证唯物主义

  救世主=马克思

  选民=无产阶级

  教会=共产党

  耶酥再临=革命

  地狱=对资本家的处罚

  基督作王一千年=共产主义联邦[1][1]

乌托邦主义的确有“无神论宗教”的特征,这种特征发展到中国就是“文革”时代的个人崇拜,所以厌恶“文革”狂信的自由主义思想者也就容易从对这个表的直观中领悟这样的意思——乌托邦时代的个人崇拜就等同于基督教的上帝崇拜,于是他们就因反感“文革”个人崇拜而拒绝基督教的上帝崇拜。——这种理解是肤浅的。比喻地说,我们不能因为绿色和平组织与加勒比海盗有相似的组织和纲领建构形式而认为二者是一样的,而必须透过形式进而比较二者的组织与纲领的内容才能认识到二者善恶的本质区分。实际上不是“千年王国”而是“天国”、不是人间帝王而是超越的上帝——的理想与崇拜意义——才是正统的基督教精神。“天国”之与“千年王国”衍生的古典乌托邦及现代乌托邦之不同在于,前者通过激励人们对天国的向往而在现世行善,而后者鼓励种族灭绝与阶级灭绝在现实世界的髑髅堆上建立人间天堂,前者的无害有益与后者的有害无益之区别是以廿世纪的血腥历史的残酷性超越以往任何时代来显现的;而人间的帝王崇拜与上帝崇拜的区别是,前者在于服从限定个人自由的外在命令,而后者在于激发个人理性自由精神的内在自觉,帝王权杖的威慑与“我”内心对宇宙主宰的敬畏是决然不同的两种意义。我们不否认基督教中有可以供社会主义者解释的思想,否则“基督教社会主义”便不可能;但基督教和乌托邦主义之本质不同在于基督教在自身发展中逐渐克服了某些狭隘的东西,选民说逐渐为平等说取代,耶酥再临的期盼与乌托邦主义血腥的革命行动格格不入,地狱的设置是对人性的罪恶的惩罚而非对某个阶级的肉体消灭。当然我们并不否认人类思想发展的连续性,与基督教的“进化”的历史线索相平行,近代发生的乌托邦主义和法西斯主义思潮与原始基督教的选民说不无渊源关系,从这个意义上我们也可看出儒学优于基督教的地方。但必须认识到,历史的追溯不能用来否定现实的区分,廿世纪世界范围的乌托邦主义运动和法西斯主义运动本质上是与人类传统道德——基督教道德和儒家道德——对立的。

我们在王小波的文章中读到了他缺乏深思的思想——他把“小红书”(《毛主席语录》)与《论语》、《圣经》混为一谈,以“文革”时代的狂信与基督教历史中的狂信的相似性而忽视它们之间内容上的本质区别,因反感前者而拒绝后者——这表明他作为思想家还远没有成熟——缺乏缜密和精微,甚至可能因接受从鲁迅那里而来的尼采的非理性哲学或潜移默化的近代中国“唯物主义无神论”而影响了自己的理性,他似乎没有考虑到现代乌托邦主义的危害在于它的反传统性。一个与乌托邦主义势不两立的人如果不把自己的落脚点重新踏上传统,就只能在空中悬着,但那是难于持久的不稳定态。

“儒学没有凭借神的名义,更没有用天堂和地域来吓唬人。但他也编造了一个神话,就是假如你把它排除在外,任何人都无法统治,天下就不会乱作一团、社会秩序、伦理、道德都不会有。这个神话吓唬住了一代又一代的中国人,直到现在还有相信。”(王小波《文化之争》)

这个神话是编造的还是现实发生的,王小波没有从另一个角度反问,难道把儒学排除在外的“文革”不是已经使中国社会乱作一团、道德沦丧了吗?“文革”的灾难能够发生在一个尊重儒家道德传统的社会中吗?我们说“文革”之所以还没有使中国灭亡,就因为中国人骨子里还有传统儒家的道德存在;如果按照乌托邦“科学理论”的“科学性”严格要求而坚决彻底地消除传统道德并进行阶级灭绝——让阶级论完全取代人伦道德——将是什么状况?肯定比实际发生的更糟。我们知道“文革”中家庭反目、朋友告密的罪恶都是以“革命道德”高于传统道德的“高尚”心理作用下进行的,但这种情况之没有持续开来且逐渐被厌弃,是由于灵魂深处传统人伦道德的作用。人们尽管口头上坚决拥护阶级论,而实际上在贯彻时大打折扣而后来就全不当真了,这种对极端主义的天性使然的反动即“马虎不认真”才使得人的世界没有变成非人的狼世界,须知由于人不是“科学乌托邦”理论中“必然律”的傀儡,人就很难被彻底改造成严格遵守阶级论“科学”限定下完全执行自己本阶级属性的恶棍或机器人或木偶。孩子们爱他们的父母胜过尊重领袖与党派组织,出卖朋友的行为也逐渐遭受谴责和出卖者自我良心的折磨,从天真地坚决拥护到虚以应付——这个过程其实就是王小波在自己小说中描述的——人的人性战胜法西斯的非人性的过程。贺教授的儿子之在夜晚悼念他的亡父实际上是儒家道德作用于他;你说不是儒家道德的作用,只要是人都会这样做,——这样说是没有根据的,如果在严格意义上把我们思维中的全部传统道德剔除,我们就可能退化为食人族。王小波直接表达的思想有与自己小说里蕴涵的内容相游离的情况。

“儒学是一种哲学,但是圣人说那些话都是断语,既没有什么证据,也没有什么逻辑。假如不把魔力估计在内,很难相信大家坚信不移。”(王小波《文化之争》)

从这段话来看,王小波没有理解——宇宙中的物理学的逻辑并不能贯彻到存在论中的道德哲学中,伦理学家即使在他的文本中运用形式逻辑,那文本所根据的基础判断也是断语。我们并不能逻辑地证明法西斯主义的种族灭绝和乌托邦主义的阶级灭绝是错误的,我们只能从传统道德(基督教、儒家、佛教等)的断语“杀人有罪”中认定它们的灭绝主义是罪恶的。“错误”是知识判断;而“罪恶”是价值判断。这两种判断之意义的不同反映着逻辑与信仰的不可通约性,即人类理性在三个向度(知识、道德、审美)的分殊性。为什么杀人有罪而杀猪无罪——这在逻辑上是无法证明,但我们必须坚信——杀人有罪,这是上帝(上天)启示予我们的真理,所有人间的其他真理必须从这个真理出发,而不能以任何方式来证明这个最基本的真理。以王小波的悟性,这个道理并不难于理解,但与他争论并激发他新思想的机会却已经远去了。

如果他能继续他的人生,可能更加成熟。如中国古代书法家所领悟的——书法的高境界是经历从平正到险绝、复从险绝归于平正的发展,然王小波的人生境界没有来得及从险绝复归平正。比如王小波很欣赏海明威的小说《老人与海》,在我看来海明威小说尽管不失为在某些险恶情境中可参考的励志文本,但无论比孔子的“乘桴浮于海”还是比庄子北溟鱼的“逍遥游”境界都差得太远了——一个倔强固执的西方老头是不能与一个心存天人之思的东方智者相比的,好比那些西方冒险家从瀑布上漂流而下随后宣布自己“征服”了该瀑布的肤浅心理不可与中国古代隐士隐居山林把自己消融在自然中的境界的高标同日而语,好比西方素描的线的挺拔坚硬没有达到中国书法线条的“百炼钢化为绕指柔”一样。

王小波沉浸在性的生猛对乌托邦集权主义的否定意义固然有其不可磨灭的历史意义,但要进一步发展则不得不上升到宋学的天理人欲之辩,因为“原始的爱”是把双刃剑,能激发活力,也能消弭意志,“原始的爱”与“至上的智慧”投影到世界——人性中的兽性与理性如何适当地平衡发扬来激发文明——是人类文明史中永远要面对的问题,上帝启发中国哲人孔子所阐发的“中庸之道”是具有宇宙历史理性的永恒意义的。王小波似乎对儒家(以及道释)的最高境界还没有能够领悟;他对自己崇尚的墨家也尚未完全消化。比如中国的阴阳、八卦、五行说当然不是实证科学的物理学、数学、化学,但它们作为理性形而上学的价值并不是自然科学能够替代的,宇宙历史中生长出人这种精神存在者——这个历史过程是不能完全以逻辑科学解释的,这是由于宇宙中除了被上帝赋予的逻辑必然外还被赋予了另一种更伟大的理念——自由,而精神自由决非逻辑所能进入,而非逻辑的中国古典形而上学关于天人关系的伟大领悟的确有西方科学与形而上学没有达到的地方。——可惜诗人王小波对此缺乏深思。

  不过王小波的嘎然而止也许使他的后半生写作更少芜杂;当然也可能正好相反。尽管对诗人来说早死并非一定是不幸,但我们还是觉得太可惜,一个天才诗人向自由思想家转化本可以到达更高的境界。王小波在生前最后一天写给友人的信中说:“自从我辈成人以来,所见到的一切全是颠倒着的。在一个喧嚣的话语圈下面,始终有个沉默的大多数。既然精神原子弹在一颗一颗地爆炸着,哪里有我们说话的份?但我辈开始说话,以前说过的一切和我们都无关系——总而言之,是个一刀两断的意思。千里之行始于足下,中国要有自由派,就从我辈开始。”当他宣告与乌托邦时代话语彻底决裂时,预示着他理解的自由主义将以崭新的文本开始,但是,他的心脏却以停止跳动的形式结束了这个开始。我们对他不幸的感叹中就是对那可能诞生于天才之手的宏篇巨制的已经不可能了的惋惜。

本文写到结尾,随手打开王小波的文集,发现他的诗句到处都有,只是没有排列成行,我把他《卖唱的人们》拣几句抄在下面,看他的诗句多么动人:

  我在北京见到的盲人都很脏,

  歌唱的也过于悲惨;

  凡是他们唱过的歌,

  我都再不想听到。

  当时满街都是这样的盲人,

  就我一个明眼人,

  我觉得这景象有点过分。

  我见过各种各样的卖唱者,

  就数那天早上看到的最让人伤心。

如果王小波以这样的韵律写完他的地狱篇,该是何等地壮丽啊;真希望有人把它们谱成乐曲,让世界回响这满含寓意的诗音。今年是王小波去世十周年,我写这篇文章纪念他,就是希望他开辟的思想道路有更多的后继者。

按:由于众所周知的原因,本文在纸媒体(《书屋》杂志)发表时编辑作了必要的删改而使一些段落语焉不详,现在本文在“天益”网站发布,请读者以此稿为准。

(注:本文关于王小波小说与随笔的引文均来自云南人民出版社出版的《王小波全集》,2007年版)

[1] 伯兰特·罗素《西方哲学史》,商务印书馆,2006年版,230页。

来源:爱思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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