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8年圣诞夜,匈牙利主教敏泽迪被苏联秘密警察逮捕,五周后,意志坚强的主教在法庭上眼神呆滞,摇摇晃晃,语气机械单调,词句间常有长达10秒钟的停顿,行为失常。他供认自己策划了匈牙利皇冠珠宝盗窃案,作案动机是加冕奥托为东欧帝国皇帝。敏泽迪还供认他计划推翻共产主义政府。

1936——1938年,在苏联大清洗时上演的“莫斯科审判秀”中,很多坚定的革命者一上庭就说自己十恶不赦,根本不配做辩护。他们有讲述自己企图谋杀斯大林的,有称自己为苏联“嗜血成性的敌人”的,有痛骂自己是“国家的渣滓”的。被告们不仅请求被判刑,而且还要求接受最严厉的刑罚。当然,在感谢检察官对他们处以极刑后,他们都被枪决了。

更加离奇是朝鲜战场上被俘的一名英国二等兵,他说,在他被俘的那场战斗中,中国军队是如此关心敌人们的安危,他们只朝着敌军头顶上空射击,生怕射伤他们。整个朝鲜战争期间,不断有联军战俘宣称反对资本主义、拥护共产主义。

没有任何证据支持他们的供词,他们突然就失常或者彻底转变了。在这些被审判者身上,到底发生了什么呢?《洗脑术—思想控制的荒唐史》的作者英国人多米尼克.斯垂特菲尔德在书中问道,他们被洗脑了吗?如果是,那么,洗脑是可能的吗?英美的情报部门也在问同样的问题,他们怀疑东方敌对阵营可能掌握了某些“洗脑术”并在随后的岁月里,几近疯狂地试图找到答案。

这其中最疯狂的,要算美国中央情报局为训练美军应对被俘而研究审讯手段的项目,代号为“心灵控制计划”(MKULTRA),前后进行了约40年,尝试过用药物、恐怖虐待、催眠、电击、梦中治疗、感官隔离、潜意识、宗教控制等手法,以便找到思想控制和洗脑方法。

洗脑术的第一种是借助药物。试验人员要找一种“吐实药”。也就是说,吃了这种药,就会自动说实话。要说这种方法,和其理论基础,和著名的现在仍然真假难辩的被世人广泛误传的西格蒙德.弗洛伊德的精神分析法,即用“精神宣泄”来治疗心理创伤有关。医生给病人注射了巴比妥酸盐,病人无一例外地都会放松下来,并乐于跟医生分享任何秘密。除巴比妥酸盐外,安非他明和大麻,也能达到让人松驰下来,并产生难以克制的表达冲动。然而,一旦试验对象进入半睡半醒的“懵懂状态”,他们就无法分别出哪些是自己的幻想,哪些是自己真实的经历了。也就是说,病人在麻醉状态中吐露的秘密,可能是真的,也可能是假的,还可能半真半假的。试验证明,没有一种“吐实药”比古老的酒精更加有效。寻找“吐实药”的工作,“除了成功地失败了,我们没有做成任何事。”第二种药物是致幻剂,研究人员主要试验了麦角酰二乙胺(LSD)和一种墨西哥毒蘑菇以及毒品。它们能帮使用者打破意识障碍,更加清楚地看见脑海里的画面。更奇特的是,它们能让受用者产生强烈的幻觉。但是,与其说致幻剂是“吐实药”,不如说是“反吐实药”,服用这些致幻剂的人“思维矛盾,语无伦次,完全失去控制”。

洗脑术的第二种方法,其实是一种古老的方法,那就是恐怖虐待。我们比较熟悉的说法是刑讯逼供。常用的手法,我国的某一类职业从业人员,是非常不陌生和老道的。多米尼克.斯垂特菲尔德在《洗脑术》第四章中,以“黑暗中的故事”为标题,大约介绍了一下,比如半夜抓捕、隔离、靠墙罚站、剥夺睡眠、罩头套、白色噪音、强光照射、扰乱受审者的时间感、对受审者喜怒无常等等,这些情况的任意一种,只要时间足够长,就可以引发大脑功能紊乱,瓦解任何人的大脑功能。当然,在人权相对有保障的国家,这些都是学者所做的试验。学者们真是求知欲非常强烈,也非常纯粹,不象牢头狱霸们,知道怎么折磨犯人,却不知道原理。而学者们主要想通过试验观察现象,分析学理,以搞清楚大脑和意志等等玩意的一些本来面目。恐怖虐待里最值得一提的,有两种。一种是“魔法屋”,“这种房屋内的物体形状都是不规则的,以使犯人丧失正常的方位感和空间感。房间里的灯不停地转动,在墙上投射出旋转的图像。家俱、摆设都是半透明的,床倾斜的角度让人难以入眠。房间内装有隐藏的扬声器,播放各种奇怪的声音,当鲁夫听着音乐上床睡觉,就可能被惨叫声惊醒。用餐时间也经常变动,有时候两次送餐只间隔5分钟,扰乱鲁夫的时间感。他也常被下药,赤身裸体睡觉,醒来却发现自己穿戴整齐。又或者穿着衣服入睡,一丝不挂地醒来。还有一次,医生摇醒他,质问他为什么企图自杀。当然了,鲁夫的脖子又酸又痛还有淤青,就像他真的上过吊一样。”(《洗脑术》P016)另一种比较好玩的试验,是“感官剥夺”。最初级的是单独关闭在隔离房间。次一级的是剥夺大脑对信息的获取,方法是将人关在隔离房间里,将他的眼睛蒙上,身上穿戴整齐,手脚也包裹起来以隔断触觉,耳朵被封闭。经过几天,大脑没有信息,就不能正常运转了。还有试验者不停地向受试者播放某一种宣传信息,受试者很快就接受了这些信息的内容。最极端的感官剥夺试验是“设计了一种水箱,注满和人体温度相同的热水,让受试者戴着面罩和氧气装置潜入水中。现在,除了受试者的呼吸声,听不到任何声音,也没有其他感觉。试验表明,高强度的感官剥夺能致使“精神完全崩溃”,并可能引起永久性的大脑损伤。深度审讯和酷刑,在有人权保障的国家,基本被禁止使用。

第三种洗脑术,应该是催眠了。催眠起初被认为是一种迷信。18世纪德国某医生用催眠疗法治病。19世纪60年代,催眠成为马戏团和露天剧场的保留节目。1949年主教敏泽迪的认罪再次让各种怀疑甚嚣尘上,他被催眠了,也是一种说法。被催眠了的人,有点象中国人所说的梦游状态。行动不受影响,但醒后就忘记了。据说催眠师只需要一个暗号或者眼神,就能将某对象催眠。催眠师还能对被催眠者建立“锁闭机制”,使对象不被另一催眠师催眠或者唤醒。但催眠师真能控制被催眠对象的行为吗?看来答案是否定的。“大量的学术研究表明,被催眠的人通常都会很容易接受暗示:这就是什么这些手段看似有效的原因。”多米尼克在书中写道。

第四种洗脑术,是所谓的潜意识投射。有那么一个骗子叫维克利,声称他在某电影院做了试验,在电影放映过程中,不间断地以1/1000秒的速率向屏幕上投射“吃爆米花吧”和“喝可乐吧”的图象提示,结果,16周内该影院中爆米花和可乐的销量,大大地提高了。他将这种方法叫潜意识投射。也就是将信息以高频率向人展示提醒,人的眼睛耳朵虽然捕捉不到,但这种信息会绕过人的意识,被人的潜意识捕捉到,并最终促使人做出某种行为。它的可怕之处在于,因为意识不到它,人们以为,这是他自己本来的内在需求,是自己的意志决定,是个人的自我。这种潜意识投射法自从被“发现”以后,许多商家在广告中都采用了这一手法。有些政治灌输,据说也在搞潜意识投射。但是,之所以说,发明者是个骗子,因为后来,它的理论虽然看上去很完美,有人发现这一方法并不起作用。重复那个发明者的试验,也没有得出爆米花和可乐销量上升的结论。再一调查那个试验者最初的实验,电影院一方说,根本没有人在他们电影院做过类似的实验。

电击和梦中治疗,应该算是惨无人道的第五种洗脑术了。医生将精神或者心理病人当作试验品,进行了几乎可以说是没有人性的治疗试验。电击开始被用来治疗抑郁症,电击人脑后病人情况通常会有显著好转,但往往伴随着副作用失忆。另一个医生意识到,如果电击能清除记忆,那它就能清除那些反复出现的、不健康的精神活动。他想根除记忆系统中病态的行为模式,对大脑进行新的编码。为了清除病态模式,医生对病人进行了一遍一遍的电击,有时候一天达到60次之多。那如何才能写入新的编码呢?那就是在睡梦中反复播放。经过一段时间的努力,雄心勃勃而且不把病人当人的医生写道“心结无需打开,抑郁无需发泄,经历无需再现,性格的重构就能实现。”电击和梦中治疗,往往还伴随着对病人的感官剥夺,向病人注射药物让病人长期沉睡在隔离的黑屋子里。这种方法因其惨无人道后来被病人及家属揭露,而变得臭名昭著。洗脑以失败告终,“一名病人反复聆听同一讯息已不下50万次了,但当卡梅隆(医生)提问时,思维混乱的病人却什么都记不起来”。“心灵控制计划”负责人承认,“我们从卡梅隆的研究中一无所获”。

多米尼克.斯垂特菲尔德在书中所谈到的最后一种洗脑术,与宗教有关,可以称作宗教灌输。而从宗教控制中被解救出来,叫“思想解毒”。有一些新宗教流派,采用初接触时极度关爱(爱的轰炸),组织学习班时把时间塞得满满的,不让学员单独行动和交流,把注意力集中到重复的且毫无意义的活动上(减少思考,环境控制),彼此加上称呼和导入语言(话语系统),向学员提供一种新鲜而独特的生活方式,灌输一种理想化的远景目标和生命的意义就在于此的说词(人生如此才有意义),最后再用地狱等来恐吓。一段时间后,新入教者就晕晕乎乎,成了狂热信徒了。中国的传销控制,似乎就是用的这一招。“狂热的恐怖主义分子使用了很多与邪教组织相同的思想控制手段,其中包括隔离、催眠、睡眠剥夺、饮食操纵和灌输恐惧”。回忆起自己70年代在统一教的经历,哈桑承认,“我被训练得对上级绝对服从,愿意为他们去死甚至去杀人”。(P323)“我不能和凯瑟琳坐下来聊天,因为他所说的都是莫尼(统一教教众)的意识形态—-可是她把那当做她自己的个性……她坐下来,莫尼的废话从她嘴里冒出来,而她还期待说这些能得到尊重,就像那是她自己的思想似的。我不能,不会也不想这么做。太痛苦了,太可怕了,这让我心碎。”(P326),曾经被骗入统一教,后来成了反统一教的福特.格林说如此说道。格林还成为对狂热分子进行“思想解毒”的人员。“思想解毒”,也就是把宗教狂热分子从那种意识形态中解放出来,据一本名为《思想解毒:信仰的建设性毁灭》小册子建议,方法主要有食物中断、去除睡眠、肢体纠正、通过裸露身体刺激起耻辱感、语言压力以及促使对象自愿地对宗教领袖的照片、教义和其他圣物便溺以破坏圣物。宗教控制和思想解毒都有成功和失败的例子,个体性差异极大。比如前面提到的统一教曾经诱惑福特.格林和凯瑟琳兄妹入教,对凯瑟琳的控制成功了,对格林的控制失败了。而格林转而开始解救被骗的教众,他成功地对许多人进行了“思想解毒”,但在他妹妹身上,解毒却失败了。凯瑟琳终身留在了统一教内,成为一名狂热分子。

可以看到,上述六种洗脑术,除恐怖虐待和宗教控制可能能改变一个人的意识形态外,其余四种,都不成功。中情局的“心灵控制计划”也在进行了39年后,终止了。“洗脑”不是那么容易的。行为心里学认为人是塑造出来的,不是天生的。这真的是对的吗?而且问题的关键是,即便你“塑造”了某种“意识形态”给一个人,人总是能通过一定的方式思考,总是能发现恶的“意识形态”之恶,而趋向真和善良。也就是说,人好象天生被内置了一种“良知良能”,即便在思想控制如朝鲜这样的国家,这种“良知”也能让人突破封锁,趋向某种“真”。

“先入为主”似乎是人大脑的一个机制。所以,第一次“写入”的信息,占位以后,就非常牢固,要想清除它,或者“改写”它,就非常难。第一次“写入”的信息,具有永久性。所以,第一次“写入”什么就非常重要。这是问题的一个方面。另一个方面是,人也很容易改变看法,特别是在“真相”面前,这似乎也是大脑的一个学习和纠错机制。应该这样说吧,人是非常复杂的,人的大脑是非常复杂的,人的意识和知识形成,也是非常复杂的。也许现在人类,还不知道它的全部情况。所有认识论、本体论、心理学、哲学、生理学、精神病学,对人的研究,也许还远远没达到能够“洗脑”的阶段。

那么,“洗脑”一词是如何流行起来的呢?也许,它是东西方冷战的结果,只是一个标签罢了。“被洗脑”是万灵的说法,可以安在任何做出反常举动的人身上。“洗脑说”省去了一切涉及研究、分析和思考的复杂解释,它把原本复杂的问题简单化了。正是这一点让我们感觉良好。这就象我们经常骂别人脑子进水、脑残、傻逼一样,简单而省事。洗脑妄想症拥有可怕的传染性,所以它才如此广为流传。

我喜欢福柯,所以,本文最后,再引用一下福柯的说法。福柯说,知识来源于权力。那么,知识可能就不具有独立性。相对性也许是知识的一个特色。而被这种知识构建出来的人,最好的办法,就是允许别人和你不一样。

来源: 一五一十部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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